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樂觀http://www.chibs.edu.tw/ch_html/projects/taiwan/tb/md/xfxc/v86-art07.htm

一、前言

自從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那天，日本黷武主義者的軍閥在我國蘆溝橋放了一顆侵略信號的炮彈後，驚醒了我全國人民，一向被世人譏笑的「中國睡獅」，頓時都成了醒獅，一個個勇猛奮迅，怒吼起來！於是乃有「八、一三」上海的英勇抗戰，那時，舉國人民，敵慨同仇，在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致共同救亡，拚命殺敵，這個空前的中日戰爭序幕的掀開，顯揚了我大漢民族的威武氣節與戰鬪精神力量，也喚回了我中國國魂，自從政府宣佈全面抗戰之後，全國人民，風起雲湧，慷慨激昂，個個爭先，獻出他們的一切，為國效力，在刀光劍影的殺伐中，我中華兒女都變成了巨人，連我輩與世無取與人無爭的佛教僧徒，由於義憤的燃燒，愛國熱情的驅使，也都走出山門，結成夥伴，不顧一切地踏上民族抗戰的洪流，用他們的心力和血汗，追隨著抗戰英雄，去表現佛陀大慈大勇猛大無畏捨己救人的精神，盡到國民的義務，是多麼英豪！多麼壯烈！

二、佛教領袖呼籲救國

「七七」事變，我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即由廬山發出「銑」電，呼籲國內外佛弟子同赴國難，應云：「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電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兇暴，克保人類和平。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那時，我正住在印度鹿野苑佛教大學讀書，接電後不久，「八、一三」滬戰爆發，我認為這次戰爭，非同內戰可比，乃是國與國的戰爭，關係整個國家的存亡，我們的國家假如不幸被日寇滅亡，則個人的成就，毫無用處，覺得個人的學業事小，國家事大，當即飛函太虛太師，表示願響應號召，決定回國參加救亡工作，得我國駐印度總領事陳長樂先生資助，乃於是年八月底遄返本國，我到達上海時，炮聲隆隆，市面上瀰漫著濃厚的戰爭氣氛，一片緊張情況。

當時，我急於要謁見太虛大師請示工作方向，在旅店中小住幾天，即搭乘小輪船去天生港（那時長江已封鎖），繞道奔往漢口，那知虛大師已赴重慶，撲了個空，於是我復乘火車去廣州經香港再回到上海，得葉恭綽居士招待，落住在覺園法寶館中，找尋工作路線。

恰好這時候，正是宏明和尚率領著「上海僧侶救護隊」一百多個青年僧侶同道，在東戰場活躍幹得正起勁的時候，宏明在「救亡日報」上看到該報記者祖澄君訪問我後所寫的一篇「全印民眾掀起反日狂潮」的談話，知道我回國，特地來訪我，並誠懇地要求我加入他這個「僧侶救護隊」組織一同工作，並請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聘我為救護隊總隊部總幹事。

三、僧侶英勇戰地救傷

宏明和尚並且同我談到他組織這個「上海僧侶救護隊」的因緣，原來「七七」事變以後，觸發他的愛國心，由南京來到上海，找著他的戒師圓瑛法師，表示他有意要響應太虛大師的號召，要立志報國，那時「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以下簡稱慈聯會）剛剛成立，會裡主腦人物，是孔祥熙、許世英和屈映光三個人，慈聯會為了應付戰時上海局面，正準備組織一個「防護團」，而屈映光與圓瑛法師的佛法因緣很深，於是圓瑛就把宏明介紹到慈聯會見屈，宏明向屈建議，說粗織「防護團」，不如組織「僧侶救護隊」有意義、有價值，而且可收實效，得到屈的同意，就把「救護隊」的事交給宏明辦理。

那時後，愛國空氣高漲，人人都懷抱著救亡圖存的心，各地愛國智識僧青年，都集合在上海，所以宏明登高一呼，馬上聚合了一百多個青年出家人，成立了這個「上海僧侶救護隊」，慈聯會副主席屈映光任總隊長，宏明為副總隊長（宏明負實際責任，屈只擔任名義而已），設立一個總隊部，裡面分設有「總務」「隊務」「救護」三組，總務組長祈善卿，救護組長王德明，隊務組長興慈和尚，這三個人都是宏明舉薦，隊務組設有三個分隊部，三個分隊長，記得是西竟、妙欽、萬泉幾個人（妙欽萬泉是閩南佛學院學僧），並有書記、司務長、傳令兵各職，儼然是個軍隊組織，慈聯會對「僧侶救護隊」人員，每月都發給有微薄津貼，記得副總隊長月薪是二十元，同組長一樣，分隊長總幹事都是一十五元，隊附十元，隊員每月每人八元，好在大家都是抱著救國救人的心而來，也就不在乎此。

救護隊成立之後，紮駐在上海法藏寺，由宏明親自領導訓練（宏明和尚是行伍出身），剛訓練完畢，適「八、一三」滬戰爆發，他迎著戰爭烽火，率領著全體隊員，趕到吳淞前線，冒著敵人的槍炮，搶救為國流血的負傷英雄，同時，分途救護租界內被日機炸傷的那些無辜同胞，在戰地工作的僧侶隊員，有好幾位竟在槍林彈雨中作了光榮的犧牲！還有幾位被敵人炮彈炸傷，成了殘廢！他們不分晝夜的奔忙著，用他們的氣力，汗水和血來寫這光榮的一頁。

在成立僧侶「救護隊」的同時，慈聯會另外還成立了一個在家人「救護隊」，由殷冠之領導，滬戰發生後，因為在家人的那個「救護隊」，只是一桿空洞的旗幟，沒有實際積極工作表現，不久，即被撤銷，只有宏明率領的這個「僧侶救護隊」來撐持慈聯會的門面，這是因為我們僧侶隊員沒有父母眷屬的牽掛，有宗教的信念，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有捨己救人的悲願，敢冒險，肯賣命，所以能夠做出成績，以故博得社會人士的同情讚美，博得中外輿論的稱揚，中國報紙譽為「英勇僧侶」，外國報紙讚譽我們這一群圓領戎裝菩薩僧為「戰神之敵」。那時侯，上海各種救護組織中，只有我們這一桿「佛」字旗最生色！最動人！最受人歡迎！

四、功績彪炳萬人景仰

滬戰三個月中，這一群菩薩僧，活躍在東戰場上，出動工作達百多次，來回於瀏行、大場、崑山之間，在槍林彈雨中，實施救濟眾生法事，造成驚人成績，根據慈聯會民國二十七年報告書，我們這個「僧侶救護隊」所救護的負傷員兵及租界難民，總共有八千二百七十三人，這是我們工作的表現，也即是慈聯會的最大成績。

過去，我們佛教僧徒多是關在廟門裡靜修，少作社會活動，一向不大受人重視，這回在國難中，由於我們能實踐菩薩行，積極發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救人精神，也改變了社會人士對我佛教的觀感，大家對我佛教僧徒，多生起敬重之心，我們出動時，在馬路上，居然受到那些夜郎自大的法蘭西巡補和印度阿三朋友的敬禮，坐電車，常常受到賣票員的優待不花錢，不止此也，我們吃的、用的，甚至金錢，社會人士都是紛紛自動熱烈捐助，並且連運載傷患的大汽車和小汽車，也有人捐獻，其他食物藥品，簡直成堆，可以說要什麼有什麼，這些，都是我們為國家民族服務的酬勞，也是佛教的榮譽。

後來，戰事急轉直下，我軍轉入新陣地，時局緊張，情況惡化，在那種危急情形之下，我們急忙將楓林橋地方三百多個傷兵搶救出來，運到租界上，那時租界上每個醫院都擠滿了人，不能再收容，一時找不出適當安置之所，慈聯會方面也感到無法來處理這件事，自不能把這一批為國流血的英雄擺在馬路上不管，無何，宏明乃向社會發出一個緊急呼籲，要求馬上來辦一所「佛教醫院」來治療這三百多個負傷將士。

當天，得到上海名紳祝蘭舫先生的響應，樂意把他在牛莊路一所擴大宅院騰空交出來，全部無條件的借給我們來開辦「佛教醫院」，這個大問題解決之後，復又四處張羅醫生和醫藥，以及床鋪被蓋等項，那時候，由於愛國空氣濃厚，社會人士都伸出同情的手來幫助我們，所以很順利的幹成這件事，不到兩天光景，就辦成了這所臨時醫院。

第三天，整個南市一帶地區已被敵軍佔領，我們的救護工作，只好轉移到病房裡來，全體僧侶隊員，都充當「佛教醫院」看護，這樣，又為那三百多個負傷兵服務了一個時期，將醫治痊癒的將士們，又設法一個一個送往後方去歸隊，使他們可以繼續殺敵。其間，宏明假「佛教醫院住」舉辦了一次盛大規模的「超度陣亡將士法會」，以慰為國犧牲的英靈。

五、隨軍轉進繼續服務

在敵軍佔領上海南市光景中，宏明派往崑山服務的一隊人員，這時已經隨軍轉往漢口去了。其留在上海的兩個分隊隊員，也無有工作可做，而大家的愛國心重，都願轉移陣地去繼續為國服務，宏明乃商請慈聯會將隊部移往漢口，與漢口隊員會合之後，再開發到徐州前線去工作，當即得到慈聯會的贊同，於是乃把在上海未了事務趕著辦理一個結束。當時，我用書面向慈聯會建議，請慈聯會把我們這個「僧侶救護隊」幾個月來的工作成績，和有關救護事項的往來文件，以及在戰地工作照片彙集印刷一本特刊或紀念刊，向各方作一個詳細報告，慈聯會接受我的意見，認為有此必要，並派我來負責編印。

日軍侵入南市後，不時成隊坐著軍車來到租界示威，氣氛緊張，人心惶惶，這時租界已呈現不安景象，我們在東戰場活躍了幾個月從事救護我方負傷將士的事，敵人豈能不知道？為了我們行動上的安全大算，乃化整為零，將隊員分批搭輪去香港，宏明派總務組長祁善卿同我兩個人先行，祁去港是向香港東華醫院接洽隊員經過香港住宿事件，我是去接洽印刷隊部「特刊」的事，於是我於二十七年三月三日，攜帶著全部刊物資料，同祁一起搭輪往香港。同月十八日，宏明率領總隊部職員及一部份隊員乘船到達香港，一起落住在東華醫院，不幾天，其餘的隊員，也全都趕到，本隊過港之時，香港佛教聯合會，為了對本隊同仁表示景仰起見，特假東蓮覺苑舉行了一個盛大又隆重的歡迎會，到會來賓三百餘人，由王一亭老居士主席，並請宏明工作報告，那天，會場上有個插曲，臨時動議，王一亭居士認為抗戰前途必勝必成，要求我不要再悲觀（我的法名叫做悲觀），要我樂觀，我於大眾鼓掌聲中，即席宣佈從那天起，與「悲觀」脫離關係，改名「樂觀」，這也算是我個人在抗戰當中的一個紀念。

宏明在香港為了像廣州鐵路局接洽全體隊員免費乘車去漢口的事耽擱了十天，得到允可之後，他即率領全體人員乘火車去廣州轉往漢口，我個人得靄亭法師招待，留在東蓮覺苑進行編印本隊「特刊」的事，我在港住留了兩個月，特刊印出之後，於五月十三日趕到漢口。

隊部初到漢口的時候，由於我們在滬戰三個月中不惜個人生命，冒著槍林彈雨搶救負傷將士轟轟烈烈做下了光榮成績，以故博得武漢各界人士的重視，各佛教團體紛紛開會歡迎，太虛大師和朱慶瀾將軍在渝聞訊，特地籌募鉅款慰勞本隊，一時真是風光極了！

「上海僧侶救護隊」轉移到漢口後，是駐紮在九蓮寺中，初時的任務，是擔任臨時協助地方團體，在大智門、循禮門兩火車站的擔架工作，和市區空襲救護工作，雖不像在上海戰地那般緊張，卻也相當繁忙，所以最初的一段光景，武漢社會人士對本隊的印象十分良好，都有美評，可是，想不到一兩個月後，隊部的工作漸漸鬆懈起來！沒有原來那麼認真，已經開始變質！

當我趕到漢口時，看到僧侶隊員們的情緒不像在上海那麼熱烈，一個個的意志顯得十分消沉！再觀察宏明的態度言行，也像似有很大的改變，他天天同著總務組長祁善卿、救護組長王德明出外遊樂，不大重視隊部工作，我看情況不佳，很耽心，於是我催促宏明趕快把隊部開發到徐州前線，繼續去救護負傷降士（那時前線戰事正在吃緊），免得隊員在漢口住久了精神渙散，而影響到我們的整個救護事業，宏明口裡雖唯唯，卻不見他來行動。

後來，我仔細摸索，才知道宏明所以不帶隊到前線去工作，而留戀在漢口，原來他是另有一個打算，他想在漢口再舉辦一次「超度陣亡將士法會」，還想在漢口再辦一所「佛教醫院」，他這樣的想法，雖然是他自己的意念，卻完全是受了他身邊祁王二人的慫恿，因為他有這個幻想所以我三番幾次向他進言，勸他努力去工作，他把我的說話都當作耳邊風，我覺得漢口的情況，不同上海，他想來舉辦這兩件事，未免想得太過天真，那是不容易實現的，隨後，本隊總隊長屈映光來到漢口，屈也勸他把隊部開發到前線去工作，以竟全功，無奈宏明個性強，他卻一定要把這兩件事辦成功再走，就這樣停留下來。

宏明與上海慈聯會發生關係來領導這個「僧侶救護隊」的因緣，前文我已經說過，這裡，我應該把宏明這個人來歷和他的為人再來補述於下：原來，他是安徽人，還不到四十歲，臉上長的一臉白麻子，他的俗名叫楊超，他說曾經當過團長（看他的智識程度，當團長未必連排長或有之），於民國二十三年出家，是圓瑛法師戒弟子，由於得到圓瑛的支持，所以受戒不過三年光景，就爬上了南京香林寺的住持寶座，當起堂頭大和尚，他非但是行伍出身，而且還是幫會中人，救護隊總務隊長祁善卿，救護組長王德明二人，就是他在俗時的幫會弟兄，俗語：「行要好伴，住要好鄰」，與黑社會人物打交道，來幹佛教事業，焉得不糟？那知宏明竟因為這一段孽緣，竟在漢口受到災禍！以致弄到他聲敗名裂！不可收拾！送掉性命！而「上海僧侶救護隊」這一桿光榮旗幟，被這一陣狂風暴雨吹拆，捲了起來！連佛教也蒙受到恥辱！也斷送了一些智識僧青年的慧命！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

六、橫禍飛來功敗垂成

宏明是一個舊式軍人的根柢，又是在幫會中打過混的人，所以他一舉一動，走路說話，都是另有一個派頭。單就穿衣一事來說，本來，僧侶救護隊隊員，為了施行救護工作的便利，一律是穿著圓領短裝制服，唯獨他當副總隊長的制服特別，兩隻衣袖上和軍帽上，全都縫上三條寬大的金邊，這是軍閥時代的軍官打扮，革命軍官沒有這派頭。

我們這個「僧侶救護隊」，統共只有一百多人，照軍隊的編制，也只能算是一個「連」的人數，宏明不過是個連長階級，他居然敢穿著師旅長三道大金邊的軍官制服，未免有點胡鬧。他到漢口後，仍然穿著那套舊式軍人的制服在街上搖擺幌蕩，顯示他的威風。有一次，他在街上幌蕩，有一個憲兵看見他穿著那套不常見的制服，覺得奇怪！問他是什麼階級？說來真是妙絕！當時宏明卻不正面答覆他，反而擺出一副將官派頭，帶著訓示口吻對憲兵說：「你還沒有資格來問我的階級」，他這樣一嚇唬，弄得那個憲兵莫明其妙，「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不知他是什麼來路，不敢再往下問，連忙向他立正舉手行了一個敬禮走開了。宏明回到九蓮寺把這個噱頭有趣的事告訴我們，使大家笑得捧腹，可見宏明是如何跋扈囂張狂妄荒唐的神氣了。

宏明這種狂妄驕傲派頭，我覺得倒不十分緊要，自多給人家批評說他不懂革命軍種，胡鬧而已！那時，我所耽心的，是他和祁善卿、王德明二人，天天出外閑蕩，交結地方上一些幫會下流人物，而宏明揮霍無度，表示他的豪濶，這都是預兆著他的墮落，來日的失敗。

當我到漢口不多天，一次，宏明請我同西竟兩人代表他到後城馬路武漢大旅館赴一個朋友的約會，我問他是什麼約會？宏明說：這個不必問，只請你對五十五號房間一個姓鄭的漢子說，說我今天有事去武昌，不得閑，改天再來奉陪就是。我同西竟兩人只好照著他的話去說，待我們找到那裡把房門推開的時候，看見房裡有十多個穿短杉的人，有的是打著赤膊，圍在一條長桌子上在賭博。當時，我的下意識就領會到是怎麼一回事。我對房裡那個姓鄭的漢子把宏明的話說了之後，馬上退了出來。路上我同西竟說；「我們剛才看到的情形，絕不是正經路數，宏明到漢口來，他怎麼竟變了一個人？交結這些下流人物，我看，這不是好現象，你同他有鄉誼之軸情，為什麼你不勸告他？讓他去墮落嗎？西貢說：這是他的老路數，非是別人可以相勸得好的，他來漢口不上一個月，就由祁善卿、王德明兩個人的牽線同地方上亂崽拉上了關係。我也曾勸他要愛惜名譽，保全人品。無奈說者真真，聽者渺渺。我想著，大凡一個人走運的時候，最怕的是忘形，忘了形，就會出生禍事，但願他不要出事才好。

七、鬼影含沙宏明被捕

事隔不多天，果然不出我所料，宏明撞下了大禍！那時，已經是五月底光景，有一天深夜，武漢衛戌司令部，忽然派出大批武裝人員，把九蓮寺前後包圍得水洩不通，由幾個便衣偵探進到寺裡，指名要見宏明說話，寺裡知客師將來人引到我們宿舍來，把宏明叫醒，宏明下床之後，來人又說還有祁善卿、王德明兩個人，知客師又把祁王二人叫醒（那時總隊部的職員都同住在一間臥室）。這時，我已驚醒，躺在床上看見來人一個個都掏出手槍，把槍口對著他們三個人的胸口，另一個人，遞給宏明一張字條，宏明看了字條，面上失色，啞口無言。然後，來人將他們三個人都加上了手拷，就這樣一聲不響地押走了。 宏明被抓走之後，驚動了九蓮寺方丈和僧眾，本隊僧侶隊員也都擁到我們宿舍來，問長問短。且有的隊員發著鼓噪，說宏明太不自愛，不愛惜本隊名譽，在外面胡鬧，才撞下這個禍事。這個消息假如被報紙登載出來，我們還有臉見人嗎？當時，我止住大家不要嚷，我說：這時我們還不明白事情的真相究竟是為什麼？此刻，說別的話都是多餘，目前，最要緊的是去探聽消息，把這件案子的內容摸清楚了再說，大家亂紛紛鬧了大半夜。

大眾回房之後，我悄悄地同西竟說，衛戌部既然派出武裝來逮捕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三個人，我看，這件事不同尋常！還是先到衛戌部摸索一下再想辦法。等到天亮，我同西竟兩人奔到衛戌部，探問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他們三個人被傳訊究竟為了什麼事？據部中職日官表示說：此案重要，不便公布，刻下正在嚴訊中，也不許接見任何人。我們不得要領，退出之後，我一時想起武昌衛戌司令部有一位蔣副官，是宏明在上海戰地工作時認識的一個好朋友，找著蔣副官，或者可以得到一點真實消息。於是我矚告西竟先回九蓮寺去安慰隊員，我一人過江去找蔣副官。我急忙地趕到輪船碼頭，在渡輪上順手買了一張當天日報，打開一看，見本地新聞版中，赫然刊有「僧侶救護隊宏明和尚當漢奸被捕」一行大字。當時我好像似霹靂轟頂一般，沒有勇氣去看下文。我一陣心驚，在看我身上是穿的「僧侶救護隊」制服，不由得我面上一陣羞愧！ 八、山窮水盡營救無人

當我會見蔣副官時，說明來意，要求他探問原因設法營救之後，蔣說：「剛才我已看見報紙，這件事很糟！在這個時候，有了『漢奸』兩字罪名，是犯眾惡的。宏明來到武漢之後，行為荒唐，不幹正務，我早有所聞，已料到他早晚必會出事，但未想到出這個大岔子。至於要我營救，我實在無能為力，就報上登載的案情，以我的工作崗位，非但不能探問這個事，還得應該迴避，這個要請原諒我。」蔣接著又說：「你們的總隊長屈映光先生，現住在漢口，我的意思，最好請你們的總隊長出面去擔保，以屈先生的地位和聲望以及他和官場中的關係，有他出來保證，可望無事，最低限度，案情不致於惡化，宏明不致受刑吃苦，快去！快去！事不宜遲。」

我又急忙轉回到漢口交通大樓去見屈總隊長，屈畢竟不愧為一個精靈老政客，他見我到來，不待我開口，馬上向我說：「你今天來我這裡，料必是為了宏明的事？他和祁善卿、王德明三個人怎麼鬧到如此地步？」於是我把到漢口後所見到隊部一般情況說了一個大概，只見屈低著頭默不作聲，良久，不發一言。我看屈沒有什麼表示，就開門見山的說：在我看，宏明來到漢口，他的行為放蕩，或者有之，至於通敵嫌疑，那完全是被人誣陷。他是圓瑛法師的戒弟子，也是你總隊長所信任的人。他的人格思想，當然你總隊長比我們更認識得清楚，也自然相信他不會有此執外行為。今天，他出了這個禍事，只有請求你總隊長出面向當局來保釋他，沒有更好的營救方法。屈聽了我的說話之後，他向我一笑！說：「宏明是僧侶救護隊副總隊長，我是總隊長，就這種名義來說，連我都還脫不了關係，說不定也會把我牽連在內，我本身像『泥菩薩渡河』，自己都難保，那能去擔保宏明呢？」

我看屈如此圓滑存心推脫，乃又向屈說：大家都知道你是我們這個救護隊總隊長，又是一個佛教信徒，而且還是佛教有名的大護法。宏明和尚今天他有難，被人陷害，你站在衛護三寶的立場上，豈能「望水流舟」，袖手旁觀？屈答道：「並非我沒有同情心，而是事實上有所礙難，即或我勉強出面去擔保，也是無濟於事。我想，最好，你去請出武漢佛教諸山長老聯名保他，或者會釋放，我認為這條路線比較有力，你不妨去試試看。」屈既立意不管，我多說無益，乃辭出。

我回到隊部把我奔走的經過告訴大家之後，大家很氣憤！大家都說宏明帶著我們冒槍林彈雨在戰地上救護負傷將士，我們不惜生命的幹，都是慈聯會的光榮。現在，宏明受人陷害，身入囹圄，當總隊長的不出面保證他，讓他受屈吃苦，這豈不是反證宏明的行為有問題嗎？這樣一來分明宏明不是通敵做漢奸，反而變成漢奸了！那我們替慈聯會努力幹了幾個月，有的送了命，有的成了殘廢；得不著一點代價，豈不是白白犧牲了嗎？我說：現在不是論功過是非的時候，救人要緊，屈總隊長他既不援手幫助，我們不能勉強他，但是，我們應該來設法營救宏明，不能望著他不管。

無何，我只好同著西竟兩個人，像「天霸拜山」一樣，向武漢長老沿門磕頭，請求他們聯名保釋。無奈這個「漢奸」嫌疑的案子，人人都害怕沾染惹禍上身，且有的人存著幸災樂禍的心理說；「宏明在上海救人，到了漢口他反而要人救了，阿彌陀佛！」有的人說：「你們的總隊長屈映光，他是佛教大護法，又是官場中人，他不營救宏明，找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和尚，更是無用。」這倒不是諸山長老沒有同道愛，不發慈悲同情心，只怪宏明到武漢之後，以為他勞苦功高，人人不如他，跋扈狂妄，看不起人。初時，武漢諸山對宏明都是很敬仰的，後來，看到宏明「趾高氣揚」，目無下塵，現著一股「不可一世」的氣焰，大家也就對他冷淡起來，所以宏明出了亂子，大家都作壁上觀。

我同西竟兩人圍著武漢三鎮跑了一大圈，到處都是碰「橡皮釘子」仍然不得要領而回。在那幾天，我們真個是急得焦頭爛額，像「熱鍋邊螞蟻」一般，不知如何是好！一天，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稱是XX通訊社記者，他說他知道宏明這件案子的根柢，並且可以設法為宏明開脫，語氣之間，想要我們送筆茶錢，他才可以出力。當時，我覺得這個路數不大光明，如果這樣辦，那是近於賄賂運動，豈不是宏明無罪反而有罪了？所以被我謝絕，那知來人敲詐不遂，生起惱恨之心，就放陰火，大肆渲染起來！第二天，見報上刊出XX通訊社發出的消息，說宏明通敵有據，什麼接受日人津貼，收買日本軍毯等等鬼話連篇，並說正在嚴辦之中，真是鬼影含沙，捏造黑白，這樣一來，等於認定宏明確有通敵嫌疑。

九、噩耗頻傳驚心動魄

又過了幾天，聽得一個消息，傳說宏明受刑過重，已經被修理得成為殘廢！又有人說宏明熬刑不過，已經自殺！我們真是一日數驚。最後聽得一個更可怕的消息，說宏明已被當局秘密槍決了！還說在行刑之時，宏明曾將他隨身攜帶的一串琥珀念珠和一隻金掛錶送給一個行刑的軍人作紀念，那人姓王，住在漢陽月湖堤土地廟旁邊，說得有根有據，叫人不得不信。隊部裡一些感情質的僧侶隊員，聽得這個噩耗，回想起在上海戰地一同共生死共患難之情，又想到一個愛國捨身救人的和尚，得到如此悲慘結局，不禁悲從中來，嚎啕痛哭！如喪考妣一般。當時，我勸大家不要悲哀，要趕快設法去收埋宏明屍體要緊。

於是，我同西竟商量，去找那個行刑的軍人，問宏明的屍體放在何處，臨死時有沒有遺言？西竟同我一道急忙趕到漢陽月湖堤去找那個姓王的，真是活見鬼！我們把那一條好幾里長堤跑遍了，也不見有一個土地廟。那兒乃是荒野所在，只有三幾個茅屋，也都是打魚人家，全問過，卻沒有吃公事飯的。這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向西竟說；想必是那個新聞記者沒有敲到我們的竹槓，故意製造這個驚心的消息來搗鬼，由此可見連日來所聽到的兇訊，也都全是謠言。想著好氣也好笑，笑我們自己愚蠢，上了當。

自從宏明、祁善卿、王德明三個人被補之後，總部裡只有我同西竟兩個人，沒有主腦，而屈總隊長又是存心迴避不問這件事，實在令人焦愁！過了幾天，我想著，不如冒險再向衛戌司令部去摸索一下，或者得到一點確實消息。正在這時候，忽然接到宏明寫出來一個字條，大意說他的案子已經輕鬆無事，只要有人作保，即可恢復自由。我們見到這個字條，大家才安心。但我覺得還須去衛戌司令部問個明白，才可以想辦法。於是我馬上趕到衛戌部，由一位副官接待，副官說；宏明和尚的案子，已經查明是被人誣告，法官非常同情他，念他在上海戰地救護負傷將士的功績，很優待他們三個人。他們在拘留所裡，很舒服，這點，不必躭心。只是戰時法律，對「漢奸」嫌疑的人，是不能輕易開脫的，只要在政治上有地位的人來擔保，馬上可以釋放。那位副官送我出門時，還很體貼地囑咐我快快請保，說他們在拘留所裡雖然沒有苦楚，總不如在外面好。

我聽得那位副官的談話後，又是歡喜，又是憂愁。喜的是政府賢明，宏明的冤情已經大白，憂愁的是找不著達官貴人來作保，使我躊躇！本來，本隊總隊長屈映光，他有資格作保，無奈他太過愛惜羽毛，早已推得一乾二淨。自從宏明被補之後，他就不曾關心來問過一聲，我也不便再去求他聽他的那一套官腔滑調。屈是本隊總隊長，他對本隊既然當作可有可無，無足輕重，我們又何必一定要把這個包袱推在他身上要他負責呢！此外，無人可求，只好由天公安排，聽其自然發展。就這樣拖，竟拖了三個多月。

十、柳暗花明宏明脫苦

一直挨到九月中旬，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一位女革命家吳木蘭女士，他是安徽人，與宏明是同鄉，是一個虔誠佛教徒，她與政府大老多有淵源。我同他談到宏明受誣作牢的事，她很關心，向我細問原委，我就把宏明被捕經過告訴她，她聽了之後，馬上自告奮勇的向我說：「不要發愁，這件事，由我來設法幫助他，過三天，聽我的回信。」這真是個奇蹟！一個萍水相逢的女人，她不認識宏明，與我們這個救護隊又沒有關係，居然有這種同情心，並且她自動地來慷慨援助，使我們大家非常感動，他是救宏明的觀音菩薩。

果然，在第三天，吳木蘭女士送信來，說宏明等三個人的交保手續，已經辦妥，要我派人快去接他們出來。原來我與吳木蘭女士交談之後，當天就去找著許世英老先生，逼著許老先生親自去衛戌司令部保釋宏明和祁王三個人，所以事情有如此順利。

宏明出獄第二天，他在九蓮寺齋堂集合全體隊員，報告他此次受害的經過，他立起說話時，哭得像淚人兒一般，可見他內心的悔恨和懊喪。在他的報告中，我們才知道這件禍事的來龍去脈，原來是地方上一班幫會中人，在武漢大旅館設局，想術騙他和祁善卿、王德明的錢財。他們機警，不曾上鉤子入圈套，因而那些幫會兄弟們生起恨心，乃向當局告密，指說他們三個人通敵，是漢奸。所幸當局賢明，查無實據，所以並未吃到苦楚。在獄中幾個月，頗受當局的優待。末了，宏明又說，這件不幸事件，自然由他一人負責，他對不起大家，也對不起佛教，使救護隊和整個佛教名譽都受到影響，蒙受恥辱，他的罪愆過失，永遠也懺悔不了，任何人也不會饒恕他的。他認為他的名譽和事業，一切一切，全都完了。

我們大家也勸宏明不要消極，不要灰心。錯，已經錯了！能夠悔悟前非，所謂「亡羊補牢」，尚不為晚。此刻正應抖擻精神來大幹一番，把隊部開發到前線去，積極努力去工作，以事業來證明，前途的遠景，還是很光明的。宏明經我們大家這樣慰勉之後，他也表示應該發奮振作，方不負各方對他的期望。

十一、隊部解體雲飛星散

宏明同我們大家正在商量把隊部開到徐州戰線上去工作的時候，晴天霹靂一聲！突然接到上海慈聯會一紙遣散本隊的通知，藉口交通不便，給養困難。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是我們不曾想到的。全體隊員一聽得這個消息，個個垂頭喪氣，灰心失意！我們一再研究慈聯會解散本隊的動機，顯然地，純是為了宏明撞禍這事件，也可以說是受了宏明的影響。若說是為了交通不便給養困難，那末，當初我們由上海轉進到漢口來，要去前方工作，慈聯會諸公何以不顧到這一層呢？這樣一來分明是「投井下石」了。

隊員們對慈聯會解散本隊這個措施，萬分憤慨！就局勢說，目前戰事正當吃緊，正是我們僧侶救護隊求工作表現的時候。戰場上迫切需要救護，慈聯會在此時不來加強我們的工作，反來解散我們這個組織，是說不通的。假如說是為了宏明被捕事件來解散我們，那也同樣說不通，因為宏明並沒有真正通敵行為，何況已經被當局查明是被人誣告陷害已經開釋，案情業已大白，與本隊和慈聯會兩方面名譽上，並無有絲毫損害。即或慈聯會對宏明個人不滿，那儘可以把宏明的職位撤換不用他，絕不能因他一人的過失，而牽連到本隊的全體，豈有此理？

再說，在滬戰三個月中，宏明他捨生忘死帶領一百多個僧侶隊員，冒個槍林彈雨，救護負傷將士，不斷賣命苦幹。給慈聯會做出了偉大成績，爭得無比的光榮。他對慈聯會有功績也有勞績，慈聯會也應該對宏明有安慰表示。最低限度，決不可讓他受到打擊之後再給他打擊。就從道德方面說，慈聯會也應該扶持宏明，同情他，使他背上「漢奸」兩字的惡名，得有洗刷的機會。此刻來解散救護隊，所謂黑白不分，人言可畏，真是宏明含冤莫伸！不論從那一方面說，都說不出解散我們的理由。要說有理由，那就是所謂「鳥盡弓藏」。慈聯會把我們這一批不怕死不要命的和尚利用完了，已經有了榮譽，名利雙收。我們這批人已經沒有再受到利用的價值，可以隨便把我們拋開。無疑也是顯然地，我們這一百多個熱血愛國僧人，是白白地作了慈聯會的犧牲品了。

「上海僧侶救護隊」被解散，這個突如其來的變故，在我個人並不驚奇，我早已料到遲早有此一著。因為本隊總隊長屈映光與副總隊長宏明兩人的意見，根本就不一致。工作開始後，就不協調，有了摩擦。最大原因，是屈的意念是要為慈聯會求表現，而宏明卻是要為佛教求表現，發揮佛教僧徒愛國精神。在工作期間，上海各大小報發表的消息，多是「上海僧侶救護隊」字樣，隊長也多刊登宏明名字，很少提到慈聯會三個字，也很少見有總隊長屈映光之名。屈對宏明早就有不快之感。其次，是在上海局勢不穩時候，宏明率領隊員把留在楓林橋地方三百多負傷將士搶救到租界之後，他向社會發出緊急呼籲，設立「佛教醫院」，安置那批愛國英雄，使他們能夠得到醫療。這件事，乃是用「上海僧侶救護隊宏明」名義號召的，不曾抬出慈聯會招牌，也不曾借重屈映光的大名。這點，也使屈感到「尾大不掉」，認為宏明獨斷獨行，自是不滿。在隊部轉移到漢口之後，屈為了慈聯會工作成績表現，幾次催促宏明帶隊去徐州前線工作，宏明卻很倔強，他一定要在漢口把「佛教醫院」和「超度陣亡將士法會」辦成再走。這也是屈對宏明大不愉快的地方，認為宏明不聽調度，不受駕馭，也難免不生惡嫌之心。平時宏明卻覺得屈雖現著學佛姿態，而他的官僚氣派太大，處處以命令行事，使人難受，對屈也無多大好感。因為有以上這些情形，所以宏明出事被捕之後，屈袖手旁觀，漠不關心，不營救，讓宏明吃苦。這些都是「上海僧侶救護隊」解散的遠因和近緣。慈聯會說為了道路遙遠給養困難來解散隊部（其實慈聯會在漢口設有辦事處，給養並不困難），那可見是一種荒謬的藉口罷了。

慈聯會既決意解散本隊，也是無可挽回之事！大家只好依著慈聯會的通知，將隊部藥品器材等件點交與漢口辦事處，每人領到一個月的津貼，各自分散。可是，我們這一群忠心耿耿在戰火中苦幹了幾個月的青年僧侶隊員，受到的打擊卻太大了！有的同道，竟灰心罷道反俗，離開了佛教陣營。且有的同道如萬泉、覺初等十個人，他們在憤激之下，跑到延安坑大去了，走入了邪途。這，是誰之過歟？這一幕，乃是由喜劇開始，而悲劇以終。

「上海僧侶救護隊」如此結果，誰也不曾想到，然而歷史是不容歪屈的，是如何便是如何。以筆者的批評，當宏明被捕之時，如果本隊總隊長屈映光能夠援手，向當局保釋或者作證，則事情不敢演變到那般嚴重，宏明也許不會受幾個月的牢獄之苦。而這桿光榮的救護旗幟，也不致於中途夭折，捲了起來！這也只怪宏明沒有出息，太不爭氣，假如他是個有骨氣的人，就算是慈聯會來解散我們這個部隊，以本隊的聲譽和威望，在當時氣奮之下，武漢佛教諸山，仍然是可以支持我們的，我們依然有所作為。無奈宏明本身不健全，得意忘形，剛愎自用，好大喜功，不務實際，鋒頭心重，信用私人，劃小圈子，把佛法事業，當作幫會來稿，以致弄到這樣悲慘結局。這是因為他這個人的本質有問題，是幫會出身，缺少正信正行。中日戰爭發生後，雖然因緣時會，一時變成風雲人物，可是經不得考驗。被大家一捧，忘其所以，昏頭轉向，放蕩胡鬧。不久，即現出本相，弄得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來路不正，畢竟不能成正果。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隊部解散後，隊員們都雲飛星散，筆者那時也是心灰意懶，搭輪進川。宏明則偕同他的師兄興慈（幫會兄弟），一道乘火車去河南，說是要到少林寺去面壁潛修。然而宏明事出鋒頭慣了的人，怎能受得住寂寞？他終於不能安坐蒲團，不多天光景，心血來潮，復又跑回漢口。那時，筆者去重慶走了一趟，剛剛回到漢口，不期又在九蓮寺碰著他，問他要作何打算？他表示要再回到上海去活動一番，準備來個「東山再起」，我不好說他什麼，只悶在心裡發笑。

兩個月之後，我由武漢去到湖南，接到香港朋友來信息，說宏明回到上海後，因為上海報紙轉載過他有漢奸嫌疑被捕消息，過去一般熟識的人，咸都厭惡他，不恥其為人，對他冷淡，躲避他、笑罵他。他一氣之下，得了一個瘋病，竟瘋狂而死！這是他的收場。咳！宏明他毀了他自己，也毀了救護隊那一群智識僧青年！他是靠幫會弟兄捧他露臉。結果，卻依然倒在那些幫會弟兄手裡。此中自有因果。所嘆者，是這一群菩薩僧用血汗和生命換來的榮譽，毀於一旦，我佛教一件大好慈悲事業，不能維持到抗戰的終結，實在可惜，也是一大憾事！

十二、太虛大師出國訪問

這是中國佛教在抗戰中一件大事。自從國府宣佈長期抗戰遷都到重慶之後，長江下游一帶，相繼淪陷。那時，我們只有西南一條國際路線－－滇緬公路，是我國在戰時唯一的大動脈。這條道路的重要性，可想而知。我國有了這個大動脈，戰時物資，可以源源而來，暢流不斷，這自然對於侵略的日軍是大不利的。所以日本第五縱隊，乃在緬甸積極展開破壞工作，煽動緬國人起來反對這條公路的開放。日人知道緬甸是信佛教民族，對緬人作種種虛偽麻醉宣傳，說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是反對佛教的政府，破壞佛教。日本是佛教的宗主國，為了保持中國佛教，故爾與中國作戰，是聖戰。日人這種陰謀，無非在阻撓我國這條大動脈的交流，並且逼使英國將這條公路關閉了三個月，因之我們的運輸上受到極大的困擾。

在民國二十八年春，我佛教領袖太虛大師，觀察到當時局勢，曾作「佔海南島之威脅與對佛教之誘略」一文，發表報章，喚起全國上下及佛教徒之注意。有謝健等人提案於參議會。同時，「海潮音」月刊上，亦有應速組織「佛教訪問團」之時論。復有海外歸來之王禮錫先生，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論國民外交方針」文章。由於我國西南這一條國際路線之日形重要，亦力主速組佛教訪問團，出國訪問，得到朝野的重視。於是國民政府乃聘太虛大師為「佛教訪問團」團長，並撥予費用。

是年九月一日，太虛大師組織之「佛教訪問團」大體決定，虛大師任團長，派定慈航、葦舫、惟幻、等慈等四人為團員，譯人為香港陳定謨教授。這天，國府林主席題有「巨海南針」四字贈與「佛教訪問團」。翌日，又得到　 蔣總裁題贈「悲憫為懷」四字。虛大師與中央宣傳部，暨中央國際宣傳委員會商決「佛教訪問團」事宜之後，於十五日晉謁蔣委員長。同日，國際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邵力子、陳真如等開歡送會。虛大師於會中提出「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意見，甚得讚美。

太虛大師飛抵昆明後，以訪問團事招待昆明新聞界。於十四日偕團員譯人由昆明出發赴緬甸，並發表「皓」電，電云：「太虛等頃因國中文化界之啟發，佛教人士之贊助，及各地佛徒之籲請，爰組織成立本團，將赴緬甸、印度、暹羅等處朝拜諸佛勝地，訪問各地佛教領袖，藉以聯絡同教之感情，闡揚我佛之法化。並宣示中國民族為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鬪，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因此佛教愈得全國上下人士之敬崇，隨中國之建成，必將有新佛教之興立，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誠信仰佛教大眾，洎崇拜讚揚東方道德文化者之喁望。茲者，本團取道滇緬公路，出發在即，敬布衷誠，佇聞明教。佛教訪問團導師兼團長太虛率領全體團員皓叩。」

十三、法幢南旋佛國歡騰

太虛大師一行於十二月一日抵達緬甸臘戌，即赴當地各界舉行的聯合歡迎會。緬甸長老比丘宇炳那沙美為大會主席，並與大師商談中緬佛教互相傳弘學習事。過緬京（瓦城）時，又受到二千餘緬僧及萬餘中、印、緬人士之歡迎，並出席緬國佛教聖地石階山之歡迎會。九日，由歡迎代表鄺金保、朱拙亞、許百富、陳洪安等特包花車一列，歡迎赴仰光。沿途均排有歡迎節目，火車每經一站，停留十五分鐘，接受緬甸僧俗及華僑之禮拜、獻花、獻旗、奏樂。十日晨，車抵仰光，因為該團為我政府所發動，故歡迎場面之盛，為大師平生所未經。當有我國外交部次長曾榕甫，榮總領事寶灃及緬印華僑領袖數十人首先登車迎接。大師下車後，乘花車遊行，參加遊行群眾三萬餘人。中央電影公司派有專人隨從拍攝電影，凡大師經過之處，萬人空巷，歡呼震天。緬人多就地朝拜，緬婦爬在地下，打散頭髮，讓大師從頭髮上踏過，行最敬禮，如迎佛然。

「佛教訪問團」這次去到緬甸訪問，使緬國人民認識到我中國還有佛教，而且有高僧。也認識到我中國政府是崇信佛教的政府。日人在緬所作的虛偽宣傳，是不攻自破，揭發了日人的陰謀，也使緬國人對我國佛教和政府都生起了信心，有了好感。尤其是大師的莊嚴德相和威儀，使緬人看了，無不油然生敬，發歡喜心。大師不論走到那裡，都受到緬國人民的歡迎、禮拜、供養。無形中釋去了緬國人民的疑團，也澄清了兩國間的空氣。

太虛大師到達仰光的第一件事，是代表　蔣委員長恭送「舍利」銀塔入大金塔供養（筆者年前由緬甸回國前夕，曾往大金塔遊覽一次，見銀塔尚陳列在法寶館中，上刻有蔣中正敬贈字樣）。在送銀塔莊嚴典禮之中，仰光各僑團以及華僧均集合護送，送塔行列，長達哩許，可見其眾多與熱烈。這件事，在當時中緬兩國氣氛中，實具有莫大意義，也有歷史上的價值。

「佛教中國訪問團」在緬甸停留了四十天光景，虛大師曾訪問緬國第一座（八十八歲）阿蘭陀耶，第二上座那迦巴那，及宇炳那沙上座、東部宮上座、宇連令沓上座，都是彼國佛教最高權威。並且還訪問了緬國首相宇勃，森林部長宇素、市長宇容溫、緬商會主席魯溫、中緬佛教研究會主席杜名盛等人。彼諸上座長老，和執政大員們，亦多到大師下塌處－－協德園回拜。中緬交歡，猶如一家人，其親密和睦之情，可以想見。

太虛大師訪問彼國朝野僧俗人士時，在交談中，一面闡述中緬兩國在歷史上敦睦友好的密切關係。一面宣揚我國抗戰國策，將日本侵略我國情形作全面的介紹，使緬國人民充分瞭解我國這次對日本作戰，是為伸張正義而戰，是抗戰，是自衛戰。彼國人士，也深深體會到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堅苦處境，同情我國人民不幸的悲慘遭遇。

在緬甸訪問間，曾經發生兩國不平凡而又有趣的插曲：一個是，仰光「印度聖法會」開會歡迎，大師赴會演講。那天，正開會時，突然來了一個丸山大山郎的日僧，聲稱係由印度加爾各答趕來，要見中國太虛和尚。彼之來也，氣勢凶凶，似有所圖謀。會場中突然來此不速之客，引起全場的不安。想不到那個日僧走到虛大師面前時，卻被大師的道貌威儀所震懾，通身發抖，連說話的勇氣也沒有了。呆立了一會，對大師作了一個八十度捧膝彎腰大禮，悄悄退出會場去了。當大師看見日僧時，坐在法座上，安詳不動，面現笑容，毫不恐懼。會場中人，無不敬佩大師的鎮靜。事後，外面即傳出了可笑神話，大家傳說日僧看到大師身現金色，頂上有萬道毫光，空中隱約間有金剛神衛護，被嚇得不敢動作，所以退出。另一個傳說，說大師有神通力，他在法座上唸了一個密咒，召來天兵天將，把那個企圖行兇的日僧降伏攆走了。

另一個插曲是，大師訪問緬甸佛教第一上座阿蘭陀耶時，談到「大乘」「小乘」佛法問題，雙方都有了爭論。阿蘭陀耶上座，他站在「小乘」佛法立場，說原始「小乘」佛教是真佛教，意思否認「大乘」佛法是佛說。而大師的意見，認為「小乘」佛教是「大乘」佛法的胎盤，「大乘」佛教是「小乘」佛法的進化，二者不可偏廢。猶如人之兩手，缺一不可。並強調眾流歸海，同一鹹味。大小乘佛法，都是從佛金口宣說，在法化進展的姿態上，雖然有「大乘」「小乘」的區別，實質上卻是一樣。且在人類思想進化的現時代，為謀求整個佛法的弘揚，中緬兩國所奉行的大小乘佛法，只應該互助，卻不能分離。爭論的結果，阿蘭陀耶認為大師見解高超，表示敬佩。想不到為了這個辯論，外面就造出虛大師與緬甸高僧鬪法的神話謠言，說阿蘭陀耶現出羅漢形相，涌身虛空，作種種神變，顯示他的神通力。而虛大師卻現出丈六金身，站立在蓮花臺上，並有天神天女四方圍繞，賽過阿蘭陀耶上座的神變。結果，阿蘭陀耶向大師磕頭認輸。直到大陸淪陷筆者逃亡到緬甸時，還聽得仰光佛教信徒們講說這個神話故事呢。

太虛大師在緬甸，因為他道行高深，學問淵博，又是道貌莊嚴，相好慈祥如彌勒佛。因之，緬國僧俗都認為他是中國國師。不論走到那裏，緬人都以尊敬國師的心情和禮貌來款待他。在緬甸訪問了一個多月，得到極大的收穫。大師除了不斷與緬國高僧和政要們接觸，宣揚我抗戰國策和商討中緬兩國佛教文化溝通，彼此交換留學僧事項之外，還赴各大學及巴利學院公開演講，遊覽佛國許多名勝地方。

中緬兩國佛教，雖然都有一兩千年歷史，但是彼此之間，因「大乘」「小乘」的知見之不協調，從來隔膜，不相往來。這番，大師因為受政府之聘，率團前往訪問，受到彼國朝野僧俗人士之熱烈歡迎，無異於在中緬兩國之間搭上一座橋樑，生起了紐帶作用。這件事，在我國佛教史上，值得寫上一頁。

十四、印度人民歡呼萬歲 太虛大師訪緬功成之後，乃復率領團員向第二站進行－－訪問印度。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由仰光乘輪沿恆河直上，十一日晚抵達印度第一大都市加爾各答，當時印度摩訶菩提會秘書法理性海、國際大學秘書戈雲達、旅印緬甸佛教會會長宇地沙、我國駐印度黃總領事朝琴、泰戈爾大學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及各僑團領袖二百餘人到碼頭歡迎，訪問團一行，下榻於交通旅舍。

翌日，大師赴加城摩訶菩提會歡迎會，到有中、印、錫蘭、英政學界名流二百餘人。大師當場代表蔣委員長以鍍金銀塔一座奉贈摩訶菩提會為紀念。塔上刻有「託太虛法師攜存佛教聖地　 蔣中正二八、一一、二六」字樣。

從十三日起，訪問團在印度受到一連串歡迎。首先，有華僑歡迎會，虛大師接受黃總領事代表獻旗。次赴拉麻克那總會歡迎會，講「國際和平」。又赴黃總領事茶會、孟加拉佛教會歡迎會，出席印度文化協會，和印度國民大會領袖波史晚餐。十七日，大師率團員去國際大學，出席國際大學歡迎會，八十高齡泰戈爾氏，親臨主席，表示對大師衷心景仰。隨後，又赴貝勒納斯摩訶菩提會歡迎會，和貝勒納斯國民大會主席普拉卡沙之歡迎會，當有印度強人尼赫魯來訪。三十一日尼赫魯再度來訪，並與大師作長談。午後，大師與尼赫魯共在十萬群眾之歡迎遊行中，赴摩訶菩提會召開之阿育王紀念會，大師被推為主席，與尼赫魯均有演說。

二月一日，大師由法理性海秘書長等人陪同赴印度大學語言統一學社之歡迎會。翌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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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論集（七）－民國佛教篇

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通神學會之歡迎會。三日，赴拘屍那途中，沿途人民之歡迎，悉皆歡呼「傌智傌太虛」（譯曰「太虛萬歲」），蓋印人看見甘地、尼赫魯時，都作如此歡呼。大師乃記之以詩曰：「甘地尼赫魯太虛，聲聲萬歲兆民呼，波羅奈到拘屍那，一路歡騰德不孤。」

十三日，應甘地電邀，大師等一行抵瓦而達。翌日，去西恭晤甘地。甘地終於紡紗聲中，與大師交談，極歡。大師乃作甘地、泰戈爾贊，贊曰「中國古墨子，印度今甘地，要見活莊周，來會泰戈爾，寄語莊墨徒，休徒鑽故紙，好從面對時，證知實如此。」甘地送大師出門時，特與大師合攝一影留念。

十五、訪問功成載譽歸來

太虛大師訪問印度事畢，別中印友人，即於一月二十一日，率領團員向第三站進發－－訪問錫蘭。二十四日，抵錫蘭可倫波，有錫蘭首相傑鐵拉卡、市長杜拉勝芳等顯要來歡迎，接至愛額斯額靜室，受愛氏夫婦之供養。晚赴麻里卡坎達最高巴利文學院召集之僧俗歡迎大會，來會者萬餘人。

隨後，接著又赴市長杜拉勝芳之茶會，出席全錫蘭佛教徒大會之歡迎會、華僑歡迎會、市政廳歡迎會、可倫坡比丘大會歡迎會、米塔難陀學校之歡迎會、馬勒特寺與爾斯拘寺之歡迎會、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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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提王寺之歡迎會、佛教徒之歡迎會、佛教婦女與佛教青年之聯合歡迎會。九日，抵高爾，赴市政廳及麻曬陀學校之歡迎會。晚，抵麻特拉，赴市政廳之歡迎會已，宿馬哈滿丁得毘尼外勒寺。十日，赴羅睺羅學校之歡迎會，市長及地方聞人悉結隊郊迎。午後，至庵把龍古達僧王寺參觀，僧王以舍利金塔一座，託為奉贈　 蔣總裁，祝中國早得自由。晚，返可倫坡，受提燈歡迎會之歡迎，訪問團在錫蘭之訪問，告一結束。

太虛大師在錫蘭盤桓近兩月，曾參觀著名之開拉尼亞寺、烏帕利開蘭雅義寺、依什帕塔那寺，阿接迦拉傌寺、金剛寺，二千三百餘年古菩提樹伊樹牟尼耶寺、法顯洞（大師書法顯洞三字交保管會刻名）、摩登寺、佛牙寺參觀佛牙。又參觀阿難陀女校、吠陀卡女校、摩訶菩提學校、達摩波羅紀念學校、摩里廿坎達寺之巴利文學院、悉達多學校、智嚴學校。

此外，曾與錫蘭佛教大會主席馬拉拉商討中錫兩國佛教聯絡辦法，大師主張成立一個「中錫文化協會」。並建議錫蘭佛教緬派與暹派之合一，及每年一度出佛牙以供眾瞻禮。在參觀阿難陀女校時，大師又與馬拉拉氏談佛教教育事業情形，和今後中錫兩國佛教雙方交換留學僧事項。

最後，大師赴卡羅得拉學校僧寺聯合歡迎會，廣播「應破之迷夢與應生之覺悟」。於二十三日，在錫蘭首相等歡送中，登康德華輪東行。

「佛教訪問團」在錫蘭訪問之後，原本繼續向暹羅訪問，抵新加波，因外交部來電，告以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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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羅排華，情勢惡化，不宜前往訪問，乃商決中止訪暹，乃於星洲作小事遊化宣傳。從四月七日起，應請星洲各方演講，於中華佛教會講「在家學佛次第」；中正中學講「菩薩行與新生活」；維多利亞紀念堂講「八正道與改善人羣生活」；靜芳女學講「佛教與中國女學」。

太虛大師於訪問團結束，電陳中央國際宣傳委員會之後，即乘輪去西貢轉往河內，搭乘歐亞機返昆明。大師抵昆明後，雲南省黨部，以大師率團出國訪問半載，勞苦功高，特召集各界代表，舉行茶會歡迎，並應雲南大學之約，出席紀念週，講「出國訪問經過及世界三大文化之調和」。一面，籌組「滇邊特區佛教會」（係大師出國時向芒市土司方裕之建議者），由雲南省佛教會呈請社會部，俾加強夷民內向，以利抗戰。

事畢，大師於五月二十一日，由昆明乘飛機返回重慶。那天，雖在空襲警報聲中，而到機場歡迎者，仍有一二百人之多。並有「僧侶救護隊」全體隊員在機場列隊迎接。

大師法駕回到陪都之後，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中國文化協會、中國佛學會、中印學會、僧侶救護隊等五十餘團體，假中法比瑞同學會，對大師率領之訪問團，作聯合盛大之歡迎。陳真如、曾虛白、王芃生、王秉鈞等，在會場上盛譽大師訪問團之成功。（本文取材「太虛大師年譜」）

十六、陪都僧侶為國報効

「佛教訪問團」出國之後，接著重慶佛教青年僧侶又有了一個積極性的集體活動。在南岸獅子山頭，樹立起一桿「佛」字救護旗幟－－成立一個「僧侶救護隊」，為國報効。由於他們在抗戰洪流中勇猛精進，捨生忘死，努力搶救傷胞。在日機瘋狂轟炸下長期活踴，為佛教寫下了光輝的一頁。這是我在救亡運動中由印度回國，參加抗戰工作經過中一件最得意的事。這件事，也大有一段因緣。

自從「上海僧侶救護隊」在漢口解散之後，我曾隨善友向構父到長沙小住。然後，去到重慶走了一趟，復又回到漢口，進入武昌「戰地服務團訓練班」受訓一個短時期。由於戰事逆轉，局勢惡化，乃於雙十節前夕，我隻身離開武漢，投到湖南寗鄉雙江口善友向構父君家中暫住月餘。長沙大火之後，我得到抗戰道上一位萍水相逢朋友熊伯谷君的邀約，去到祁陽，投入軍政部第一七０後方醫院服務，當總幹事。不久，為了避免日機轟炸，醫院遷移到邵陽塘田市，成立「傷員兵補習班」，院方請我充任政治教官。這樣，我在醫院幹了一年零兩個月。由於我服務成績良好，院長王祥麟氏乃派我去重慶入「中央訓練團」受訓。我在醫院中服務期間，與善友向構父君仍不時通信。後來，向君已去到重慶，每次來信，都是勸我去重慶活動，抗戰道路寬廣，比較有更大的遠景，我也很想趁此機會去陪都一遊。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我離開邵陽，乖木筏沿湘河去到桃花江，買一葉扁舟，繞道洞庭湖．去到江陵。然後由沙市轉乘輪船到重慶，仍落住在南岸獅子山慈雲寺。向中央訓練團報到之後，等候開學入團受訓。

人生的際遇，不可思議，我這次去重慶的目的，是要入團受訓。殊不料差別因緣，使我走上另一條道路，肩起佛教救護任務，真是始料所不及的事。

原來我住在這座慈雲寺（又名獅子山），乃是重慶第一大剎，為四川劉湘皈依師雲岩法師所創建。寺內有一百多間房屋，住僧有百數十眾。戰時大後方許多機關，多是借用寺廟房屋。經濟部是設在華岩寺辨公。慈雲寺，因為它靠近江邊，交通便利，寺裡也駐紮有巴縣團管區司令部、陪都空襲聯合辦事處南岸分處，和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團部等幾個機關。把個慈雲寺擠得滿滿地。由於人多，而僧俗混住在一處，彼此生活習慣不一樣，日子久了，就易於發生磨擦。

其中，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團書記長，他的名字叫張鐵魂，顧名思義，可以知道是個硬漢。他是山東人，年紀不過三十歲光景，乃是一個背十字架的朋友，對佛教徒不免抱有排他的觀念。他看到寺裡和尚天天唸經敲木魚，老實看不順眼，覺得這些和尚只吃飯不作事，全是廢料。於是他動腦筋，要來調弄這一百多個和尚，向寺裡方丈澄一和尚，和監院覺通和尚兩人提出意見說：在國難當中，每個國民都應該對國家有所表現，出家和尚，也是國民一份子，也有對國家效力的義務，應該要獻身國家民族，不能專門躲在廟裡唸南無，只吃飯不作事，有違抗建綱領。他要把寺內僧眾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和尚服務隊」，由他來領導工作。澄一、覺通兩人，知道張鐵魂的來意不善，不便駁他，只好敷衍。郡知張鐵魂說做就要做，要寺方把寺僧名單交給他，他要馬上動手組織起來。澄一和尚說：這件事，須得向僧眾商量之後，再作滿意的答覆。

這樣一來，全寺老少和尚們，全都駭慌了！不知如何對付才好。澄一、覺通召集全寺職事僧開了好幾次秘密會議，終商量不出一個妥善辦法。苦說不願服務，拒絕張的要求，話又說不出口，要是接受張的意思，又怕受到張的脅制，而且寺內住的客師，都是來自四方，出家人雲水消閉生活過慣了，不願受到拘束。如果他們背起包袱走掉，張必向寺方要人，如何交代？那豈不是大麻煩嗎？張鐵魂自從向寺方提出組織「和尚服務隊」意見之後，一步一步加緊，一日三催，要寺方交出和尚名單，逼得全寺和尚神不守舍，心驚肉跳。

當我到達重慶之時，正是慈雲寺僧眾遇到難關的時候。覺通監院一見我到來，歡喜非常，把我送到尊客寮下塌，當作上賓款待。上次我進川時，也是往在慈雲寺，覺通與我算是熟朋友。談起來，才知道該寺住持雲岩和尚已經圓寂作古，現任住持澄一和尚，是他的法兄。一年前的慈雲寺，是出門清靜，而今亂糟糟地，令人有寺廟依舊，情況已非之感。 第三天，覺通請我到方丈臥室，與澄一和尚敍談，把三民主義青年團南岸分團書記長張鐵魂主張組織「和尚服務隊」的事一五一十告訴我，請我幫助設法打消張鐵魂的野心意念。我說：本來，俗語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雖然出了家，當了和尚，並未出國，還是中國人，也還是中國國民一份子。國家今天有難，同日本軍閥爭生死的時候，我們僧徒應該要為國家效勞，這也是我們應有的天職。在目前抗戰的空氣中，對張鐵魂的這個主張，我們自不便拒絕，也不能拒絕。若是顧慮將來怕受到張鐵魂的脅制，那很可以自動組織起來，自己來領導自己，那不是很好嗎？澄一和尚認為我的話是對的，但是，覺得我們出家人一向不關心俗務，只知唸經修行，即或發心報國，卻不知幹什麼才好。我說：這個不難。滬戰發生後，上海地方的出家人，不是成立一個「上海僧侶救護隊」嗎？他們不是幹得轟轟烈烈，為國內外人士所重視嗎？這是一件慈善工作，並不違背戒律。救濟眾生，也正是佛陀的本懷，我們僧徒應行的菩薩道。本寺如果能夠組織救護隊，來擔負起救護工作，非但表現了我們佛教徒愛國和慈悲精神，同時，青年同道們還可以免除兵役，此乃一舉兩得，又何樂而不為呢！？現在，政府長期抗戰，來日重慶地方難免不遭受日機轟炸。我看大後方這門救護工作，十分迫切需要，本寺如果成立救護隊，將來一定會有工作表現。要是決心成立這個組織，則張鐵魂的野心，就不難打消。

澄一方丈和覺通監院兩個人，被我這一席話說得很動心，覺得除了成立救護隊，再無有更完善方法可以度過當前難關。隨後，全寺僧眾又一連開了幾次會議，大家認為辦救護隊，都是樂意來幹。但是如何著手來辦這件事？卻是不懂。覺得我曾經在「上海僧侶救護隊」服務過，請我來主持，可以駕輕就熟。我表示我只能從旁幫助計劃，卻不能實際參加服務，因為我已向中央訓練團報到要入團受訓。後來，澄一、覺通二人把我請到丈室，向我殷勤懇求，一定要我接受，說「不看金面看佛面」。我若不接受他們的要求，則寺中一百多僧眾，勢必要受到張鐵魂的宰割，變成張鐵魂的牛馬工具，問心何忍？這樣一說，倒使我動心，不好再推辭。我感想到，入團受訓，無非為了我個人的遠景，來幫助進行救護隊的事，如果做得好，卻是整個佛教的光榮。同時，我又想到「上海僧侶救護隊」在漢口解散，是我佛教僧徒的一大羞恥，我應該利用機會，來好好認真幹一番，也好湔雪我們的恥辱。於是我答允放棄我入團受訓計劃，願為大家服務。但我表示我只可以幫助推動，絕不來當領導人。又經幾度磋商，結果，依照我的意思，總隊長的名義，由方丈澄一和尚擔任，為了工作上的便利，我同覺通兩人，充任副總隊長。

商量決定之後，我就代表寺方向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張鐵魂交涉。那時，我預備入團受訓，身上仍是穿著武裝，與張見面略作寒暄之後，就說到正題。我說：本寺僧人，都是具有愛國熱情的，對於你同志提倡組織「和尚服務隊」的事，他們非常歡喜。你同志的一番美意，他們也非常感激。不過，佛教僧徒有他們的信仰，在戒律上，有許多工作是不便做的。而且出家人的生活習慣與俗人不同，由在家人來領導他們，那將是一件困難的事。現在，本寺僧眾們都願意成立一個「僧侶救護隊」，來為國家效力，替大後方民眾服務。在滬戰發生時候，上海地方出家人，曾組織「上海僧侶救護隊」，三個月中，在東戰場實地救護負傷員兵有幾千人，其成績為中外人士所稱道。上海僧人能有那樣表現，本寺僧人也照樣能幹。政府長期抗戰，來日陪都地方難免日機不來肆虐，這件救護工作，也非常需要。本寺全體僧人，都願意為這件救護工作來努力，請你同志不必費心。張問：誰來領導他們？我說：既然本寺僧眾有如此愛國熱忱，我願意放棄入團受訓計劃，來協助他們。張是一個革命氣質的人，他聽我如此說，馬上轉口氣，表示並無惡意，只是希望本寺僧眾在抗戰中有所表現。既然如此，那再好沒有了。並且還說往後如果需要他幫忙的時候，青年團願盡力協助。臨別時，張握著我的手笑說：你是抗戰道上的鬪士，又是國民黨員，我們算是雙料同志，我們應該合作。說罷，彼此打了一個大哈哈。

十七、嘉陵江畔佛旗飄揚

這個洶湧浪頭，總算抵擋過去了，全寺僧眾，自然皆大歡喜。於是我們就開始著手進行籌備成立「慈雲寺僧侶救護隊」。當時救濟主管機關，是空襲救濟聯合辦事處（以下簡稱聯辦處），聯辦處主任委員許世英氏，原是上海慈聯會副主席。有這點淵源，所以我向聯辦處遞上呈文，請求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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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論集（七）－民國佛教篇

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案。三月二日，即接奉批示，准予備案，並發救護擔架三十副和救護藥包三十個。另發給本隊籌備費法幣六百元，於是積極展開籌備工作。首先，將寺內僧眾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挑選九十人，編為三個分隊（後來擴充為四隊共一百二十人）。僧眾悉為救護隊員。職事僧派充任分隊長、書記、幹事、交通員，一律由出家人擔任。為了免蹈「上海僧侶救護隊」覆轍，概不用俗人。設立總隊部，編造名冊，縫製隊員救護服裝，製隊旗，刻印信，立規則，寺方為了使我便於統領僧眾，特掛牌請我為常住「堂主」班首之職。這樣，僧侶隊員是受著「清規」和「隊規」的雙重約束，不敢隨便。大家分工合作，忙碌了半個月，一切安排就緒，乃向中央通訊社發佈消息，定期成立。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是「慈雲寺僧侶救護隊」舉行成立大會的一天，是日到會觀禮來賓，有陪都黨、政、軍、警、憲各機關，各學校，各人民團體，社會各界名流，佛教團體，諸山代表，各報社記者共四百人，嘉賓雲集，盛況空前。三民主義青年團，特贈送本隊「同赴國難」四字錦旗一面。典禮會場，設在大雄殿上。全體僧侶隊員，一律穿著綠色救護敞口制服，戴著青天白日「佛」字軍帽站立兩旁。大會開始，由本隊總隊長澄一老和尚主席，國民黨南岸區黨部書記黃朝陽司儀，鳴炮奏樂，接著全體隊員以「三寶讚」梵唱代替國歌，悠揚之中，顯著高昂之氣。主席致詞畢，由我報告組織經過。繼由各界來賓講話，都是一片讚美鼓勵之詞，令人感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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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那天，獅子山頭，樹立著「佛」字救護大旗，迎風招展，嘉陵江畔，人來人往，熱鬧非常。翌日，中央、大公、掃蕩各大報章，均以顯著版位大字標題刊出本隊成立花邊新聞，報導典禮盛況。而新民報上並登出一篇特寫「脫了袈裟換戰袍」文章。商務日報也登出一篇「赴湯蹈火的釋迦子第」的特寫，讚揚我佛教僧徒此一壯舉，並寄以無限熱望，吾們感奮已極。

十八、成績優異領袖嘉獎

剛剛三月訓練期滿，想不到我預料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在六月初間，我們看到對江朝天門碼頭懸起了空龔信號「紅球」，我們大家頓時都有了警覺，準備起來。不久，就聽到發出警報聲，隊員們一個個摩拳擦掌以待。一會兒，看見日機已經臨空，一剎那間，只聽重慶城裡一陣聲響，頃刻一股黑煙直沖雲霄。我們知道地面上已經受到轟炸，恨不得馬上趕到現場去施救。因為未能奉到出動命令，我們不能前往，只是遠遠地瞪著兩眼望著。因為在我們備案時候，聯辦處指定我們工作範圍只限於南岸一帶地區，假設重慶和江北兩處受到轟炸，必要時，得聽聯辦處命令，方可出動。當警報發出時，聯辦處南岸分處陶專員，他早已帶著太太鑽進防空洞去了，辦公室電話無人接，我們又何能得到命令呢？所以最初兩次轟炸，我們都失去了服務機會，大家只是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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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息！

直到十二日這天早晨，日機又大批前來瘋狂轟炸江北一帶。由於距離近，就在對岸，轟炸音聲，使人驚心動魄。眨眼之間，只見無數瓦屋炸成灰飛，燃燒彈爆破之後，地面上變成一片火海。炸彈煙雲，瀰漫空際，耳邊只聽一片哭聲和呼救聲。聯辦處又不來命令叫我們出動，我們真急得搓手。我看到那種情況太慘了！也就不顧命令，不待警報解除，於是我馬上吹哨集合全體隊員，背上擔架藥包，領著他們蜂湧地跑下山。跑到江邊，一齊跳上兩隻大木筏，大家拿起槳篙，奮力向江北筏去。

我們兩隻木船上，擺滿了白色帆布擔架，又加上一百多人，顯然是一個鮮明的目標。那時，江流湍急，船行不易，我正躭心怕被日機發現，恨不得馬上飛渡到彼岸。霉氣！二次日機又到，並且發現我們這個目標，其中一架飛機低飛下來，直向我們兩隻船掃射，只聽得空中吱……吱……的聲音，我站在船頭上看到形勢危急，馬上喊叫兩隻船分開，用力筏！那時，大家一心為了要救人，也忘記了自身的安危，槍彈落在我們船身的旁邊，掉在水裡我們非但不害怕，反而高唱「進行曲」。霎時之間，日機又向我們投下一顆炸彈，正落在舵後，但見一股水柱直沖天上，浪花四濺，幸未命中，真是好險！日機在我們的頂上盤旋，我們的歌聲與岸上的轟炸聲交熾一片，斯情斯景，簡直是同死神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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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容易我們奔上了岸，立即散開，躲避日機掃射。想不到第三批日機又到，三個小隊的日機，成品字形從我們後面飛來，飛得很低，像似來投彈的樣子。我馬上叫大家一齊臥下，這時，但見日機在我們頭上把它的翅膀左右搖擺，投下一顆顆炸彈。此刻我們這一百多人，無處逃避，只好是閉上兩眼，默念觀音菩薩，等候光榮的死亡。一會兒，耳邊只聽一大陣爆炸聲，真是天崩地裂，有幾枚炸彈，落在我們四周，我們全震昏過去，醒轉來後，面前是一片煙霧籠罩著，一股火藥氣息，令人作嘔。大家爬起來檢查一下，幸好都未被炸傷，這是觀音菩薩的感應，救了我們這一羣和尚。

於是，我們趕急背起擔架藥包和開水壺，跑到轟炸現場去救那些無辜災胞。岸上的房屋，被燃燒彈引大火，正在燒著，耳邊是一陣哭聲、呼叫聲、呻吟聲。被炸死炸傷的男人和女人，東倒一個，西歪一個遍地皆是。那些炸死的人，都是有頭無腳，有的四肢不全，有的只剩半截身子，有的肚破腸流，那種傷心慘目的情況，實無法形容。

我們急忙將那些炸傷的男女難胞，一個個就地敷藥、包紮、喂開水，一面填寫傷單，一切手續停當之後，把輕傷的難胞，送到臨時救傷站去休息。同時，又將重傷難胞一個一個抬過江，送到重慶城和南岸兩處大醫院去救治，來回就這樣奔忙著。三個隊員一副擔架，路上我與分隊長，也都幫著抬。待到警報解除，我們的工作，已經做了一半。這時，才見到其他救護單位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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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向隊員們說笑話，我說：今天倒是給我們這羣和尚燒了一支「頭香」。其中一個四川隊員比我更加幽默，他接著說：「燒頭香，當然是我們和尚的專利，在家俗人想燒頭香，除非來當和尚。」說罷，全都笑。

整整奔忙了一天，直到傍晚才把傷胞抬完，也算是餓著肚皮幹了一天。說來也奇，這一天，也不知道我們的氣力是那裡來的，大家也一點不覺得勞累。我們這次初試身手，卻做得井井有條，計算傷單，這一天一共救護了重傷一百三十五人，輕傷七十六人，算是做了一點小小成績。工作完畢之後，始結隊回到獅子山。大家經過這一次的工作考驗，我覺得每個僧侶隊員，都有勇猛無畏拾身救人的精神，全都有做菩薩僧的資格，非常欣慰。

接著，一連幾天，日機不斷來轟炸陪都。不計遠近，只要有轟炸，我們力量所及，本隊是照樣不待警報解除就出動施救。每次都是走在人前，踏著火路，在瓦爍場中展開我們的救護工作，實踐我們的神聖任務。

在那幾天當中，陪都各報都爭相報導本隊工作實況，輿論界一致稱揚，全都誇讚我們僧侶英勇。而新民報評論上，並有「向和尚看齊」字句，我們是感奮已極。

六月十七日，　蔣委員長出席中央紀念週演講，對本隊連日搶救災胞情形，非常重視，演詞中有這樣幾句話：「在此次空襲期間，除了空軍人員能忠勇奮發確實達成他們的任務之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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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軍、警、青年團和各方服務隊，以及「僧侶救護隊」，大都皆能發揮忠勇犧牲精神，盡到本身職責和義務，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點。……」（見六月二十日陪都各報）

十八日那天，又有空襲，我們出動工作回來，奉到政府嘉獎本隊令狀，全體隊員們，是更加興奮鼓舞。

二十一日，空襲救濟聯合辦事主任委員許世英氏，以本隊連日實施救護成績優異，來電邀約本隊全體人員，到防空司令部談話，以示慰勞。我同覺通兩人帶隊前往，由於我們連日出勤努力救護傷胞，各大小報章不斷宣揚，所以市民們看到我們這個和尚隊伍，多現喜悅之色，且有些四川哥子們喊叫說：「這些和尚同志，硬是要得！」當我們隊伍整齊步伐走進防空司令部時，守衛同志，向我們立正舉槍，以軍禮迎接，這是我們僧侶同道在戰時所得到的風光。

由聯辦處總幹事黃伯度，代表主任委員許世英接待我們，在禮貌上，我請黃總幹事給隊員訓話，黃說：「訓話兩宇，我不敢當，今天，我是代表許世英主任委員，向各位法師連日辛勞表達本處慰問之意。當初，貴隊成立時候，我們很慚愧，沒有重視這件事，以為佛教徒的號召，多數是空談，很少有認真實行的。及至連日來我們看到諸位法師忠勇冒險搶救災胞的工作表現，確實是真正發揚了佛教無我犧牲的救人精神。本處同仁，深感愧咎！覺得當初對各位法師的認識不夠，物質上的幫助太微薄。往後，如有需要，不管是什麼，請隨時告訴我們，本處當竭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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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當時，我說：「本隊同仁在貴處領導之下，連日實地參加救護傷胞工作，不過是本著我佛拔苦與樂慈悲救度眾生本懷，盡到一點國民義務與天職而已，值不得如此過份誇讚，尚望多予指導。至於說到物質上的需要，我們出家人，過慣了清苦生活，倒不需要什麼。只是在我們的工作上，今天，我向　 貴處有個要求，就是今後不要限制我們救護範圍，並請取消等候命令出動這兩點。救護傷胞，不必有地區之分，只要我們能力所及，皆可前往施救，至於待命出發這一層，尤其以可以不必。蓋救人如救火，受傷的人，須得要馬上救治，時間過久，血流過多，即或得救不死，也增加傷患者的痛苦，減低了醫護上的效。上兩次重慶地方受到轟炸，因為未奉到出動的命令，未能趕往現場施救，覺得是件憾事，希望往後多給我們方便，此外，別無所求。」黃立即回答說：「請諸位法師今後不必再顧慮這個，不須等待命令，可以自由行動，希望本著佛家的慈悲，發揮更大的救人精神，來協助政府抗戰工作。」說完話之後，贈送我們每個人草鞋一雙，毛巾一條，萬金油一瓶，以示慰勞。

在日機對我陪都進行疲勞轟炸期間，我們這一百多個僧侶隊員，天天都是過著緊張的日子，日以繼夜的工作著，有五六天光景不曾上床睡覺。因為每家住戶怕日機發現目標，不敢炊火燒飯，我們是不曾好好吃過一頓飯食。飢餓時，只拿起乾燒餅饅頭來啃，大家都是衣不解帶，準備隨時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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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六月十二日，我們開始活動以後，凡市區一帶及江北、南岸，甚至郊外更遠的地方，每次日機襲炸後的亂爍場上，都有我們這一羣和尚同志的足跡，見到我們這桿「佛」字旗的飄揚。由於我們不斷冒險賣命，以故博得社會輿論的稱揚讚頌。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大家的工作情緒，益加熱烈。站在救護工作崗位上，不敢懈怠。

我們雖然是擔任的救護工作，但是有時政府發動一種抗日運動，也請本隊參加。各機關、各團體也都歡迎我們這一羣。如遍行大會、檢閱大會，以及爬山捉姦運動大會等等場合，都有我們「僧侶救護隊」的鏡頭。其間，我為了響應「傷兵之友」運動，發動全體隊員絕食一日，將所得之數，捐獻政府，並響應捐獻飛機運動。

在七月九日那天，蔣委員長對於此次在空襲期間，救護難胞工作成績優異者，特頒給銀質鍍金「青天白日」獎章，以資鼓勵，本隊獲得三十六枚。據醫護委員會表示，其他各救護單位，只領得一枚二枚者，至多不過五枚，以本隊工作成績最優，故爾頒贈的獎章也最多，這是我們「僧侶救護隊」最大的榮譽。

十九、實幹硬幹苦撐苦鬥

「僧侶救護隊」自從成立以後，由於全體隊員忠勇奮發，實踐佛陀慈悲本懷，以故博得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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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的讚美，領袖的嘉獎，在外表上，可謂是威威赫赫。要問道我們這一百多隊員的生活情況，卻是苦極！自從發起這個組織，我與大家立下了一個公約，就是要「實幹硬幹，苦撐苦鬪。」絕不用救護隊名義向外募捐，亦不向政府請領津貼。抱定自力更生宗旨，在不求人不依靠人的信條下，來表現我們的愛國精神。這樣，才幹得有價值。　

我們在國難中，為了護政府抗戰，為了佛教求表現，要在戰爭烽火中實行利益眾生的法事，救護災胞。雖然臨時披上了圓領戎裝，載上了黨徽「佛」字軍帽。可是，我們並沒有忘記我們的本分，叢林中早晚二時功課，照例修持，未曾間斷。即或出動抬傷回來，我們的功課，仍然是不放棄的。

這個「僧侶救護隊」，是慈雲寺一家獨立組織起來的。慈雲寺雖然是大廟，卻沒有恆產。寺內僧眾，全靠經懺佛事收入過活。為了要充實我們的肚皮，養足氣力好抬擔架，大家只好乞求於木

引磬之中，替信徒施主誦經拜懺，這樣換點錢來維持生活。我們一面要超度死亡，一面又要救活人。天天不是為死人忙，就是為活人忙，隊員每個人為了預備出動救傷，天天都是穿的兩套衣裳，裡面穿著救護服裝，外面套上圓領僧衣。遇有空襲，就馬上脫去袈裟，扛起擔架藥包往外跑。沒有空襲時，就在家裡唸南無。從朝至暮，大家都少有休息時候，有時夜晚還要出勤。身體上雖然是疲勞，精神情緒卻是很愉快的。我們總隊長澄一老和尚，因為他年老，有七十多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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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兩眼昏花，走路要拄柺杖。我們大家敬他老，隊部工作，都不煩勞他。他雖老，卻不示弱，有一次空襲時候，他也穿上救護衣，提起拐杖要跟著我們跑，引起大家發笑。然而他每天領眾修持，也很辛苦。

「僧侶救護隊」的經費，完全靠本寺經懺事維持，全體一百二十人的生活擔子，可說是由釋迦老子挑著。不比「上海僧侶救護隊」衣食一切樣樣有慈聯會供給。我們為了伸張自力更生的抱負，不向外界化緣，也不向在家信徒伸手，免得像「上海僧侶救護隊」那樣，受到在家人的脅制。為了保持我們的僧格，不得不以硬骨示人。

至於說到隊部的待遇，那真是可憐兮兮！總隊長澄一和尚同覺通兩人，不要津貼，我這個副總隊長，每月有十元零用錢，分隊長、書記、幹事各職，每月津貼五元，隊員只有草鞋錢一元。這一點微薄津貼，和隊部辦公費，全由寺裡佛事收入項下支出。我們的伙食，同全寺僧眾一樣，每餐是四川泡蘿蔔一盤，酸菜湯一碗，初一、十五兩天，才吃得兩塊豆腐。在戰時，大後方人民，都是過的清淡生活，我們這一群和尚，又豈能例外。說來真正可憐，隊員們穿的那一套救護制服，穿上身後，就不曾換過新衣，上身穿破了，只好剪下褲腳來補上身。到後來上身衣補得像衲襖，下身都變成了短褲。我們這一群救人和尚，真說得上是「實幹硬幹苦撐苦鬪。」

雖然，我們的生活如是清苦，可是，我們這一百多人的意志是打成一片的，精神是振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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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方丈澄一和尚，他天天為領眾修持忙，覺通為大眾生活忙，我為隊部工作忙，大家分工合作，步伐一致，彼此精誠團結，患難相處，生死與共。

二十、邪魔作崇好事多磨

俗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凡做一件事，不管是世間法或出世法，如果要把它做好，做得徹底，卻不是易事，一定會遇到許多障難波折，甚至愈做得好，障難波折愈大，這好像是必然的定律。「僧侶救護隊」成立的初期，尚無風波，平安無事，因為我們隊部剛剛成立，或許以為我們和尚搞不出什麼明堂來，引不起人們的重視。後來，由於我們大家能夠賣力，不要命的幹，博得社會各界人士的讚美，又獲得領袖的嘉獎。有了榮譽，所以就引起了邪見之徒的嫉妬。於是千方百計，來同我們為難。有的是暗中搗鬼，有的卻是在公開給我們打擊。「陰謀」和「陽謀」，一齊向我們進攻，我們是在夾攻中奮鬪著，提心吊膽。

先說「陽謀」一件事，慈雲寺裡駐紮有個「巴縣團管區司令部」，佔用本寺房屋有二十餘間之多。寺方為了同赴國難，在抗戰第一！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口號下，盡量忍讓，連僧眾宿舍也讓出一部份出來。照說這就夠人情了，然而該機關還不滿足，得寸進尺，又硬佔用好些房間，將寺內僧眾逼得沙丁魚一樣，擠成一團，寺方依然忍耐。那知後來該機關竟用武力，來奪取全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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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僧眾每天吃飯所在－－齋堂，假設齋堂被佔去，我們吃飯地方也沒有了。

團管區司令部這個舉動，實在太說不過去了，這樣一來，使我們讓無可讓，忍無可忍，逼著我集合全體隊員，關起山門，與該機關人員耍了一次爭奪戰。對方居然拿出槍來，子戰入膛，向我們瞄準。我就叫大家抬出擔架，準備來個集體流血犧牲。當時，我向對方喊叫著說：「我們這一批救人的和尚，不死在日機炸彈之下，卻來死在自己武裝同志手裡，那是我們的光榮。你們不去殺萬惡的日本人，反而來殺手無寸鐵的和尚，也算是你們的光榮。」在國府所在地，披老虎皮的武裝同志們，畢竟不敢大膽野蠻，只不過是故作勢態，來嚇唬和尚而已！看到我們這些和尚當真不怕死，他們也只好放下了槍桿。結果，派人同我們談判，還是我們勝利。保持了那一塊吃飯地盤，大家和平了事。

再說「陰謀」的事，說來更加可惱！可恥！原來我們「僧侶救護隊」成立，向聯辦處備案時，曾經有約。聯辦處為了我們工作上的便利，囑我們與聯辦處南岸分處聯繫。因為聯辦處南岸分處駐紮在本廟裡，聯絡比較方便。南岸分處的一位專員姓陶，安徽人，三十多歲。他是聯辦處黃某權要的侄子，乃是一個十足的小官僚。由於他有這個後台老闆，所以獲得這份閑差。他是一個專在拍、捧、吹、推、拖、騙六個字上做工夫的人。因為聯辦處囑告我們同他取得聯繫，他就異想天開，想來操縱我們這個「僧侶救護隊」。居然以主管官自居，把我們當作他的屬下看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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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我們事事去同他商量，聽他的指揮。

我們這個隊部，是佛教活動。乃是我們僧徒自動自覺行為，大家都是替國家盡義務的，不曾領受政府津貼也不是政府來養活我們，當然有我們的自由。我對那位陶專員的這種心跡，非常厭惡。所以他每次在我們面前擺出那一套官架勢，我老實是相應不理，「等因」而不「奉此」，他心裡對我不無芥蒂。

隨後，因為日機不斷瘋狂轟炸陪都，我們「僧侶救護隊」於每次轟炸後，不待警報解除，也不等待聯辦處出動命令即奔往現場搶救，這又是那位陶專員不滿意的地方。還有，由於我們不待警報解除，奮不顧生的搶救災胞，博得輿論界的讚美，每家報紙的新聞上，都常常刊有我同覺通兩人的名字，這是那位專員更加不高興的地方。他存心要向上峯邀功，要帶上他陶專員三字才快意。一次，陶專員竟厚頻無恥向我提出意見，他要我往後出動發表新聞時候，可以加上在聯辦處南岸分處陶專員領導之下的字樣。當時，我幽了他一默，我說：「新聞稿不是我發出，乃是報社記者筆下的報導，大概記者每次看到我同覺通兩人領隊，所以記者筆下就提到我兩人的名字。要報上刊出你閣下領導的字樣並不難，只要閣下不陪太太去防空洞躲警報，能夠跟我們跑，那報紙上自然少不了有閣下的大名嚕！」我如此一幽默，他踫了這個橡皮釘子，雖然沒有話可說，面上現出陰險狡詐微笑，內心裡卻對我生起了懷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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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論集（七）－民國佛教篇

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於是那位陶專員就暗中來搗鬼，他看到本寺方丈澄一和尚年老昏瞶，就在澄一面前施展蠱惑伎倆，盡其煽動之能事，來挑我與澄一的情感。說救護隊在報上發佈消息，每次都只有樂觀和覺通兩人的名字，竟把總隊長拋在一邊，視若無物。看來，樂觀大有喧賓奪主竊取慈雲寺方丈位置的野心，不可不防。想不到澄一和尚竟信以為真，對我生起疑心，乃同覺通商量如何來對付我。可是覺通與澄一，雖然是法兄弟，覺通卻是個豪氣漢子，極力保證無有此事，但終不能令澄一釋疑，於是覺通乃把陶專員搗鬼的事悄悄告訴我。

本來，對陶專員挑撥離間的陰謀，我可以置之不理。當時，我想到「上海僧侶救護隊」那個悲劇結果，認為這件事相當嚴重，卻不能忽視。澄一和尚，他既如此糊里糊塗，如此自私，不明大義，那是難以合作下去。如果我不急流勇退，將來終不免發生摩擦。摩擦的結果，一定會弄到感情破裂，而影響到「僧侶救護隊」的本身。使佛教這一件光榮事業，又像「上海僧侶救護隊」那樣，搞的中途夭折，愈想愈寒心。當時，我就對覺通說，既然澄一和尚對我有疑心，我不妨引退，免得他疑神疑鬼，生出枝節，鬧笑話出來，使外界人們恥罵我們和尚幹不出一件好事。好在此刻慈雲寺的難關已過，同道們在社會上並且有了好的聲譽，我離開隊部，問心也安。雖然我犧牲了入中央訓練團受訓的機會，救護隊成立，而且做出了成績，這算是我的代價。我離開隊部之後，希望你肩起責任，好好掌握著，千萬不要受到那個陶專員的操縱，保持原有自動自發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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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寧可做不出成績，卻不可受到在家人的脅制，這一點，希望你牢牢記住。今天，救護隊的榮譽，乃是大家氣力汗水和生命換來的，要好好的珍惜它。

當時，覺通並不同意我辭退，要我同那個陶專員戰鬪。我說：陶專員方面，並不重要，容易對付。只是澄一和尚對我生疑，倒是困難的問題。我還是離開隊部比較好。覺通看我去志已決，也只好同意我這麼辦。但是他想到我突然丟手不幹，恐怕影響到全體隊員的工作情緒。我說：這個不妨，就說我因為工作過於勞累，要休息一個時期，自然無事。覺通要我仍留住在寺裡，不要出去，可使那陶專員有所顧慮，免得他再生其他野心，我表示同意。

說完了話，我不等待聯辦處的同意。馬上將隊部印信公文一起點交與覺通，我就到後山茅蓬住閉寮。奔忙了幾個月，一旦放下，身心倒覺得無限輕鬆。我突然放棄救護工作，澄一和尚他自然明白是為什麼，我們是心照不宣。但外界尚不知道我離開了工作崗位。這一幕，總算我能夠急流勇退，應付得法。不然，大後方這一桿佛教光榮旗幟，必定毀在那個陶專員手裡無疑。

不多天，中央社會部部長谷正綱，以「慈雲僧侶救護隊」在空襲期間服務成績良好，主張把我們這個救護組織擴大，使全市僧眾都有參加服務的機會。乃派該部總幹事楊某，來慈雲寺與我商談，表示中央各機關都有意來成立一個「重慶市僧侶救護隊」。中央如此重視佛教，愛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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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佛教，我自當贊同。當時楊總幹事請我寫了一個「組織重慶市僧侶服務隊計劃草案」，帶回去提供中央社會部作參考。

是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社會部，邀集重慶市黨部、社會局、空襲救濟聯合辦事處各機關，在中央社會部開會商討，我亦應邀出席。會議結果，決定成立「重慶市僧侶救護隊」，派覺通、澄一、昌仙、續乘、本先、本立和我一共七人為籌備委員，並指定我為籌備主任，中央各機關，各派員一人指導。議定將原有「慈雲僧侶救護隊」，編為服務隊第一隊，江北佛教會僧眾，編為第二隊，華岩寺僧眾，編第三隊。服務隊工作，改受空襲服務總隊部指揮，以示統一。這樣，我又奔忙了兩個月，服務隊組織成立之後，這時，重慶地方已屆霧季，空襲減少，服務工作也就不多了。

二十一、任務圓滿光榮結束

其間，我又發動了一件國際佛教宣傳工作。那時候，因為我看到日本第五縱隊在印度、緬甸、暹羅一帶地區極為活躍。對我國佛教人士，大肆展開虛偽宣傳，於我抗戰大業進展大為不利。雖然經太虛大師一度組團前往訪問，只是時間短促，彼諸佛國人士，對日本侵略我國之實際情形，尚未能充分瞭解，多有受其麻醉者。日人陰謀，實有徹底揭發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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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在抗戰時期，人民對國家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我為了報効國家，爭取時間，乘著霧季時候，於民國二十九年十月，邀約漢藏教理苑學僧西岸、悟祖和慈雲寺職事青雲等三個人，在陪都組織了一個「中華佛教國際宣傳隊」，我自任領隊。得到中央黨政機關的支持，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發，赴緬甸宣揚抗戰國策。在緬工作八個月，（宣傳隊在緬工作詳細經過下文詳述），仍復回到重慶。這時，慈雲寺住持澄一和尚已圓寂，覺通繼任該寺方丈。覺通及全體救護隊員一致要求我繼續領導隊部工作，這是義不容辭的事，也正是我的本願。這樣，我再肩起了救護隊的責任，又幹了下去。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發動遠征軍運輸隊的號召，要求各界青年參加出國服務。我覺得這又是我們佛教僧侶為國報効的好機會。我乃挑選了兩個分隊的青年隊員，報名參加，送往印度工作。當時政府對參加出國服務人員，每人有五千元安家費的規定。然我們出家僧侶，無有家室牽累，視人如己，以國為家，沒有領受這筆錢。出國服務的隊員共有二十二人，其中印宏、聖亮、光華三人，在我軍克服密支那一役中，不幸犧牲在炮火中，作了生命佈施。他們為了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在國外灑下了最後一滴血，這正是我中國佛教的光榮。

民國三十三年冬月，適日軍侵入貴州邊界一帶，戰事吃緊。我又發動全部隊員，絕食勞軍，頗得政府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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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民國三十四年春月，我為了檢討「僧侶救護隊」幾年來工作成績，將長期工作實況及各項文件資料，編印了一本「陪都慈雲寺僧侶救護隊五週年紀念刊」，分贈各方。刊物得中央委員張繼題眉，有黨國元老各界名聞時賢碩彥惠賜題字四十餘幅，為戰時最生色最榮耀的紀念刊。刊物三月出版，八月，日本向盟軍請降。河山光復，宇宙重光，舉國歡騰，普天同慶。九月三日，我率領全體救護隊員，參加「陪都各界勝利遊行大會」，向我最高領袖歡呼後，始放下擔架，脫去戎裝。這是我在抗戰期間領導「陪都僧侶救護隊」的始末因緣。這件事，可以說是興奮的開始，光榮的結果。

二十二、結隊出國宣揚抗戰

前文說到我將中央社會部發動的「重慶僧侶救護隊」組織成立之後，這時重慶已屆霧季，敵機空襲減少，救護工作不多，當時我鑒於日本第五縱隊在緬甸印度暹羅一帶佛國地區進行反宣傳頗為劇烈，日人說我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破壞佛教，摧殘三寶，日本為佛教宗主國，為了保護中國佛教，故對中國政府宣戰，以此虛偽謊言，欺騙麻醉佛國人民，來掩飾他們的侵略罪行，日方這種險惡陰謀，我認為有澈底揭發的必要，於是我爭取時間，邀約漢藏教理學僧覺華、曼林及青雲等三人，組織一個「中華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我自任領隊，前往以上各佛國宣揚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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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國策。這是中國佛教青年僧侶在抗戰時期樹立的一面新鮮旗幟，表現的另一愛國工作，它的經過，值得來說一下。

這個國際佛教宣傳組織，是在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指導之下成立起來的，在著手組織的時候，卻有無限的心酸！做事業，是少不得經濟力量的幫助，我邀約的這幾個青年夥伴，他們只有氣力，只有一顆愛國族的心，卻沒有錢，同我都是窮僧，又都是天生一副硬骨頭，而我們卻不願拿這個「佛」字旗向人募捐，向人伸手要錢，覺得是有點害羞，都要苦幹硬幹，然而苦幹硬幹，也還少不得錢，如印信紙信封、買郵票、刻圖章一切等等，無一不要用錢，既不願意向人伸手，只好在各人自己身上來打主意，大家商量把我們身上穿的架娑僧衣賣了幾件，換得一百多元，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於是乃向中央黨政機關呈請備案，原呈云：「竊樂觀等，鑒於日本法西斯軍閥，自從向我國發動侵略，三年多以來，如瘋似狂，一面加緊侵佔我土地，摧殘我文化，屠殺我人民，掠奪我財產，並破壞我佛教寺廟，迫害我佛教僧尼；一面又向緬甸、印度、錫蘭、暹羅各佛國進行虛偽麻醉宣傳，居然唱言指說『中國政府崇信洋耶穌及共產主義，摧殘佛教，毀滅東方固有道德文化，日本為佛教宗主國，不能不衛護中國佛教及東方固有道德文化之責任，故日本對中國之戰，乃為代表佛教及對耶教與共產主義之聖戰云云。』種種虛偽宣傳，不一而足，意圖轉移佛國人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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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視聽，以達成阻撓我抗戰大業進展之目的。查暴日自我唐代七世紀以前，尚為一無文化之荒島蠻族，在唐際日本僧人空海（即弘法），來我國從惠果阿闍梨修學佛法，旁及內典，歸而採取漢字偏旁，參酌梵字音韻，利用我漢字，創制假名，始啟 文化，以有今茲，不圖近五十年來，狼子野心，再三反噬，歷次奪我海濱，佔我疆土，其謀我害我之事，何止百件？今復變本加厲，向我作大規模侵略，以欲展其吞滅朝鮮、臺灣之故技，企圖完全征服我國，以滅我種族，心如毒蛇，行同羅叉，此魔不除，世界寧有和平之日？樂觀等自我領袖蔣委員長發動全面英勇抗戰後，即本佛教犧牲小我成就大我之本旨，與國民之天職，參加救亡工作，或在前線效力，或在後方服務，三載以還，矢志不渝，今欲更進一步，走向國際努力從事救國救教積極工作，作抗戰宣傳，乃聯合組成『中華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現已籌備就緒，定於月內由陪都出發，赴緬甸、印度、錫蘭、暹羅各地，展開活動，宣揚我政府抗戰國策，同時光揚我政府歷年來弘護佛教之德意，闡揚我佛教正義和平真諦，與反侵略主張，揭發日寇三年來謀我害我種種罪行，喚起國際佛教人士對我抗戰之同情，與我攜手，結合為東亞佛教徒反侵略反暴行之廣大陣線，共同撲滅人類惡魔日本軍閥，以期促成我抗戰勝利之早日實現。今樂觀等志在與敵人作長期戰鬪，誓必達成粉碎敵人狂妄夢想而後已，一日不達到目的，一日不休止，準備以步行方式，去完成此項任務，事關國際佛教宣傳，理合具文呈請鈞部鑒核，伏懇准予備案，俾便早日成行，實為公便」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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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呈文遞上之後，不到一星期，即獲得批准，乃正式向新聞界發佈消息。

自從輿論界給我們宣揚後，不幾天，「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送來「苦行救世」錦旗一面。接著，「國民外交協會」送來「憤怒金剛」錦旗一面。「中緬文化協會」送來「大同正軌」錦旗一面，壯我行色。我們此行，真感到有無限光榮。

在那幾天當中，各大小報不斷為我們熱烈宣揚，外界給我們的鼓勵，可算十足。空氣是那麼濃厚，聲勢是那麼雄壯，可是，我們骨子裡，卻是萬分惶恐！因為我們賣袈裟僧衣換來的一點錢，早已花光，而辦出國護照、製隊旗、印「宣言」，以及上路之後在路途上吃飯、喝水、住旅館、買草鞋等等費用，毫無著落，怎麼辦？我既然標明苦幹硬幹，不向教內教外募緣，又不向政府請領津貼，錢，當然沒有來路，我們幾個人為了這個傷神問題，絞了幾天腦筋，俗語：「顧得肚皮，就顧不得麵皮」，我們要表現戰時佛教僧徒精神，兩張皮都要顧到，這就太難了！

最後，我們只好來個焦土抗戰，把各人的衣單海青、長衫、蚊帳、衣箱，連棉被一齊賣掉，還不夠，於是曼林又向他的朋友撈來二百元，我也向朋友處搞來二百元，這樣大家的力量集中起來，統共有了近千元的光景，我們膽氣就壯了。跟著，中央振濟委員會屈副委員長贈送我們茶資二百元，又代息災法會贈送二百元，還有中央懲戒委員會陶冶公和李子寬居士各四十元，雪山老人二十元，這都是我們的意外收入，錢，這東西真是個怪，沒有它，使人動彈不得，英雄氣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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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錢太多了，又使人迷失本性，為它顛倒，為它造孽，錢之魔力大矣哉！

二十三、出發之前的增上緣

我們原本計劃由「中緬公路」用徒步行腳方式去實行我們的願望，當我們正預備上路的時候，想不到中央國際宣傳處長曾虛白先生，給本隊來一個特別安排，為我們爭取時間，以便早日出國工作，乃行文西南運輸處，請該處給予我們乘車之便利，這是我們料想不到的意外助緣，公文上是這樣說：「據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領隊樂觀法師聲稱，本隊業已組織成立，擬即啟程出國，請指示宣傳方針，俾有所遵循等語前來，該隊前往緬甸、印度、暹羅等地宣傳，業經呈奉本部核准備案，現值印緬暹各國正多事之時，佛教宣傳，迫切需要，該隊原擬徒步出國，惟本部以為在我境內一段，如能以車代步，爭取時間，更敷需要，除指示工作方針外，為特函請　 貴處念其為國熱忱，設法准予免費搭乘便車南下，俾得提前開始工作」云云。

我把公文送到西南運輸處時，該處龔主任隨即下批，派一輛專車載送本隊人員出國，這樣一來，既節省了時間，也減少了我們路上跋涉之苦，政府對我們這種愛護德意，我們真是感激萬分。

在出發之前，我們向國內外發表「宣言」，告以我們此番出國的宗旨、願望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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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我們的「宣言」：

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都是站在佛教立場從事救亡工作的一羣。

自從日帝國主義對我發動侵略三年以來，他一面加緊地轟炸我城市，屠殺我同胞，劫奪我佛教寺產，殘害姦淫我佛教僧尼，侮辱我佛教僧徒，摧毀我佛教莊嚴道場；一面還卑賤無恥地積極施展著陰謀手段，向暹羅、緬甸、錫蘭、印度各佛教國作種種歪曲宣傳，說：「這次戰爭，日本是保護佛教而戰，是為和平而戰，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是不要佛教的，他們為了保護中國佛教，所以要同中國政府宣戰，......」用麻醉手段以欺騙世界佛教人士。

現在，我們要使國際佛教人士認識到敵人侵略我迫害我之種種暴行真相，予以澈底揭發，要去粉碎敵人的險惡陰謀，要去喚起國際佛教人士對我抗戰的同情。

我們自動聯合成立這個陣容，抱定最大犧牲決心來作這個萬里長征的壯圖；這一工作，「全國精神總動員」的抗建綱領上，我們認為是應當做的，同時，也是我們佛教僧徒在戰時對國家社會世界人羣應有的努力與貢獻。

我們這一羣，都是在敵人飛機大砲下槍彈烽火中鍛鍊過來的僧青年，我們親眼看到敵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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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猙獰面目，滅絕人性的殘忍行為，切身受到敵人給我們的蹂躪侮辱。我們的熱血沸騰了！內心燃燒起義憤火燄！不願躲在深山禪方做那逍遙悠閑的自了漢，要挺起身子學習佛教歷史上一些為人群謀幸福獻身國族古德們的慷慨作風，要為國雪恥，要展開我們佛教反侵略旗幟，去到國際上與敵人周旋，同敵人作長期戰鬪。這是我們的志行。這是我們的懷抱。我們感謝日本法西斯軍閥的炮火，使我們能夠在炮火中逼迫下結合起來，大家做成夥伴走上茫茫雲水的萬里征途，為我們的祖國而奮鬪。

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不日就要與你們告別了。

我們此行，是秉著我們領袖蔣委員長告誡我們「苦幹」的教訓，準備用兩腳的「步行」方式去向目的地邁進，我們明知這是一條艱難的途程，也明知敵人在國際上早已佈有種種陰謀險陣，但是，我們憑著佛的大無畏和犧牲的精神，相信終必能克服它、突破它、粉碎它，終必會達成我們的目的，完成我們的任務。希望全國各地各界救亡先進和佛教同仁，隨時給我們指導和幫助，這是我們臨別時竭誠的一個請求。

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印發民國二九年十月

我們出發前一天，陪都各佛教團體，聯合設置宴假羅漢寺歡送本隊，把齋席擺設在被日機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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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的瓦爍場上，是個富有深刻意義的佈置，那個瓦爍場，正是該寺「羅漢堂」基地，該寺的「羅漢」塑像，共有五百尊，有二百年歷史，神情活現，具有高度藝術價值，名聞四方，這次竟不料被敵機全部轟炸摧毀，我們看到地下堆著一堆一堆羅漢頭足四肢，內心燃燒起一陣陣憤火，更增加我們向日寇戰鬥的勇氣。

這天晚上，中央廣播電臺，向國內外播出我們出發的消息，令人感奮。

二十四、竹笠芒鞋邁上征途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正是我們這一群愛國勇敢僧青年離開戰時燈塔－－陪都，扛著「國際佛教宣傳隊」旗幟，邁上茫茫煙水征途的一天。這天凌晨，我率領著隊員覺華（西岸）、曼林（悟祖）、能仁（青雲）幾個人，在大霧瀰江伸手不見指的光景中出發。從重慶渡江到南岸海棠溪，再乘便車去到西南運輸處，很快地把乘車手續辦完。該處龔處長表示，這條「滇湎公路」太長，車子不能直達緬甸，路上須得轉車，先用專車送我們去貴陽，然後由貴陽轉車去昆明，再由昆明轉車出國到緬甸臘戍，業已去電通知貴陽、昆明兩地辦事處，到達時，自會派車運送，叫我們放心。戰時後方物質缺乏，汽油貴如金，當時流行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政府如此優待我們，我們真是衷心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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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在路上行走了三天，每天夜晚，都是歇宿在運輸站。沿途各站員司，對吾們都是殷勤招待。白天坐在車上，與司機（都是海外回國服務獻身抗戰的青年華僑）攀談，倒不寂寞，也不感覺旅途辛苦。十四日中午，抵達貴陽，因為要在此地轉車，可以休息兩日。於是我們下車後，即進城投入大覺精舍掛單，適印順法師任大覺佛學院院長，得到印順法師熱誠款待。我們在貴陽盤桓了兩天，把轉車手續辦好，復又登程繼續向前進發。於二十三日下午抵達昆明，由雲南省佛教會招待，把我們接到翠湖該會下榻。

翌日，昆明大公報、中央日報、民國日報、雲南日報、朝報等，一致揭載本隊扺昆消息。民國與雲南兩報，並將本隊「宣言」全部刊登出來，熱烈宣揚。而中央日報稱譽本隊為「佛教的忠實使者」，令吾們感奮。

二十五日，雲南省佛教會開會歡迎本隊，到各界來賓二百餘人。該會理事長定安和尚主席，並請本人報告組隊經過。來賓均有演說，對本隊此次出國宣揚抗戰，稱讚備至。接著淨業社導師戒塵老法師，假佛教會設齋招待本隊，並邀有中央黨政要員多人作陪。

本隊由昆明啟程前一日，中委黃蘅秋先生，特在寓所設齋為吾們餞行，各方對吾們愛護之情，誠實可感。

十二月十三日，吾們乘西南運輸處專車繼續向緬甸進行。在路上走了七天，所經多是蠻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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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路上非但人煙稀少、就是天上飛鳥也少見。周圍全是一重又一重的高山峻嶺，煤炭鑛苗，遍地皆是。可見吾國地大物博，鑛藏之豐富，可惜沒有開發出來。

二十六日中午，車抵吾國邊境畹町地方－－中緬交界處，當地駐有我國一隊守軍。山頭上豎有一面青天白日國旗，迎風招展，令人興奮起舞！照例出入境車輛要在此地登記。吾們下車休息片刻，略事觀望，但是中緬兩國當中只有一道木橋之隔，橋那邊屬緬境，地名九穀，橋下一條溪水，算是兩國的天然界山，好似嚴冬景色；水那邊，是樹木叢叢，猶如春天一般。

當我們車子走過橋頭，踏上緬國地土，不但眼目所見的景色感覺不同，就是氣候，也顯得兩樣，熱風拂面，身心一陣輕快。吾們從重慶出發時，身上穿的大棉襖，走到昆明，剝去了棉衣，改著夾衫。又把夾衫剝掉，一層一層剝，只能穿上單衣單褲。前後只十多天時光，就好像過了三個節令，倒也有趣。

從緬甸邊境九穀地方起，至臘戍這一條二三百英里的公路，全是舖的柏油，地平如掌，往來車輛稀少，車子可以開足馬力飛跑。下午十時光景，安抵臘戍，車子開進西南運輸處停車場，當有該處高級職員文大隊長和莫浩然先生出迎，引吾們到辦公室休息半小時，又陪我們乘原車趕到火車站，搭夜快車去仰光。臨別時，文大隊長說：「我回去馬上發電到仰光辦事處，法師們到仰光時，定有人到車站來迎接。」文大隊長如此熱情，吾們萬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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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正午，火車到達仰光車站，當有仰光各僑團代表，及新聞記者多人到站歡迎，送吾們到中國佛學會下榻。當日下午，仰光中緬報紙一致報導本隊扺仰消息。

二十五、脫去圓領換上黃袍

本隊到仰光後，第一件事，是換色。吾們出國時身上穿著的灰色圓領僧衣，是不受緬國佛弟子們的歡迎的。原來緬國出家比丘，一律是披搭黃色袈裟，偏袒右肩，實行律制。在家男女信徒，也都是尊重這件黃色袈裟，他（她）們的觀念，見到黃色袈裟，等如見到佛一樣。認定出家人應當披搭黃色袈裟，不宜於穿著雜色衣，雜色衣是在家俗人的服色。我國住在緬甸的僑僧，一向保持國內習慣，衣著上，白色、灰色、黑色、藍色、咖啡色各自隨便。

由於僑僧們著雜色衣故，頗受緬佛弟子的卑視。緬人視我國僧人為外道，不承認是出家佛弟子。在稱呼上，不叫和尚，而叫作「頭家」（福建語：老闆）。吾們宣傳對象，並不是華僑，而是緬甸人，吾人的外表，應當要受到緬人的重視，則工作方可收效。諺云：「入國問禁，入鄉問俗。」緬國的傳統風氣是如此，吾人卻不能固執己見。勢必要脫去圓領大衫，改換黃色袈裟。所以我們一到佛學會後，馬上請一位林宏揚居士，替我們買來四套緬僧黃色袈裟，換上服裝，才出外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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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二十六、花園安居展開工作

吾們抵仰第二天，首先拜訪我駐緬榮總領事，和中緬文化協會主席宇巴倫氏及各僑領。並拜訪緬甸眾議院議員胡茂庶先生，胡陪同我們晉謁我外交部次長曾榕甫先生，曾次長聽取我們報告後，表示興奮，對我們慰勉有加，即面托胡先生代為招待，安置本隊人員住處，並請在本隊工作方面多多協助。當晚胡先生即派汽車將本隊全體人員接到燕子湖他的寓所（胡茂庶花園）精舍中下榻，供給我們長住，衣服臥具，事事供養，非常殷勤，這是本隊到達緬甸後，所得到的一大增上助緣。

胡茂庶先生全家都是「南傳」佛教信徒，他家裡常年供養一位緬僧。南傳出家比丘，都是如律生活，過午不食，我們為了使他們敬信故，也同緬國比丘一樣，每天犧牲一頓飯食，過午不吃飯，這也都是為了抗戰，為了國家，為了我們的佛教。

我們到達仰光後，感覺到我國政府對緬甸一般上層人物聯絡得很好，但是對彼國人民的下層工作，卻是做得太不夠，也可以說簡直不曾注意這件事。無疑地，是個大大漏洞、缺點。緬甸一般上層人物，他們是與英人一鼻孔出氣的，跟著英人亦步亦趨。他們的思想言行，是與緬國多數人民的意向相違的，說句明白話，他們的舉動，只能代表英人，卻不能代表緬甸國民。在緬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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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多數愛國人民的觀念，對於親英的緬人，都是卑視認為不恥的，當作所謂「緬奸」看待。我們只圖抓住幾個少數的親英份子，而忽略了大多數的緬國國民，這是一件可惜的事！因為三年以來，我們不曾在緬國人民身上用工夫，所以無怪乎日本第五縱隊有機可趁，向緬國人民積極滲透，煽動緬人來反對開放「滇湎公路」，阻礙我抗戰大業的進展了。

自抗戰後，敵方第五縱隊在國際上活躍，如「水銀瀉地」一般，無孔不入。日人對緬甸方面，他們利用緬人的佛教信仰心理和習慣，施展其種種手段以投其所好。或以甜言蜜語相誘惑，或捏造謊言以欺騙、麻醉、愚弄，或以金錢去收買，使緬人不知不覺入其殼中而為彼輩所利用。緬人心地純善，天真無邪，很容易受其蠱惑。所以我方抗戰了三年，而大多數緬人尚不知我中國為什麼要同日本打仗，且有的還不知道有這個戰爭。緬甸與我中國大陸毗連，對我中國何以如此模糊？對我抗戰非但認識不清，就是我國一般情況，也不甚瞭解，緬人對我中國，除知道有一位蔣介石之外，不知有其他人物。當我們到達仰光時，緬文「新光報」The Newlight of Burma Press 記者貌育貌 Maung yu Maung 來訪，他問：「中國政府官員有沒有信佛的？」我答說：「有，不但有，而且很多，蔣委員長和五院院長，全都是信仰佛教。」他又問：「什麼叫五院？」試想，彼國一個新聞記者，連我國的政治體系五院名稱都不知道，可以推想其他了。我們與緬人接觸，在談話中，他們甚至覺得我國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是基督教徒，意味著連我國政府也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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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史論集（七）－民國佛教篇

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政府，無疑是受了日人的麻醉宣傳，彼國人民對我國情況如此模糊，足見我們的國民外交工作是多麼欠缺？

緬甸，是一個一千數百萬人口的國家，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信仰佛教的，說得上是信佛的民族。他們對佛教的信念，是傳統信仰，同時，對於代表佛的出家僧侶們，具有最大的尊敬心，民間兒童長到成年時候，都要出家一次，經過一段僧侶生活，接受佛法教育，方取得國民資格，在社會上才有地位，人民對於僧侶的說話，是絕對信仰絕對服從。

我們到達仰光後，即針對這種現實情況，來展開我們的宣傳工作：一面不斷訪問彼國著名高僧，與佛教人士聯絡。一面進行文字宣傳，將帶去的資料－－敵機轟炸我國各地佛教寺廟，屠殺我國無辜人民的照片，製成銅版，用中、英、緬三種文字說明，印刷了一大批特刊，散發全國上下，使彼國僧俗人民認識日本軍閥的口是心非，認識日人在華暴行真相。這本揭發日軍罪行特刊散發之後，不幾天，一連接到各方響應同情的信件，有六十餘件之多，這些來信，有的是著名高僧，有的是一方領袖，有的是學校教員、學生，有的是護法信徒。他們來信意思，歸納約有三點：一、對日寇侵略我國，摧殘佛教寺廟道場，破壞佛像，表示極大憤慨。二、認為我國政府不能採用有效方法保護佛教莊嚴道場，衛護僧徒安全，而為我國佛教前途擔憂。三、認為中緬兩國佛弟子應該團結合作，來共同撲滅人類魔鬼萬惡日本軍閥。總之，不外乎是一種同情的共鳴，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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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熱忱，一種良好反應，也就是我們的工作收到了效果。

記得在民國三十年一月五日，「緬甸華僑精神動員委員會」舉行第十八次國民月會，邀請我出席演講，這是我到緬甸後首次向緬華僑胞發言。嚴肅的月會，在抗戰精神堡壘寧陽會館舉行，參加月會者，有各僑團、僑校，共七十餘單位代表，凡四百餘人。那天我的講題是：「多難興邦！」講說了兩點鐘。雖然談的是抗戰，時過境遷，但是當時情景，和今天的景況比較，頗多相似處，卻還有重提的價值，且把講詞內容大意摘錄於下：

主席、各位僑胞父老兄弟姊妹：本人承華僑精神動員委員會諸公邀請前來參加今天這個月會演講，這機會很難得，很寶貴，我感覺萬分榮幸！今天在座諸位，有的是舊相識，有的是初次見面，我應當要向大家說幾句話。古人說：「多難興邦！」我且把這句話來作為我今天的講題，在未說正題之前，先來把我回國參加抗戰工作的經過談一下，然後再報告目前祖國抗戰情形。

當「七七」蘆溝橋事變之時，本人正住在印度鹿野苑讀書，不多久，敵人又在上海發動「八、一三」戰爭。我眼看國難局面一天嚴重一天，悲憤情緒，使我不能安心讀書。那時，我賢明領袖　 蔣委員長，為了保持我中國領土的完整，和萬世子孫的自由與幸福，發動了全面的英勇抗戰，予打擊者以打擊。全國人民，也都怒吼起來！當時我覺得中日兩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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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戰爭序幕既已掀開，絕非短時間可以結束的。這次戰爭，不同內戰，乃是中日兩民族的生死決鬥。這時，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應該奮起，追隨　 領袖為國家民族努力奮鬪。我是個佛教僧徒，也是國民一份子，此時國家有難，遭遇外侮，應該生起同仇敵愾之心，有以報答國家。於是在滬戰發生之後，毅然奔回祖國，到達上海後，即參加當時活躍在東戰場上的「上海僧侶救護隊」，從事前線救護負傷將士工作。後來，戰事西移，又隨軍轉進到漢口工作，在漢口放棄之前，救護隊解散，本人就去到湖南進入後方醫院服務了一年零兩個月。我深深體會我們武裝同志英勇果敢為國族流血的偉大價值。

去年元月，我由湖南奔到重慶，為了增強大後方預防空襲力量，號召青年僧侶一百二十人，成立一個「僧侶救護隊」，參加重慶市區空襲救護工作，在昨年六月間，敵機大肆轟炸重慶之時，我率領全體隊員，積極發揮佛陀慈悲救人宏願精神，捨生入死，不待警報解除，在敵機狂炸下，勇猛搶救災難同胞。由於成績優異，獲得蔣委員長頒贈獎章。隨後，中央社會部，又命本人擴大救護組織，輔導成立「重慶市僧侶服務隊」，充分扶持，這是政府愛護扶持佛教的德意。目下，因重慶已屆霧季，空襲減少，本人為爭取時間，乃邀約四位愛國青年僧侶，在中央指導之下，組織「國際佛教宣傳隊」，來緬宣揚政府抗戰國策，揭發敵人在華種種暴行，喚起國際佛教人士對日本侵略行為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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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三年多以來，全國佛教徒眾，在抗戰中，對國家民族積極的或消極的貢獻，亦復不少。湖南方面，成立有「佛教青年服務團」。漢口方面，成立有「佛教僧侶救護隊」，如「佛教擔架隊」。鎮江方面，有「佛學院僧眾抗戰宣傳隊」。焦山方面，有「尼眾看護工作隊」。雲南方面，有「佛教僧侶救護隊」。江西方面，有縫製征衣的「民眾縫紉隊」。上海方面，除「僧侶救護隊」。這些，都是在抗戰中我們佛教的一般活動。

以上乃本人回國參加抗戰工作經過，以及國內各地佛教在戰時的活躍情形。

這裡，再來講到「多難興邦」的正題，可分為六點來說明：

第一點：我們中國人民，是富有勇敢富有彈性充滿活力的民族。遇到有外患，國家有危亡之憂的時候，都能自然團結一處，發揮保衛國族的精神。在這一次與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戰鬪中，更是堅強勇毅無比。我們中國民族性，不論是男是女，或老或幼，都是不受壓迫，不甘屈服的。三年半以來，我們在戰場上，常常見到負傷的武裝同志，在流完最後一滴血的光景中，還掙扎著向敵人投擲手榴彈，要取得同等代價方才瞑目死去！在後方躺在醫院養傷的英雄們，他們每每不待傷口痊癒，就要求歸隊繼續到戰場上去殺敵。這是表現我中華男兒為國犧牲高度激昂的壯烈精神，也就是我們抗戰必勝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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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我們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最仁慈的民族。作戰以來，我軍在戰地所俘虜的敵軍，非但不仇視他們，不報復他們，並且還給予優待。覺得他們可憐，都是受了日本軍閥的麻醉壓迫，都是無辜。除了給予他們好衣好食之外，並且還為俘虜們安排許多遊戲娛樂，使他們的精神得到愉快，正因為我們如此寬厚仁慈，所以俘虜們每每感激得流下淚來，生起愧悔心，這是我們抗戰必勝的第二個信念。

第三點：我們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堅忍的民族，任何重大的困難重大的壓力，都能忍受，並能在困難中壓力中克服一切，抬頭翻轉身來，過去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在這次戰事發生時候，日本軍閥曾發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豪語，現在事實證明是夢想，我們已經同敵人戰鬪了三年零六個月，我們還不曾屈服，還在繼續與敵人周旋，並且準備持久的長期抗戰下去，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到今天，日寇才認識到我中華民族的偉大，不可犯，才體會到他們的估計錯誤。

本來，民國成立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內由於軍閥的割據，年年兵連禍結，陣戰不休，簡直是一盤散沙。而四川地方的軍閥中，甚至還有外甥同舅舅開火打仗的笑話！在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以及社會各種團體，都是各自為政，因循腐敗，像那樣亂糟糟的局面，也就不怪乎日本軍閥發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囈語。可是，由於這一次的外患，全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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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都有了警覺，有了朝氣，都團結起來了！大家都能發奮為雄，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獻出他們的一切，一致禦侮。試想：一個沒有國防準備的弱小中國，居然能夠同一個號稱世界第一強國的日本，在戰場上硬拼了三年多，把日寇「速戰速決」的陰謀策略摧毀了，把他們「以戰養戰」的企圖粉碎了！將敵人的兩腿拉到泥坑裡使其不能自拔，這是發揮了我中國人民堅忍不屈團結奮鬪的偉大力量和精神，也證明了多難可以興邦，這也是我們抗戰必勝的保證。

第四點：今日的我們祖國，是一幅美麗的圖畫，有無限的遠景，「抗戰到底！」那是用不著懷疑。試問：日本帝國主義者，過去六十年之間，給我們中國人民的壓迫、侮辱，所製造的各個慘案，種種恥辱，我們豈能忘懷？自「七七」事變以來，敵寇侵佔我許多領土，殺害我無數同胞，摧毀我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劫奪我許多寶藏，攫取人民無數財產，拆散我同胞的家庭，到處姦淫我們的姑嫂姊妹……這一筆又一筆，一件又一件的恥辱仇恨，我們怎能忘記？怎能不報復？「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我們為了湔雪恥辱，為了生存，為了自由，為了萬世子孫的幸福，我們唯有抗戰！抗戰到底！

第五點：大家知道的，日本素稱為佛教國，可是，自從作戰以來，日本人這套假面具揭穿了，暴露出他們的猙獰面目。所謂佛教國也者，只不過是日本天皇愚弄國民欺騙世人的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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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子， 乃是藉信佛的招牌，進行謀奪人的家國，侵佔人家土地的一個煙幕，並非真正信佛。我們在前線敵軍屍體上常常發現帶有「佛像」「佛咒」「千人針」這一類麻醉神經的東西，這就是個鐵證。再拿日本和尚來說罷：在去年下半年，日本本願寺和尚廣播說：「中日事件，除非把中國十五歲以上的人完全殺光，方有結束的辦法。」可見日本沒有佛教，就算有，也是變質的假佛教，和操刀殺人的假和尚。我們為了救我們中國、救世界、救人類，同時為了拯救日本人民和日本佛教，唯有抗戰到底！打倒日本軍閥！

第六點：　國父說過：「華僑為革命之母」。實在，當年如果沒有海外僑胞襄助革命，　國父的革命事業不會成功，哪有中華民國？又哪有今日的抗戰？今天，我們中國在　 蔣委員長的堅苦撐持中，海外僑胞，踴躍輸將，不斷作經濟上援助，就是人力上的貢獻，亦非常驚人。本隊這次從滇緬公路上來，處處見到有華僑，單就西南運輸處一個機構中，華僑司機同志就有四千多人，他們整夜工作著，披星戴月，露宿風餐，忍苦耐勞，為國家民族盡忠盡職，在抗戰中做了國家一根堅強有力的骨幹，受到全國人民的敬仰。　 蔣委員長在二十九年「七七」紀念日告民眾書中說：「百里長途，已逾九十里。意思是說：我國軍民的英勇抗戰，已快接近媵利，但還有一小段艱難途程，正需要海外僑胞發揮更大的愛國心，作更大的貢獻，來完成我們抗戰大業的最後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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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我的這篇講詞，當天下午由仰光覺民日報、中國新報全部刊出，博得緬華社會的好評。可是，由於我這次的公開演講，揭發了日寇侵華的罪行，更增加了日本第五縱隊對我們的仇視，因之放出種種不利於我們的恐怖空氣，企圖把我們嚇跑。然而，我們卻處之泰然，鎮靜如故，絲毫不為所動，照舊工作，照舊活動。並且進一步與彼輩在國際佛教上作正面的戰鬥。因為那時候，日本派到緬甸的特工人員中，有一個日本和尚。他在仰光並不住廟，而是隱藏在甘馬育地方（仰光郊外）一家日本人洗衣店裡。年紀約有三十多歲，矮胖身材，白淨麵皮。他在家裡，穿日本和服，出外時，卻披搭緬甸比丘的黃色袈裟，而腳上穿著一雙日本式叉口橡皮鞋，不倫不類。袈裟隨便搭在肩上，肚皮露在外面，不像比丘威儀。他出外時，是手捧一隻皮鼓，鼓上寫著「大乘妙法蓮華經法華會上佛菩薩」一串中文字，一邊走路，一邊敲鼓，嘴裡還不住唸唸有詞。

日本派到緬甸幹「特工」勾當的那個和尚，不知他是真和尚，還是假和尚？無人知道其底細，也不知道他何時到達緬甸？他在人前表現的姿態，好像只是打著皮鼓宣傳「妙法蓮華經」的苦行僧。其實，他肚皮裡是另懷有鬼胎。他打鼓唸經，那不過是遮眼把戲。他每天的行徑，是捧著皮鼓在外面敲著、唸經，行行復行行，走過一程又一程。仰光地方大街小巷、市區和郊外，他都走遍，大小緬寺，他都竄到。緬廟中不計舉行大小佛會，或者是有送子出家的場合，都有他的人影，只是不同華人打交道。他認識緬文，還能夠說一口流利緬語。在他的言談上，好像他對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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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佛教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對緬寺老少比丘常常送些禮物，參加佛會時，並且很慷慨作佈施，出手非常大方豪闊，一掏就是一百兩百，至少是幾十元。他是住在日本人洗衣店裡，也不曾說他有護法，他也不作佛事，不向人化緣，他用的錢，也無人知道他的來路，他的一切，無一而不顯得神秘。緬人性情愛貪小便宜，因此，也都覺得其人可親，卻無人懷疑他是包藏惡心一條噬人的毒蛇。謀奪人國的「間諜」份子。

我們「佛教宣傳隊」，去到緬甸後，由於抗戰旗幟鮮明，不幾天，就引起日本這個神秘人物對我們的注意，在我們接近的緬僧面前探聽我們的消息。同時，我的護法胡茂庶先生，和同住的一位緬甸長者老比丘也囑告我們要注意他。我們是為了宣傳抗戰而來，豈能畏懼？既然在國際佛教上遇上了敵方這個人物，就該面對著與之周旋，更可以把他當工作對象。

我同那個日本和尚，常常在街上碰頭，也在緬佛會場合中會面，他認識我，我也認識他。他見著我，是把兩隻鼠眼向我釘著，我也瞪著兩眼望著他。彼此不交言，卻是「瞎子吃蠶豆」心裡有數。一次，大金塔上做佛會，我又同那個日本和尚碰面，我故意把本隊印刷宣傳特刊送一本給他。他接在手裡，馬上向我行了一個彎腰大禮，說了一聲「阿尼阿多」（謝謝），隨著就翻開來看。他看到刊物裡面印的日機轟炸中國寺廟，日軍姦淫中國婦女，屠殺中國人民一些銅版畫片，兩眼只是發直，也不言語，卻不知他心裡是甜是苦？待我走開時，我用日本話向他打趣說「扇育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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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乃」（再見），他抬起頭來向我報以苦笑！自此以後，他見著我，好像見著冤家，我也是把他認為仇人。

我們最初在國內的計劃，是把緬甸、印度、暹羅、錫蘭幾個地區安排在我們行程範圍之內，預備到緬甸之後，再繼續向印、暹、錫各國去宣傳。及至抵緬不久，國際環境已經有了極大變化，日暹勾結陰謀，一天一天暴露出來。接中央國際宣傳處來電，囑我們不要前往。而與緬甸毗鄰的印度地方，也因受到緬政府對外僑出境的種種限制，望著不能去。隔在遠洋的錫蘭，那是更不用說。就是在緬甸國境之內，也不容易讓我們隨便走動。因為那時後，英人以統治緬甸的威嚴，為了討好日本人，對出入國境的華人，多方留難。凡是進入緬境的華人，都要把護照送到移民局重加簽字蓋章，方算合法。簽證時，要繳納簽字費十二個盧比，這不算，另外還要申請一張通行證，並要與緬政府有關的人員作擔保。就是完備了這些手續，如果不經特別許可，就不能越雷池一步。一次，由瓦城乘火車到仰光的華僑三百多人，因為沒有「通行證」，無辜地被政府抓去，坐了十多天監牢！弱國之民，受人擺佈，不能反抗，只好忍氣吞聲，令人慨憤！

在那種壓制情形之下，我們只好在仰光停留下來。一方面，我們也覺得緬甸地方與我抗戰大業關係重要；另一方面，認為這個佛國，正是我們作國際宣傳的適當據點。有一個時期，我們為了工作上的便利，同中緬文化協會主席宇巴倫氏磋商，想搬到緬寺去住，因為我們要保持中國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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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徒素食習慣，有這個蹩抝，未能實現，只好住在胡家花園，打擾胡茂庶先生了。

這裡，我順便把這位胡先生來介紹一下：因為他對祖國抗戰事業，是有相當貢獻的人物。胡先生祖籍福建，他生長在緬甸。他有一個胞弟，名叫胡茂椿，也是緬華社會知名之士。他的太太祖籍是緬籍，有兩位公子、三位小姐，均在仰光大學畢業。他的全家都是信佛，也都是受的「南傳」佛教薰陶，他家裡是一所大花園，園中建有一座精舍佛堂，常年供養有一二位緬僧居在精舍裡。他幼小時候，曾依緬習出家為僧一次，兩位公子也都出過家，領受佛法洗禮。他長大之後，喜愛政治活動，樂意為僑界服務，以故受到華僑的愛戴，因而擁護他競選為緬甸眾議院議員。同時，又任緬華興商總會主席。他精通「巴利」佛典，並有兩部著作行世。他雖然生長在緬甸，卻不忘情祖國。抗戰之後，他以僑領身份，與吳文舉等人成立「華僑救災總會」，倡導各種救亡運動。發動僑胞，對祖國輸財輸力，貢獻祖國，厥功殊偉。

我是在民國二十五年第三次遊緬時，由一位華僑信徒林葆華君介紹，與這位胡議員結識，並由胡送我進入仰光燕子湖雀登宮緬寺受緬甸比丘戒。我在緬寺安居三月，學習緬文緬語，他作我的護法。因為我們有這個淵源，所以我們這次見面，他對我特別親切，熱心照顧，無微不至。並且很露骨的協助我們的宣傳工作，我們幾個人住在緬甸的生活上能得到安定，工作上能夠順利展開，全仰仗這位胡議員的護持。我們四個人，住在他的花園裡，一直打擾了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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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說到我們宣傳隊在緬的費用，那真有點叫人酸鼻！我們在國內籌備的後候，尚且是標榜硬幹，不向任何方面要錢。去到國外，仍然是以硬骨示人。在人面前，只談工作，絕不提錢。雖然得到胡議員的同情，但他是生長在緬甸，受的「南傳」佛教教育，於祖國佛教情況，尚不甚明瞭。得到他的招待，供給我們的住宿和飯食，已經夠感激他了，我們豈能再加重他的負擔，而令他不快？

我們到仰光最初一段日子，完全是咬緊牙關硬撐，連每天看的報紙，都是揩油來的，可見我們的苦況？有一次，胡議員他好像要明瞭我們的經濟情形，帶著試探口吻問我：法師們來到緬甸的費用，是政府供給嗎？抑是國內佛教團體或護法供養？是長期？還是短期？當時我為了怕拆穿窮相，不作正面答覆，告訴他說：我們在這裡住上一年兩年，或許還不愁錢用。我口裡是說得這麼硬，這麼春風，內心裡卻一陣酸楚，直冒苦水！

我們四個人之所以能夠在仰光住長久，能夠把宣傳工作擴展開來，完全是得到我的一位善友許百富君（廣東人）的支持。他是緬華社會一位僑領，他經營有一家木廠和一家米廠，他也是國民黨同志，我與他有很深的同門情誼（係由我介給皈依太虛大師）。當本隊進行印發宣傳「特刊」時，得到太虛大師從國內匯來一百個盧比助作印刷費之外，其餘不敷的四百多個盧比，都是許君一人承當。這不算，我們的零用和工作上的費用，也全是許君接濟。如果沒有他這個人的財施，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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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輸血，我們早就現醜了！

說來真是可笑！外面不知內情的人，看我們過得很好，很活躍，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以為我們得到政府大批津貼，真是天曉得！除了初到時，得到我駐仰光外次曾榕甫先生贈送我們四套緬僧袈裟之外，我們何曾領受政府一文呢？！我們完全是「打腫臉充胖子」，「叫化子臉上擦粉」好窮面子。表面上我們是做的堂皇好看，有時為了工作與緬僧聯絡給緬甸長老比丘的餽贈些禮物，或請吃茶吃飯，表示著我們經濟充裕，其實，我們是「蝦蟆墊床腳」鼓起肚皮在幹。為了中國佛教，為了國家，為了抗戰，不得不如此「窮好看」。

自從我們的宣傳工作展開以後，自然與敵方第五縱隊不利。敵方企圖打擊我們的活動，於是散佈出不利於我們的空氣：說是我們如果再不收手離開緬甸，就要把我們幾個人一齊埋葬在燕子湖裡。又說要斬斷我的兩腿。胡議員在外面聽到這些風聲，回來告訴我說：政府裡面的英國人，他們對日本人都是畏懼三分的，明知有日本第五縱隊在這個地方作怪，卻是放任，裝聾裝瞎，而不敢有所行動，似乎怕開罪日本人。胡議員叮囑我們不可大意，時時要小心防備敵方的暗算。我想：敵方要是當真同我們作對，他們是不敢明目張膽來下手的，我每天照常出外走動，並不驚懼。與我們同住的我位緬甸戒師宇朵省達，他卻為我們擔心，覺得這個花園在燕子湖邊，地方偏僻，荒野少有人家，白天固然不怕，夜晚卻不得不加提防。每到夜晚入睡時候，他就把一柄戒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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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放在他的枕邊，為我們戒備，令人可感！

外面的風聲，並不是空穴來風。一天上午，想不到那個日本和尚偕同一個緬甸僧居然撞上門來，佯裝作是逛花園的，走進我們精舍，東張西望，不用說是來查看我們的情形。我們幾個人都蓆坐地下，大家都用冷眼瞅著，看他兩人有何行動。這時，我那位緬甸戒師似乎體會到那個日本和尚的來意，他站起身來，走進房去，拿出那口光亮的戒刀，一面拿著戒刀在手裡玩弄著，一面把兩眼釘住那個日本和尚。日僧當時看到這種情形，神色顯得緊張，似乎領會到我們已經有了準備，很知趣的馬上溜走了。這幕啞劇表演得很妙，來人走後，我們幾個人都捧腹大笑！自此以後，也不見那個日僧再來，平安無事。直到日軍南進，緬甸陷落之後，大金塔上開群眾大會時，那個日本和尚他搖身一變，穿著軍服身掛腰刀，以軍官的姿態出現在會場之上，露出他的真面目，這是後話。

二十七、日寇南進隊部解散

我們在仰光八個月，從工作推進上，可說十分順利，發生了很大力量，也收穫到很大效果。雖不能說完全粉碎日寇在國際上麻醉宣傳陰謀，至少是受到我們的打擊。在民國三十年六月間，日寇曾有陰謀誘致緬僧赴日觀光，參加所謂「世界佛教大會」的企圖，因緬甸佛教界受到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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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抗戰期間的表現

宣傳，而被拒絕。那時候，我所謀劃的成立「中緬佛教同盟」的時機已成熟，於是我乃於是年七月九日離仰，隻身回國，向中央請示。到達重慶之後，晉謁中央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先生，中緬文化協會秘書長杭立武先生，並承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先生召見兩次，對我們的工作，多有指示。我在渝事畢，仍去到昆明，準備反緬，而不料時局惡化，緬政府限制華人入境。我住在昆明交涉，等候緬政府回信。這時，時局已經急轉直下，霹靂一蟯，日軍南進，英人準備放棄緬甸。情況變化到如此地步，我也沒有再去緬甸的必要，乃一面呈報中央將「中國佛教國際宣傳隊」解散，一面拍電給居留仰光本隊隊員覺華、曼林、青雲三位，囑其早日走避，以策安全，免受日寇荼毒。我個人則仍回到陪都，繼續領導「慈雲寺僧侶救護隊」工作。直至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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