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逸文】冷戰2.0：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背後（二） | 譯讀紐約客

07-01

冷戰2.0：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背後

本文原載於The New Yorker

作者/Evan Osnos & David Remnick & Joshua Yaffa

譯校/Veronica& Beata

編輯/eve

譯讀：T-Read | 譯讀紐約客：Tread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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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UTIN』S WORLD 普京的世界

普京對西方的憎惡，以及與之相應的，建立反西方保守主義的志向，都深深植根於他對衰落與崩塌的親身體驗中，當然，這種衰落與崩塌並非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這從來不是普京這代人的關注焦點），而是指俄羅斯的權利與榮耀。普京於1952年出生於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二戰時，納粹軍隊圍困列寧格勒九百天，城中彈盡糧絕。普京的父親在這場戰爭中嚴重受傷。1975年，23歲的普京加入了克格勃，最終被派去東德。

普京被派到連蘇聯衛星都覆蓋不到的灰色地帶，完全錯過了經濟改革帶來的復甦與機遇，他體會到的只有蘇聯的日漸式微。1989年11月，柏林牆被推倒。彼時，普京正在德累斯頓市一所蘇聯外交公寓的地下室，將一頁頁機密文件送進火爐。一群德國人在外面叫囂著要闖入公寓，同事向莫斯科打電話求助，然而，用普京的話說，「莫斯科沒有迴音。」

普京回到了俄羅斯，那裡仍籠罩著後帝國時期的衰敗感。西方國家不再畏懼蘇聯的力量；莫斯科不再控制東歐和中歐；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也都各奔東西。葉卡捷琳娜大帝與約瑟夫·斯大林締造的帝國正在分崩離析。

在莫斯科，西方記者可以進入曾是秘密地下彈料庫的廢棄核彈基地和已經空了一半的監獄。那些最令人生畏的蘇聯高官——克格勃、軍隊，及共產黨的領導人——在1991年的八月政變中失敗，被關進了臭名昭著的「水兵寂靜」監獄。其他身居高位的政變者拒絕接受新政權的判決，決定自行了斷。內政部長知道自己要被逮捕，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這一生問心無愧」），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妻子，又把左輪槍的槍管塞到自己嘴裡，扣下了扳機。

對沉浸在冷戰勝利中的西方人來說，相比於日益浮現的憂慮，他們更容易注意到湧現出的新自由，而對數百萬的俄羅斯人來說正好相反。帝國的隕落意味著失去二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超過了印度的總面積。一夜之間，數千萬俄羅斯人發現自己成了「外國人」。雖然他們享有了更多言論、旅行、宗教和集會上的自由，但隨之而來的迷茫、恥辱和無歸屬感也在深深地影響著他們。

普京在演講和訪談中鮮少提及蘇聯解體與共產主義崩塌後的自由感。他把上世紀九十年代那段時間稱作持續動蕩期：西方國家試圖乘勝追擊，強迫俄羅斯接受一切，包括北約的東進和在前南斯拉夫對其斯拉夫盟友的入侵。這是普遍流傳的說法，不過也忽略了一些固有事實。西方歡迎俄羅斯加入八國集團。歐洲巴爾幹半島的動蕩達到自二戰以來的頂峰，如果沒有外部力量介入調停，這種局面很可能一直持續。考慮到北約的擴張，俄羅斯的安全隱患並不是唯一需要擔心的問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都已獨立，正迫切需要庇護。

「中歐又要完蛋了，我感覺這太不公平了——如果公平這個詞可以用於地緣政治的話，」比爾·柯林頓的俄羅斯事務首席顧問，斯特羅布·塔爾博特如是說。「僅因為這樣會傷害俄羅斯人的感情，他們會害怕自己無法立足，就告訴中歐人民，他們只能在動蕩中生活，這是完全不合理的。」然而，美國的確擔心歐洲經濟秩序與安全部署的重構會影響俄羅斯這個衰落的大國和潛在的夥伴。柯林頓及智囊團都注意到了俄羅斯的反動政治力量——由頑固共產主義分子和死灰復燃的民粹分子組成的，所謂的「赤褐聯盟」——這股力量將美國視作剝削者和勝利主義者（譯者註：Triumphalism，認為某種特定的學說、社會、文化或宗教優於其他，並會取得最終勝利），他們希望重新掌控這個國家。

1996年莫斯科峰會期間，柯林頓與塔爾博特在莫斯科國立大學旁的麻雀山晨跑。柯林頓在牛津大學就讀時就已與塔爾博特熟識，並吐露了自己的擔憂。柯林頓從不後悔擴張北約，也不後悔在波黑戰爭中攻打塞爾維亞的最後決定。但他清楚自己讓葉利欽的政治生涯變得尤為難熬。

「我們一直告訴老鮑里斯，『好，這是你接下來要做的事——這是要甩在你臉上的幾巴掌，』」柯林頓一邊跑步，一邊告訴塔爾博特：「想想他要面對的事，要打交道的人，就覺得他的日子真的很艱難。」

那年早些時候，葉利欽會見了塔爾博特。「我不喜歡美國耀武揚威，」他告訴塔爾博特，「俄羅斯的困難是暫時的，不僅因為我們有核武器，更因為我們的經濟、文化和信念。這些都意味著俄羅斯需要平等待遇，這是合法的，無法否認的。俄羅斯必將崛起！我再說一次：俄羅斯一定會崛起。」

1996年選舉季開始時，葉利欽的支持率僅有個位數。俄羅斯的經濟措施似乎只是為克里姆林宮的權力中心謀福利，而大部分國民都認為，這是他的錯。對數百萬俄羅斯人民來說，改革——包括西方智囊和政治家推行的「休克療法」——意味著基礎服務崩塌、超通貨膨脹、腐敗、強盜統治下的私有化，以及堪比大蕭條時期的經濟下滑。大多數俄羅斯人民認為錯不在舊體制的腐朽，而是在於新體制下的腐敗。他們把「Demokratiya」（民主）叫作「dermokratiya」（皿煮）。得到政治寡頭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葉利欽，在艱難擊敗了共產主義的對手後，卻依然不顧自己的心臟病史，繼續酗酒。執政生涯的最後幾年，他經常在公開場合一副醉醺醺的樣子，讓人唏噓不已。

1999年除夕，葉利欽坐在聖誕樹前發表了電視講話。看起來已垂垂老矣的他宣布辭去總統一職。「我很抱歉，我們有太多夢想還未實現，」他說，「我很抱歉，我辜負了那些相信我們能做到的人。我以為只要夠努力、夠堅定，就能跳出灰暗、蕭條、充滿極權統治的過去，奔向光明、富裕、文明的未來。我以前一直這麼堅信著。」

八年前發起政變的葉利欽已無法繼續執政，也失去了推進崇高事業的政治想像力。「我已經盡我所能，」他說，「新時代正在走來。」秉持著這樣的信念，他任命弗拉基米爾·普京為自己的繼承人，那時普京還是個籍籍無名的情報人員，但因為他向葉利欽證明了自己的自律、敏銳，以及最重要的忠誠，後來一路晉陞，很快就身居高位。

普京最早下的一批總統令就包括特赦葉利欽。之後他又穩定了整個國家，把俄羅斯推上了傳統的專制之路。「隨著葉利欽的退場，舊體制重新穩固起來，普京最終完成了這一倒退的過程，」1990年到1996年間任外交部長的安德烈·科濟列夫如是說，「根本問題是無法完成經濟與政治改革，所以我們又回到了與西方和北約對峙的狀態。」

普京幾乎第一時間表明了對開放體系的懷疑。眼前國家百廢待舉，而普京打算自上而下地重建政府組織——這是他知道的唯一方式。普京建立起一個更系統化的政治體系，改變了葉利欽時期自由放任的無政府狀態。他剷除了九十年代的一眾寡頭，提拔了一批忠誠於他的腐敗官員，組成了後來的「克里姆林公司」（譯者註：普京創建，利益交織的政治和經濟體系）。這個國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包括媒體在內，都被納入了普京建立的「垂直權利」體系中。葉利欽在位時，NTV等私有電視台都報道過車臣戰爭的慘烈戰況，甚至在電視節目「木偶」中暗諷葉利欽和其他國家領導人。NTV由寡頭大亨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所有，剛開始，NTV激起了社會對於腐敗和人權問題的輿論，以此試探普京。它還特意在「木偶」中加入了暗指他的新角色。普京並不覺得這很好笑。執政不到五個月，他便派內衛部隊突擊搜查古辛斯基的總部。2001年，古辛斯基不得不為NTV找到了更順從的所有人，自己逃往別國。自那以後，電視業便落入政府的嚴格管控之中。

執政的最初幾年，普京對西方很上心。9·11事件發生後，他是第一個致電慰問小布希的外國首腦。同月，普京用德語在德國聯邦議院發表演講——他在德累斯頓做克格勃特工時學了德語。他甚至考慮過讓俄羅斯加入北約。

美國入侵伊拉克的事件（普京極力反對）標誌著普京思想上的轉變。在防止核擴散等雙邊合作問題上，小布希和普京已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到了2007年，普京已經深感幻滅，覺得西方不過是把俄羅斯當作「附庸」。羅伯特·蓋茨仍記得，2007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普京憤然指責美國「越過了所有界線」，北約的擴張直接損害了俄羅斯的利益。「人們傾向於認為普京只是一時火大，」蓋茨說，「但這是一個先兆。」

對於普京來說，這是一個期望落空和拒之門外的故事：他深信，不管他再怎樣隨和親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內心始終不願把俄羅斯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及國際秩序中值得尊敬的一員。而對內，普京愈加沉迷於專制統治和民族主義。他知道共產主義和蘇聯政權的傾覆留下了一個真空——缺乏能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主義思想」。2012年，普京開始其第三個總統任期。他意識到，自己需要為俄羅斯構建新的意識形態，於是開始喚醒俄羅斯政治文化深處的激流，即民族主義、仇外主義和社會保守主義。比如，普京四年前通過了反同性戀法案——俄羅斯社會對同性戀的偏見根深蒂固，其發端甚至早於蘇聯共產主義。其關注點也許並不是西方知識分子，也不是城市中產階級，而是千千萬萬的普通人。

對奧巴馬政府和其他西方政府站在自由主義立場表達的不滿，普京並不感到驚訝。與美國的針鋒相對正中普京下懷：他要在國內營造出一種被圍攻、被威脅的景象，來樹立自己的權威。雖然普京在蘇聯的無神論環境下長大，他仍然斥責歐美「背棄了自己的根基，包括孕育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價值觀」。普京堅信他的保守主義能「防止國家墮落和倒退回以前那個混沌黑暗的落後局面」。

美國對突尼西亞和埃及起義的支持引起了普京的警覺，而美國主導的抓捕卡扎菲的行動更是讓他怒火中燒。2011年初，利比亞人民反抗卡扎菲時，普京表面上退居總理職位。時任總統的是他的門徒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當時梅德韋傑夫做出重大決定，沒有否決美國主導的對利比亞採取軍事行動的安理會決議。兩人罕見地在這件事上出現公開分歧。普京譴責了該決定，並把聯合國的決議比作「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再現」。同年10月，一群利比亞人發現卡扎菲躲在下水道中，手持一把鍍金的9毫米手槍。他們把卡扎菲拖出下水道，殺了他，並在全球直播了這個血腥殘忍的過程。在普京看來，這是西方勢力干預的典型例子：挑起民眾抗議，向他們提供言論支持和外交掩護，如果還不能達到目的，就直接派遣戰機。逮捕行動最終演變成暴動，國家領導人也不光彩的死去。前獨立電視台TV Rain總編輯、《克里姆林宮裡的手下們》一書作者米哈伊爾·濟加爾稱，普京把卡扎菲的死視為前車之鑒：軟弱與妥協是不可行的。「當卡扎菲遭人唾棄時，沒人動他；可是當他開始隨大流後，不僅被推翻，還像骯髒的老野狗一般被當街殺害。」

因此在普京眼裡，始於2011年的莫斯科反克里姆林、倡議民主的抗議行為就是暴動的前奏，必須予以打擊。國內抗議加上國外劇變，使得普京對西方的不滿與日俱增。據當時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湯姆·多尼倫觀察，普京當時主要的關注點在於維持國內政治穩定，而他感受到了來自國外的威脅。他認為「有一股勢力企圖顛覆他的政權，」多尼倫說，「我認為，普京第二次就任總統開始，就把俄羅斯放在了與美國和西方非常對立的位置上。」2013年9月，普京拒絕遣返愛德華·斯諾登，美國隨後取消了原定在莫斯科舉行的俄美首腦峰會。「兩國的交流自那以後便中斷了，」多尼倫說道。他觀察到非情報人員正逐個被普京清理出戶。「與中國情況迥異的是，俄羅斯沒有一個負責國家安全的『系統』，」他說，「普京只和一小群前克格勃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成員共事。」

異見群體已被有效邊緣化。反對派常常因為法律細則問題無法參與競選，即便成功參選，也無法獲取媒體關注，更不用說只有支持克里姆林宮的候選人才能享受的「行政資源」。過去15年間，俄羅斯有大約30名記者遭到謀殺；接受外國資金的人權組織也被政府視為「外國間諜」而記錄在案。而現在俄羅斯的電視台無不低眉順眼，甚至可以說是喜聞樂見。「想像你有幾十個電視頻道，每一個都在播福克斯新聞，」前俄羅斯能源部副部長、現批評家米弗拉基米爾·米洛夫說道。

然而和前蘇聯矯揉造作、粗製濫造的廣播相比，如今的俄羅斯電視台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普京沒有效仿斯大林，把「人民的敵人」塞滿監獄，但他會「殺雞儆猴」，就像對俄羅斯石油商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和女子朋克樂隊「造反貓咪」一樣。普京的政治宣傳風格也開始往西方靠攏：接受雜誌採訪，參加音樂節，觀看球賽以及參加真人秀。不過還是有很多公眾人物被禁止出現在任何訪談節目和新聞報道中。俄羅斯民眾仍能從臉書和各種網站上獲得獨立信息；也能從實體店和網上購買批判性書籍和雜誌；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也仍在堅持著。但是，即便在互聯網時代，超過80%的俄羅斯民眾還是依靠電視獲取信息。操控電視播放內容是普京民意高企的重要因素。普京的民調支持率經常超過八成，這點著實讓特朗普既羨慕又嫉妒。

2012年10月，在普京60歲生日之際，他最喜歡的新聞節目「News of the Week」（每周新聞）的主持人向他獻上了大段溢美之詞：「就普京總統的活動範圍而言，只有一位20世紀的前任領導人能與他相提並論，那就是斯大林。」NTV播出了一部名為《Visiting Putin》（拜訪普京）的紀錄片，片中記者拜訪了普京在莫斯科郊區的辦公室和住宅。雖然知情的批評人士透露普京擁有數百億美元的財產，住所多達20處，但紀錄片里，普京卻被描繪成一個生活節儉自律的人：每天早晨八點半醒來，舉重，長距離游泳，吃一頓普通的早餐（甜菜汁、粥和生鵪鶉蛋），然後一直工作到深夜。

「這類節目都在強調普京的高大形象，簡直超越了一切——不僅是最高領導人，而且是國家的象徵，」《Counterpoint》雜誌編輯瑪莎·里普曼這樣評論道。最核心的政治領域不是克里姆林宮，而是普京的大腦。

2015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出的紀錄片《總統》中，普京這樣說道：「一位名人曾經說過：『一句好話加上一把槍帶來的好處遠比好話本身多。』很遺憾，他是對的。」接下來的影片中，主持人問普京是否認為西方懼怕俄羅斯，因為這個「曾經衰落的國家一夜之間成為了重要的政治參與方」。他還把普京稱為「歐美社會保守派的領袖」。

對於以上兩種說法，普京都接受。「所謂當權派，這些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精英們，只有在我們一貧如洗、拿著飯碗乞討的時候才會喜歡我們。」他說：「一旦我們開始為自己的利益發聲，他們就會察覺到地緣政治競爭，顯然他們不喜歡這樣。」

2014年2月，時任烏克蘭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不堪民眾長達數月的遊行示威，出逃基輔。幾個小時後，普京就做出了入侵克里米亞的決定。他害怕烏克蘭會背叛俄羅斯，轉投歐洲的懷抱。作為國家元首，普京以這樣一種高調而又粗暴的方式放出信號，表明自己厭倦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同時，這也是他個人的信號。前中情局副局長邁克爾·莫雷爾稱，亞努科維奇的倒台讓普京開始擔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受損。「烏克蘭事件發生在斯拉夫世界的中心，普京絕不允許俄羅斯國內也出現這樣的局面。他必須防患於未然。」

美國入侵伊拉克後，埃及和利比亞的獨裁者相繼垮台，這似乎已經形成一種趨勢。而普京及其幕僚把敘利亞內戰視為扭轉局面的良機。曾與俄羅斯人打交道的一位前美國高官說道：「在普京看來，現在美國正通過利比亞入手，打擊美國認為有威脅的政權。因此普京決定在敘利亞戰場下注，讓俄羅斯成為談判桌上的一員，以此阻礙國際社會為維持這種模式做出的努力。」正如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上月所說，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內戰「完成了地緣政治任務，打斷了『顏色革命』的連鎖反應。」不出意外，俄羅斯的電視台把包圍阿勒頗的行動報道成和平解放，沒有出現任何暴力行為。

而在美國，如何應對俄羅斯成為五角大樓和白宮爭吵不休的議題。烏克蘭政府希望美國提供先進武器對抗俄羅斯支持的反政府軍。五角大樓最資深的對俄政策專家伊芙琳·法卡斯大力支持烏克蘭的要求；奧巴馬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團隊卻拒絕了，取而代之的是為烏克蘭提供「非致命性」援助，包括交通工具、雷達和防彈衣。2014年，法卡斯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上要求政府加大援助力度，稱俄羅斯的行為是「公然藐視冷戰後美國及其盟國建立的國際秩序」。

政府在經過大量的討論後認為，衝突升級恐將刺激俄羅斯報復，把俄羅斯逼到無路可退——畢竟普京絕不容忍反抗軍吃敗仗——而且烏克蘭也會承擔嚴重後果。但法卡斯反駁道：「我們完全不管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就是因為（他們覺得）『那可是烏克蘭啊，俄羅斯在烏克蘭身上的賭注多高啊，他們不會拿烏克蘭在美國身上冒險的。』」然而最終她放棄了說服奧巴馬。「我放棄了，我已經厭倦了爭吵。」2015年10月，法卡斯辭去了五角大樓的職位，最終成為希拉里競選的外交政策顧問。有時，奧巴馬不支持使用武力時，希拉里會更傾向於武力。「不可思議的是，當我加入希拉里的團隊時，我還在想『太棒了，終於不用再吵來吵去了，因為希拉里知道怎麼對付俄羅斯』。可是接下來，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未完待續——

原文地址：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03/06/trump-putin-and-the-new-cold-war?winzoom=1.375

譯讀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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