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事會》鑒賞資料之三——北京四大名醫

名醫者時醫也。北京的名醫是在婦孺皆知、有口皆碑的群眾廣泛推崇信賴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正和清代名醫徐靈胎（泅溪）關於時醫和名醫的論述是相吻合的。北京是古老城市，歷代常在此建都，經濟文化發達，醫學也相應發展，由儒而醫，名醫輩出。晚清以來直至民國，北京群眾中流傳著四大名醫的稱譽。他們是：擅長治虛勞病的蕭龍友，擅治溫熱病（相當於發高燒的病及部分傳染性疾病）的孔伯華，長於治濕溫病（一般多見於夏秋之交，由於暑熱與濕氣侵入人體，破壞了人體的正常生理機能，引起了病理變化，這種病理變化特別表現在胃腸消化或吸收機能的障礙上，而兼有熱象的稱為濕溫病）的汪逢春，以及擅長於治療心臟病及其他內科雜病（如糖尿病、神經衰弱、高血壓病、氣管炎病等）的施今墨。

蕭龍友

　　蕭龍友（公元1864—1962）為前清拔貢[注]。精通文史，以文為醫，醫文並茂；善讀書，多批校，生前曾將一部《醫方類聚》贈送給北京中醫學院，我們在閱讀中，發現字裡行間加批加議，勤求古訓，堪為後學楷模。蕭先生曾於1934年與孔伯華創辦北平國醫學院，培育國醫人才。

　　關於蕭龍友的醫學思想與臨床經驗，他的門人張紹重醫生曾加以整理。關於中醫基礎理論方面，扼要介紹九項：一，望聞問切的辯證關係，主張四診合參。他說：「切脈乃診斷方法之一，若舍其他方法於不顧，一憑於脈，或仗切脈為欺人之計，皆為識者所不取。」二，平脈與病脈。他常對學生說，必先知平脈而後知病脈。三，說四診。臨證時應結合病人的體格、性情、籍貫、職業、平素生活習慣等加以考慮，就不難得其秘奧。四，脈象與卦象，以卦[注]喻脈。先生對於脈理深入淺出，嘗謂：「能識死脈，即為上工[注]。」「對於坎、兌、巽三脈，必須鑽研。」五，對於醫史的見解。他說：「治醫學史，必先將歷代典章學術，搜討無遺，然後可以言史，否則醫自醫。學自學、史自史耳，何益之有哉。」六，關於醫德。他曾作醫范十條，為後學之針砭，主張稽古御今，心正意誠，有道有術，重視倫理。七，對中西匯參的見解，不泥古、不囿今，要斟酌損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後可以愈病。主張捐除門戶之見，取彼之長，補我之短。八，論讀書。主張以《傷寒論》為鑒，以之作鑒，則治病必有一定之法，如影之不變也。九，對於藥學的見解。他主張醫與葯不能分豁，醫生不但應識葯，而且要能親自採藥、(口父)咀配合。

　　關於臨床方面，主張老少治法應有不同，對象不同就要採取不同的措施，但又要顧及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他調理虛證，多采「育陰培本」之法。調理慢性病症，特別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治虛損防其過中，治癆除著眼肺腎外，更要重於脾。

　　他的臨證方案及遺稿很豐富，按語用辭犀利，讀之使人成誦，理法方葯無不悉備。他的哲嗣蕭璋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古漢語專家，也知醫，家學淵源。他的孫女承宗是中醫研究院東直門醫院婦科醫生。

孔伯華

　　孔伯華（公元1885——1955），幼承家學，研討古醫籍，解放前（1934年）曾與蕭龍友先生創辦北平國醫學院，歷時十五年，畢業生達七百餘人，擅長溫熱病學，喜用石膏。

　　關於他的學術經驗，他的三子孔嗣伯曾在《中醫雜誌》1962年7——8號中介紹過，現摘要於下：

　　他認為中醫在臨床上不僅是單純的看其局部的病，而且應該照顧到病人的整體，特彆強調「元氣」。辨證論治全憑綱要。綱者：兩綱，曰陰、曰陽；要者：六要，曰表、里、寒、熱、虛、實。「兩綱六要」，不能平列。在治學方面，首先應熟讀《內經》，參悟經旨，不泥於古，抱著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在診斷方面，脈貴於神，意在勻和。在病機方面，在正氣受傷的原因中，他首先強調脾為後天之本，以及脾胃與肝的關係，尤其重視肝脾關係，主張脾胃有病必系肝，肝病必繫於脾胃。臨證注意牌濕和肝熱。在外感溫熱病方面，認為人體內的鬱熱伏氣（久郁之熱和潛伏之氣）是感受溫熱病的主因。

　　他擅用石膏，是從躁、渴、喘、嘔四處著眼，在他的著作《時齋醫話》中講述很詳：「諸石膏之療能，其體重能瀉胃火，其氣輕能解表肌（解表清熱），生津液，除煩渴，退熱療斑（皮膚上出的小紅點成片就叫斑），宣散外感溫邪之實熱，使從毛孔透出。其性之涼並不寒於其他涼葯，但其解熱之效，遠較其他涼葯而過之。治傷寒之頭痛如裂、壯熱如火，尤為特效，並能緩脾益氣，邪熱去，牌得緩而元氣回；催通乳汁，陽燥潤，孔道滋而湧泉出；又能用於外科，治療瘍之潰爛化腐生肌；用於口腔而治口舌糜爛；胃熱肺熱之發斑發疹更屬要葯。」

　　民間因他善用石膏，有「石膏孔」的稱譽。又善用鮮葯，如鮮藿香、鮮佩蘭、鮮薄荷、鮮藕、鮮荷葉等，取其芳香清輕，清靈通竅，除穢透達。

　　1929年汪精衛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時，曾明令廢止中醫。這一反動政策，立即激起中醫界的極大公憤。各地推出代表齊集上海進行抗議，成立了「全國醫藥團體聯合會」，進行鬥爭。孔伯華先生被推為臨時主席，全國輿論支持，使反動當局不得不收回成命，並被迫同意成立國醫館。1955年孔伯華逝世，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親任治喪委員會主任，並親臨他的寓所弔唁。

汪逢春

　　汪逢春（公元1887—1948），擅長治療時令病及胃腸病，對於濕溫病多所闡發，啟迪後學。他的門人馮仰曾醫生在《中醫雜誌》1958年第8號中介紹他的醫案數例，可見他的學術一斑。現摘要如下：

　　濕溫重症，氣鬱不得宣暢，以致腸胃秘結不通，用辛香宣化的方法，並佐以通腑之劑。一劑後頭痛止而仍昏暈，形寒解而身熱未凈，斑疹和白囗出現甚多，再以清輕解熱，兼通腸胃。三診身熱已退，斑疹漸退，舌苔漸化，胸悶已舒，小溲漸淡，表明濕溫化而未凈，再以泄化餘熱，兼治胃腸。

　　他善用大豆卷、香青蒿芳香化濕濁，山桅、丹皮清里熱，杏仁、薏苡仁、蔻仁宣暢三焦，批把葉、厚朴、半夏、連翹。蘆根、瓜簍皮和胃化痰，散結滯，消脹滿，通腸胃，益元散、殊茯神清心利尿、安神志，如此則濕溫得化，余邪得解，善治濕溫者，可師可法。

　　他喜用沉香粉一分、酒軍二分、食鹽一分，三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分兩次以葯汁送下。這樣少量吞服的方法既節約藥材，又發揮療效。這裡所稱的一分相當於0.3克重，二分不過0.6克，三味加在一起僅有1.2克，膠囊不過裝二三個，吞服下去到胃腸中直接發揮作用，比較湯劑用量小、收效大。這種方法是足以取法的。

　　溫病初起驗案，病人感受時令之邪，肺胃熱盛（肺通於鼻，病邪由口鼻而入，首先入肺，胃為中焦，受納水谷，比肺略進一層而屬里），先生採用表裡兼治的方法，以紫雪丹七分。犀角粉一分，二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葯汁送下。

　　咳喘屬慢性支氣管炎，遇寒而發，主以溫運化飲，另附白蔻仁二分、琥珀粉三分，二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葯汁送下。俟停飲已化，病後氣血兩虧，宗《金匱》法用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湯加味（茯苓、甘草、五味子、生薑、細辛、半夏等味，其中茯苓、甘草和胃化痰飲，五味子、生薑、細辛、半夏幾味合在一起發揮辛散苦降，一開一收，散寒溫中，斂肺平喘）而收功。

　　痢疾驗案，屬濕熱各滯，蘊蓄胃腸，亟以芳香疏通法而奏效。

　　氣惱傷暑驗案，採用芳香溫中分利，以呃逆大作，引起劇變。俟呢逆止，以升降運中，調治胃腸，最後以昇陽益胃收功。其間亦佐以膠囊劑，初以戈制半夏五分、局方至寶丹一丸，二味勻兩次，開水送下。繼以戈制半夏五分、淡乾薑二分、食鹽一分，三味同研，以膠囊裝好，勻兩次以葯汁送下，著重清理胃腸。

　　以上几案，皆為善治之病，得心應手，藥到病除，屢為群眾所樂道。

　　他熱心公益事業，尤注重培養人才，提倡在職教育。1942年曾創辦國葯會館講習班，為中醫中藥界培育人才，雖是短期培訓性質，但糾集同道多數是有真才實學的前輩，如霍文樓。楊叔澄都是主講教師，近代名醫郭士魁就是當時的學員。他熱心教育事業，提攜後進，多所貢獻。

施今墨

　　施今墨（公元1884—1968），浙江蕭山人。十三歲從其舅李可亭先生學醫，弱冠追隨黃興奔走革命，後以宦海浮沉，遂棄政專以醫為業。民國初年提倡中西醫結合，嘗謂：「中醫累積千餘年之經驗，必須與西洋醫學相結合，始能究明真理。」

　　素主中醫辨證，西醫辨病，辨證辨病相結合，總結疾病規律，才能取得古人理論精華，指導臨床實踐，因此獨創一格，醫名大噪。

　　國民黨反動統治當局曾擬廢止中醫。施先生到處奔走，聯絡各省醫家，數次請願，與國民黨當局力爭，並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國民黨當局被迫停止廢棄中醫之舉，但限制中醫培養人材，不許成立中醫學校，限制開業登記，意圖使中醫自生自滅。施先生以門診收入開辦「華北國醫學院」，慘淡經營，直至解放前，培養出六七百位優秀中醫人材。

　　他擅長胃腸病及婦科病，晚年研究冠心病及防老諸法。解放後，北京醫院聘施氏為顧問，其處方、丸藥臉炙人口，流傳海外，如施今墨氣管炎丸、高血壓速降丸、強心臟丸等多種。

　　他對糖尿病之治療有獨到之處，熱症主以人蔘白虎湯（人蔘、生石膏、知母、粳米、甘草）；渴飲無度（多飲）傷津，治以增液合生脈法（玄參、麥冬、生地稱增液湯；人蔘、麥冬、五味子稱生脈散）；減除尿糖，用黃芪、山藥，綠豆衣、薏苡仁；減除血糖用蒼朮、玄參；糖尿不必戒蜜，可服蜜丸，重用黃芪、人蔘；並主張採用臟器療法，用豬、雞、鴨胰子。

　　施先生嘗謂：臨證如臨陣，用藥如用兵。必須明辨癥候，詳慎組方，靈活用藥。不知醫理，即難辨證，辨證不明，無從立法，遂致堆砌藥味，雜亂無章，必不能取得臨床療效。施先生在華北國醫學院親自授課，並帶臨床實習，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主張有是證用是葯，不應以各人所好成為溫補派、寒涼派。疾病變化萬千，不能以主觀意識決定客觀實際。所以他善用《傷寒》、《金匱》諸方，並尋求民間療法，做到「勤求古訓，博採眾方」。療效卓著，至今猶為各界人士所稱道。

　　施先生一生，在醫學上勇於革新，50年前即提倡中西醫結合。對於中藥，力圖改進劑型，曾創辦「中藥製藥廠」，歷經艱苦的過程，他的革新願望，至老不衰。他還曾先後到明德堂、萬全堂、千芝堂等藥店坐堂應診，開創醫生坐堂應診的範例。

　　他的醫案，常附兩說，中西並舉，融會貫通。臨終時，他還囑咐將遺體解剖，貢獻於醫學事業。

　　施先生曾受毛澤東主席接見，又受敬愛的周總理關懷。黨中央制定中醫政策，開辦中醫學院，成立中醫醫院，使中醫重見光明，後繼有人。毛澤東同志提出中西醫結合，創造出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使他的心愿將得以償。他堅決擁護共產黨，願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人民。並囑門生，總結歷年；臨床經驗。解放前曾出版過《祝選施今墨醫案》，由祝寬（湛予）主編，上下兩冊，內容豐富，分析清爽，為施氏醫案精華。解放後祝氏邀集同窗學友，又進行整理，曾油印13分冊，案前並附有師門語錄，案後附有按語解說。晚年他又曾親自整理解放後臨床醫案，闡述學術觀點，擬出版《施今墨臨床經驗集》。因受林彪、「四人幫」干擾，直至臨終，未見出版，現由他的門人再做修整，即將出書，使這些寶貴經驗，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四大名醫在解放前曾被偽衛生局聘請為中醫主考官，參與命題、閱卷、口試、評定等工作。解放後，四大名醫除汪逢春先生早故外，都被北京中醫學會聘為顧問，蕭龍友、孔伯華在中醫研究院成立時被聘為名譽正副院長，施今墨被北京醫院聘為顧問，主持中醫會診。

　　他們的學術思想、醫案醫話，雖稍有流傳，但都是一鱗半爪，全部經驗業績，還有待於繼續整理。已經整理成卷的，希望有關方面早日安排出版，以饗後學。

（選自《文史資料選編》第2輯，1979年出版）

北京四大名醫與中西醫結合

　　肖龍友、施今墨、汪逢春及孔伯華是民國時期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享譽全國的四位著名中醫臨床學家，因四位先生均懸壺於北京，而並稱北京四大名醫。在中醫與西醫的關係方面，四位老先生均具有十分開明的態度和寬闊的胸懷，主張中西醫團結合作，促進中西醫學交流，共同為人民健康服務。以下簡要介紹四大名醫對中西醫結合的認識與實踐。　　　　積極探索中西醫理論的結合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近代西方醫學進入中國。與明末清初西方醫學傳入中國及當時的中西醫學的交流不同，已經走上實驗醫學的西方近代醫學，作為一門科學技術，對中國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醫學界對中醫藥學的發展前途、中醫藥學與近代醫學的關係有不同的主張與見解。北京四大名醫均主張要進一步發展中醫藥事業，同時要與近代醫學的學者團結合作，為人民解除病痛。其中肖龍友、施今墨先生提出了中西醫學理論結合的問題，並作了積極的探索。　　　　肖龍友先生論及中西醫之間的關係時，認為中醫、西醫均是生命科學，在所作《七律》中有「醫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為民生」的詩句。他強調：「醫藥為救人而設，本無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為古人囿，不可為今人欺，或道或術，當求其本以定……」　　　　施今墨先生是近代中國推進中西醫結合最積極的中醫學者之一，他強調中西醫學理論的結合，提出「中醫積累千年之經驗，必須與西洋醫學相結合，始能究其真理」。他在解放後全國政協會議上一篇題為《重視祖國醫學的理論研究工作》的文章中，提出要「填平中西醫之間的理論不同的鴻溝」，使中西醫兩種不同理論統一起來，而且明確地提出：「這種創造性的新中國醫學，應當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基礎的中國獨特醫學。」施今墨是最早提倡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中醫學者，他把西醫的一種疾病分成幾個證型，並且在不同的證型之間尋找普遍規律。1954年曾撰文《編輯中醫統一標準用書》，提倡簡化中醫病名，引用西醫病名。　　　　臨證摒棄門戶之見，主張中西醫取長補短　　　　清末到民國之初，北京的中醫多以私人診所形式開業應診，以後逐漸有外國人進入北京，開設西醫院。四位老中醫懸壺應診期間，不但在中醫界內團結同道，積極維護中醫事業的發展，同時也在臨床診病時摒棄門派之見，與西醫積極合作，取長補短。　　　　孔伯華老先生早年曾應聘於外城官醫院，曾多次與西醫學者共同組成防疫隊，深入晉綏鼠疫流行地區，開展防疫工作。肖龍友先生民國時期與德國醫師狄博爾有良好的合作，經常應其邀請到當時的德國醫院（即現在北京醫院之前身）為一些疑難重症會診，如腦炎、黑熱病、糖尿病等，是最早被邀請前往西醫醫院會診的中醫專家。汪逢春先生在北京西河沿行醫時，每逢初一、十五停診，討論病例，期間經常邀請著名西醫專家如著名婦科專家林巧稚等一同研究各種疑難病案。

　　施今墨先生1920年曾在北京和平門內西養馬營創設中西醫院，使用西醫診療儀器，進行中醫辨證。1924年在自己的診所開始使用聽診器、體溫表、血壓計，並設立化驗室。1945年施今墨和西醫孟昭威教授發起，創辦了「中國醫藥學會」。他向孟昭威先生請教，借鑒西藥劑型，改進中藥劑型。在以後多年的醫療實踐中，施今墨先生創製了多種以現代醫學病名命名的中成藥，如「氣管炎丸」等。施今墨先生主張借鑒現代科學技術，使中醫藥逐步實現現代化。他在20世紀20年代就提出了「中醫現代化、中藥工業化」的口號。在今天看來，施今墨先生在當時的年代提出這樣的口號，是具有遠見卓識的。　　　　積極促進中醫教育，主張中西兼授四位名老中醫均積極推進中醫教育。民國時期，汪逢春曾在北京天安門內側創辦國葯會館講習班，孔伯華與肖龍友共同創辦了北平國醫學院，施今墨則創辦了華北國醫學院。他們在教學中以開明的態度，引入現代醫學知識，以中醫為主，中西兼授。華北國醫學院課程兼設了中西兩套課程，中醫開設有醫史、內經、傷寒、金匱、溫病、諸病源候論，以及內科、婦科、兒科、外科、針灸、本草、處方、脈學等課程；西醫開設有西醫學、解剖學、病理學、法醫學、眼科學及耳鼻喉科學，同時設有德文、日文課程，並參加北大醫學院的病理生理幻燈教習及屍體解剖等課程，學制4年。體現了中醫為主，中西兼授、融會貫通的教學方針，施今墨之子施小墨先生撰文記載：「根據當時的材料進行測算，中西醫的課程比例大致為7∶3，同時編寫了一套完整教材」。這也是首創的新型中醫高等學府的實踐探索。　　　　新中國建立以後，幾位名老中醫更加積極的投身中醫事業，更加熱心中醫教育，也更加支持中西醫結合。建國之初，周恩來總理曾多次徵詢施今墨、肖龍友及孔伯華等人創辦中醫醫院、中醫學院、中醫研究院的建議和方案。1952年，孔伯華老先生曾寫信給毛澤東主席以促進中醫教育。1954年肖龍友先生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積極提案設立中醫學院。1956年國家採納他的提案，在北京、上海、廣州及成都創辦了四所高等中醫學院，學院均採取了以培養中醫人才為目標的辦院方針，設立了中醫為主，中西兼授的課程。　　　　促進中西醫學交流，發展新中國中醫藥事業　　　　新中國成立以後，四大名醫中的肖龍友、孔伯華、施今墨先生尚健在。他們有感於舊中國對中醫的歧視與壓制，新中國政府對中醫事業的重視與支持，不顧年事已高，傾注極大的熱情，積极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為黨和政府的中醫藥政策獻計獻策，促進中西醫學交流，發展中醫藥事業。　　　　建國後肖龍友先生先後擔任第一、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學部委員、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學術委員、名譽院長、中華醫學會副會長等職務。　　　　孔伯華先生先後擔任第一、第二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主席團委員、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中西醫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施今墨先生歷任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醫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副會長、中華醫學會中西醫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1969年施今墨先生重病中預立遺囑，將遺體捐獻給醫學事業，供醫學院校解剖、研究之用。他是中國醫學史上第一位自願將遺體獻給醫學事業的中醫學家。　　　　三位中醫名家以寬闊的胸懷和高超的學識，積極促進中西醫學的交流。他們身體力行，與西醫進行廣泛合作，同西醫的一些知名學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並先後在協和醫院、北京醫院、人民醫院、兒童醫院等大型西醫醫院應診，為中西醫學交流和中西醫結合工作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