【考古詞條】新石器時代 · 河姆渡文化

　　中國長江下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因在浙江省餘姚縣的河姆渡遺址首先發現，故於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灣南岸的寧(波)紹(興)平原，並越海東達舟山島。據並經校正，年代約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與確立，擴大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領域，說明在長江流域同樣存在著燦爛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黑陶豬紋缽

　　該文化目前唯一經過較大規模發掘的是河姆渡遺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主持，進行了兩期發掘。1982年國務院公布為。此外，在浙江鄞縣辰蛟，寧波八字橋，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發現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遺存。

▲陶罐

　　文化特徵 陶器主要是夾炭黑陶和夾砂紅陶、紅灰陶。除素麵陶外，盛行在釜類腹底交錯拍印繩紋，陶器的寬邊口沿上常刻劃平行條紋、波浪、圓圈、葉形、谷穗狀等幾何圖樣，偶見白地深褐色紋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帶把缽、寬沿淺盤、垂囊式、支腳等。與支腳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終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產工具豐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數量遠超過石、木、陶質各種工具的總和，就目前所知，為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所獨有。木器較精巧多樣。梯形不對稱刃石斧、拱背厚體石錛、骨耜、斜鋌骨鏃、管狀骨針、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構件及的，顯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點。

▲陶釜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遺址的第4、3層和第2、1層,分別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兩期。①早期：約前5000～前4000年。陶系簡單，夾炭黑陶占絕對優勢。除磨平素麵外，繩紋較多，刻劃的幾何圖案花紋和動植物圖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斂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頸部雙耳大口罐、寬沿淺盤、斜腹盆、環形單把缽、大圈足豆、盆形甑、塊狀體支腳等。石器種類少，一般磨製不精，斧、錛較厚碩，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見穿孔者。②晚期：約前4000～前3300年。夾砂紅陶、紅灰陶數量最多。前段的泥質紅陶外壁紅內壁黑，常施紅陶衣;後段的泥質紅陶表裡色澤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繩紋,出現鏤孔紋飾。新出現鼎、落地式把兩足異形鬶、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還有敞口雞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鏤孔豆、空腹傾斜體支腳。石器多通體磨光，出現了扁平長條石錛，穿孔石斧、長方形雙孔石刀和石紡輪。

▲黑陶豆

　　農業和家畜飼養河姆渡第 4層較大面積範圍內，普遍發現稻穀遺存，有的地方稻穀、稻殼、莖葉等交互混雜,形成 0.2～0.5米厚的堆積層,最厚處超過1米。稻類遺存數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史上罕見的。經鑒定，主要屬於栽培稻秈亞種晚稻型水稻。它與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稻穀，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國最早的兩例稻穀實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這對於探討中國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農業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義。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農具有骨耜，僅河姆渡一處就出土上百件。採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製成，肩臼處一般穿鑿橫銎，骨質較薄者則無銎而將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豎槽並在其兩側各鑿一孔。還發現了安裝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內,橫銎里穿繞多圈藤條以縛緊，頂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還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雙孔石刀和長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龜形陶盉

　　家畜主要有豬、狗。破碎的豬骨和牙齒到處可見，並發現體態肥胖的陶豬和方口陶缽上刻的豬紋。有一件陶盆上刻劃著稻穗豬紋圖像，大體是家畜飼養依附於農業的一種反映。此外，還出土較多的水牛骨頭，可能牛也已被馴養。

▲陶豬

　　漁獵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動物遺骨，計有哺乳類、鳥類、爬行類、魚類和軟體動物共40多種。絕大多數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麂、獐等鹿科動物，僅鹿角即有 400多件。鳥、魚、龜、鱉遺骨數量也不少。還發現有極少的亞洲象、蘇門犀、紅面猴等溫熱地帶動物的遺骸。骨鏃達千餘件之多，以鋌部不對稱的長鋒或短鋒斜鋌鏃較富特色，另有窄長鋒柳葉形鏃、鈍尖或銳尖的錐形帶鋌鏃等形制。未見網墜之類漁具，而存在大量魚骨，有些骨鏃當兼用於射魚。其他漁獵工具還有木矛、骨魚鏢等。柄葉連體木槳的發現，說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於交通外，可能也在漁撈活動中乘用。利用禽類骨管雕孔製成的骨哨，既是一種樂器，狩獵時也可吹音用以誘捕動物。

▲象牙匕

　　原始手工業 陶器以夾炭黑陶最富特點。尤其在早期，無論炊器和飲食容器,都屬這種陶質。胎泥純凈,含鐵量僅為1.5%左右。以大量的稻殼及稻的莖、葉碎末為羼和料。工藝技術上比較原始，器物均為手制，不甚規整;據測試，燒成溫度為800～900℃，在缺氧的還原焰中燒制而成。胎質比較粗厚疏鬆，重量較輕，吸水性強。晚期階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經慢輪修整。出現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較複雜的器形，有的陶器燒成溫度提高到1000℃左右。

▲陶紡輪

　　關於編結紡織，在河姆渡發現有蘆葦席殘片，採用二經二緯的編織法。質輕的木紡輪，連同大小輕重不一的陶、石紡輪。可供抽紗捻線之用。還發現了據認為可能屬於原始腰機部件的木質打緯刀、梳理經紗的長條木齒狀器、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軸等。

▲骨耜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製作比較發達，有耜、鏃、魚鏢、哨、錐、針、管狀針、匕、有柄匕、梭形器、鋸形器、鑿、匙等各種器物，廣泛使用於生產和生活領域。有笄、管、墜、珠等裝飾品。還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種)、靴形器等暫不明用途的器物。磨製普遍精細，少數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圖案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堪稱精美的實用工藝品。另有20餘件象牙製品，其中刻有雙鳥朝陽圖像的蝶形器、鳳鳥形匕狀器、雕刻編織紋和似蠶紋的小盅等，顯示了當時的精湛技藝。

▲雙鳥朝陽蝶形器

　　木作工藝十分突出。除木耜、 小鏟、杵、 矛、槳、槌、紡輪、木刀等工具外，還發現了不少安裝骨耜、石斧、石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樹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頭下部砍削出榫狀的捆紮面，石斧當是捆綁在左側，石錛則捆紮在前側。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許多建築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明使用了燕尾榫、帶銷釘孔的榫和企口板，標誌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層出土一件瓜棱狀斂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層的硃紅色塗料，剝落較甚，微顯光澤，經鑒定是生漆，這是中國迄今最早的漆器。

▲干欄式建築遺存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種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的干欄式建築。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現了與這種建築遺迹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第4層的一座干欄式長屋,樁木和相緊靠的長圓木殘存220餘根,較規則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東南走向。現存最長一行樁木長23米，由西南到東北的第 1、2、3行之間的距離大體相等，合計寬約7米，推知室內面積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間距1.3米,這是設在面向東北一邊的前廊過道。建築遺迹範圍內，出土有蘆席殘片，許多陶片以及人們食後丟棄的大量植物皮殼、動物碎骨等。這座大型干欄式建築當屬公共住宅，室內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間。干欄式建築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發現的為最早。除干欄式建築外，早期稍後，還出現一種立柱式地面建築，在柱洞底部墊放木板作為基礎，有的則是填塞紅燒土塊、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實加固形成臼狀柱礎，中間立木柱。

▲水井遺存

　　在河姆渡遺址第2層發現一眼木構淺水井遺迹。這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迹，也是迄今發現的採用豎井支護結構的最古老遺存。水井位於一處淺圓坑內，井口方形,邊長約2米，井深約1.35米。井內緊靠四壁栽立幾十根排樁，內側用一個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頂，以防傾倒。排樁上端平放長圓木，構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圍是一圈直徑約6米呈圓形分布的28根柵欄樁,另在井內發現有平面略呈輻射狀的小長圓木和葦席殘片等，可見井上還當蓋有井亭。

▲墓葬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層的居住區,發現以陶釜、陶罐為葬具的嬰兒瓮棺葬2座。第1至3層有20多座墓,均不見墓坑和葬具,僅有1座以木板墊底。成人和嬰兒多為單人葬。有3座是兩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兩個兒童。第2和3層內的墓流行單人側身屈肢葬,個別的是俯身葬,頭向東或東北,大多數無隨葬品。第1層內的墓流行單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個別仰身屈肢葬，頭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隨葬品但並不豐富，最多的兩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見生產工具。總的看，不同時期的葬式、頭向和隨葬品是有所變化的。

　　居民種屬 見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體制特徵。

　　與其他文化的關係 以河姆渡遺址第 4層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遺存,與以羅家角遺址第4層為代表的馬家浜文化羅家角類型，年代相當，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盤盆類和弧斂口雙耳缽等形制接近，表明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繫。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後階段，分別與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文化(見大體同時。馬家浜類型發達的素麵腰沿釜(或稱寬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階段偶有所見,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數量雖少但富有特徵的垂囊式，在馬家浜類型中也有個別發現。河姆渡文化晚期後一階段，長條石錛、突棱鏤孔豆、花瓣形圈足、鑿形鼎足等，均與崧澤文化的風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的強烈影響。也有人認為，河姆渡遺址第4層、第3層是新發現的河姆渡文化，第2層、第1層則應分屬於馬家浜文化馬家浜類型和崧澤類型(或單獨命名為崧澤文化)，並進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發展為馬家浜文化的意見。

▲玉斧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銜接關係及發展去向，有待於在發現更多的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深入分析;對其晚期遺存的性質和歸屬，需再作進一步的研討。

　　參考書目

　　浙江省文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1期。

　　牟永抗：試論河姆渡文化，《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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