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亞｜寫作的自我荒廢，就是自我置疑

▎少做了幾把桌椅就不是木匠了嗎

嘉賓

徐敬亞，當代詩人、文學批評家。第一屆青春詩會成員，1949年生於吉林長春市。1982年畢業于吉林大學中文系。1985年，遷居深圳。著有詩歌評論《掘起的詩群》、《圭臬之死》、《隱匿者之光》及散文隨筆集《不原諒曆史》等。

采訪者

謝湘南，當代詩人，1974年生於湖南省耒陽市。現居深圳。曾做過建築工、搬運工、保安、推銷員、編輯、記者等。1997年參加詩刊社第14屆「青春詩會」。2000年有詩集《零點的搬運工》，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曾獲第七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詩作入選近百種當代詩歌選本。

「八十年代的深圳中心是紅荔路。市政府、團委、圖書館都在這一帶，博物館和體育館也不遠。有幾年，紅荔路是深圳移民的聚集中心。而羅湖是本地人的居住和商業中心。深圳最早的股票是從紅荔路上那棵鳳凰樹下走出來的。」詩人、詩歌批評家徐敬亞在深圳已經生活了近30年，他見證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深圳的火熱，更參與並帶動了那個時代深圳的文化風潮，他發起並組織的「1986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曾讓深圳成爲全國詩人矚目的中心。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參與深圳的商潮，也曾在俗世裏沈浮。新千年後歸於生活的平靜，時常站在深圳以外遠眺深圳，他覺得深圳就像個動物園。梳理自身與這個城市共同經曆的變化，他有著太多「心裡的糾結」，他說，「深圳對於我，只是菜市場，它的星空永遠屬於我，它的風雨雷電我體會了好多好多年。」是的，深圳就是這樣一個讓人糾結的城市。讓詩人糾結，讓批評家糾結，也讓生活在此的芸芸衆生愛恨交織，欲罷不能。

偷窺一座城市是很過癮的事情

謝湘南：徐老師，最近看到你在微信朋友圈發站在441米高的京基大廈上拍深圳的圖片，當您俯看著這座城市的時候，您想到些什麽？

徐敬亞：哈，微博泄露思想，微信泄露行蹤。我的確是一個願意登高的人：北京、東京、巴黎、上海的塔們，總想站到任何一座城市的制高點看。我想，親眼所見的願望是人類一種最基本的願望。說實話，偷窺一座城市是很過癮的事情。一個那麽大怪物，平時我們都被它吞噬、淹沒，而當你升到高空，它立刻乖乖地把骨肉與皮毛全部展現給你。城市，不過只是人類的一個居住場所，或者說生活空間。但現代都市越來越大，已經反客爲主，變成了籠罩人、控制人、監視人、阻攔人的巨無霸。

深圳太不像話，變得越來越大。九十年代時，我站在170米高筆架山上基本就可以俯瞰深圳全城。現在升到400多米也只是能看到羅湖福田。它像一隻伸出無數觸角的章魚蠻橫地臥在天空下，把一切平坦的土地百分百鋪滿。每當這個時候，我都在想：我爲什麽要生活在這裡？爲什麽把一圈圈的腳印重複地鋪在這個窄仄的地方？在承領著無數便利的同時，我越來越多地承受著它的汙染、嘈雜、擁擠、拴塞……這些年我有機會偶爾生活在一個邊遠的小縣城，全城只有一個紅綠燈。那裏的人際關系，全是鄰居。那裏的車隨意調頭，那裏的青菜全是有機。城市是巨大的地方，空氣中漂浮著無數的機會。我想，興高采烈在這裡生活的人，一定都是志存高遠者，有著偉大的理想與報負，就像英雄冒死熱愛戰場。

欲窮深圳，等待660米的平安大廈吧。

深圳這座城市對於我意味著三件事：買菜、吃飯、堵車

謝湘南：深圳這個城市對您意味著什麽？與全國其它城市比較起來，你覺得它有什麽不一樣，比如與香港比較。

徐敬亞：深圳這座城市對於我意味著三件事：買菜、吃飯、堵車。我說的是現在。而當年，在我心中，深圳是一個神童，被天下人寄以厚望。它是一座非常特殊的、按照某種設計建設出來的人造城市。這個神童的幻覺高潮大概出現在1985年左右。當90公裏的邊防線完善之後，深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多少天下大事：建設自由港、改革人事制度，重建檔案、甚至發行特區幣……民間與官方紛紛發出呼聲，海內外頻頻聚焦。據說特區幣的各項論證已經完成幾近發行。30多年過去了，當年才華橫溢的神童，現在像一個腆著肚皮的中年人，神消氣散，面無表情地過著平常人的日子。這座曾被賦予過立法權的城市，像一個被廢棄的魔術師，挽著無數內地城市的兄弟手，混入茫茫人流不可辨認。它的城市邊防線沒有拆除，但所有神情莊嚴地檢查證件的哨兵們早已無影無蹤。30多年，深圳幾乎完成了一個臨時演員的全過程工作。當它重新回到日常生活後，深圳發現自己胖了。1300萬人口已經使它成爲本星球上最大的都市之一。但深圳無法與香港進行比較，它們根本不是一種生物，就像青蛙與鳥不能比較一樣。深圳永遠達不到香港當年的國際金融地位。一座城市的精神氣質與靈魂無法模仿。東方之珠世界只有一個。

哪個動物願意回動物園

謝湘南：我看到你經常往深圳以外的地方跑，可不可說在經過近30年與這個城市的搏鬥之後，你試圖在逃離它？

徐敬亞：每個人都有逃離的願望，擺脫束縛，變換生存方式，是動物的本性。人類的機械裝置與電氣化只有幾百年，而茹毛飲血的曆史是千年萬年。誰願意永遠過一種重複不變的生活。這又說到城市，在寫作者看來鄉村總是柔軟的，而城市是一個充滿了規則的地方，生活被處處規定著，所以都市生活嚴重缺少隨意性。城市就是一架機器，每個人都是被流水線攪拌的産品，而那個巨大個操縱者就是秩序本身。一年秋天，我從大漠飛深圳。心裡突然湧出一種不願返回的感覺，眼前滿是一個個又燥熱又擁擠的畫面。一個朋友說深圳多好啊，我說：哪個動物願意回動物園？只有人這種動物才願意回到自己的動物園。城市像裹著糖衣的怪獸，布滿規則，但同時向居住者伸出無數甜蜜的誘惑觸角，比鄉村更加便利的起居、更加豐富的物品、更加通達的資訊，以及你一輩子也離不開的故人與親友。不知不覺間，現代人已經和古代人無法相比。我總想起《紅樓夢》裏那個甄士隱。在自己家門口聽了瘋道人唱的《好了歌》之後，便把道人肩上褡褳搶了過來背著，說一聲「走罷！」，便隨同瘋道人飄飄而去。現在哪個現代人能做得出如此之事。一個人逃離某種生活是非常困難的。只有當抽身離開的時候，一個現代人才知道自己身上綁滿了多少根繩索。

身邊任何被你感覺的東西都是你心情的一部分

謝湘南：您在微信上寫「一個城市的機場也是你的一部分。它永遠參與著你到達與離開的心情。」，我想知道你每次從深圳機場離開或到達時具體是什麽心情，心情會有起伏與變化嗎？

徐敬亞：我小的時候，機場不僅遙遠神秘，而且永遠是軍事與戒嚴的象徵。1986年，我第一次乘坐飛機，比同年代很多人略早，但那時我已經37歲。當時深圳還沒有機場，每次出門都需要到廣州白雲機場。大概是1988年的時候，我們聽說深圳要建機場，再也不必繞到廣州，大家奔走相告。1990年深圳機場開始興建，即現已廢棄了的B樓。一個朋友做了老總，特地邀請我到黃田去看工地。他說因爲是海邊灘塗，施工異常艱難，需要把全部淤泥清出來。我記得站在海邊，眼前工程宏偉，挖出了兩條20幾米深、幾公裏長的大溝。我也到了航站樓的施工現場，感到機場闊大氣勢不凡。朋友說，爲考察機場，深圳一個副市長去了國內很多機場，回來後對機場提出批評，說太大太浪費。而這個意見出來後不久，當時的市長鄭良玉從美國訪問歸來，看了機場設計圖，連呼說太小太小！A樓的出現曾令人耳目一新，全新的鋼架結構，又高又漂亮，逼得原來「太大太浪費」的B樓不得不再次仿其重新裝修。不知什麽時候，深圳的A、B兩樓落伍了。滾滾人流使它變得狹小、繁瑣。義大利設計大師福克薩斯的手藝不錯，他爲深圳T3候機樓設計了飛魚（魔鬼魚）的造型。全白色的蜂巢狀內飾，尤其吻合深圳的現代感。人們進入候機樓，似乎就已經飛到了空中，使人有了魚與鳥的雙重感覺。78個登機口，漂亮而實用。視覺上超過北京、雲南和廣州，堪比香港機場。它，太契合這個城市！在深圳幾乎找不到第二個像它這樣與本城珠聯璧合的物件。機場，已經變成一座城市的走廊。深圳的這條走廊的確帶給我幾次額外的好心情。其實，不止機場，你身邊任何隨時被你感覺的東西，都是你心情的一部分。

對於深圳我只是一個一閃而過的人

謝湘南：如果要爲深圳畫一張屬於您個人的文化地圖，您會怎樣來描繪與呈現它？

徐敬亞：說到地圖，我首先想到，我曾像蜘蛛俠一樣在高樓大廈中穿行。1984年底我來深圳。可以說深圳的樓房有90%是我看著建起來的。那時我經常在蓮花北一帶穿行。還在燕南路看到過一個被綁著的偷汽車輪胎的10多歲孩子（後來他跑了）。我當年走過的路，就是蜘蛛俠的路，誰能在今天的高樓大廈中自由穿行啊。八十年代的深圳中心是紅荔路。市政府、團委、圖書館都在這一帶，博物館和體育館也不遠。有好幾年，紅荔路是深圳移民的聚集中心。而羅湖是本地人的居住和商業中心。深圳最早的股票是從紅荔路上那棵鳳凰樹下走出來的。在深圳，我沒有自己的文化地圖。我也不是深圳的文化人。對於深圳我只是一個一閃而過的人。深圳對於我，只是菜市場，只是短褲、拖鞋、乒乓球、圍棋，以及我陽台上的花草。它的星空永遠屬於我，它的風雨雷電我體會了好多好多年。

生活很亂，心情五味雜陳

謝湘南：您最喜歡深圳這個城市的哪一點，又憎惡這個城市的什麽？這個城市有沒有讓你解不開的心結？

徐敬亞：心結，是個有含量的詞兒。如果翻譯我想不譯能成「心裡的糾結」。也就是說這個結，一定是個死結。在我們這個年代，很多下層中國人很苦悶，可能都有心結，當權富豪者也會有心結。我們的國家那麽大，那麽古老。我們的生活很亂，心情五味雜陳。上邊說這要改革那要改革，說明不好的事情很多很多。我們這代人，比年輕人多活的那幾十年，苦悶的事情更多，留下的心結盤根錯節。越來越多的人死去，帶走了越來越多的秘密。國家永遠存在著解不開心結的因素。對很多事我已經死了心。這時候，心結彷彿反而消失了，只是活著。對於生存者來說，與中國內地的城市相比，深圳其實是個不錯的地方。它的中心市容光鮮明麗，它的城市秩序表象井井有條，它的小事投訴機制時而有效，它的天空間或還飄著雲朵……像迎面走來的任何一個榮光煥發的人，一點也不讓人憎惡。它有著與其實同類城市同樣的缺憾，那普天之下的缺憾還能憎惡嗎。我想起了一個最討厭的深圳東西。它就是深圳航空的標志，醜陋之極。每次去機場看到它都肉體地不舒服。聽說當時拍板的老總對這個不倫不類的設計竟非常滿意。

少做了幾把桌椅就不是木匠了嗎

謝湘南：您是一位傑出的批評家，但在深期間，您在批評領域沒有更多的文本産生，是否是深圳這個城市荒廢了您的寫作？您思想的構建與深圳有著什麽樣的關系？

徐敬亞：我的個人寫作和深圳沒什麽關系。我沒有理由把一個人懶惰的責任推諉給一座城市。深圳爲我提供著足夠的空氣、水，還有蔬菜和朋友。同時我也不認爲我的寫作有什麽荒廢。

難道一個人一旦寫作就要不停地拚命寫一生下去嗎。難道真正的詩人是可以荒廢的嗎。有人曾問我，你還是詩人嗎？我說，難道一個木匠少做了幾把桌子椅子他就不是木匠了嗎。

在寫作的層面上，我是瞧不上勤勞者的。一個寫作者或者說一位詩人作家，他的高度就是其作品達到的最高點。比如跳高，哪怕只跳一次，其餘一律免跳，他也是那個高度。尤其在當下這個眼球的時代，很多傻乎乎的寫作者不停地勤勞著，二流的高度，寫十輩子也可能仍然是個二流。可惜的是世俗的人們只簡單地記錄著寫作者文字的數量，正如熱衷於著演員藝人們的露臉出場走紅。當然，更深層面或者更悲哀地說，我寫作的自我荒廢，有一個很難表述的理由，說白了就是自我置疑。限於種種原因，當一個人不能寫出一流的文字，而他如果非常在意於此，他將無法勤勞下去。二流三流的文字不是隨手可以排列出來嗎。這些年我也常常感到，一個人什麽也不寫，默默地想著觀察著，其實也挺好。我相信我的一切感覺與內在語言都時刻與我一起活著。活著，多麽重大啊。詩人和作家一般都不願接受訪談。這些人是寫字的，不願意說話，說出的話也不願意讓別人記錄。別人整理出來的話，總不如自己寫出來的字。更多的寫作者不接受訪談的原因，是他們認爲訪談不是創作，不能進入自己的寫作史，又沒有稿費。我則很隨便，只要采訪人對路，話題好玩，我又有時間，都可以。誰說訪談不是個人的表達，誰說個人表達不是佈道。寫作沒什麽神秘，微博微信都是一種寫作。

香港是一個內心糾結的城市

謝湘南：您覺得深圳與香港融合的可能性有多大？您會擔心香港變成一個內地城市嗎？

徐敬亞：深圳和香港這兩座球市不可以融合到一塊，正如死海與貝加爾湖不能合並，正如倫敦與北京不在同一條經線。有一段時間，深圳這邊的某些人天天想和香港融合，但我猜河那邊的人一天也沒想。更重要的是，這兩個城市都說了不算。30年前，我從北方剛到深圳的時候，正是香港如日中天之際。每天夜裏，站在漆黑的深圳向南眺望，耀眼的邊防線後面是一片紅通通的天空。香港好像流著牛奶的迦南，埋藏著無數的港幣與黃金。30年後，香港的光環消褪了。大陸開放後，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幅衰退，當年全球一流的製造業早已不再，東方第一港的地位也正被內地各大港口吞噬……香港人的日子不好過，很多事情也很糟糕。飯做夾生了，怎麽煮也不是味。香港不應該變成內地城市，但可容易成爲一個內心糾結的城市。

題圖：Colored Ideogram，Willi Baumeister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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