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杜甫是詩聖?
杜甫的一生正處於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這樣的歷史時代,使他的一生顛沛流離,嘗盡種種的痛若。從個人生活來說,這實在是大不幸的事情。然而,這種大不幸卻成為杜甫藝術生命的大幸。
對杜甫來講,現實政治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構成他感情波動的核心要素,這樣的詩人,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在儒學全面復興的宋代,大家一致的稱讚杜甫,從此以後杜甫成為中國詩人的最高典範。
文 | 呂正惠
杜甫與李白並稱盛唐兩大詩人,也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兩位詩人。一般的讀者,有些人可能更欣賞李白,有些人認為李、杜二人各有長處,很難分辨優劣;但是,在後代詩人和評論家的心目中,杜甫當然是更偉大的詩人。李白人稱「詩仙」,杜甫人稱「詩聖」,「仙」雖然超越凡人,似乎總不如「聖」之為人中之「聖」。杜甫之為詩人之「聖」,正如孔子之為人倫之「聖」──「詩聖」的稱號充分表現了杜甫在中國詩史中的獨特地位。
杜甫之所以成為中國的「詩聖」,原因很多,解釋起來,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我個人認為,杜甫作為偉大的詩人具有三個特質,這三大特質也是使杜甫被後代尊為詩聖的重要因素。
杜甫的第一個特質是,純粹從歷史的觀點來看,他是整個中國詩歌發展、流變的過程之中最重要的詩人。
站在杜甫的時代往前看,杜甫彙集了以前一切詩人的精華,他成了超越以前的一切詩人的最高峰;站在杜甫的時代往後看,杜甫以後的詩人極少不受杜甫影響,不把杜甫當成導師的,所以杜甫也是啟導後代一切詩人的最高峰。杜甫這種承先啟後的獨特性,使他成為中國詩史最具有歷史地位的詩人。可以肯定的說,他的這種地位是無人能及的。
杜甫所活動於其中的盛唐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集合了漢魏六朝詩人在詩歌形式與內容上的一切試驗,而融合成一個整體。這種集大成的工作表現得最為具體的就是:在這個集大成的時代,出現了集大成的詩人,他的整體作品就是集大成的最好的例子,而杜甫正是這樣一個集大成的詩人。
盛唐的另一個大詩人李白也是這樣一個集大詩人,但是他在這方面的工作並沒有杜甫進行得那麼徹底。我們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他們兩人在這方面的貢獻,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出杜甫的特質。
在詩歌形式上,李白比較喜歡古體,比較排斥律體,律體那種嚴謹的格律對他的奔放瀟洒的個性是比較不適宜的。不能說李白在律體上沒有什麼成就,他的五律和七絕仍然相當可觀,但他幾乎不寫七律,整體而言他在律體方面的成績還是比不上他的古體。杜甫就不是這樣,杜甫在律體上所下的工夫絕不下於古體,他在古、律兩方面平衡發展,而李白則較偏於一面。所以,可以說,杜甫在形式上的集大成實在要勝過李白。
其次說到內容。李白對前代詩人題材的承襲是相當明顯的,他學了阮籍的詠懷詩、郭璞的遊仙詩、陶潛、謝靈運的自然詩、齊梁詩人的宮體詩。他的成就是:他對每一種題材都擅長,而且都寫得極富個性。但是,他對每一種題材的承襲也都很明顯。相反的,杜甫也從以前的每種題材學到表現技巧,但他把這些表現技巧揉合起來,把這些題材也揉合起,從而表現出全新的面貎。因此,他的作品的內容和以前詩人的關係就沒有像李白那樣明顯。可以說,杜甫在對前人題材的集大成方面,表現得要比李白具有「創意」。
總括而言,杜甫在集大成這一工作上的成就是:形式上,把前人已有相當成績的古體發揮到極致,把前人剛剛試驗完成的律體大力加以開拓;內容上,把前人的題材和表現技巧加以靈活運用,從而推陳出新,呈現出新的面目。所以,杜甫在集大成之中又有所開創。他不但總結了前人的成就,而且在總結之中又開創出新的東西來。在這方面,李白是比不上杜甫的。李白的總結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他在總結之中所開創出來的新東西就遠比不上杜甫。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杜甫對後代詩人的影響要遠大於李白。因為,當後代詩人要在李白、杜甫身上找到一些啟示時,他們在杜甫那裡所能找到的新東西遠比李白多得多。這種情形在唐代後半期就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唐代後半期最重要的四個詩人韓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隱都是學杜甫的。到了宋代,那就更一面倒了,幾乎宋代所有的大詩人受杜甫影響的成分都要比李白多得多。他們不是直接受到杜甫啟示,就是間接透過別人(如韓愈)而受到杜甫啟示。
因此,我們就很清楚看出,杜甫既總結前人的成就而成為集大成的詩人,又在集大成之中開創出新東西,從而對後代許許多多的大詩人產生強烈的影響。這種在詩歌史上的重要性是獨一無二的,這也就成為杜甫在中國詩壇佔據獨特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
《詩聖杜甫》 呂正惠/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5年8月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看得出來,杜甫所以能夠在中國詩史上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主要歸功於:他對詩歌的表現形式不斷的加以試驗,他對詩歌內容不停的求新求變,也就是說,他對藝術的完美具有鍥而不捨的追求精神。
杜甫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第二種特質,即他不斷成長、不斷變化的藝術創造力。
杜甫的一生正處於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關鍵時期。這樣的歷史時代,使他的一生顛沛流離,嘗盡種種的痛若。從個人生活來說,這實在是大不幸的事情。然而,這種大不幸卻成為杜甫藝術生命的大幸。因為,每當杜甫的生活經歷了大變化,面臨了新的狀況,作為藝術家的杜甫即能感受到這種生命的新局面,隨而加以沈思,並且表現在他的詩歌創作中。結果就是,隨著杜甫生活經歷的不斷變化,杜甫的詩歌內容以及隨之而來的詩歌技巧也就配合著變化。因此,就整體來說,杜甫作品的內容就顯得極其豐富,杜甫的詩歌技巧也隨之而變化多端。杜甫這種隨時代成長而顯現出來的作品的多面性,在中國詩史上可以說無人可及,因此,他的偉大成就也就無人可以超越的了。
在年輕的時候,杜甫是一個充滿壯志的詩人。那時,他還沒有看出大唐帝國的政治已經逐漸走下坡,他還自信滿滿的認為,以他的才幹,他一定可以出人頭地,可以在官場上有所作為,可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因此,當他望著泰山時,他不禁喊道: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充分表現出那傲視一切的年輕的豪氣。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挫折感越來越大,在長久的淪落之後,他終於體會到人生的艱辛,他不由得牢騷滿腹,而說道:
儒術於我可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不過,這種純粹個人式的牢騷並沒持續多久。他終於認識到,他的失意並不是他個人的事情,而是大唐帝國政治敗壞的結果。由於在上位者的宴樂偷安,不理國政,不提拔人才,才使得像他一樣淪落民間的有才能之士到處都是,也使得一般人民的生活日趨於痛苦。由於他這樣的覺醒,他終於能夠把個人的失意轉化為政治的關懷,因而創作了他早期的政治諷刺詩《麗人行》和《兵車行》。並且,他終於能夠在安史之亂前夕,憑著他的直覺,預感到國家動亂的不可避免,從而寫下了他早期最偉大的一首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就在這首詩里,他極其憤慨的說: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他已經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人民詩人了。
在安史之亂中,他一方面極為關心亂事的發展,熱切的盼望官軍能夠早日平亂,但另一方面,在他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中,他又看到人民在戰亂之中如何掙扎著生存下去。這就使得,他在安史之亂期間的作品充滿了國事的關懷和人民痛苦的描寫。在前一方面,產生了像《哀江頭》、《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春望》、《塞蘆子》一類的名作;在後一方面,則有盡人皆知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一組作品。可以說,就在安史之亂的最高潮,杜甫把自己發展為一個成熟的社會寫實詩人。
就在這個時期中,杜甫也像一般人民一樣,經歷了一段最為顛沛流離的日子。在經過短期的、但極為艱辛的逃難之後,杜甫終於能夠在四川定居下來。相對於前一階段的生活,四川時期杜甫享受了一生最為安定的生活。隨著生活的變化,他的作品也變成了另一種樣子。譬如: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復何求?
——《江村》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是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飱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客至》
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杜甫在四川定居時期悠閑輕鬆的一面。相對於前一時期的字字血淚,這一時期的瀟洒適意自也有其迷人之處。
也就在這一時期,因為生活相對的較為悠閑自在,杜甫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格律最為嚴謹的七律這一種體式之上。他從各方面對這一種尚待開拓的詩體作各種實驗,從而奠定了七律的基礎。也由於他這種「晚年漸於詩律細」的工夫,他也就被後代尊為「律聖」。
▲ 成都杜甫草堂
然而,四川生活雖然較為安定,但總是「他鄉」,不是久居之地。於是,杜甫終於決定離開四川,順著長江東下,目標是回到他的故鄉洛陽。不幸,由於種種的因素,他不得不在長江三峽的夔州停留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這兩年可能是他一生最為寂寞的時期,因為蟄居在偏僻的山城之中,極少有朋友可以來往。就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杜甫開始回憶自己的一生,並且,也開始思索大唐帝國的前途。他把自己的回顧、沉思的結果,利用他在四川時期已經可以充分掌握的七律這種形式,寫成了三組偉大的作品,即:《秋興》(八首)、《詠懷古迹》(五首)、《諸將》(五首)。這幾組作品的藝術性與沈思性成了他一生作品的另一個高峰,證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的藝術敏感力與創作力還是絲毫沒有衰退。
以上我們簡單的敘述了杜甫一生的經歷,以及他的藝術成長跟這些經歷的關係。從這些簡要的敘述和分析之中,我們可以具體的了解到,為什麼杜甫是一個不斷成長的詩人,為什麼杜甫的作品,不論在題材上還是技巧上,如此豐富而多變的原因。
像杜甫這樣的特質,我們除了說,他在藝術上具有鍥而不捨的追求完美的精神以外,還需要承認,他對新的生活經驗的感受力也是非常人所能及的。他永遠是一個面對生活的人,他永遠以開放的心胸去迎接每一個全新的生活經驗,因此他的詩歌題材上才能隨著他的生活經驗的轉變而不斷的擴大。從這方面來說,杜甫又是一個最具有廣博心胸的詩人。
這樣的心胸使他能夠接納一切、同情一切,而這也就是杜甫作為一個偉大詩人的第三特質。
這種特質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他對人的關懷與同情。他寫得最好的詩之一就是他對朋友和兄弟的懷念作品。幾乎他的每一個好朋友,他都寫過真摯動人的詩作。譬如對於他的患難之交鄭虔,他在送別時就寫過這樣的句子: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下盡交期。
如果不是跟朋友具有非比尋常的交情,誰能夠講得出這麼痛切的話。
杜甫對李白的感情尤其動人。他跟李白一生只見過兩次面,但他每一回憶起李白,就寫出極為動人的作品。他那兩首《夢李白》可以說是古往今來描寫朋友之情最令人難忘的詩。
親情是一切人倫之情的基礎。中國人說,「至情無文」,也許因為如此,中國古代的詩人輕易不寫親情。在這方面,杜甫是少見的例外,在他的作品裡寫太太的、寫兒女的、寫弟弟妹妹的,很容易找到。他在著名的《月夜》《羌村》和《北征》中,關於太太的句子令人難忘。晚年在四川,當他漂泊於梓州、閬州之間,和家人短暫離別時,他還說,「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客夜》),「女病妻愁歸思急,秋花錦石誰能數?別來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發閬中》)都寫得樸素動人(參夏承燾說,見馮至《杜甫傳》215─6頁,人民文學,2014。)誰都知道杜甫對四個弟弟隨時掛心,但少人留意到,這四個弟弟都是異母所生。杜甫幼年失母,他對弟弟們有一份長兄如父的深厚感情(友人解志熙聊天時對我如此說)。在詩歌里這麼真切地描寫親人倫理之情的,在古代的中國詩人之中也是極為少見的。
儒家談到人倫之情時,人們往往會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杜甫就是典型的例子。除了親人和朋友外,他甚至對動物也會表現出深厚的感情,如下面的詩句:
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
鸕鶿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田舍》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
——《舟前小鵝兒》
在第一首詩中,他對鸕鶿的「樂得其所」有一種欣慰之情,在第二首詩中,他欣賞小鵝兒的可愛與淘氣,好像它們也都具有人性一樣,充分體現了「民胞物與」的胸懷。這種胸懷甚至擴展到他所住過的房子。當他漂泊於梓州、閬州之間時,他常常想起成都的草堂,有一次寫了《寄題江外草堂》,還有一次派弟弟杜占回成都「檢校」草堂時,特別交待杜占「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當他終於回到草堂時,他連續寫了《草堂》、《題桃樹》、《四松》、《水檻》、《破船》諸詩來表達他與草堂重逢之後的複雜感情。
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杜甫確實是「忠愛出於天性」,隨時流露出純摯與仁厚之情,決不虛矯。只有從杜甫的這種個性出發,我們才能體會,杜甫是一個真正的「忠君愛國的詩人」,也是一個真正的「關懷人民的詩人」。現代人對這兩個頭銜可能都會嗤之以鼻,認為是教科書上的口號,但杜甫確實擔當得起。試看下一首詩: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這是天將大旱的景象,杜甫憂心如燓,因為,
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屑。
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
農民無法耕種,又要負擔軍隊的開支,後果難以預料。還好,晚上下了一場雨,「谷根小蘇息」,可惜雨並不大,「沴氣終不滅」。杜甫不由得感嘆:
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
他仰看著群山,看到山上還有烏雲,還可能繼續下雨,不由得大聲疾呼: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
——《喜雨》
(原註:時聞浙右多盜賊。)
這首詩讀起來會讓人有一種奇異之感。這時杜甫並未居官,大旱跟他有何關係,但他卻用「日色赤如血」、「慟哭厚土熱」這麼重的字眼來表達他的沉重心情。看到下了雨,他就高興,看到雨下得不夠大,他的憂心就不能解除。他怎麼老是為天下人擔心呢?更奇怪的是,浙東有農民「暴動」,他遠在四川,怎麼也會知道?他怎麼老是關懷天下事呢?這跟他有何相干?有人說,他希望一場滂沱大雨把浙東的「民亂」沖刷乾淨,其實根本不是。因為天旱,老百姓無力供養軍隊,才會挺而走險。杜甫正是擔心四川再不下雨,就會變成第二個浙東,只有一場滂沱大雨,才能徹底消解天地間的「沴氣」。這就是杜甫,說他「忠愛出於天性」一點也不虛假。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近結尾處,他說到,回到家門聽到妻子的號咷,才知道小兒子已餓死。然後,他說自己作為士大夫,
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
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
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
▲ 杜甫行吟圖
一個士大夫,因自己的遭遇而想到一般老百姓的苦難,從而「憂端齊終南」,產生無法扼止的悲哀。這樣的詩,中國哪個詩人寫過?我每次講這首,讀到這裡,總是聲音微微顫抖,而教室里也總是鴉雀無聲,能說他不是中國最大的詩人嗎?
這只是就兩首詩來談杜甫的心態與人格,如果就杜甫所有作品來看,我們更會對他那麼關心時局和百姓而感到驚訝。安史亂中就不用說了,我想再舉一個一般不太注意的例子。代宗廣德元年十月,由於朝廷舉措失當,吐蕃輕易的攻進長安,這是長安繼安史之亂後第二度淪陷。當時杜甫和四川的官員正密切注意吐蕃對四川西北邊疆的進犯,誰也沒有留意長安的消息。當年歲末,杜甫終於聽到一些傳聞,心急如燓的連續寫了《遣憂》、《巴山》、《早花》三首詩。從這個時候,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杜甫始終關注局勢的發展。據我估算,對於這一事件,他至少又寫了二十一首詩,包括《傷春五首》、《收京》、《釋悶》、《有感五首》、《憶昔二首》。古人稱他為「每飯不忘其君」,翻譯成現代話,就是杜甫極為關注現實政治,常常為之寢食難安。這種關心,竟然可以逼迫他不得不寫詩,而且,這種詩常常寫得很動人。對杜甫來講,現實政治已經成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構成他感情波動的核心要素,這樣的詩人,在中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他年輕時立志要「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無非是希望天下太平,世間永遠沒有苦難。他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其實也不過是這種善良願望的熱切表現。如果我們說他是一個「封建道德」的護衛者,或者說他是在為「統治階級」說話,那隻能證明我們是個糟糕的政治教條主義者。杜甫所以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天地間很難再找到像他這樣的第二個大詩人。從人格上來講,這不是「詩聖」,還能是什麼?
▲ 杜甫書法《嚴公九日南山詩》拓本
杜甫生長於盛唐,而盛唐還是一個佛教、道教盛行的時代,李白是個道教徒,王維是個佛教徒,儒學在當時很少人真正的信服。說到詩人的追求,不論孟浩然、王昌齡,還是李白、高適、岑參,都是熱衷功名之士。當然,杜甫也熱衷功名,但除此之外,他確實有仁民愛物之心,在當時可謂「特立一代」,再沒有第二個人像他一樣。在儒學尚未復興的時代,怎麼會出現這樣一個「純儒」的詩人,真是不可思議。在儒學全面復興的宋代,大家一致的稱讚杜甫,從此以後杜甫成為中國詩人的最高典範。杜甫重視人倫之情,充滿「民胞物與」、「濟世愛民」之心,完全體現了儒家的精神。杜甫的作品把這種精神表達到了極致,因此理所當然的被中國人稱為「詩聖」。
2014年11月17至18日初稿
2015年5月28日修訂
*本文原載《讀書》2015年6月刊,發表時有刪節,此處為全文版,後收錄於《詩聖杜甫》(三聯書店2015年8月版)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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