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

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

　　編者按：為了大力弘揚敬老崇文理念，上海市文史研究館與市精神文明辦、市老年基金會分別於2010年10月、2011年9月、2012年11月先後成功舉辦了以「敬老崇文與現代社會」、「歷史記憶與城市精神」和「傳統文化與道德建設」為主題的三屆敬老崇文論壇。今年9月，三家單位再次聯合舉辦以「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為主題的第四屆敬老崇文論壇。本報摘取論壇現場的部分精彩發言，以饗讀者。

提高我們的生存智慧

　　□趙雯

　　由上海市文史館、市精神文明辦和市老年基金會共同組織發起的「敬老崇文論壇」已成功舉辦三屆，傳承中華民族敬老崇文理念，弘揚文以載道、尊賢尚德的優良傳統，社會影響力不斷提升。《敬老崇文文集》擷英成冊，出版發行，播灑慧語，啟迪大眾，可喜可賀。

　　本屆論壇聚焦「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諸作者或以史為鑒，詮釋在「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中，在追求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持續發展的過程中，生態文明建設不可或缺的保障作用、基礎作用；或古為今用，從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升華理念，結合世界先進經驗、現代科學技術，為營造人與自然、人與科學、人與社會「共生、共榮、共立、共達」的和美境界，出謀劃策。立意高遠，意義重大。

　　建設生態文明，源於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是對「掠奪式」非均衡發展的反思，更是對科學發展的深化和提升。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經歷了漫長的原始文明、農耕文明，短暫的工業文明、現代文明，經歷了對自然生態恐懼、敬畏，破壞、掠奪，保護、修復的種種實踐，深刻認識到建設生態文明，關係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也關係科學發展，關乎世界未來。

　　建設生態文明不易，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尤為不易。在廣闊的國土上保護生態環境，也是世界性難題。當我們面臨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的發展桎梏，面臨物慾橫流、消費至上的失范社會，如何提高我們的生存智慧，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轉變我們的發展方式，為子孫後代留下青山綠水、藍天白雲，是每個有良知的人，應該重視、應該思考、應該從自己做起的重大課題。

　　衷心希望與會的各位館老、各位專家，博採中華傳統文化之長，直抒建設生態文明之見，為建設美麗中國、生態上海獻計獻策，貢獻智慧。 （作者為上海市副市長）

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

　　□沈祖煒

　　現代工業文明的文化起點是人類中心主義，它將人類視為自然萬物的中心和主宰，將自然界視為滿足人類無限慾望的對象。所謂「人定勝天」充分顯示了人類的自大和狂妄。近現代以來，工業化急劇推進的後果目前已經日益顯現，資源短缺，環境破壞，地球生態退化，人類自身開始遭到自然的報復。

　　在這樣的危機之中，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奮起疾呼：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類自己。美國學者傑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模式認為，依託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可以化解人類面臨的能源危機。從技術層面來看，第三次工業革命確實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契機，我們必須緊緊抓住。但是如果人類不改變自己的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行為模式，節能環保產業在新技術支撐下的發展，儘管可能降低單位能耗和排污指標，但是不會改變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增加的趨勢。所以，從治本的意義上說，還是應該從哲學文化層面上提升人類的共識，改變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式。

　　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三大主要流派儒、道、釋的思想內核中都有合乎生態文明理念的地方。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態自然觀，強調人對於「天」也就是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道家主張無為，不是說無所事事，而是要求節制慾念，不做超越自然法則的違規之事。釋家則把人看作世間萬物中平等的一員，把不殺生當作修身的重要信條。

　　其次，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人本主義精神，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突出了對生態文明的重視。儒家重「人學」，從人倫社會關係契入天人關係，並將天道人倫化，以人倫解釋天意，建立了一套以仁義思想為核心，強調人與自然一體性的理論體系。中國文化熏陶下的文人雅士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也強調生態環境為人服務，優美的環境因人而彰。柳宗元闡述自己的美學觀點時說：「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與空山矣。」道家則從自然之道出發，以自然無為為基本要求，告誡世人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釋家告誡世人，以節慾苦修來世，減少生活資源的消耗，節制社會的物慾橫流，從而求得精神與肉身的平衡，人體與世間萬物的平衡。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對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其實踐對今天仍有歷史教益。上古舜治天下，設九官，其中「虞」掌管山林、川澤、草木、鳥獸等有關資源和環境的事宜。到了周代，朝廷分設山虞、川衡、林衡、澤虞四個部門來加以管理。秦漢時改設「少府」，三國以後又恢復「虞官」，唐宋明清歷代朝廷均設「虞衡司」或「虞部」。可見歷代皇朝對於環境資源都是十分重視的，這既是出於物產之考慮，也是基於「天人合一」的敬畏之心，具有平衡生態，保護環境的潛意識。《逸周書·大聚篇》記載，大禹曾發布春季「山禁」、夏季「休漁」的命令，目的同今天的相關法規完全一致。「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生態平衡的理念相當清晰。

　　以上說了汲取傳統文化的養分，有助於生態文明建設的道理。那麼在當今社會急功近利的浮躁氣氛中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就更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作者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

推進生態文明 建設美麗上海

　　□燕爽

　　從2010年起，我們與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上海市老年基金會已連續舉辦了三屆敬老崇文論壇，弘揚了敬老、尊賢、崇文的優秀傳統。今天，我們再次匯聚一堂，共同探討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的話題。

　　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的要求。今天，我們舉辦這樣一個以生態文明為主題的論壇，既有理論借鑒意義，也有現實實踐意義。

　　第一，建設生態文明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建設美麗中國、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和中國夢的重要內容，更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追求的重要目標。一方面，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將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另一方面，建設生態文明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矛盾的解決，並達到和諧相處。這種追求，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優秀思想傳統，顯示出不同於西方文明的價值優勢。

　　第二，正確理解並處理好生態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是我們今後做好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一個關鍵。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和人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的重要基礎。沒有生態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就會失去自然載體和生存環境，人類社會就會陷入生存和發展的危機，而精神文明建設又深刻影響和制約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水平和狀況。我們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工作和積極實踐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精神文明建設全過程，把增強全民的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作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納入各類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並作為各類文明創建先進的重要標準。

　　第三，中國需要弘揚傳統文化和推進公眾廣泛參與。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中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智慧。「天人合一」、「天人交勝」、「道法自然」、「眾生平等」等生態和諧觀，為實現生態文明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礎和思想源泉。無論是儒、道或釋，都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都鼓勵和追求大眾的廣泛參與，從而凝聚共識，形成實現目標的更大力量。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廣泛宣傳，動員群眾積极參与，就能實現全社會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普遍認同，生態文明建設就會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行動。 （作者為上海市精神文明辦主任）

倡導傳統文化中的正能量

　　□張國強

　　今天我們論壇的題目是「傳統文化與生態文明」，主題鮮明突出而且緊扣時代發展的脈搏。黨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我們認識到，積極探索和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是一場涉及思想認識、觀念行為、體制機制的廣泛而深刻的變革。

　　從歷史上看，「順天應物，天人合一」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它告誡人們，不要違背自然規律，要在順應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努力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這種思想對解決現代社會因快速發展而造成的諸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基因突變、化核威脅等新問題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生態文明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講，指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存，是以持續繁榮為基本宗旨的文化倫理形態。就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而言，我國古代就有著以「家族本位」為特徵的傳統觀念，家在中國人心中具有超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傳統文化中的家、倫理、孝道都含有積極因素，仍需大力提倡，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安定有序。今天我們積極倡導傳統文化中有助於興邦治國的優秀理念，對於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正實現國泰民安，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正能量。

　　隨著上海跨入老齡化社會，我們老年基金會的任務也越來越艱巨。近年來，我們以不斷完善組織和制度建設為抓手，全方位、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工作，我們應更加努力，以新理念、新思路、新舉措把工作推上新的台階。我們必須認識到，生態文明中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這三大關係在具體實踐中一刻也不能分離。我們要紮實做好理論研究和推廣，培育生態文明理念，增進全民生態意識，在實踐中卓有成效地推進工作，為實現偉大中華的復興作出貢獻。 （作者為上海市老年基金會理事）

山水自然與開發有道

　　□王家范

　　一部人類與天地奮鬥的歷史，既是人類不斷改造自然生態的歷史，同時也是不斷地在調適自己與自然生態關係的歷史。生態方面的歷史經驗包括教訓值得記取，但不可能用以直接解決當下的現實難題。現在的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之迅猛是古代中國人從未遇到過的，舊日的經驗完全不敷應用。如果我們能從生態史的通感里總結出一些帶有普遍性的道理，抽象出一些有關生態保護的文明意識和思維方法，藉助中國古典哲學以提升認識水平，或許對改進我們目前的工作會有更好的啟發。

　　中國人從來不缺乏從天地人三者的複雜關係中做出思考，這突出地反映在《易經》所構造的八卦幾何圖形以及象數系統里。《周易》說它是「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種認知始於直觀地對天地人的現象觀察，是經驗性的，感性經驗不算哲學，但哲學往往產生於透過經驗獲取的靈感。用天地人、一陰一陽三合兩對的思維方法，通觀萬物之性，體會自然和合的奧秘，就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進入到了「道法自然」的哲學思辨境界。這是先祖留給我們的寶貝。

　　一部《周易》全是講「變化之道」，「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至少到西周，我們已經積累起了比較豐富的有關「變化之道」的經驗，有了提升到哲學境界的條件。這種提升主要表述為政治的與人生的哲學，但也不少涉及自然生態與經濟活動的協調，兩者又是互相關聯的。

　　《周易》曰：「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獲利」是歷史變遷的動力，而結果的吉凶全在人類自身如何處理，利弊得失盡在其中。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經濟重大變動，是以狩獵、採集為生的原始先民，因食物資源短缺，走出深山，來到河谷台地，再往下走，在大河流域的平原上開出鋤耕農業的一片廣闊天地。先祖第一次與大河結緣，沒有經驗，吉凶莫定。古文獻中關於洪水為災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濃縮了數以幾千年計的與自然奮鬥的苦難史。從原初田中掘「井」演進為開渠疏河、構造溝洫系統，生態環境逐漸得到理順，到春秋戰國時期迎來了中華農業大吉大盛的時代，最後結出了漢唐盛世，以此傲視全世界。以種植農作物和飼養家畜為經濟主體，這是山林先民不可想像的。生活的質量有了重大的提高，早年短夭的歷史翻過去了，但勞動密集的性質以及對生活水平的不斷追求，人地的矛盾最終會制約未來的經濟與生活質量的改善。當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千百年又過去了。

　　中國歷史上第二次經濟重大變動便是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最終完成於南宋。與前一次不同的是，這段經歷既是進步，也是退步。在漢代尚稱落後的南方，從東漢末開始，因大量人口自北方遷移而來，以及水利系統建設的巨大努力，逐漸躍升為中國農業的先進地區，出現了許多商品經濟發達的「繁華之都」（蘇杭甬粵）。與此同時，卻伴隨著北方農地的大規模退化（尤以關中、河南為甚）以及農業經濟的衰落，中華帝國財政日益依賴於南部半壁江山，成為跛足巨人。這種衰落是由社會生態（戰爭與內亂）與自然生態（農墾過度、森林消失以及黃河泛濫改道等破壞因素）相互惡性作用造成的。追究其背後原因，即是在極盛時期出入不知度，內外不知懼，失卻憂患始終之心。

　　「變動不居」是歷史的一大特徵，舊的困難克服了，新的困難又來到，所幸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幾個領土遼闊的大國之一，許多困難都是靠空間大轉移度過。在兩宋之前，北方民眾苦於長期處於戰亂，無以為生，他們從河南一直走到了閩粵山區，能說不是「奇蹟」？待到明清時期，南方最適宜農業的地帶墾殖也接近臨界點，許多農民或是無地可種（產權緊張，連租種都非常艱難），或是因人口過剩另覓生計，於是又發生了第三次經濟大變動，即明清時期發生的填湖圍田、海灘造田、入山開坡田梯田，以及飄洋過海開墾東南亞荒地等等經濟變遷。然而，這一次經濟空間移動，也付出過不小的自然生態代價。這裡僅舉一例。

　　川鄂陝交界的陝南山區，自明中葉起，大量失地的湖廣流民持續移入，直到清道光年間仍未停止，因此成為中國移民運動史上的一個著名個案。乾嘉年間開發達到鼎盛，出現了諸如鐵廠、木廠、紙廠、炭廠等規模不小的手工工場。曾有朋友驚嘆：「在當時的中國，連經濟最發達的長江三角洲也沒有這樣巨大的手工工場，而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卻在落後的陝南發生了，這究竟說明了什麼?」二三十年過去，沒有人解答過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這種「萌芽」夭折得太快）。相反，近20年來關於這個地區因開發過度而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研究成果，就我所知的已經不下六七篇。這些論文引用當時官吏考察記載以及所存眾多地方碑刻，深入研究並復原了這個地區因過度開發而引起的生態災變。數以幾十萬計的移民大批湧入，他們都採取砍伐樹木、刀耕火種的粗放開荒方式。「靠山吃山」，於是木廠、紙廠、炭廠、鐵廠競起。其結果是，「山林樹木，恣意砍伐，忝然無忌，老林開空，以致古木蕩然無存」。數十至百年，徹底破壞了山區的原有植被，導致水土嚴重流失。每當大雨之時，山水陡漲，水勢奔騰，沙石衝壓地畝，漫溢田莊。昔日青山綠水，幾成童山濁溪。林木的過量砍伐，還破壞了食物鏈與森林系統的生態平衡，動植物種類遽然退化、減少乃至滅絕。山窮地薄之後，移民不得不遷徙他處，「形似飛蝗」地轉輾于山區，最後出現了愈窮愈開、愈開愈窮的大範圍生態惡性循環。這種情況在明清各地山區的開發中幾乎帶有普遍性，並非個別現象。

　　當讀到「昔日青山綠水，幾成童山濁溪」，禁不住唏噓長嘆：山水給了我們恩澤，何以我們不能善待山水呢？開發不是罪過，開發有道的關鍵就在「出入以度」四個字上。過度開發，必致窮極而悔，殃及子孫後代，豈可不慎乎？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人法地——生態文明之要義

　　□胡守鈞

　　當人們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相提並論時，生態文明概念便有了明確的內涵與外延。討論生態文明，自然涉及自然資源利用和保護。生態文明的要義何在？就在於人如何處理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關係。

　　人類中心論錯誤地認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是自然的主人，人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隨心所欲處置自然。狂妄鼓吹人定勝天，改天換地，造成嚴重生態災難。人不是自然的中心，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若堅持人類中心論的錯誤，則其生存之路愈走愈窄。面對自然造成的災害和困難，不奮鬥，不抗爭，聽天由命，顯然也是錯誤的。

　　那麼，人應該如何對待自然？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註：「法謂法則也。人不違地，乃得安全，法地也。地不違天，乃得全載，法天也。天不違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法方，在圓法圓，於自然無違也。」自然，即自然而然。種瓜為何得瓜，種豆為何得豆？自然而然也。

　　人類生活在與大自然的共生關係中，必須「人法地」。這是人應對自然的最高法則。人為何法地？作為一個系統，地有地的法則，地有地之道。人生活在地上，必須遵循「地」這個系統的內在法則。水往低處流，這是地的法則——因為地心引力，那麼，治理江河洪水必須疏導，引流入海。大禹治水為何成功？原因就在此。面臨洪水來臨，人如何求生？要往高處行路，不然必遭難。人生存必然向自然索取資源，怎樣索取？不了解環境，就無法耕種、漁獵，怎樣生存？人與生物圈之間的寄生——宿主模式決定了人類必須從掠奪地球轉而照顧地球。索取必有破壞，必須控制在自然的修復能力之內，與自然和諧共生。如果一味索取，後果不堪設想。有的山村靠山不能吃山，光山禿嶺，吃什麼？有的水鄉靠水不能吃水，河水變臭，魚蝦不生，水也不能喝，吃什麼？毋庸置疑，老子提倡「人法地」，是當代環保哲學、綠色理論的先驅。「人法地」三字真言，開了生態文明之先河。

　　要感悟自然之道，做到「人法地」，必須研究自然生態系統的特性，尋求內在的法則。

　　要研究自然生態系統的結構。所謂結構，乃是指生態系統中所有的要素，按某些規則的構成。要素是構成系統的元件，但系統並非要素的累積，而是要素的構成。構成的原則會賦予要素新的性質。要素一旦集合於構成之中，便產生出原來要素所沒有的新的質，這便是所謂的「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系統的結構是系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分布關係的總體，而不是單個分布關係。」

　　要研究系統的功能。所謂功能，乃是指「系統把所接受的作用（輸入）轉換為對環境作用（輸出）的方式。這種轉換機制也就是系統內部各種活動關係的總體。」生態系統有哪些功能？主要「包括物質、能量和信息的輸入和輸出的交換關係」。

　　先說生態系統的物質流。「在生態系統中被生產者和消費者吸引、利用，以及被分解、釋放又再度吸收的過程，稱為物質循環，物質在生態系統中總是處於吸收——釋放——吸收這個循環過程之中。」物質循環有兩大類：（1）生物循環，即在同一生態系統內所發生的物質循環。（2）生物地球化學循環，乃是指多個生態系統之間或生態系統與環境之間所發生的物質循環。這種循環又分為兩大類，一是氣體循環，其貯存庫為大氣圈和水圈，將大氣與水體聯繫起來，例如水、氧、碳等物質循環。二是沉積循環，其貯存庫為岩石圈和土壤圈，例如鉀、鈉、鈣、硫、磷等元素的循環。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皆具有全球循環特徵。

　　再說系統的能量流。大凡生命有機體，皆為能量轉換器，勿論單一細胞，還是生物群落，莫不如此。生態系統必須從外界吸收能量，作為系統運行的能源。在一個確定的生態系統之內，能量的轉換遵循熱力學第一定律和熱力學第二定律，熵增加，秩序漸消，混亂度增強。「但是，生態系統是一個開放的能量系統，不同於封閉系統，傾向於保持較高的自由能而使熵變少，通過不斷地輸入能量和排出熵，從而維持一種穩定的平衡。」

　　最後說信息流。生命有機體，必須以物質或能量作為信息的載體，不斷與外界進行信息交流，方能生存和發展。因此，必須了解生態系統中各種信息的發出、傳播、接受、反饋，便於發現其運行的法則。

　　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各類子系統，皆具有自己的獨特的規定性。因此，必須研究各類子系統的特性，將「人法地」這個原則具體化和可操作化，應用其中，以求優化人與自然的共生關係，促進生態文明。

　　欲堅持「人法地」的原則，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發展綠色社會組織，發揮這些組織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功能。

　　所謂綠色組織，乃是那些以保護自然環境為使命的各類生態組織的總體，有保護江河的組織，有保護湖泊的組織，有保護森林的組織，有保護草原的組織，有保護濕地的組織，有保護海洋的組織，有保護農田的組織。

　　綠色組織不以盈利為目的，它們天生的責任就是保護生態，否則就不是真正的綠色組織，這些綠色組織奔走、呼籲、行動、影響政府決策，監管企業行為，唯一目標就是為了天更藍，山更青，水更綠，地球更美麗。環顧世界各地，凡是綠色組織活躍且影響力強的地方，生態保護大都比較好，反之，凡是綠色組織力量不足且影響力弱的地方，生態往往遭到破壞。

　　總而言之，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不能沒有眾多的綠色組織。「人法地」是生態文明的第一原則，認識這個原則很重要，貫徹這個原則更為重要。要貫徹「人法地」的原則，還需社會建制的保證，那就是大力發展綠色社會組織，使民眾真正成為好山好水的主人。 　（作者為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制度與環境

　　□薛小榮

　　在城鎮化推進的浪潮中，確立科學準確的城市發展理念，是城鎮化穩步有序可持續的關鍵所在。我以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應該可以成為城市發展的核心價值理念，即，城市發展的「和合」之美。

　　「和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精髓，最早出現在《國語·鄭語》。所謂「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其意主要為天、地、人三者的關係，即「天地與我為一」。

　　從生態文明發展的角度，我以為，城市發展的「和合」之美，就是指人、城市與環境的和諧關係。就城鎮化進程而言，就是人、制度與環境的關係。

　　首先講人與城市。城市之美，美在哪裡呢？

　　我以為，城市之美，既不在於高聳林立的萬千廣廈，也不在於浮華喧囂的享樂生活，而在於城市為生活於其中的人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的歸宿之地。這才是城市的大美之處，這才是城市持續發展的精神之源。

　　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社會早已從板結一塊的計劃經濟社會走向由市場進行資源調節的市場經濟社會，由此帶來的社會關係、社會心理的深刻裂變就是從熟悉的鄉土社會轉變成為陌生人社會。美國著名法學家勞倫斯·弗里德曼在《美國法簡史》首先提出「陌生人社會」概念，他說：「在當代世界，我們的健康、生活以及財富受到我們從未而且也永遠不會謀面的人的支配。我們打開包裝和罐子吃下陌生人在遙遠的地方製造和加工的食品；我們不知道這些加工者的名字或者他們的任何情況。我們搬進陌生人——我們希望是精巧地——建造的房子。我們生活中的很多時間是被『鎖』在危險的、飛快運轉的機器——如小汽車、公交車、火車、電梯、飛機——里度過的。製造工序中的一個錯誤步驟，飛行員或駕駛員一個簡單的『人為錯誤』，都會將我們的生活置於危險之中。事實上，我們作為個人，對於生活的很多——使用機器和機器製造的物品的——方面都是無能為力的。我們被機器束縛著，因此我們的生活也掌握在那些製造和運轉機器的陌生人手中。」

　　當代中國社會的深刻變化，使社會公眾的社會角色從「身份」轉向「契約」、從「單位人」轉向「社會人」，伴隨著社會流動的加大和社會群體的分化，中國開始進入「陌生人社會」。正如弗里德曼所描述的：「當我們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護我們，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脅我們，如罪犯；陌生人撲滅我們的火災；陌生人教育我們的孩子；陌生人建築我們的房子；陌生人用我們的錢進行投資。打開收音機、電視或報紙，陌生人告訴我們世界上的新聞……如果我們得病住進醫院，陌生人切開我們的身體，清洗我們，護理我們，殺死我們或治癒我們。如果我們死了，陌生人將我們埋葬。」

　　這一深刻社會關係變化以及由此而來的情感體驗，需要我們重新審視人與城市的關係。

　　從生態文明發展的角度看人與城市的關係，可以說，城市是人的精神的物質載體，人是城市涵養的活的靈魂。離開了人對城市的精神歸宿，城市就只能成為漂泊者的精神孤島。因此，城市的發展必須要有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從頂層設計、制度創設和城市管理等各個方面著力改善，營造「心泰身寧」的城市大美之處。

　　推進中國新型城鎮化，必須樹立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而不能走以前先向前發展，再回頭治理的模式。我們更需要的是城市發展的戰略思維和頂層設計。那麼，這種戰略思維和規劃從哪裡來呢？我以為，必須先搞清楚兩個主要問題：城鎮化的目的是什麼？誰是城鎮化的主體呢？

　　2013年5月2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瑞士《新蘇黎世報》撰文指出，中國正在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數億農民轉化為城鎮人口會釋放更大的市場需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也說：「中國的城鎮化與美國的新技術革命，將成為21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引擎』。」可見，中國推進城鎮化，其目的是為了推動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由上述城鎮化的目的可以看出，城鎮化作為一項系統工程，其主導者是政府。那麼，誰是城鎮化的主體呢？是人。是城鎮化進程中牽涉其中的普通百姓，是千千萬萬即將離開土地的農民。

　　現在關於城鎮化的討論中，有地方政府官員、有專家學者，還有許多樂見其成的旁觀者，意見紛紛，而其目的各不相同。對一些地方政府來說，推進城鎮化帶來的是政績；對一些專家學者來說，推進城鎮化是學術權威的又一新戰場；對旁觀者來說，整潔美麗的小城鎮，無疑又是一個可以選擇出遊的好地方。但是，在這些紛雜的意見聲音中，獨獨沒有城鎮化進程的主體——被搬遷的農民的聲音。

　　對於城鎮化，農民到底是怎麼看待的呢？其實，農民的意見很簡單，只要能夠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幸福水平就可以。如果城鎮化帶來的只是簡單地住宅遷移和勞作方式轉變，而對現實和未來的生活沒有長遠的保障和持續發展，那麼，這樣的城鎮化將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因此，要避免和解決城鎮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首先要做的就是「城裡」與「城外」的對話，以達成社會共識，完善社會政策。這既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要求，又是培育城市「和合」之美的社會基石。

　　具體來說，對話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兩個：一是土地的徵收和拆遷補償問題。這個問題是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城市大發展中最引起社會關注、最容易激起社會矛盾的問題。在新一輪的城鎮化進程中，首先要著力解決的就是要制定合理科學的土地徵收補償政策，盡量不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二是城鎮化後的「新農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農民進城後，面臨著就業、戶口、醫療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好，也會成為城市發展的隱憂。 （作者為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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