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學者解讀國民心態：自信正演變成自我迷戀

　　我們一直以來在吶喊，世界誤讀了我們。我們一直以來也在反思，中國誤讀了世界。但是，我們也許還未充分地捫心自問，是否，我們誤讀了自己。而誤讀的根源，或許就在於「國民心態」上的一些「毒源」。

　　誤讀與誤毒一字之差。誤讀是一種常態，因為「誤毒」無處不在，如一種病毒潛藏在每個人的體內。不承認、不反思自己身上的「毒」，我們就將繼續誤讀中國，誤讀世界。

　　自我迷戀的「毒源」

　　中國發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獨有的自信。這種自信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民族血液中本來沒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樣逐步侵蝕我們的理智、污染我們的內外環境

　　【作者】葉海林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在使我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豐富的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幾乎不可避免地讓我們沾染上了前所未有嚴重的「驕」、「嬌」二氣。

　　全世界都在「誤讀」我們？

　　我們不再「謙虛」——首爾算什麼？東京又怎樣？連紐約巴黎都快輸給咱們的北京上海了，至於羅馬和莫斯科的幽遠風情，算了吧！我們才不在乎呢，其實連西安和昆明都拆了重建一遍在我們看來也沒什麼。

　　我們不再「含蓄」——即使是我們在為「和平崛起」辯護的時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之類的理由念上一遍，別人有沒有聽進去，我們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

　　我們也不再「容忍」——誰敢批評我們，我們就算不當場翻臉，也會在國內媒體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責別人發出「反華」妄言。

　　別人說我們咄咄逼人動輒「展示肌肉」，我們說別人不承認我們已經崛起這一既成事實；別人說我們戰略意圖不透明，我們說別人搞不懂什麼叫作「韜光養晦」；別人說我們應該更加註意環境問題，我們說別人剛污染完了地球就來對我們正當的發展權利指手畫腳實在虛偽……近年來我們已經養成了這樣一種思維定勢：全世界都在誤讀我們。

　　誠然，在中外互動中，「外面的世界」既無知有時也確實充滿惡意，但我們自己真的毫無問題嗎？就算我們在意圖上確實毫無問題，態度上呢？我們多數情況下的態度對於我們澄清別人的誤讀是起積極作用還是產生消極影響呢？要消除別人故意或者無意的誤讀，用更高的調門回擊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當然，這絕不是說我們在面對非議非難乃至刁難時應該沉默不語或著笑臉相迎，我們應該勇於發出聲音，敢於面對爭執，乃至善於「以牙還牙」，比如在南海問題上，當我們面對兩個從前不共戴天的敵人的聯手發難時，毫不含糊地回應就是我們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毒」源於自以為是的「獨」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多數情況下，我們在應對外界的誤讀時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而這種強硬的背後是我們在三十年高速發展後形成的對自己獨特性的心理認知。悄然間，我們對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漸變成了對全部變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戀。

　　在國內，我們認為能夠靠警察和拆遷隊同時保證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我們相信我們的環境和資源能夠無限制地為經濟奇蹟提供物質基礎，我們甚至相信會毒得死魚的水對人無害。我們開始相信自己是獨特的——既然只有中國能在30年里創造出如此令人震驚的經濟成就，那就一定存在著我們現在只是還說不清道不明的「中國模式」。

　　相應地，在國際舞台，我們大力宣揚中國能實現和平與崛起的並行不悖，甚至開始執拗地要別人放棄「強者必霸」的邏輯，改信我們的善意——儘管400年來的國際關係史記錄的是全然不同的內容。

　　實際上，我們實現「崛起」的方式並不特殊——我們沒有發明經濟特區、沒有創造出服務外包、沒有首創強政府強市場的二元模式，連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也不是我們在歷史上最先提出的。今天中國賴以成功的許多東西別人早就提出過，只是我們做的「最好」罷了。而這個「最好」實際上既隱藏著巨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環境成本上的。

　　我們的「獨特性」並無多少實際支撐，而我們卻發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獨有的自信。這種自信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民族血液中本來沒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樣逐步侵蝕我們的理智、污染我們的內外環境。今日中國社會內含的許多「毒」實際上就是由於我們自以為的「獨」造成的。

　　我們在心理層面認為自己是獨特的，但實際上我們所走過的道路相較他者並不特殊，我們不斷擴展的利益也要求我們用和別人相去無幾的手段進行維護。認知和現實的差距導致我們在面對質疑時更不願意用客觀的事實說明和耐心的邏輯闡釋來澄清，而往往傾向於強調自己的特殊性從而導致在獲得心理滿足感的時候失去了外在說服力。

　　然而，這只是「獨」之「毒」的一個方面而已，很可能還不是影響最深遠的方面。我們對自身獨特性的迷戀正在使我們養成凡事都要走捷徑的習慣。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國人才能做得到」，那麼就意味著我們能避免曾經並在繼續困擾別人的許多問題，別人為現代化而支付的代價我們可以不付、別人不堪重負的環境成本我們可以滿不在乎、別人遵循的地緣政治邏輯我們可以超脫其中、別人說出來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張我們卻相信我們說出來以後大家都會相信——僅僅因為我們是我們，而不是別人。

　　「解毒」需要自信，絕非自大

　　要治療這種「毒」其實並不困難，只要我們肯承認自己並不獨特：別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們能做到，比如我們能修起三峽開通天路，有些事情我們也做不到，比如我們無法在超越環境承載能力的條件下實現「保8」，我們也無法在貧富分化超越公眾忍受力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穩定。

　　歸根結底，我們也不過是地球上的一個國家罷了。我們可以自信，卻不能自大，或許面對其他地球村成員，我們有時候難免自大一點點——考慮到實力對比和發展趨勢，這種「自大」或者說過於自信的基礎並不全然虛妄，但我們在面對自己腳下的大地和身邊的同胞乃至人類發展的規律時，卻來不得任何一點自大。我們必須尊重規律，承認中國的發展在任何時候對內對外都是有條件的，我們對內不可能無條件地透支社會和自然成本，也不可能對外無條件地同時追求崛起與和平。

　　【作者簡介】葉海林，中國社科院國際問題專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中心秘書長。著作有：專著《巴基斯坦——純潔的國度》，譯著《空間戰爭》等。

　　大國地位，弱國心態

　　「中國有超級文化內涵，是一流經濟大國，二流政治心態，三流國民素質。」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但是發人深省

　　【作者】楊銳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二十二年的電視對外宣傳實踐和國際交往經驗讓我明白，如果強行把世界分成東方和西方，我們不免陷入冷戰思維；如果認為我們的價值觀不存在普適性，一味強調國情，外界對我們體制的懷疑會加深。

　　到底誰在誤讀？是西方習慣戴著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居高臨下地耳提面命？還是我們基於歷史和政治的原因一味沉湎於殖民史的傷痛中，在悲情中強調走自己的路，頑強而執著地追求民族復興的夢想？

　　與大國地位不符的心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取得了三十年的高效發展。大部分中國人迅速擺脫貧困進入小康，中國、印度、巴西和其他新興市場的發展進入快車道，這讓強調民主必須與市場經濟聯袂的「華盛頓共識」黯然失色。

　　不過，與之相對的「北京共識」的設計者應該明白，由於缺少制度設計的監督，我們的干群矛盾日益突出，腐敗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

　　中國已經很深地融入國際社會，反之亦然。國際交往中，價值觀的碰撞已經成為日常交往的一部分。特別是應對突發事件的新聞報道和危機公關處理方面，中國人在成長，在成熟。但是，事關國家安全，比如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我們的謹慎成為了發達國家批評的目標。

　　謹慎是國家外交的性格之一。而關於國民性，我們一直在回味魯迅棄醫從文的社會背景和人文境界。我們文化上有糟泊，如對腐敗的寬容，過於強調家長式的宗親家族的亞洲體制；我們的經濟大而不強，我們的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國民富而不貴，精神生活貧瘠，缺少社會責任和基本良知，法律意識淡薄；但是，某些所謂政治和商業精英又缺乏政治自信，導致近兩年精英階層的巨大流失，表現為向國外移民數量的劇增，和無形財富的流失。

　　有這樣一種觀點，將上述現象歸納為：「中國有超級文化內涵，是一流經濟大國，二流政治心態，三流國民素質。於是，國人在文化上自戀，經濟上自負，政治上又有些自卑。」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但是發人深省。

　　缺乏大國的優雅和從容

　　人性的弱點不以現代化論成敗和高低。在教育程度非常發達的國家，種族偏見和基於和物質發達水平上的優越感都會導致人們在審視新生事物時帶有偏見、嫉妒甚至恐懼。這些都會導致觀點的不全面、客觀。這還意味著，我們始終是自己的價值觀、經歷、背景和受教育方式的人質。我們被這種種必然驅使著，奴役著。

　　有許多善良的理想主義者認為，中西方的衝突(這是冷戰的思維方式)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糾結，和對發展模式的認同差異。但是，我們永遠都不會忽視，中國從1949年站立起來到今天，地緣政治的殘酷始終與我們若即若離。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變得既時髦又尷尬的今天，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是除了以上所有逆差之外的決策者們的共同心病。對此，精英意識與草根心態有很大差距。只是，後者的民族主義情結又具有某些歷史的弱者的相似。精英和草根都缺少一個真正大國的優雅和從容。

　　左手捧鮮花，右手握利劍

　　發展的現實性、政治的實用理性讓我們保持對轉型時期社會穩定的高度警惕。貧富懸殊、多民族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泛媒體監督和透明度的口號下，在中國和新興市場步入世界中等收入隊伍，在中產階級不斷成長壯大和維權意識不斷高漲的今天，到底我們的相互認知的逆差擴大還是縮小了？我們徘徊在理想和現實之間。

　　看來和諧只能是針對體制的公正，和悲天憫人的奢望。國際社會間的國家利益是我們判斷到底人類只是出於高尚的目的進行心平氣和的辯論？還是出於偏見，正在從誤讀走向「誤毒」，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人類的共同尷尬，發展中國家的弱者自我保護意識就有了時代的特色。

　　今天我們重新「解毒」什麼是誤讀，是因為，相互依賴不斷加深的世界裡任何一方都無法超越上述現實的羈絆，但是我們需要建立對這種必然的共識，也就是對全球化時代國情必要性的理解的共識，但更需要對人類共同的理想保持敬畏，減少社會轉型的風險和陣痛，規避後代對我們的批評和譴責。

　　將理想和常識混為一談的人，客觀上就是誤導和毒害，也就是誤毒。但是模糊也是一種智慧。我們需要謹慎，「誤毒」這頂帽子需要量身定做，需要導購。我們在向優秀的對手學習的時候，應該左手捧著書本和鮮花，右手緊握利劍，枕戈待旦。

　　這一點，我們必須旗幟鮮明，毫不含糊。

　　【作者簡介】楊銳，CCTV英語頻道主持人。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獲英美文學和國際新聞雙學士學位，英國威爾士大學大眾傳媒專業碩士。現任中央電視台《今日話題》主持人和製片人，英語頻道「時事評論工作室」總製片人。

　　我們為什麼拒絕聆聽批評

　　【作者】杜平

　　中國不少政府官員和普通民眾，在面對外國人的批評時容易動怒，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說不出、有理說不清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中國開放國門三十多年了，中外交往中彼此的無論批評還是讚賞其實都是常態中的常態，但這麼多年來，中國人對於外界的讚賞依然有幾分無所適從，而對批評則不乏「跳將起來」之舉。

　　過度敏感暴露內心的脆弱

　　記得我多年前當駐外記者時，國內編輯部很喜歡駐外記者采寫的外國人讚揚中國的稿件，無論是報紙文章中的片言隻語，還是少數友好人士口中的溢美之詞，凡是這樣的稿件都會受到重視。久而久之，前方記者也就形成了思維定勢：只要看到某篇社論、某篇文章中有一兩句中聽的言論，基本上都會自覺地將之編成新聞。

　　只願意聽好聽的，對不中聽的話聽而不聞，這種態度最終導致的結果是，我們經不起別人的批評，一旦受到外界的批評時，我們就會顯得過度敏感；過度敏感的反應，暴露了我們內心的脆弱；而脆弱的內心，又使我們無法做出足夠有力、且不失分寸的反擊。

　　長期在國外生活，我所聽到的對中國的批評遠遠多於國內人所聽到的，也更為直接。即便不是批評，但若對方的話在我們看來不符合中國的真實情況，我們就會感到被故意冒犯。

　　記得好多年前初次在國外，有位陌生的英國人好心地讓我搭他的便車，上車後他隨口問道：「你來自哪個中國？是大陸中國，還是台灣中國？」我當即就像外交部發言人那樣嚴肅地糾正道：「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聽到我義正辭嚴的口氣，那位英國人極度尷尬，連忙表示歉意。直到後來，我才慢慢體會到，他並非是像我所想想的那樣，故意要鼓吹「兩個中國」，而只是為了用這種說法來區別大陸和台灣的地理概念。

　　我相信很多讀者有類似的經歷，聽到此類言語時會立即繃緊敏感的政治神經。我舉這個不太貼切的例子，在於要說明，我們在面對外界批評時，之所以容易憤怒和衝動，是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政治神經通常比較發達。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使我們在政治上比其他國家的人都更成熟，都更為敏感。因此，即使他們的批評只是出自個人的理解，並非惡意，我們通常都會自然而然地把它上升到政治層面去看待，總是懷疑對方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有理說不出的困境

　　外界對中國的批評有好多種。在民間層次，有些批評是來自於對中國的無知和偏見，有些則是受到當地媒體資訊和輿論的影響，有些則是出於真誠的善意。在政治層面，少數外國政府確實是出於政治目的對中國進行惡意中傷和指責，某些媒體的批評也是為了配合本國政府的外交日程。

　　對於不同層次和不同類別的批評，我們的反應也要有所不同。除了那些出於政治目的批評和指責之外，對其他層面的批評，比較適當的反應最好是平心靜氣地與之討論。不過，說易行難。跟批評自己的人進行有意義的互動，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遠遠難於用激烈的言辭予以反擊。

　　以我個人的經驗看，當別人用他們所知道的部分事實來批評中國時，我們若要試圖說服或駁斥，那自己就必須首先掌握更多的事實和知識。換言之，若要證明他們對中國的批評是錯誤的，我們自己就必須比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國家。如果對自己的國家不很了解，我們反而會顯得理屈詞窮，因為不能用事實和道理去說服別人。

　　這樣的情形，我曾經見識過不少次。比如，在一個學術場合，有外國學者批評中國軍事現代化對周邊國家構成了威脅，把中國希望建造航空母艦的意圖等同於中國企圖擴張海上霸權。對於這種先入為主、毫無根據的指責，參加研討會的一位中國學者顯然很生氣，但卻不能用扎紮實實的事實和道理予以駁斥，只是再三重複中國「和平發展」、「和諧海洋」、「絕不稱霸」的口號。

　　在這種場合，只是強調官方的政策顯然是不足以說服別人的。有效的方式，就是要運用充分的事實，冷靜而大度地進行說理。很多中國人，包括政府的一些官員和普通民眾在內，在面對外國人的批評時之所以容易動怒，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說不出、有理說不清。

　　要容忍和樂於聆聽人民的批評

　　至於來自外國政治層面的批評，中國政府當然必須要堅決反擊。但是，筆者也必須坦率地指出，雖然近些年來中國政府對外界批評的反應模式已經大大改進，但現在依然存在著很大的改進空間。

　　所有人都必須承認，站在前台向世界發言的政府官員，對國家政策的深入了解和準確把握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要有效地應對外界的批評，絕不能只依賴人們維護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也不能只是指望官員理解政策的水平。在中國與國際社會日益融合的今天，政府官員應該善於使用國際主流社會易於接受的表達方式和說理方式來維護自己國家的形象和利益，不能繼續拘泥於幾十年來一成不變的宣傳方式和八股語言，否則就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不僅如此，政府還必須在自己的人民中建立經得起檢驗的公信力。只要獲得本國人民的信賴，外界的任何批評，無論是出於什麼目的，無論多麼尖銳和惡毒，都是枉然的，都不值得大驚小怪。

　　而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就必須首先容忍和樂於聆聽人民的批評，同時也要允許自己的媒體通過誠實、公正和客觀的報道與言論來建立公信力。在應對外界批評時，這兩者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

　　【作者簡介】杜平，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主修英語語言及英美文學，後攻讀國際新聞。曾任《聯合早報》社論主筆、言論版主編。2006年受聘為鄭州大學兼職教授。

　　跨出悲情，重塑信仰

　　【作者】張頤武

　　二十世紀的中國有異常深沉的民族悲情，也帶來了一種文化的「仰視」西方和「俯視」西方的矛盾性的狀態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錢鍾書先生有一個「模糊的銅鏡」的比喻來形容我們對於自己或別人對於我們的觀察。這個比喻是說我們看自己或者別人看我們往往都並不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而是「晦昧朦朧的狀態本身正是某種處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於是所謂「誤讀」或「誤毒」就難以避免。

　　誤讀之源：精神觀念受強烈衝擊

　　在今天，我們經常存在著一種對於中國狀況的兩面性的看法：一面是我們自己經常對於中國的許多狀況有諸多困惑和批評，常常用西方的狀況來對照我們自己而引發對於我們自己的不滿；另一面我們也往往對於一些來自外部的批評非常敏感，很容易認為這是「辱華」等等。

　　這種態度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因為一方面我們確實能看到中國發展過程中的不少問題，另一方面外部的批評中也確實有相當多的偏見和扭曲。但我們確實也存在自己對於中國的狀況常常相當尖刻，卻不允許「外人」批評的狀況。而西方的輿論對於中國的看法也存在這樣的矛盾性，一方面認為中國的發展使人驚嘆，認識到了中國的分量；另一方面卻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壓抑的社會，還是一個刻板僵硬的社會。內與外，我與人，誤讀和誤毒都是當下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也給我們造成了諸多的困擾。

　　這樣的情況其實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中國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中國的崛起是一個異常迅速的過程，三十年來中國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突然性」和「急劇性」。其「突然性」在於在「冷戰」後期和「後冷戰」的全球進程中，許多人並未預料到中國的異軍突起，高速發展；而其「急劇性」在於中國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重組都有變化迅速，對於我們的精神和觀念構成衝擊的特點。

　　中國人追求富強和改變自己的命運的努力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世界，也是出人預料的。因此，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我們自己的視角和觀念並不能完全適應這樣的過程，同時世界也並不能完全適應這個過程。尤其在今天，中國的發展已經為世界所矚目的時刻，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學習」和「適應」成為一個影響全球歷史進程的大國的過程之中，世界也在「學習」和「適應」中國的發展所帶來的變化。這兩個過程和中國的發展的進程一樣都還遠遠沒有完成。因此，我們自己和別人對於我們的看法都往往霧裡看花，產生了諸多困惑和問題。

　　超越誤毒：將中國放置在世界的坐標中

　　在這裡，我們自己所需要的是告別二十世紀的悲情，重新獲得一種文化的自信和自覺，而世界也需要在新的歷史高度上重新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中國有異常深沉的民族悲情，中國的積弱和貧困給中國人帶來了爭取富強的堅韌的努力，也帶來了悲情和痛苦的記憶。這些仍然是我們前行的動力。當然也帶來了一種文化的「仰視」西方和「俯視」西方的矛盾性的狀態。這種狀態在今天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自己。

　　但在今天，中國已經告別了二十世紀的歷史，我們已經站在了新的平台上，我們就已經有機會一方面修復在我們的高速發展中感到睏乏的諸多精神性的因素和建構更高的價值，另一方面以更平和和更開闊的心態理解世界和我們自己。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希望的是「走向世界」，那麼今天我們就需要理解「在世界中」的新的狀況為我們帶來的新的挑戰和機遇。這就需要深刻地認識我們所具有的文化能量所在。

　　構建新的文化能量，超越精神和文化層面的誤毒，重塑民族信仰，就需要放置在世界的緯度和中華民族的歷史經度交織而成的坐標中去尋找：一是中國文明的歷史連續性。中國文明是人類文明中從未中斷過的具有著完整連續性的一個偉大的文明，中華文明雖然經過無數的危機和困難，但從來沒有中斷過。二是現代中國人爭取繁榮和富強的歷史過程中有價值高度。在中國現代歷史中中華民族從來沒有欺負過人，而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新中國發展的前30年雖然我們有失誤和困難，但中國人無私助人、無私地與第三世界的人民一起奮鬥的歷史，仍然給我們留下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三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創造了快速發展的新的大平台，而這些大平台是中國發揮軟實力的基礎。這些歷史的文化資源都需要在一個「中國夢」的新的平台之上加以展現。這些都是我們獲得一種文化自信和自覺的必要的歷史的來源，而這些一旦和中國今天的年輕一代結合起來，我們在急劇發展中的精神困擾會在新的高度上得以超越。　

　　重塑信仰：在新的歷史平台上

　　不僅如此，我們重塑信仰有一個新時代的課題，這就是需要高度重視「80後」「90後」年輕人的崛起帶來的影響。

　　第一，年輕一代的價值觀發生了歷史性改變。被稱為「鳥巢一代」的中國的80後、90後出生的青年與前人相比，他們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們表現自我的想像力重於表現社會的生活；二是他們重視財富的分配重於重視財富的積累；三是他們關注人類的普遍問題重於關注中國的特殊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年輕一代們的價值觀念已經發生了歷史性改變，一方面他們將來會有更強的國際觀念和視角以及更好的修養，同時他們有很多的弱點，如承受力不足、吃苦耐勞的精神不足等；另一方面他們所擁有的表現平台是以往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而這就使沒有機會的年輕人在今天會有很大的機會在改變自己的命運的同時改變這個世界。對於他們的狀況的理性的認知，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獲得新的文化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意義。

　　銅鏡模糊，但思想會不斷地更加清晰，中國在世界之中，世界因中國而變。我們需要自覺和自信，需要平和理性地認知世界；而世界也需要以更平和和開放的形態理解和認知中國。

　　【作者簡介】張頤武，著名評論家，文化學者。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理論專著有《在邊緣處追索》、《從現代性到後現代性》、《新新中國的形象》、《全球化與中國電影的轉型》等；大眾閱讀出版物有《思想的蹤跡》、《一個人的閱讀史》等。

　　銳眼看誤讀

　　【作者】楊銳

　　我們誤讀了世界

　　【不是美國太霸道，而是中國不強大】

　　感謝美國為中國的強大和崛起樹立了一個有意思的對手。中國每一步的前進都是向對手學習，日本有先見之明。國家的強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要有對手。

　　但是，我永遠都會認為，最大的對手首先是我們自己。能夠超越自己的國家和個人都令人敬畏。

　　國人需要認真反思，我們自己是否團結？是否有憂患意識？從軍事上和經濟上擊敗對手不難，難的是在軟實力的建設，以及自身價值觀的重建和輸出上。

　　【你要對法國大使說什麼】

　　西藏不是巴士底獄；鳥巢聖火應該照耀滑鐵盧。

　　2008年4月，中國人被法國媒體的不公正報道所激怒，網上呼籲抵製法國貨，法國大使馬上令其新聞處電話找到我，希望上Dialogue欄目，要發表聲明，澄清問題。

　　我要問問法國大使：法國媒體到底在發什麼神經？為什麼一邊倒，不顧事實的全面性和準確性這一最起碼的職業準則？

　　不過，我同意採取理性的態度，要在反省自身的同時，採取有禮、有節、有據的方式，穩紮穩打，綜合全面理順我們與西方的關係。

　　愛國，但不能偏激和狂熱，不能授人以柄。記住，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處理不好會釀成大禍。

　　中國的和平崛起需要用力、用心，但更要用腦，不能被西方人笑話和找到遏制的借口。兩敗俱傷還是傷。必要時要忍辱負重，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

　　我們在誤讀自己

　　【谷歌事件的各方立場】　

　　我理解，許多美國國會裡的人權鬥士和刻意攻擊中國、不能容忍中國崛起的西方人，利用言論自由的口號逼迫谷歌在實行另一套遊戲規則的東方國家按照自己的牌理出牌，也算逼良為娼。谷歌的老闆如果實在想維護自己的宗教般的聖徒形象，就應該辦一個不帶任何顏色的，既無紅色也無黃色，更無銅臭的宗教網站。它現在這副非驢非馬的形象，讓我這位經常使用Gmail的中國人啼笑皆非。

　　我理解在谷歌北京總部門前獻花的年輕人，也理解民主的聖戰者，但是我更理解，中國政府有權排除任何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障礙和企圖，不管對方的託詞是什麼。

　　難怪有網友稱中國政府在谷歌事件處理上的低調讓人感到厚道。我相信，這是中國的王道，不是美國的霸道，可能是技術官僚在技術上的厚道。

　　【盲目的忠誠和第二種忠誠】

　　我明白，自己有兩個意義不同的父母：一個是給予自己生命把自己撫養成人的衣食父母；另一個是賦予我政治生命和榮譽的國家和民族。

　　面對父母，朝夕相處我們總是難免會有委屈。不同的是，在生身父母的前後，我們都會自然地放任自己的情感，任眼淚揮灑，但是在祖國受到傷害、民族尊嚴受到踐踏時，我們是否只能選擇把淚水咽到肚子里，沉默地接受一切變故和不公？

　　愛，尤其是面對我們的祖國，怎樣表達都不為過，是無條件的。但是，幾千年了，我們對祖國的愛似乎只膚淺地理解為無條件的和絕對的忠誠、表現為盲目地吶喊和山呼萬歲，哪怕動用戰爭。我們似乎忽略了成人的深沉而負責任的方式，那就是勸解，甚至是溫和和建設性的批評。這是第二種忠誠。

　　我們該有怎樣的國民心態

　　【三十而立的彷徨】　

　　三十而立，我們改革開放30年初步實現了人均收入翻兩番，提前進入小康社會的目標。

　　但是，冷靜想一想，我們其實剛剛「三十而立」。我們的成熟與否還在於是否具有冷靜、成熟地處理複雜的國際關係的能力。

　　我們到底是5000年前的孔聖人、150年前的鴉片禁煙者、90年前的五四運動的傳人、60年前的新民主主義者，還是30年前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者？

　　提出這些疑慮和不安，本身就說明我們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彷徨、探索，有文化上的自戀和經濟上的自大。

　　【超越自我的奧運心態】

　　奧運期間，我們開放了三個公園讓那些想示威的人遊行。

　　開放需要自信，自信不等於沒有代價，代價是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哪怕意味著生命的終結，但是新陳代謝，生生不息，這是大自然的規律。特別自我的民族能夠超越嗎？王國的心態和王道文化會讓我們謙卑和順從民意嗎？包括國際民意。

　　體育強調一個起跑線，我們聽取唯一的發令槍。奧運村裡沒有酋長，部落文明的餘暉只在部分政客的心中。

　　世界性、參與性，以及超越自我，這是我最看重的奧運精神，它檢閱我們的民族襟懷和境界，看我們是否成熟和大度。

　　(節選自楊銳的著作《誰在誤讀中國》，科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國際先驅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