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誘惑：福音派何去何從｜大西洋月刊譯文

Artist: Javier Jaén

從一個文化自信的宗教力量隕落到焦慮的少數派，福音派如何一步步做出違背宗教傳統的選擇，投入特朗普的政治保護傘下。

邁克爾·格爾森/作者

張拓木，張海雲，楊刁刁，華思睿/翻譯

【譯者導讀】

基督教福音派一向追求道德完善，也曾引領廢奴運動等社會進步潮流。然而在最近這次總統大選中，福音派卻整齊地站在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視道義為草芥的特朗普一邊。白人福音派教徒對於特朗普歷史性的當選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少新移民美國的華人，也高舉著重建基督教美德社會的大旗，跟著白人福音派兄弟姐妹們一起緊緊團結在了特朗普身旁。

有人說他們是「捏著鼻子」選的特朗普；因為他的當選可以帶來很多總統位子之外對他們有利的東西，比如任命保守派為最高院大法官。所以一切都僅僅是政治利益的交換而已。福音派最初是如何淪落為現下這一腔憤懣，神經緊張，受害者心態滿滿的「反主流」勢力的呢？之後為了眼前的政治利益，不惜切斷教派的道德命脈，其底線到底在哪裡？這種對宗教核心價值的犧牲，會不會加速福音派的隕落？身為福音派一員的作者為我們從宗教歷史的角度解釋了目前形勢的前因後果，並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們提出了最誠懇的請求：就像耶穌必須抗拒誘惑方能成仁，福音派也需要正本清源，回歸大道。

Artist: Javier Jaén

【譯文】

當今政治圈裡最不尋常的一個現象?—?— 甚至也可以說是近期政治史上最不尋常的發展?—?— 就是宗教保守派對唐納德·特朗普的俯首帖耳。特朗普贏得了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五分之四的選票。這比羅納德·里根、還有對自己福音派身份從不諱言的喬治·W·布希從這個群體得到的支持都要多。

特朗普的背景和信條與傳統基督信仰的生活做派及引領格格不入。特朗普以往的政治立場（他曾經支持孕晚期墮胎權），他的品性（他曾吹噓自己如何性侵女性），甚至他的言語（他把「逼」/「pussy」和「糞坑」/「shithole」這類詞語帶入了總統語錄）按常理應該讓宗教保守派對他群起攻之，而非同流合污。此人還無恥地宣揚自己的不忠，就自己的長女說出令人噁心的性評論，並在大選辯論時吹噓自己生殖器的大小。據報道，他的律師向一名艷星支付了13萬美元的封口費，阻止她談論她所稱特朗普與她的外遇。就這樣，曾經因稍有少兒不宜的內容就面色煞白的宗教保守派們現在卻對現實生活中成人電影般的劇情毫不在意。我們距離《美德書》（The Book of Virtues）中的標準越來越遠了。

特朗普的支持者們經常將對特朗普行為的道德顧慮貶低為對總統「風格」的苛責。但問題在於他的價值觀實質與基督教義明顯不符。特朗普不加掩飾的物質主義?—?— 他將經濟和社會地位上的成功等同於人生的目標和價值?—?— 完全是對基督教義的否定。他的部落主義以及對「非我族類」的仇恨與耶穌極端注重「鄰舍之愛」的理念完全對立。特朗普對強力的崇拜和對「失敗者」的蔑視與尼采更為契合。傲慢者有福了。無情者有福了。無恥者有福了。渴求名利者有福了。

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福音派選民是特朗普取得出人意料勝利的一個決定性因素。起碼看起來特朗普自己是相信這點的。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他曾經承諾過要保護的許多個人、理念和團體都很快地被拋在一旁或者直接被犧牲掉。但這屆政府對白人福音派的籠絡卻始終如一。

白宮對與特朗普聯盟的宗教領袖們敞開了大門?—?— 南方福音神學院院長理查德·蘭德（Richard Land）將其稱為「前所未有的通行」。作為回報，他們會在政府需要的時候提供鼎力支持。「通俄門很顯然是無稽之談，」 超級教會的牧師葆拉·懷特-凱恩（Paula White-Cain）解釋道，雖然沒人會認為她是法律或網路安全專家。牧師大衛·傑里邁亞（David Jeremiah）把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和伊萬卡·特朗普（Ivanka Trump）比作《聖經》中的約瑟夫和瑪麗：「他們就是上帝派來幫助基督徒的年輕猶太夫婦。」小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 Jr.）說，福音派找到了「他們夢想中的總統」，反映了福音派夢想的現有水平。

然而，對特朗普效忠的難度越來越大，需要越來越多的自我貶低。不過目前看來某些福音派領袖的忍耐似乎沒有下限。諸如福爾韋爾和富蘭克林·格雷厄姆（Franklin Graham）此類的人物都追隨特朗普在去年12月阿拉巴馬州的參議員選舉中支持法官羅伊·穆爾（Roy Moore）。這些宗教領袖們一輩子都在哀嘆世風日下和道德淪喪。然而他們卻公開支持一位多次被指控有不當性行為、甚至性侵14歲女孩的候選人。

今年1月，有報道稱特朗普將海地和非洲各國稱為「糞坑國」，很快羅伯特·傑弗里斯（Robert Jeffress）牧師就站出來為他辯護。「儘管他使用了這樣的辭彙，」傑弗里斯寫道，「特朗普總統表達的情緒沒有問題。」有報道稱特朗普的律師向艷星斯托米·丹尼爾斯（Stormy Daniels）支付了封口費，來掩蓋他們之前據稱發生的性交往，格雷厄姆卻打包票說特朗普「在意基督教價值」。家庭研究委員會主席托尼·珀金斯（Tony Perkins）辯稱對於特朗普過去不忠的行為，人們應該給他「不算，重來」的機會。如果巴拉克·奧巴馬總統受到類似的有證據指控，可以想像會招來何等的憤怒井噴。

很多福音派領袖的道德信念已經被他們對政治黨派的認同所左右。這可不單單是因為他們輕信，而是出於徹底的腐敗。政治部落主義和對政治對手的仇恨蒙蔽了這些領袖們的雙眼，讓他們看不到自己在如何破壞他們曾經獻身的事業。基督教公共見證的作用幾乎蕩然無存。

正如非特朗普擁躉的著名福音派牧師蒂姆·凱勒（Tim Keller）最近為《紐約客》撰文寫道：「『福音派』曾經是用來指代那些宣稱佔有道德高地的人；現在，這個詞在流行文化中基本上等同於『偽君子』。」難怪去年有87年歷史的普林斯頓福音團契（Princeton Evangelical Fellowship）把名字中福字頭的詞除掉，改名成了普林斯頓基督徒團契：太多學生把這個詞和保守政治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實際上，不少對信仰認真的福音派教徒也因為類似的原因而在和這個詞保持距離。

我能理解這種需求，但我並不認為其理由令人信服。有些辭彙就像是有戰略意義的城堡一樣值得捍衛，而「福音」一詞就是如此。儘管這個詞出了名的難以定義，但是可以確認的是它包含了一種「重生」的宗教體驗，一種對《聖經》權威的確定，以及對基督耶穌救贖力量的強調。

我成長於一個福音派家庭，去的是福音派教會，上了福音派高中，並在十多歲時開始追隨上帝。在喬治城大學上了一年後，我轉學去了伊利諾伊州被稱為「福音派新教的哈佛」的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學習神學。我曾就職於福音派的非營利組織「更生團契」（Prison Fellowship），後來成為同為惠頓學院校友的印第安納州參議員丹·科茨（Dan Coats）的工作人員。在國會山上，我認識了很多同樣致力於建立「悲憫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的福音派同僚們。隨後，作為喬治·W·布希的政策顧問和首席演講撰稿人，我也見證了里克·沃倫（Rick Warren）和凱·沃倫（Kay Warren）這樣的福音派領袖如何在全球抗擊艾滋運動中成為有原則、堅持不懈的倡導者。

正是這些經歷讓我遲遲不願放棄「福音」一詞，也讓我在看到這個詞被污名化時愈加痛苦。一個政黨的墮落令人遺憾，而宗教傳統因政治而墮落則更不幸，讓所有參與其中的人蒙羞。

為什麼一個曾經如此重要且可敬的事情現在卻遭人鄙夷？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來說，這一問題既需要理性分析，也反映了個人的憂心。問題的答案需要追溯到大約150年前，遠在唐納德·特朗普出現前發生的種種文化與政治轉變。在這個故事裡，一個有影響力、對自己文化自信的宗教運動變成了一個被邊緣化的、焦慮的少數派，在政治上尋找特朗普這種人的保護，即便他是人們記憶中從性情、行為和公開信仰上都與傳統基督徒形象相去最遠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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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樣的演變，首先要理解曾經生機勃勃的美國福音派價值觀。這個之前處於道德高地的宗教運動，從高地墜落，損毀嚴重。

我的母校惠頓學院1860年由一群福音派廢奴主義者在19世紀中期北方福音派的代表人物喬納森·布蘭查德（Jonathan Blanchard）領導下創立。布蘭查德屬於第二次宗教大覺醒運動所產生的對現狀極度不滿的激進一代，而這場宗教復興運動在19世紀上半葉影響了數百萬美國人的生活。布蘭查德不僅是一個長老會的牧師，還是幾家激進派報紙的創辦者，也是反奴隸制鬥士。

在內戰前，北方福音派成員普遍認可道德主義是與對社會正義的關注緊密相聯的。他們在倡導戒酒、人道對待智障人士、以及監獄改革等方面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他們最主要的貢獻是在終結奴隸制上發揮的重要影響。

的確，惠頓歡迎黑人和女性學生就讀，並且還是「地下鐵路」（譯者註：十九世紀美國幫助黑奴逃亡的秘密路線）的一站。在伊利諾伊志願步兵團39團的歷史記錄上，步兵埃茲拉·庫克（Ezra Cook）回憶說：「逃亡的黑奴在（惠頓）學院的校園裡絕對安全，無需刻意隱藏。」

布蘭查德1839年在歐柏林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的演講《社會的完美狀態》中對其信仰做出了詮釋。他宣講到：「每一位真正的基督教牧師都應該是一個普世的改革者，他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地改革一切困擾人類的罪惡。」他還在其它地方說：「蓄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種社會罪惡。」他補充道：「我反對奴隸制是基於《新約》中的相同血脈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為他們身上流著相同的血液。」

在這個階段，福音主義和主流新教基本相同。福音派教徒之間在宗派的信仰上有廣泛差異，但他們都一致同意通過信仰基督來接受上帝的恩典是一種個人決定。曾在1851年到1866年間任奧伯林學院校長的查爾斯·G·芬尼（Charles G. Finney）曾這樣描述他的皈依經歷：「我有那種感覺，就如一股電流，穿過我的身體。實際上，它如同一波又一波流動的愛一般湧向我。」

在政治上，福音派教徒傾向於將新英格蘭乃至整個美國比作聖經中的以色列。很多人在佈道中將美國描述為一個肩負神聖宗旨的國家。「這個世界需要有個國家，」福音派牧師萊曼·比徹（Lyman Beecher）說，「在自身自由後吹響自由的號角，舉起自由的火炬。」（比徹的女兒哈麗雅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也是《大西洋月刊》的創辦人之一。）與這種使命感相伴相生的是一種確保行事有道德性的集體責任，大至終結奴隸制，小至結束不守安息日的行為。

這並不是鼓吹神權政治，福音派的領袖們也不是對與世俗權力關係過近的風險視而不見。比徹申訴道：「在英國，克倫威爾時代宗教和政治不明智的聯手給福音派教義和信仰帶來的恥辱至今猶在。」然而很少有福音派教徒否認這一點：上帝和美國之間的契約關係對美國的私人和公共道德標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達不到則可能失去上帝的特殊賜福。

也許更重要的是，內戰之前，福音派信徒多是千禧年後論者，也就是說他們相信人類歷史的最後一個千年將是世界和平、基督教會擴張的年代，並以基督再臨的高潮結尾。他們就是這樣一群樂觀的人，相信人類努力可以加快這一喜樂時代的到來，這樣的信仰鼓勵了他們開展更多的社會行動和全球傳教活動。「福音派普遍認為任何形式的進步都是這個基督王國終將降臨的證據。」歷史學家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在《原教旨主義和美國文化》（Fundamentalism and American Culture）中這樣寫道。

在19世紀中葉，福音主義是美國最主流的宗教傳統?—?— 有社會地位的保證，對神聖的使命充滿信心，歡迎進步，對未來充滿希望。五十年後，它卻在知識界和社會層面全面失守。又過了25年，它成了全國性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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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的災難使得作為千禧年後論基礎的社會樂觀主義大受打擊，其間發生的像安提塔姆這樣慘烈血腥的戰鬥使人再難相信宗教黃金時代的存在。與此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鬆動了傳統的社會關係紐帶，給人們留下一種道德混亂的印象。大量湧入的天主教徒和猶太人移民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形象和宗教自我認知。（在1850年，天主教徒占人口5%；到1906年，這個比例增長到17%。）福音教徒難以設想一個多元化的（有些人認為是墮落了的）美國會是他們想像中的神選共和國。

不過，真正造成福音主義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鴻溝的是知識領域的一系列重大發展。對聖經的「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這個德國起源的學術運動層層剖析了聖經的人類作者和古經文發展過程，對聖經的根源、準確性和歷史真偽都提出了質疑，而聖經正是福音教派權威的終極來源。與此同時，進化論提出了人類起源的新理論。倡導進化論的人們，和它最激烈的反對者一樣，都把這個理論視為對宗教的創世論、甚至是對整個基督教信念的替代。教徒中的進步派試圖在基督教信仰和新科學與聖經高等批評之間找到共同點。很多人把他們的信仰和社會福音神學（Social Gospel）結合起來；這個教派信奉的千禧年後論去掉了神跡，在其教義中以社會改革取代耶穌的再次降臨。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宗教保守派，他們反對這種適應性調整策略，採取了一系列的解僱和對異端邪說的審判來維持對神學院的控制。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第28任總統）的叔叔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因接受進化論與聖經相容而丟掉了他在哥倫比亞神學院的教職。但這些手段大都事與願違，神學院和大學都陸續接受了現代科學文化觀念的影響。為了對抗進步主義思想，宗教正統派出版了名為《原教旨》（The Fundamentals）的系列叢書。由此得名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即是對危機的一種應對。

原教旨主義信奉傳統宗教觀念，但它並沒有提倡回歸更早的福音主義。相反，在回應現代發展時，它卻切斷了自己的歷史延續。為了對抗高等批評，它對聖經的解讀變得簡單化和停留於字面。為了對抗進化論，反科學成了它總體的態度。為了對抗社會福音神學，它把社會公正的整個理念視為危險的自由派觀點。最後這一點構成了一些學者所謂的「大倒退」（Great Reversal），發生於1900年到1930年左右。「所有進步的社會關懷，」馬斯登寫道，「不論在政治還是個人層面，在復興福音派來看都是可疑的，從而遭到貶謫。」這種對社會發展方向的悲觀態度也反映在從千禧年後論到千禧年前論的轉變。千禧年前論認為，當代社會不是在走向進步，而是在撒旦的影響下日趨墮落和混亂。更好的新時代在耶穌基督的再次降臨之前不會到來，唯有耶穌基督有能力清除這些混亂。人類力量無法促進那一天的提早到來，也無法拯救這個在劫難逃的世界。因此，社會行動主義被認定在最根本的一項任務上無能為力：既幫不了自己，也幫不了他人準備迎接最後審判日（final judgment）的到來。

1925年田納西的一個戲劇性的法庭審判，是文化主流驅逐原教旨主義的高潮。一位田納西高中教師因教授進化論而受到審判，也就是著名的斯科普斯「猴子審判」案（Scopes 「monkey trial」）。當時最顯赫的基督教政治家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與克拉倫斯·達羅（Clarence Darrow）和進化論對陣。布賴恩贏了審判，但輸掉了全國的支持。在記者兼批評家H·L·門肯（H. L. Mencken）為歷史所肯定的敘述里，他把布賴恩蔑稱為「系著可口可樂皮帶的錫壺教皇」、「在鐵路站場背後鍍錫鐵棚里向蠢人佈道的那些慘兮兮的牧師們的兄弟」。原教旨主義者成了滑稽人物，遭到全世界鄙視。

但是歷史幾乎忘記了，作為伍德羅·威爾遜政府的國務卿，布賴恩是一位促進和平的活動家，他的政治活動為後來的羅斯福新政作了鋪墊。而門肯呢，最終露出了種族主義者、反猶主義者和優生學鼓吹者的本來面目。在原教旨主義和現代主義的爭議中，只有一個贏家。社會學家詹姆斯·戴維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美國福音主義》（American Evangelicalism）一書中這樣描述道，「在大約三十五年的時間裡，基督新教從文化統治地位跌落，在認知上被邊緣化，在政治上越發軟弱。」因地位喪失而導致的怨恨不斷惡化，並取代了社會行動主義和樂觀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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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教旨主義者在其文化流放中並非無所作為。他們建立了一個組織網路?—?— 廣播電台、宗教學校、外聯教會?—?— 最終形成了一個強健的亞文化。與此同時，美國則變得更非世俗化，更加願意接受宗教影響。1920年，美國教會成員占人口的比例是43%；到1960年這一比例增加到63%。包括神學家卡爾·亨利（Carl Henry）和福音派的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富蘭克林·格雷厄姆的父親）在內的一些領導者，對原教旨主義無足輕重的處境都忿忿不平。亨利的著作《現代原教旨主義不安的良心》（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很有影響力，它敦促信徒們更多地參與文化和學術方面的交流。這種復興在格雷厄姆身上表現得最充分：他離開了原教旨主義的貧民窟，和總統們過從甚密，向公眾展示了一種更有吸引力的福音主義版本?—?— 福音主義這個詞就是特意用來與過去更狹隘的原教旨主義做對比的。

但也並非所有人都欣賞原教旨主義的這些努力。1957年，當格雷厄姆在紐約市計劃召開大型福音派集會的時候，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發表社論，反對他「狹隘的道德說教」。但是尼布爾對格雷厄姆的攻擊引發了強烈反彈，即使在自由派神學圈子裡也是如此。這個「聖戰」持續了十六個星期，場場爆滿，其中有一晚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連馬丁·路德·金也加入了格雷厄姆一方。

在與自由派基督教的歷史對抗中，福音主義隨著時間的推移算是報了一箭之仇。自由派基督徒逐漸找到了比參加進步主義佈道更好的方式來打發星期天。1972年，28%的美國人屬於主流新教教會。而現在這個數字遠低於15%。但是，在這四十年間，福音教派一直保持在總人口的25%左右（不過最近這個比例有所降低）。當它的神學對手凋零?—?— 或者更準確的說，瓦解?—?— 的時候，相比之下福音派的持久存在更像是處於上升勢頭。

隨著這種組織層面上自信心的壯大，福音派或許期待過能在文化規範和標準上發揮更大的決定作用。但是他們的願望正撞上了性革命，以及其它的快速社會變化。「道德多數派」（The Moral Majority，80年代基督教右翼組織）出現的時候，實際生活中大多數人對離婚和婚外同居越來越習以為常。當從大學到法庭到好萊塢的精英社會力量都決然地拋棄了傳統理想時，福音派卻經歷著成員增長、感受著強健的亞文化組織所帶來的力量。

因此，福音派的主要政治敘事就轉向對抗，成為一個關於其文化對手如何大肆入侵的憤怒故事。在這個無比自由的國家裡，很多福音教徒都認為自己的權利是脆弱的，自己的組織面臨威脅，自己的尊嚴遭受攻擊。這個代表了共和黨政治聯盟的大約一半人、美國最大的宗教群體，把自己視為遭受圍攻和得不到尊重的少數派。這樣一來，福音教徒在更加積极參与社會的同時也更加感到被社會疏離。

總體來說，福音派的政治氣質毫無疑問一直都是保守的和被動反應型的。在福音派可恥的缺席（甚至是反對）民權運動之後，福音派白人開始參與有限的一些議題。他們支持基督教會學校對抗吉米·卡特政府對學校的行政法條。他們對抗最高法院關於嚴格限制在校禱告和撤銷多州對墮胎的限制的決定。社會學家內森·格萊澤（Nathan Glazer）把福音派的這些努力描述為「防禦性進攻」?—?— 一種道德義憤，以抵制這個在福音派眼中變得日益敵對和壓迫的現代社會。

現代共和黨欣然利用了這種態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支持墮胎流產合法化的世俗主義疏遠了福音派，而里根對他們的拉攏非常有效。「我知道你們不能為我背書，」里根在1980年一次福音派大會上講道，「但我提這個只是因為我想讓你們知道，我為你們背書。」與此對比的是，四年後沃爾特·蒙代爾（Walter Mondale）競選總統時，就「激進的傳道士」發出警告，而他的競選夥伴傑拉爾丁·費拉羅（Geraldine Ferraro）抨擊了「控制共和黨的極端主義者」。民主黨對福音派的攻擊讓後者對政治黨派的選擇變得相對簡單。

比利·格雷厄姆（右）離開了原教旨主義的貧民窟，和總統們過從甚密，向公眾展示了一種更有吸引力的福音主義版本 (圖片來源：Bettmann / Getty)

福音派內已經嶄露頭角的領袖人物們在語氣行為上明顯各異。比利·格雷厄姆是個迎合權要的祭司。（他巴結逢迎的傾向被記錄在那些尼克松錄音帶上，他的一些話引出了尼克松的反猶言論。）「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組織的創始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則是個帶刺的先知，長年地威脅如果社會保守主義的純潔性得不到維持，他就要脫離共和黨聯盟。老傑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l Sr.）和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1988年曾競選總統）試圖成為政治弄權者。水門事件里聲名狼藉的查克·科爾森（Chuck Colson），在戲劇性的改宗之後創建了「更生團契」，試圖復活某種過去的廢奴主義精神來倡導監獄改革。不過，這些區分在公眾看來都很模糊，「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成為公眾對他們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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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歷史對福音派的政治參與影響何在？

從一開始，現代福音派的思想體系就有著嚴重的缺失。它缺乏一種政治參與的範本或理想，一種社會活動的組織理論。在福音派從布蘭查德到福爾韋爾這百年發展的同時，天主教則建立了一套自洽全面的社會政治思考傳統。天主教的社會思想以社會對最弱最無助成員的態度衡量其正義，進而要求教徒對社會團結承擔義務。同時，也採納了分權原則?—?— 即最適合滿足人類需求的還是小型的地方組織（不過高層機構有道德責任做地方組織失效時的保護網）。

實踐中，這種社會思想要求天主教徒必須思考多種因果關係，也很好地使天主教的政治態度複雜化了。如果你想要反對墮胎，你就必須反對對移民的非人化待遇。如果你批評安樂死讓生命貶值，那麼你必須批評種族主義踐踏人性價值。如果你想支持傳統家庭結構，那麼你必須支持擴大醫療保健。反之亦然。整個教義要求一個廣博的、邏輯自洽的正義觀；當這種正義觀得到忠實應用時，它就跨越了美國政治派別的類型和老生常談。當然，美國天主教徒經常置天主教社會思想於不顧。但至少這個思想體系是存在的。福音派教徒缺乏一個類似的傳統，連可以忽視的體系都沒有。

那麼福音派的社會參與理論都是從哪裡來的？雖然大多數福音派教徒可能會說是聖經，但這隻能算是一個抖機靈的答案。畢竟，基督教聖經有時也會讓人尷尬：聖經中有許多故事把種族滅絕視為天經地義，還建議把不聽話的兒童拿石頭砸死。福音派需要一種理論，能超越鐵器時代的社會道德觀，把「黃金法則」這種更高理想應用到我們凡塵俗世悲劇性的妥協中。由於缺乏類似於天主教的社會思想體系，許多福音派教徒只能跟著眼前保護他們利益同時也是在利用他們的政治運動隨波逐流，以此為理論指導。宗教保守派的選民往往被政治保守主義運動牽著鼻子走。福克斯新聞和電台廣播對福音派教徒政治認同的影響遠大於某個教派或全國福音派協會的正式聲明。在這個基督教的政治運動中，基督教神學很明顯反倒不是主要的驅動力。

此外，福音派政治議程的一大局限在於它更多在作出被動反應，而非自主選擇自己的議程；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被拉進一個又一個被旁人點燃的一系列社會和政治辯論中。為什麼愚蠢地揪著缺乏精神價值的公立學校禱告不放？是因為大法官雨果·布萊克（Hugo Black）1962年判其違憲。為什麼絞盡腦汁把精力浪費在通過一個（毫無希望的）憲法修正案禁止墮胎？因為在1973年，哈里·布萊克門（Harry Blackmun）大法官從憲法原文的隱義中引申出了墮胎權。為什麼當前強調宗教自由？因為2015年的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Obergefell v. Hodges）一案的判決合法化了同性婚姻，讓許多人擔心被要求強制接受不同的理念。

倒不是說世俗化、墮胎和宗教自由是無關緊要的小問題；這些都是極其重要的問題。但是福音派回應的時機和選擇的重點讓福音派的政治參與給人一種負面、挑剔、好鬥的印象。關注的重點過於集中，也給人一種基督教徒張口閉口全是和性有關的負面印象。許多老百姓只有在與性有關的議題上才會聽到基督徒的聲音?—?— 避孕權、同性戀權利、跨性別廁所等等。儘管宗教人士確實認為性倫理是重要的，但當代宗教的社會參與卻造成了一種性議題比其它關鍵問題都重要的錯誤印象。

我在白宮工作期間見證了一個非常重要但並未獲得重視的議題，從一個角度折射出了福音派參與社會的正能量潛力。總統緊急艾滋救援計劃（PEPFAR）?—?— 有史以來一個國家抗擊單一疾病的最大舉措?—?— 其得以成型的原因部分出於喬治·布希來自其福音派信仰的道德義務感。在為這個項目解釋和辯護的時候，布希多次提到路加福音12:48：「多給誰，便向誰多取」。PEPFAR的存在也歸功於一個出乎意料的結盟：一邊是提倡關注全球醫療問題的自由派，另一邊是在共和黨國會議員心目中舉足輕重的福音派領導者。這種形式的福音派社會參與不是對世俗勢力入侵的回應，而是對大規模人道主義需求的反應；它表現了對現世社會正義的強調，幫助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

然而現在的世俗自由派或宗教保守派對這一創舉並沒有多少關注。在特朗普時代，儘管有些福音派教徒曾經嘗試過刑事司法改革和反對現代奴隸制，福音派領袖很少將這類問題作為政策的焦點。福音派基督徒個人及團體也在致力於與可預防疾病作鬥爭、安置難民、治療毒癮、辦無家可歸者收容所、照顧寄養兒童等等。但是這些努力缺乏一個集體的政治聲音。

這些問題之所以提不上福音派議程，部分是由於許多白人福音派生活在一種相對種族隔離和地域隔離的狀態中。其實，很多非裔美國人和越來越多的拉丁裔美國人也持有福音派神學理念。然而如果周日禮拜的時候去看看，會發現福音派的教堂與其他教堂或者禮拜堂一樣，也都是按種族分撥的。幾乎所有成員眾多的福音教派內部，其種族多樣性都要比社會總體差一截。

這和天主教會截然不同。天主教會超過三分之一都是拉美裔，自然會將新移民的需求和權利提到更重要的議程上。但在許多福音派社區中，這些新移民的需求顯得很遙遠，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不過，也有一些城市地區的成功的福音派教會正在經歷族裔多樣化和社會責任意識的提升。）以去年阿拉巴馬州參議員競選時白人和非裔美國福音派投票行為的對比為例?—?— 據出口民意調查顯示，80％的白人福音派投票支持羅伊·穆爾，而95％的黑人福音派支持他的民主黨對手道格·瓊斯（Doug Jones）。這兩個群體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世界。

福音派領導人如小傑里·福爾韋爾和富蘭克林·格雷厄姆都響應了特朗普的號召來支持羅伊·穆爾競選亞拉巴馬聯邦參議員，即使多人指控他對女性行為不端。據票站調查，80%的福音派白人投了穆爾。(圖片來源：Joe Raedle/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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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派的公共宣傳也一直存在一個問題：末世論腔調重得讓人反感。福音派作家和電台主持人埃里克·梅塔克薩斯（Eric Metaxas）宣稱，「美國就要『失守』了，就像內戰中差點發生的那樣。」 富蘭克林·格雷厄姆繪聲繪色地聲稱，國家「正大頭下沖栽入墮落的污泥」。雖說這種誇張可能只是一種修辭手法，末世論也只是為了做效果。但是，給美國貼上腐敗和衰落這種標籤也折射了福音派一直擁有但從未兌現的信念，即耶穌再次降臨可能很快會到來了。

除了把我們這個並不完美但依舊美好的國家描述得悲觀到喪心病狂以外，以這種方式參與公共生活的問題還在於它把政治事業變得無足輕重並缺乏意義。民主政治本質上是反末世論的，因為民主的前提是積極的公民是有能力改善國家的。但是如果我們距離午夜的黑暗只剩下幾分鐘，做任何事情有什麼意義呢？正常的政治改革途徑在這個體系里完全無用。與耶穌再臨相比，多少談判、多少妥協都無關緊要了。

此外，福音派在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中錯誤的選擇了末世意象來證明文化在走向衰落。一個最值得一提的例子?—?— 他們選擇進化論作為跟現代性作戰的主戰場實在是一招臭棋。「進化論與基督教之爭是一場殊死決戰，」 威廉·詹寧斯·布賴恩辯稱。「如果進化論贏了……基督教會就要退場。當然不會瞬間發生，而是逐漸淡出，因為這兩者絕不可能並存。」 許多和他背景相似的人都相信這一點。但是他們的抵制是徒勞的，因為一個無可辯駁的理由：進化論是一個事實，基於壓倒性證據的客觀真實。否認這一點讓福音派的整個世界觀遭人質疑?—?— 彷彿基督教信仰就是要求逃離理性。

這真是又蠢又毫無必要。創世是有神的干預還是源自自然選擇並沒有決定性的神學差異；兩者都允許我們相信宇宙有一定目的性，並且都和對聖經文本的學術解釋一致。福音派此舉相當於在他們的鄰人和子女腳前放置了一個完全多餘的絆腳石，鼓勵每一個熱愛科學的年輕人拒絕基督教。

假使布賴恩和他那個時代的其他人選擇反對優生學而不是進化論，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而不是達爾文主義，那會如何？畢竟，斯科普斯案中的教科書名為「公民生物學」（A Civic Biology），它敦促精神障礙者實行絕育。文中寫道：「讓癲癇和弱智這種素質通過後代來傳下去，不僅不公平，簡直是犯罪。」如果這才是布賴恩反對的焦點呢？門肯無疑仍會嘲諷。但福音派基督教在道德和神學方面的著重點就會有所不同。並且福音派的恐懼也會被美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可恥的優生學、以及別國對於優生學更嚴格的實踐運用所驗證。然而，布賴恩卻選擇了與進化論作對?—?— 說到底，掩蓋人類的起源對人類尊嚴沒有絲毫益處。

尤其是對年輕一代來說，這種選擇的後果事關重要。根據一家基督教研究機構Barna最近的一項問卷調查，去教堂的基督教青少年中超過一半人認為「教會似乎在否認科學對世界絕大部分的解釋。」這或許是美國青少年群體是宗教信仰最少的群體的原因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將一步步改變這個國家對宗教的態度基線。超過三分之一的千禧一代表示任何信仰都與他們無關，比2007年增加了10個百分點。這可以算是宗教保守派做成的一件「大事」：成功降低了人們對宗教本身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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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禧年之交以後，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人都堅信宗教保守主義作為一股政治力量正在淡出。顯赫的宗教保守主義領導者們不斷衰老逝去。各種宗教保守機構的地位與影響力也似乎都在衰落。布希在2000年競選總統時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拉攏宗教選民。「悲憫保守主義」是根據天主教社會理念而設計的指導政策?—?— 嘗試通過鼓勵私人和宗教非營利組織的工作來為窮人，無家可歸者和吸毒者提供服務。這場誠心的努力最終因國會共和黨的阻撓而被削弱，並在全球危機的影響下顯得黯淡無光。儘管如此，我當時仍然相信老式的福音派社會參與模式時日已盡，而更積極更有原則性的一種新的方式正在逐漸成形。

事實證明我錯了。回頭看來，福音派教徒們表現出極易受到以衰落論與憤懣為基調的民粹主義的影響。唐納德·特朗普幾乎是在重複梅塔克薩斯和格雷厄姆的末世論警告，宣稱「我們的國家將會成為人間地獄」，還有，「這種世界範圍的大屠殺前所未有。」 鑒於特朗普在宗教方面的知識水平，他估計根本沒有意識到他是將千禧年前論改裝成了民粹主義。但是當這位總統候選人大談美國如何正在衰落並走向毀滅，只有通過恢復過去的秩序才能重建偉業時，他其實是在重彈福音派信念的老調。

特朗普對福音派教徒的描繪一直很符合他們的自我認知：一個受到不公待遇的宗教少數派，需要一個來自世俗社會的保護者。基督教正「被圍攻」，特朗普在自由大學演講時說。「好好珍惜成為局外人的機會」，他在隨後的另一個談話時補充道：「接受這個標籤。」特朗普基本上是在說保護基督教是凌霸者的工作。

特朗普一以貫之的這樣形容福音派教徒：遭遇不公的宗教少數派，需要一個按世俗規則玩牌的保護者，這和福音派自己的認知很一致。(圖片來源：Chip Somodevilla / Getty)

誠然，如果基督教醫院或大學的宗教自由受到惡意訴訟或政府機構的威脅，他們完全有權捍衛其機構身份?—?— 來爭取一個有原則的多元化社會。但這不同於福音派缺乏理性且自艾自憐的自我認知，並不是將自己看作是一個需要強人來拯救的受壓迫的少數群體。而後者恰恰是特朗普希望福音派教徒看待自己的方式。他將福音派視為一個需要保護和優待的利益集團。

包括多布森、福爾韋爾、格雷厄姆、傑弗里斯、梅塔克薩斯、珀金斯和拉爾夫·里德（Ralph Reed）在內的一群福音派的主要領袖已經欣然接受了這種自我認知。他們的理由經常具有不加掩飾的功利性：用接受特朗普的各種缺陷，換來他任命的保守派法官和政府對基督徒更優惠的待遇是值得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不僅是出於謹慎算計下的勉強。他們享受著觸手可及的權力，並在醜聞中為總統洗白。在特朗普就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的白人至上主義集會暴力事件做出回應後，格雷厄姆卻痛斥對於該回應的批評者（「那些把責任推給@POTUS （譯者註：美國總統的簡稱，推特名）的政客應該覺得羞恥」）。多布森宣稱特朗普是一個「聖嬰基督徒」?—?— 這種主恩的政治化幾乎就是褻瀆神靈。「對於@POTUS的性情或者他行事沒有總統樣子的抱怨都已經毫無意義，」福爾韋爾在推特上發表推文道，「[唐納德·特朗普]已經一手改變了』總統式』行為的定義，從虛偽，失敗和精心排演變成了真實，成功和腳踏實地。」

聽到宗教領袖將髒話和對他人的嘲諷和殘忍作為真實不偽裝的標誌而捍衛，卻將道義貶低為陳詞濫調，實在讓人驚詫。無論特朗普的政策最後遺留下什麼，他的總統任期已經是社會道德規範的災難。它使我們的文化變得粗俗，給霸凌者通行證，擾亂孩子們的道德觀形成，損害了公共道德標準，並且鼓勵對政治體系的不信任。福爾韋爾，格雷厄姆和其他人正在為道德敗壞提供宗教掩護?—?— 對低俗的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並鼓勵社會約束的放縱。他們不是在捍衛自己的信念，而是為他們的政客新寵們提供隨時備用的道德豁免。即使以純粹的政治標準來衡量，這種行為也會破壞他們追求的事業。對婦女的剝削視而不見當然對於其反墮胎的立論毫無幫助。這些做法還很嚴重地破壞了宗教保守派運動，最終不僅將改變法庭的組成，也會改變公眾的看法。在凡事以其政治利益為重後，這些福音派領袖也就不能再被繼續稱作是真正的道德領袖了。

轉而言之就算不考慮品德問題，福音派在種族問題上所持的觀點仍然是在損害其信仰的聲譽。畢竟，特朗普曾堅持奧巴馬是肯亞公民，將墨西哥移民全歸為殺人犯和強姦犯，聲稱一位法官的墨西哥族裔身份會使自己在聯邦法院被不公平地對待，試圖下達違反憲法的穆斯林入境禁令，在夏洛茨維爾白人至上抗議活動的問題上含糊其辭，（據紐約時報）言稱奈及利亞人在見識了美國後永遠不會「回到他們的茅屋」，並鄙視海地人和非洲移民，說他們跟挪威人不一樣，沒人想要他們。

對於特朗普的一些政治盟友來說，種族主義的言詞和觀點是他們所欣賞的一部分。對於福音派領袖來說，這些言論本應該讓他們如坐針氈。鑒於美國的奴隸制和種族隔離歷史，種族偏見被認為是尤其的道德敗壞。抗擊種族主義激活了19世紀福音派教徒和20世紀美國非裔民權活動家們的宗教良知。美國南部和其它地區堅持維護種族主義的白人基督徒被看作是偽君子。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搞錯的美國人就是不了解自己國家的本質。而在這個問題上立場搞錯的基督徒就是不理解自己信仰的最基本要求。

這就是目前令人芒刺在背的現實：我雖然不相信大多數福音派教徒都是種族主義者，但每一位堅定的特朗普支持者實際上都認可了種族歧視並不會讓一個人在道德上失去做美國總統的資格。這就不僅僅是政治妥協了，而是揭露了其道德體系中孰輕孰重。

就算要打功利性的算盤，也應該一打到底。為了獲得一攬子政治利益，這些福音派領袖已將基督教信仰與種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聯繫在一起。他們把基督教信仰與厭女症和對殘疾人的嘲弄聯繫在一起。他們將基督教信仰與無法無天，腐敗和欺世盜名聯繫在一起。他們將基督教信仰與對白人至上主義和新納粹主義之類驚世駭俗罪惡不置可否的道德迷亂聯繫在一起。世界的確充滿了悲劇性的選擇和妥協。但是為了這麼個人？為了這麼個原因？

值得肯定的是，一些福音派領袖正在提供參與社會的不同模式。比如蒂姆·凱勒，他推崇一種更具政治多樣化和人口多元化的福音派教義，是這個運動當今最有影響力的倡導者。還有美南浸信會公民道德與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拉塞爾·穆爾（Russell Moore），他展示了道德保守主義可以兼顧原則性與包容性。或者國際正義使命團的創始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他是世界上反對現代奴隸制的領軍人物之一。又或北卡羅萊納州公園教堂的克勞德·亞歷山大主教（Bishop Claude Alexander），他一直奮力為和解與憐憫發聲。還有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科林斯，從他身上反映出真實信仰與真實科學是完全可以相容的。或者是具有影響力的聖經教師貝絲·穆爾（Beth Moore），她曾警告「當我們出賣靈魂來換取勝利時」會帶來的破壞。還有作家彼得·韋納（Peter Wehner），雖然他已經不再自稱為福音派，即便他本人反映了這個詞所代表的最好的品質。

福音派主義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所有上面所提到的宗教領袖都會同意福音派正在經歷一個很顯著的代際轉變：年輕的福音派教徒們更少受到政治上的分裂和不滿的情緒影響，而更關心社會正義。（去年夏天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自1964年後出生的近一半白人福音派教徒表示支持同性戀婚姻。）在倡導監獄改革和支持美國的全球衛生舉措（特別是在艾滋病和瘧疾防治方面）的政治聯盟中，福音派仍然處於至關重要的地位。他們通過世界宣明會和撒瑪利亞國際救援會（一個令人欽佩的救濟組織，富蘭克林·格雷厄姆擔任其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等救援組織在全世界做了很多善事。他們做出了無數的充滿關愛的慈善行為，使地方社區成為更加公平和寬厚的生活環境。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說是為福音派復甦打下了堅實基礎。然而認為問題僅僅局限於少數不負責任的領袖卻是錯誤的。事實上，這些領袖代表了福音派里明顯的大多數，而這些人也仍然是特朗普聯盟中最忠誠的成員。福音派教徒普遍對於成為特朗普的盾與劍急不可待。他們就是推著特朗普繼續向前的大軍。

這就是眼下上演的荒唐劇情：眾多的福音派教徒不再關心道義，因主的恩典而生的宗教傳統轉而成為怨恨的化身。這對美國非常不利，因為得到正確理解和應用的宗教是這個國家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正是基督教古老傳統中的「相同血脈」觀念?—?— 即所有人類生命都具有固有而不依賴外界的價值，且眾生平等的信仰?—?— 推動了數百年的慈善服務和社會改革。宗教可以成為良知的載體。它可以激發為了人類共同利益而付出的犧牲。它可以鞏固政治領域中的高尚品德。它可以阻擊非人化的傾向，並提升公共生活的目標和理想。

民主不僅僅是一套程序，也是一套道德體系。何種價值被讚美或詆毀最終會影響我們人民和政體的品格。民主並不確保其領導者的德行完美，但其蘊含了一套價值體系讓權力具有合理性：同理心，誠實，正直和自我剋制。很自然的，我們會認為信教之人天生應該反對而不是衛護殘忍，偏見，欺騙和腐敗行為。這種對福音信仰的毀滅也讓其它的一些寶貴的東西蒙辱：布蘭查德對於人類尊嚴的願景，還有芬尼所感受到的主恩電波。信仰最完美的展現是感恩的滿溢，是我們像被愛一樣努力活著，以及對痛苦和死亡的那邊有更好來生的脆弱希望。而此種恩典的鴻毛可比任何政治利益都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