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倫理學審美化到倫理化美學

論點精粹：

*面對消費時代的審美現象，知識論美學的闡述方式是：「時裝、選美進入了我們的生活」；而價值論美學的提問方式則是：「穿什麼衣服好」（我們該穿獸皮嗎？），以及「選美該以什麼為標準」（人造美女值得欣賞嗎？）。這樣，美學才能真正發揮它本有的對於人生的救贖與提升功能，而不是一味地去解釋現實甚至是獻媚於現實。

*只有建立在服務於人生、為人生帶來真正快樂與幸福的基礎上，美學才能凸現出它的存在價值。而這種價值化的美學，為人生而在的美學，也才能真正反思時弊，救贖人生於感官沉淪，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為我們守候通往彼岸的渡口。

*西方倫理學審美化走向崇尚感性慾望、拋棄實踐理性的尼采之路，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在一個個人與自我泛濫的世界中，不能缺少實踐理性的支撐，放逐彼岸追求的結果，將是一種災難性的沉淪。

當下美學研究遇到的困境毋庸諱言。一方面是對美本質的探討正遇到諸多質疑，分析美學認為，凡現實中無對應物的圖像都是虛假無意義的圖像，而美在現實世界沒有對應物，因此美的本質是一個虛假的命題，在當代，種種追尋美本質的努力都有唯「本質主義」的嫌疑；另一方面，當美學研究從本質主義的窠臼中掙脫以後，卻落入了塵俗的燈紅酒綠中，各種消費主義時尚打著「日常生活審美化」的旗號，搖身一變走上美學研究的前台。一時間，世俗人情、生活享受、選美比賽、廣告包裝……成了部分學者津津樂道的話題，而曾經的「至善」價值，比如超越性、人文關懷、崇高等等，在他們眼裡則成了可疑的深度幻象。面對這種本質不可追問而意義又走向淺俗化的現狀，我們有必要探尋一條可行的、能解決當下問題的新的美學路徑。本質主義美學被懸置以後，美學研究除了走向「日常化」，是否可以為美找到重回彼岸之路？美的最終目的是至善，那麼在當代，一種有別於傳統知識論美學的倫理化、價值論美學是否可能？基於這些問題，本文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嘗試，我們希望闡明，當前西方倫理學研究日趨審美化，而這恰恰是倫理學與美學可以彼此結合的明證，在當代，構建一種能解決時弊的倫理化美學——「人生論美學」是亟需的，也是可能的。

一、西方現代倫理學審美化的啟示

西方倫理學的總體走勢，是從傳統以理智為根基的知識論倫理學，向現代以情感為根基的審美化倫理學轉變。在傳統時期，學者們努力構建一種基於理性的宇宙秩序，並試圖創立一套智性倫理規範。柏拉圖就曾為人類設計過一幅金字塔式的由上而下的生活圖景，到了亞里士多德，他的德目表中，處於核心地位的仍然是隸屬於理智德性的「明智」，他說：「在倫理方面，……沒有明智主要德性就不能生成，正因為如此，有人就認為全部德性都是明智。」⁽¹⁾明智的行為，是理性思考的結果，因而也就是合乎「中道」的、正確的行為。之後的康德，更試圖用不變的理性原則來規範人們的倫理實踐，他提出兩條先驗法則：第一，「這樣行動：你意志的準則始終能夠同時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則。」^(2)(p31)第二，意志自律，「意志自律是一切道德法則以及合乎這些法則的職責的獨一無二的原則。」^(2)(p34)

然而到了現代時期，這種建立在理性、義務、公共規則基礎上的知識論倫理學開始受到挑戰。隨著社會發展，擺脫了身份、等級和出身等傳統制約的現代自我開始出現，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選擇他所喜歡的生活方式，客觀的、非個人的道德標準逐漸瓦解，個人情感在道德行為中的比重日益增強，情感化或者說審美化的倫理風潮漸顯。

在現代倫理學由理性化往情感化、或者說由知識化往審美化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兩個不同路向，其代表人物是尼采和柏格森。由於情感有利己與利他之分，因而審美化倫理也區分為慾望倫理與抱負倫理兩種。慾望化倫理行為以滿足一己私慾為目標，它會導致自私自利、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泛濫；而抱負化倫理行為則以道德理想的實現為旨歸，它崇尚超越性的終極關懷，因此是對無私、獻身與崇高的期盼。

尼采是倫理慾望化的代言人。在他那裡，世界就是慾望的斗獸場，每個人都為一己私利而戰鬥，落敗者應該受到奴役，而戰勝者——「超人」——就該統治全世界，「鞭打人民，屠殺人們」，^(3)(p81)他甚至可以培養自己的奴隸：「如果我們需要奴隸（我們的確需要他們），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將他們培養成主人。」^(3)(p28)在這樣的原則支配下，傳統理性道德被徹底摧毀，慾望膨脹、情感自我變成了倫理行為的通行證。

相比之下，柏格森的倫理觀則走向了另一端。他也是一位傳統理性道德的批判者，他把道德分為兩種：封閉道德與開放道德。封閉道德是傳統型道德，以社會對個人的壓力為特徵，強調個人在道德行為中的責任與義務，「一種我們稱為『總體義務』的力量在自我肯定，……若能開口說話（它更傾向於行動），這種力量就會這樣說：『因為你必須，所以你必須。』」^(4)(p17)「總體義務」從本質上講是理性比較、權衡的結果，因此，根據它行動的封閉道德踐行者必須用理智壓抑個人情感。而開放道德則是一種情感化道德，它以個人的愛好、抱負為特徵，柏格森稱之為「召喚性道德」，這種道德為英雄人物首創，並在踐行過程中漸漸推廣，被大眾接受，它能讓我們想到的，「便是由忠誠、自我犧牲、隱忍的精神、博愛等文字所表達的東西。」^(4)(p31)很顯然，作為抱負的開放道德是個人情感選擇的結果，但卻與尼采式的「超人」道德有著天淵之別。開放道德引領我們前往的，是博愛、獻身乃至崇高的彼岸世界。

這之後，西方後現代倫理學走向了整體審美化。維特根斯坦斷言：「美學與倫理學是一回事。」⁽⁵⁾福柯的「生存美學」也嘗試在生存與美學之間建立某種關聯，他說：「從自我不是被賦予的觀點出發，我認為，只存在著一種實踐後果：我們必須把我們自己創造成藝術品。」⁽⁶⁾把自我創造成藝術品，當然是對倫理行為的一種情感化、審美化選擇，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利奧塔說：「所有道德之道德，都將是審美的快感。」⁽⁷⁾然而，這種審美化道德在當代卻帶來了人們道德行為的混亂，它更容易成為自我中心與個人主義的溫床，美國學者麥金泰爾歸納出這種情感化道德的三個特徵：1、個人成為任由情感支配的無身份自我；2、個人行為缺乏任何終極標準；3、「他人永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⁸⁾這就將傳統時期康德所謂的「人是目的」徹底解構掉了。

回顧西方倫理髮展史，從傳統理性——知識化倫理學到當代情感——審美化倫理學的發展過程，給了我們兩點啟示：第一，面對現代性的挑戰，倫理學研究不能繼續囿於傳統知識論框架，去探討諸如先驗規則一類的問題，否則終究逃不脫關於自身合法性的質疑，而最終成為被解構的對象。傳統知識論倫理學背後的根基是理性至上，「神」的地位不可動搖，無論是柏拉圖還是康德倫理學，概莫如此。這種背景下，個人情感在倫理行為中的地位相對無足輕重。然而隨著古典時代結束，尼采宣布上帝死亡之後，「人」開始佔據原先「神」的地盤，這樣，如何在倫理行為中考慮個人的情感需求，作為問題被凸現出來。西方現代倫理學走向審美化正適應了這一時代要求，審美化的倫理不再僅僅是理性與神的倫理，更是情感化與屬人的倫理。倫理與審美的結合，給我們指明了一條如何走出傳統純知識論型研究的新路。第二，倫理審美化有兩條路向，一是標榜作為「小我」的個人，比如象尼采宣稱人就是要弱肉強食、巧取豪奪那樣；另一路向是弘揚作為抱負主體的「大我」，比如象柏格森那樣極力讚美開放道德。然而遺憾的是，西方倫理學後來漸漸走上了尼采之路，而柏格森的開放道德說則成了曇花一現。其結果，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在當代泛濫成災，直到某一天作為倫理單子的行為主體互相之間也無法理解，最終象福柯說的那樣，人也死了。西方倫理學審美化走向崇尚感性慾望、拋棄實踐理性的尼采之路，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在一個個人與自我泛濫的世界中，不能缺少實踐理性的支撐，放逐彼岸追求的結果，將是一種災難性的沉淪。

二、從知識論美學到價值——人生論美學

倫理學與美學有著極近的親屬關係，西方倫理學從傳統知識論型往現代價值論型的轉變，給了我們美學研究一個有益的啟發，那就是，隨著作為審美個體的人的崛起，美學研究不應再囿於傳統的理性——知識論框架，而應轉換視角，從情感——價值論角度去重新審視作為現實個體的人的審美現象。

在傳統美學研究中，理性與「神」是其背後的支撐，因此學者們都試圖從知識論角度，找到這個「神」賜予我們的美是何物。他們一直嘗試著給美下個確切的定義，不論是康德的「美在形式」，還是席勒的「美是活的形象」，抑或是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都力圖以理性的方式，將這個自在物揭示出來。到了現代，隨著個體性人的崛起，雖然美學家們不再用神化的理性來闡釋美，但諸多學者仍然力圖給美找個現實的根源，比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美在生活」。這種研究模式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開始影響我國美學界，五六十年代發生的美學大討論，產生了四大派別，「主觀派」、「客觀派」、「主客統一派」、「客觀社會派」，但這些派別在解釋美為何物時，無一例外，「都是建立在科學主義方法論的基礎上，……透過中國當代美學第一次大討論虛假『熱度』的表面，我們看到的是它在方法論上的主客二分的科學主義的實質，以及他們用科學主義的方法攻擊對手時的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和答非所問的尷尬。」⁽⁹⁾

進入八十年代，隨著西方當代美學思潮的引入，特別是分析美學解構「美本質」之後，傳統知識論美學研究方法開始遇到挑戰，面對反本質主義、日常生活審美化等當代學術思想的衝擊，知識論美學顯得有些手足無措。它的弊端立顯無遺：其一，知識論美學只解決「是非」問題，而無法解決審美「品味」高下問題，因此，以知識論視角面對身體美學、娛樂美學等消費時代的日常生活審美化思潮衝擊時，它顯得無能為力，各種知識化辯駁都顯得如此蒼白。從知識論角度看，無論說「美是形式合目的性的」、「勞動產生了美」、還是「美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都無法駁斥消費主義美學觀，主張感官娛樂的人可以回應，哪怕是最俗氣的美，那也是「形式合目的性的」，是「勞動的產物」，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如此一來，就變成了真正的「趣味無爭辯」。雖然我們確切地知道，一個世俗的土財主整日以秀黃金為美，和一個淡泊的文人以養花草為美，二者確有雅俗高下之分，但知識論美學無法回答這個消費主義時代所提出的現實課題，在日常生活審美化思潮衝擊下，知識論美學日漸失語。相比之下，從價值論角度研究美學，則可以真正做到以「人為目的」，以人生為目的，並對各種良莠不齊的審美現象進行批判和反思。其二，知識論美學面對當代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義的後現代思潮時，回應乏力。自分析美學將「美本質」證偽以後，鮮有學者能從正面回答，美雖然沒有一個清晰可辨的本質，但為何還是有本質的。毛崇傑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回答提問者：「50年代大家都去找美的定義，這裡可能是有本質主義的問題，但這並不等於說美的本質是不需要研究的，或凡研究美的本質，或對美下這樣那樣的定義的都是本質主義，更不等於說美的事物是沒有本質的。」究其原因，他坦言：「本質主義與反本質主義在哲學上不是那麼簡單的，哲學本身就搞得不是（很）清楚。」⁽¹⁰⁾「50年代確有本質主義的問題，但不等於說美的事物是沒有本質的」，毛崇傑的態度其實顯示了當下不少美學研究者的尷尬，他們試圖追尋美的本質，但窮其根本，卻發現美本質正面臨著合法性的困境。相比之下，從價值論角度研究美學，則可以超越這個尷尬的難題。從理論上講，美本質作為一個知識性或者說「科學性」問題，雖無法被證實，但可以被證偽。然而，審美對於人生的意義，是一個有關價值的問題，價值問題與科學無涉，不適用於科學化的「證實——證偽」定律。這樣，價值論美學就可以超越這個「真偽」難題，在反本質主義之外，建立一個意義的、從善的王國。「真」（科學化）是相對固定、靜止的，它最容易成為反本質主義的靶標，而「善」（價值化）卻是流變、生成的，它無形而無處不在，相對固定卻又能百變其身，因此可以避開反本質主義的怪圈。在這個崇尚顛覆與解構的時代，價值論美學的獨特屬性，可以讓它成為傳統美學價值的避難所。

作為一種新的探討方式，價值論美學與傳統知識論美學有兩點最大的不同。其一，知識論美學重點探討美「是什麼」，而價值論美學則探討美「應如何」。所以，同樣面對消費時代的審美現象，知識論美學的闡述方式是：「時裝、選美進入了我們的生活」；而價值論美學的提問方式則是：「穿什麼衣服好」（我們該穿獸皮嗎？），以及「選美該以什麼為標準」（人造美女值得欣賞嗎？）。這樣，美學才能真正發揮它本有的對於人生的救贖與提升功能，而不是一味地去解釋現實甚至是獻媚於現實。其二，知識論美學感興趣的話題是「美是怎樣的」，而價值論美學感興趣的話題則是「怎樣的審美能帶來真正的幸福」、「怎樣的審美對於人生是有意義的」。只有建立在服務於人生、為人生帶來真正快樂與幸福的基礎上，美學才能凸現出它的存在價值。而這種價值化的美學，為人生而在的美學，也才能真正反思時弊，救贖人生於感官沉淪，在這個消費主義時代，為我們守候通往彼岸的渡口。這種應時而生的價值論美學，我們稱之為「人生論美學」

三、人生論美學的兩個路向

人生論美學的思考重點，是審美與人生的關係，以及審美對於人生的價值意義。從廣義角度看，可以發展出兩個維度：其一是宣揚價值消解與價值淺俗化，其二是崇尚價值確立與價值超越化。從審美內容來看，前者表現為對日常、外在美的追求以及偏好人生喜劇化；後者則多表現為對超越性人文價值的渴求，同時心存崇高化的悲劇意識。前者是消極人生論美學，後者是積極人生論美學，而後者，才是我們所要宣揚的狹義的、真正意義上的人生論美學。

消極人生論美學的表現形式之一，是對日常、外在美的褒揚，它毫不掩飾自己對T台上的模特、香車美女的青睞，對於演唱水平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眾卡拉OK也情有獨鍾，它甚至毫不吝嗇自己對於商品外包裝、海報的熱情，並把這些看作人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美化感官享受而諱談理性超越。消極人生論美學的表現形式之二，是崇尚人生喜劇化，大凡一切美好，神聖之物，他們都愛將它「撕毀給人看」，其最極端的表現形式是「惡搞」。比如，胡戈用《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去惡搞陳凱歌的《無極》，還有人用《潘冬子參賽記》惡搞了一把紅色經典影片《閃閃的紅星》。而這種喜劇式的惡搞在國外其實早有源頭，當年杜尚把名為「泉」的小便池拿去展覽，就是對十九世紀畫家安格爾名作《泉》的惡搞。以上種種，作為消極人生論美學的表現形式，都表明了一種人生態度，那就是在一個價值觀混亂的時代，他們寧願將自己放逐於此岸世界，嬉戲娛樂。

積極人生論美學則不同，它著重思考審美對於人生的意義，它要分辨什麼樣的審美能導致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幸福。它不諱言感官娛樂，但同時要追尋它的旨歸與訴求；它也迷戀此岸世界的風光無限，但還要尋找通往彼岸的橋樑。在它的意識中，少不了悲天憫人的悲劇意識，所以它還會反思環境與人類的和諧、自然與文明的共存，在綠色生存中避免生態災難；它也不諱言崇高，並把這當作能激勵人生奮進的莫大力量。

在當下這個深度消解、價值失范、膚淺浮躁的時代，我們亟盼積極人生論美學的振興。它的出現，將成為聯接古典與現代的橋樑，在倫理與審美的完美結合中，帶領我們去尋找人類共同的精神家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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