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政治正確助長了暴恐襲擊嗎？丨專業視角

本期作者：段德敏（北京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

本期文章要點：

1. 政治不是思辨，思辨不會對任何人有損害，但政治卻會決定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維治者，誰擁有權利或更多權利、誰不應該擁有權利或只能擁有更少權利，誰應該被看作敵人、誰應該被看作朋友。

2. 在如此多帶有激進伊斯蘭背景的恐怖襲擊面前，是應該繼續堅持一種總體上的多元文化主義，還是要對它做重大的調整？更聰明的做法是「不與一個宗教為敵」，真正的敵人是那些信仰該宗教的「壞蛋」。對那些壞蛋要全面打擊、毫不留情，但同時也應該解決容易滋生這些壞蛋的社會土壤。這種策略不是所謂「政治正確」，更不是所謂浪漫和溫柔，它是出於安全考慮的絕對現實主義的理性考量。

3. 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異質性」文化和價值觀的產生，現代社會本身就註定是分裂的、多元文化的社會。我們是一定要將社會統一在一個所謂「正確的」或「正統的」文化之下，還是承認和接受多元，以更開放平和的姿態調和它們之間的關係？作為安全戰略，哪一種又更為安全？茲事體大，值得有識之士深思。

我們到底還要不要政治正確呢？

法國再次發生暴恐襲擊，這次是在其國慶日。襲擊者是法國和突尼西亞雙重國籍的男子，幾乎不問便知，他是穆斯林，或至少和穆斯林有一定關係。一如既往，很多人將矛頭指向了政治正確，好像是政治正確導致了（或起碼助長了）歐洲—尤其是法國—一再發生的激進伊斯蘭暴力恐怖活動，好像是因為浪漫溫柔的法國人太不情願承認伊斯蘭自身有問題，太拿它當作一個和平的、正常的宗教，所以才給了恐怖分子們可乘之機，對無辜的平民痛下殺手。總而言之，政治正確意味著太過軟弱、和平、相對主義，恐怖分子利用的就是這一點。從而，有人替歐洲扼腕：長此以往，歐洲還是歐洲嗎？歐洲文明的失敗一定始自浪漫而不切實際、不辯敵友的法國吧？

法國尼斯國慶日爆發恐怖襲擊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一個多月前，我在倫敦會晤一位法國教授，他告訴我，這是他第一次在倫敦長住，感覺非常好。我問他主要是哪裡好，他說，主要是倫敦的開放和多元。我接著問，巴黎難道不也是這樣嗎？他搖頭：巴黎居民內部的歧視和分裂非常嚴重，市中心區和市郊完全是兩個世界，而倫敦則不是這樣，無論在哪你都能感到不同元素—宗教、膚色、種族等—的混合，人們大體相安無事、互相尊重。關於這一點，我自己也有所體會，但聽到一個在倫敦長住過的、生活在巴黎的法國教授這樣說，印象更加得到了一些確證。

前往巴黎的普通遊客都知道，市郊不怎麼安全，尤其是如93區這樣的地方應該盡量避免前往，那裡住的大多是移民（很多是非法的）和他們的後代，很多黑人和穆斯林，貧窮、失業、毒品和犯罪是這些地區的普遍特徵。分隔巴黎市中心區和郊區的是一條外環公路（Boulevard Périphérique），有人說，這條公路兩邊像是兩個國家，環外的居民進環內要「簽證」，要證明自己有資格進入。當然，有時候外環的有些居民也不那麼文明，比如2005年巴黎市郊的騷亂。2015年法國《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的主犯考奇(Cherif Kouachi)就來自這一地區。

2015年引發恐怖襲擊的《查理周刊》，被指多次諷刺伊斯蘭教先知。

相對來說，同樣是歐洲主要城市，倫敦確實要好一些，起碼沒有像巴黎這樣明顯的地域區隔。更有甚者，倫敦新任市長「居然」就是一位巴基斯坦移民、計程車司機的後代，一位穆斯林。提及這一點，那位法國教授嘆道，「這在巴黎是不可能的，幾乎永遠不可能。」那麼，這兩個城市相比，哪一個更「政治正確」呢？假如有某種方法量化政治正確的程度，恐怕結果也是倫敦更甚一些。然而，哪一個城市更安全，相對更少培養本土恐怖分子？答案恐怕也很明顯。起碼對於這位居住在巴黎中心區的大學教授來說，倫敦更讓人放心一些。那麼問題來了，如果是這樣，我們到底還要不要政治正確呢？

怎麼做才能讓自己更安全？

在最一般的用法中，「政治正確」指的是刻意不冒犯某個或某些群體的發言、政策或措施，一般是一個貶義詞，表示這樣並不必要，有時甚至是有害的。西方知識界上一次甚囂塵上的關於政治正確的討論恐怕要追溯到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 《美國心靈的閉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在美國引起的爭論，該書嚴厲批評了自由主義導致的價值的相對化和虛無化，它體現在一系列具體的政策中，如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學校教學內容的自由化、各種形式的多元文化主義等等。

阿蘭·布魯姆的《美國心靈的閉塞》

在這樣一種氛圍中，價值被認為是多元的、相互之間平等的，在不同的價值—包括宗教—之間不存在高低優劣之分，任何對這種價值多元和平等的挑戰都被認為是「不正確」的，也很容易被人安上「種族主義」的標籤。在經歷過黑人平權運動的美國，「種族主義」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幾乎任何人都不想和它沾上邊。特別是對於政客而言，如果在這方面表現得「不正確」或者「不夠正確」，那麼其政治生涯也差不多終結了。

然而，一味地在這方面表現得「正確」並不總是能夠帶來積極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是有害的。比如有的文化傾向於縱容甚至鼓勵對女性的不尊重，我們應該保護婦女「應有的」權利，還是保護該文化「特有的」價值？在這方面，價值的相對主義往往導致對某些本應遭到人們普遍唾棄、譴責的行徑的保護。布魯姆認為，美國人的心靈正在走向閉塞，就是因為凡涉及價值問題，就不再追問善和惡，而是自動地倒向政治正確。

布魯姆的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特別是絕對的價值相對主義一定會導致虛無主義。不過這種批評能走多遠尚值得討論。主要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知道我們自己堅持的價值就一定是對的？施特勞斯的弟子們當然喜歡用柏拉圖的方式來回答這個問題，即我們實際上永遠無法確知，但我們應該堅持追問什麼是至善。哲學意義上的追問當然沒有問題，也值得尊敬。然而政治不是思辨，思辨不會對任何人有損害，但政治卻會決定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維治者，誰擁有權利或更多權利、誰不應該擁有權利或只能擁有更少權利，誰應該被看作敵人、誰應該被看作朋友。

據說施特勞斯學派影響了美國政府（主要是小布希政府）的諸多國內外政策，入侵伊拉克就是站在「我是正確的」立場上做出的決定，「邪惡軸心」也是當時發明的辭彙。但今天回過頭看，很多證據表明，這場戰爭也算不上有多正義。而且更為關鍵的是，該戰爭並沒使美國和西方國家更安全，ISIS的崛起和此起彼伏的暴恐襲擊就是重要例證。戰爭摧毀了原有的相對世俗的統治權威，非但沒有如預期的那樣建立起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反而激化了原來一直被壓制的教派紛爭，失去權力的政治和軍事精英很自然地投向宗教上的反對派，而這時的反對派又只有在宗教上表現得更極端、更「純粹」才能做出一個政治上「更正確」的姿態。即便就ISIS這樣的組織來說，所謂「激進」伊斯蘭主義也多半和對世俗權力的爭奪有關。

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西方的政治人物們反思的是，「我們應該怎麼做才能讓自己更安全？」就外交政策來說，除少數政客還在堅持伊拉克戰爭的必要性之外，大多數人都傾向於相信這場戰爭是一個錯誤，奧巴馬的上台本身就帶有較強烈的反思伊戰的色彩，最近又有消息說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當年為了讓英國加入伊戰而故意誤導了公眾，他甚至有可能會受到司法審判。看起來，他們的一個普通結論是，為了自身安全，應該尋找比戰爭更好的辦法。

與此相關，在國內政策方面，一個容易引起爭議的問題是，在如此多帶有激進伊斯蘭背景的恐怖襲擊面前，是應該繼續堅持一種總體上的多元文化主義，還是要對它做重大的調整？就目前看來，後者還是佔少數，但也不可小覷，川普(Donald Trump)很大程度上就是打著反「政治正確」、反移民、反穆斯林的旗號吸引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持，最後出乎很多人（包括川普自己）的意料成為美國共和黨候選人。但大多數人還是相信，更聰明的做法是「不與一個宗教為敵」，真正的敵人是那些信仰該宗教的「壞蛋」。對那些壞蛋要全面打擊、毫不留情，但同時也應該解決容易滋生這些壞蛋的社會土壤。我們要知道，這種策略不是所謂「政治正確」，更不是所謂浪漫和溫柔，它是出於安全考慮的絕對現實主義的理性考量。如果我們一廂情願，認為西方人在對待穆斯林方面「軟弱」，最終導致自己「被終結」，從而我們應該吸取這一教訓，這既離事實很遠，又是一種很糟糕的戰略思考，如廣為人們接受，恐怕會貽害無窮。

保持文化純粹性就能避免困境？

或許會有人說，西方人引狼入室，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將國門緊閉，保持自己文化的純粹性不就沒這麼多事了嗎？特別是近期歐洲的難民危機，很多國人認為德國等國家「作死」，本來就已經有了很多本土恐怖分子，這不是自找苦吃？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這是一種高貴的行為，還是頭腦簡單的愚蠢，這對很多人來說可能確實難以理解。僅就安全問題而言，歐洲人是怎麼想的？在難民潮和嚴峻的恐怖局勢面前，歐洲會不會更加右轉，甚至與某些種族和宗教為敵？我曾經就此問題請教一位專門研究歐洲安全政策的捷克教授，他告訴我，就目前來看，在整個歐盟境內，從主要的政治精英到主流民意，還是將恐怖主義看作一個安全問題，而非宗教和文化問題。儘管歐洲很多地方都有右翼排外勢力的抬頭，但它們還遠沒到能左右主流民意以及政治局勢的地步。更為重要的是，他認為，後者只會將歐洲拖入比現在更深重的泥潭，歐洲只會變得更不安全，他衷心希望歐洲不至於走到那一步。

2015年，巴黎發生恐怖襲擊之後全城戒備。

很多人天真地以為只要保持一種文化的「純粹」和獨立就能避免類似今天的歐洲這樣的困境，更有人以為中國好像已經達到了這種狀態，這些人祈禱我們不要重蹈歐洲人的覆轍。首先，我們並沒有這種文化的純粹性，我們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其次，在現代社會，文化的純粹性是一個永遠不可能達成的幻覺。應該承認的是，今天歐洲的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殖民主義的歷史有關，法國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很多就來自曾經是其國土一部分的阿爾及利亞。但即便在殖民時代以前，歐洲早就已經是一個多宗教、多文化、多語言的社會，16-17世紀延續上百年的宗教戰爭就是明證，當時人們普遍將異教徒不當作「人」看，殺死異教徒不是恐怖主義，是受政治權力支持的「正義」行為，當然不同的教派和政權對「正義」又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身份平等，人們的所思、所想、所秉持的價值觀早就不再受權威的控制，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異質性」文化和價值觀的產生，現代社會本身就註定是分裂的、多元文化的社會，現在年輕一代和其父母之間的「代溝」就足以將社會分裂，更不用說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區別了。我們是一定要將社會統一在一個所謂「正確的」或「正統的」文化之下，還是承認和接受多元，以更開放平和的姿態調和它們之間的關係？作為安全戰略，哪一種又更為安全？茲事體大，值得有識之士深思。（作者：段德敏；編輯：鬍子華；文中小標題和配圖為編者所加；配圖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