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模式』的崛起」(下)

　　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誰「學」誰？　　事實上無論政治關係如何，只要經濟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兩種影響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邊講的：今天西方那種「左起來國家要為百姓多掏錢，右起來國家要向百姓少收錢」的體制形成民眾高消費高透支（歐洲表現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勵，而中國那種「左起來國家就向百姓多收錢，右起來國家就少為百姓掏錢」的體製造成民眾低消費高生產、正「需要」有人來透支他們。於是「兩種尺蠖效應的互動」就形成了所謂Chimerica（中美互補，其實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補）現象，而且還似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互相依賴」。西方通過透支維持高消費並緩解其債務困境，中國通過「被透支」獲得高增長並克服其過剩危機。但是這次危機使這樣的全球化互動方式顯出其不可持續性，於是在兩邊都出現了變革的要求。　　由於目前階段的危機在西方更為突出，而且西方言論自由，社會情緒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們首先表現得亂了分寸。美國要加強監管，歐洲要降低福利，那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好日子難以為繼，而民眾也深感煩躁。於是有人說，美國也要向中國「學習社會主義」了。　　但說實話，美國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與其說是濟貧不如說首先是「救富」，這連福利國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談「社會主義」？至於奧巴馬醫改倒確實有福利國家的趨向，說是「社會主義」也可以，但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會主義」，說是學歐洲還庶幾近似。說是學「負福利」的中國，豈不南轅北轍？　　我曾指出憲政民主、尤其是普選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傾向。反對民主的李嘉誠先生說「民主將導致福利社會」（大陸也有因厭惡福利而反對民主的類似言論），就事實而言不能說他錯。當然民主未必一定導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論高低，肯定會導致正福利，像我下面還要講到的「負福利」，在民主國家肯定是沒有的。社會保障在西方也幾乎與市場機制一樣歷史悠久，絕不是有了蘇聯式國家才開始的。所謂羅斯福「學蘇聯」、奧巴馬是「毛巴馬」之類說法與1930年代有人說羅斯福學希特勒一樣，都是反對福利國家的右派人士攻擊之詞，福利國家的擁護者從來竭力否認。這隻能說是極權國家的「國家管制惡例」給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們對民主國家的干預也心生疑慮，因而阻礙了福利國家建設。怎能反過來以這些「潑髒水」之詞來證明社會保障就是學的極權國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國正在出現的低保、全民醫保和廉租房這類並非按特權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貧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與過去的強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濟制度，才是我們改革前從未有過、如今向西方學來的東西。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西方就不可能「學中國」。相反，自由與福利儘管都很重要，但目前這場與西方民眾「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相關的危機的確使人眼熱中國：那裡的馬兒可以不跑，而民眾還必須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紹偉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難過」，「壞政府日子好過」，不學中國這日子好像沒法過？　　當然，這決不是向中國學「社會主義」。但「世界大勢是歐洲學美國，美國學中國」，老實說，張五常這話不是一點譜都沒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戲言：1949年「社會主義救中國」；1978年「資本主義救中國」，1989年「中國救社會主義」，2008年「中國救資本主義」。這最後一句其實就是：中國的「專政」可以免除「民主給資本主義帶來的麻煩」。如果美國真的學中國，廢棄民主，鐵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還敢消費？左手取消自由：看你還能消費？如此，美國人的「消費狂」症將立馬消失。而美國的汽車企業不是因為「他們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嗎？跟咱學！取消了工會自治和罷工權利，工人只會自殺但絕不會鬧事：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這一下，企業還不立刻就恢復了血汗工廠的「競爭力」！　　但是美國人能願意嗎？！就算他們願意，美國恢復血汗工廠來與我們競爭，對我們究竟有什麼好處？我們會因美國如此向我們學習而感到很「光榮」嗎？　　假如西方「學習中國」：關於「昂納克寓言」　　說實話，中國無論政府還是民眾倒確實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動機，因為我們的血汗工廠就是在別人學不來的條件下有了競爭力的。別人不學我們，我們儘管吃苦還能賺個「競爭力」和高增長，別人要學了我們，我們連這也賺不到，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們並不願意別人也這麼干。但問題是全球化競爭中「劣幣驅逐良幣」的壓力客觀存在。民主國家民眾並不是當代才想「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的冤大頭可供他們透支後他們才被慣成了這樣。「福利國家病」並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國這個特大型國家發揮「低人權優勢」後，嬌生慣養的福利國家才真正遇到了過不去的坎。近來一些歐洲國家由於危機壓力下出台減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動蕩的現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種「中國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國朋友講了個「昂納克寓言」：東德前統治者假如沒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羨慕「紅磨坊」而放棄了烏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牆的情況下開放經濟，用「專政」手段「招商引資」，把全東德變成個大號血汗工廠，那邊的資本全給吸引過來，這邊的廉價商品再覆蓋過去。那時就不是東德的失業問題，而是西德的失業危機了！如果危機大爆發出了亂子，甚至東德統一了西德都不是絕無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為了與東德競爭也必須學習「低人權」，實際上也就是被東德所「演變」。當然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而是血汗工廠打敗了福利國家，17世紀的資本主義打敗了20世紀的資本主義，或者說是「專政資本主義」打敗了「民主社會主義」！但是，你們東德人願意看到這樣的「勝利」嗎？　　顯然，儘管民主統一後東德由於變成了和西德大體一樣的高工資高福利高人權國家，西部資本寧可不遠萬里投奔中國，也不願去東德「剝削」那裡的民眾，致使如今一些東德人因製造業不振失業率高而頗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種「勝利」他們更不願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東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廠的「勝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說。所以那種「勝利」其實是雙輸之局--既是東西雙輸，也是左右（社會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雙輸。　　這與當年福格爾論證全美經濟一體化條件下南方奴隸制經濟的「效率」有點類似：按他的邏輯，如果南方真獨立了（也就是沒有了與北方的經濟一體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經濟一體化之下，北方卻未必能靠「經濟效率優勢」改造南方（這是他真正的創見和引起爭議之處）。甚至按他的「反事實推論」繼續延伸的話，我們說北方反而會被南方所改造也說不定--如果北方資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隸受束縛，是無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價商品湧入北方，從而在北方引起大失業與混亂，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學習「低人權」，否則沒法贏得這種條件下的「競爭」）。當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為自由經濟真正的優勢是它的創新優勢，沒了創新也就沒了經濟進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進北方技術創新導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這樣的「競爭」可能是雙輸之局。顯然，福格爾認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為改造南方的動力。他實際上是以此證明南北戰爭的必要：只有北方通過戰爭強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經濟一體化下「低人權優勢」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危險，北方的創新優勢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當然還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當然如果南方能夠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雙方之幸，也不會有什麼「南北戰爭」了。美國的歷史沒有那麼幸運。但今天的「經濟全球化」應當能夠避免當年「經濟全美化」的舊轍，因為走出舊體制、改變「低人權」的動力就在於我們自己！　　假如中國學習西方：關於如何「反美」　　總之，在如今這種全球化互動中，他們向我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沒影的事，他們向我們學「低人權」在邏輯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對他們對我們都不是好事。那麼，假如我們學他們呢？如果通過「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的努力使我國的自由與福利都得到持續的進步，這實際上也就是上面講的那種所謂與西方相反的「中國模式」的淡出和中國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過程。　　問題是如今的「金融危機」出自美國，大家罵他還來不及呢，你反而要學他？！　　但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兩個極端，則他們的「病因」就是我們的「良藥」，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攝入熱量太多，我們乾瘦病人學習他們多攝入一點熱量，不恰恰是對症下藥嗎？　　如果讓歐洲、日本人學美國，那絕對是拆爛污。因為他們已經比較肥胖，當然不能愈發增肥！而我們攝入再多熱量，離肥胖病還遠著呢。別說什麼「都像美國人那樣消費得有20個地球」，其實誰都清楚，中國無論搞什麼「主義」都不可能消費到那種程度。但是，改變一下我們只當苦力不消費的現狀，不應該嗎？咱們操心拉動「內需」已經十幾年而苦無良策，美國的「內需」卻旺盛得壓都壓不住。我們學學他那兩下子，如何？　　有人說：美國人靠先透支後賴帳剝削全世界來維持其高消費，太缺德，我們不能學。這話很對。　　可是我們已經分析過：美國能夠這麼「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權，別說我們，即便歐、日，沒有這玩意也是想「學壞」都學不來的。即便就算我們建立了「人民幣霸權」，像今天的美國一樣，但是我們又上哪裡去找另一個「中國」讓我們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權國家」倒還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則美國也不會這麼賴上咱們了！　　所以我們即便再學美國，也不可能去透支別人。但是美國要透支我們也就不行了。他們的「惡習」不就被制住了嗎？　　如果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們也能積极參与「人權全球化」，無論是「左派人權觀」主張的社會保障，還是「右派人權觀」主張的經濟自由，還是左右派共同主張的人權觀強調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發展。左手爭福利但決不壓自由，右手爭自由但決不壓福利--這一套在西方導致了「自由福利雙過分」的「反向尺蠖效應」，但在我們這裡，這不恰恰能夠消除導致我們「自由福利雙不足」的尺蠖效應嗎？有保障的人敢花錢，有自由的人會花錢，我們的「內需」還會是個問題？而可惡的美國人還能借我們如今對「外需」的依賴來「剝削」我們嗎？今天很多人恨美國，但要說「反美」，這才是反到點子上了。這也叫「師夷長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卻是另外的兩種「反」法：　　或者堅持市場全球化但抵制所謂「西方人權標準」，繼續堅持我們的「低人權優勢」，繼續憑藉這個條件低消費高出口讓別人透支，也就是繼續玩現今的這種「Chimerica」遊戲，甚至玩得更過火（否則補不了危機中暴露的美國窟窿）。那美國人恐怕會偷著樂呢！或者由於「反美」乾脆連經濟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鮮那樣關閉國門。那美國人當然不樂意，問題是我們自己樂意嗎？　　簡單地說，就我們自己而言，出路在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當然，這不能僅僅理解為開黨禁、搞選舉這些狹義的民主。我過去說過，憲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規則，但其實質都是要使統治者權受限而責可問。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體問題上未必激進、但卻持續地朝這個方向努力，包括具體的民生問題。通過在這些問題上「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逐步推進權責走向對應，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壓自由，右手壓福利」的尺蠖效應，產生「左手爭福利，右手爭自由」的「反向尺蠖效應」。當然，這未必能夠保證繼續維持以往那種GDP的「奇蹟」式增長，但那種增長本來就難以持續，我們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長的同時通過「自由、福利雙增加」實現消費率的提高，使國內的增長成果分享更為合理，國際的全球化進程更為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