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鍾飛騰：一帶一路、新型全球化與大國關係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係研究室主任

關鍵詞：一帶一路 收入水平 發展戰略 新型全球化 全球經濟治理 大國關係

內容提要

「一帶一路」沿線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屬於中低收入國家,其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實現發展。東亞和中國依靠出口導向戰略實現了工業化,但在今後一個時期,國際貿易增速將顯著低於GDP增速,加上發達國家逆全球化思潮湧動,世界發展需要新思路。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推動以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為核心的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合作為主要內容的新型全球化。中國具備全球首屈一指的製造業貿易能力,東部地區形成了一個相當於兩個二戰後美國經濟規模大小的富裕經濟地帶,在戰略上中國倡導共商、共享與共建原則,因此,「一帶一路」具有深厚的帶動力。預計2030年左右,「一帶一路」沿線中低收入國家有24億人將轉變為中高收入人口,而屆時中國有14億人口將成為高收入人口。儘管富裕起來的中國在戰略上的確構成對美國的重大挑戰,但「一帶一路」也為中美兩國創造了合作共贏的機遇。因此,中國應統籌「一帶一路」與「新型大國關係」,從戰略上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更多還原

２０１７年１月中旬，習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鄭重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堅定支持經濟全球化，強調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希望２０１３年底提出的「一帶一路」可以起到引領作用，「為解決當前世界和區域經濟面臨的問題尋找方案」。在３月中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總理也首次使用「逆全球化」表述當前國際社會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的擔憂。與逆全球化思潮興起相關的具體經濟現象，其實就是習主席在達沃斯總結的全球經濟三大挑戰：增長動能不足、全球經濟治理滯後以及發展失衡。那麼，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能否成為一種推進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呢？這不僅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議題，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理論問題。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霸權穩定論認為，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需要一個霸權，反過來說，似乎只有全球霸主才能創造並維持全球化。二戰後美國建立的一套國際經濟制度是這一論點的歷史性證據來源，長期以來美國也不斷強調其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角色。中國政府提出與美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推動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其主要目標不僅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表明中國無意替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從實力來看，中國目前也沒有能力取代美國。這不同於金德爾伯格當初提出霸權穩定論時的歷史背景，一戰後的美國雖然有實力，但缺乏推動建立開放性世界經濟秩序的意願。那麼，霸權穩定論的分析是不是過時了呢？在習主席到訪達沃斯前夕，約瑟夫·奈構造了「金德爾伯格陷阱」的說法，重新強調領導力缺失可能導致國際秩序混亂這一問題。奈提醒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既要重視「修昔底德陷阱」也要認真對待「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說，特朗普政權面臨著雙重挑戰。美國對於長期以來構成其重大國家利益挑戰的全球化，目前處於一種矛盾心態之中：美國國內矛盾激發導致其撐不住全球化這個開放性進程，但美國又不願意放手讓中國來改造全球治理。

由此也可以理解美國對中國力推的「一帶一路」倡議的負面看法 在中國最初提出「一帶一路」時，西方社會普遍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對於諸如推動基礎設施升級、經濟合作以及重塑國家間關係的大計劃西方世界最為熟悉的首推「馬歇爾計劃」，拿它類比「一帶一路」也是自然的。對霸主國來說，從權力和政治影響力角度評估「一帶一路」也很自然。儘管中國不斷強調「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奏，而是大合唱，並邀請美日等國參與，但美國政府仍傾向於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地緣戰略，是中國謀求歐亞霸權的重要舉措。橫跨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觸碰了美國根深蒂固的均勢思維——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試圖阻止歐亞大陸被一個單一的權力控制。顯然，美國的這種認識與中國對「一帶一路」的看法極為不同，美國並沒有將其看作推動全球化的一種新動力。如果我們不承認這種邏輯，就必須提出新的解釋，甚至創造一種為當前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提供方案的理論。

本文認為，從帶動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能力來看，中國在全球層面仍落後於美國。但在地區層面，中國已經擁有大致匹敵、甚至高於美國的能力，在製造業規模、發展模式和戰略觀念上擁有獨特的優勢，尤其是對於「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低等收入國家而言，中國的帶動力是足夠的。本文從發展角度深入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現狀，這對於準確理解中國實施「一帶一路」的動機、路徑與可能性相當關鍵。因此，當美國出於國內政治原因無力承擔全球領導角色，意欲拋棄舊的全球化和區域化，並以英國１９世紀的雙邊模式推進對外經濟關係時，中國應該花大力氣塑造新型全球化模式，即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新一輪發展。這不僅是拓展開放性經濟關係、展現大國擔當的需要，也是中國實現國內發展、推進有利於中國的發展環境的需要。

1「一帶一路」與中低等收入國家的發展

西方諸多關於中國「一帶一路」的文章將重心放在分析中國的意圖上，而忽視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現狀。這種思維體現了長期主導國際秩序的發達國家對崛起國的擔憂，它們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挑戰國是中國，中國的倡議將顯著改變現狀。這種思維對一大批真正需要加以關懷的發展中國家重視不足，西方國家似乎並不認為這些國家有能力挑戰其主導地位。因此，西方的「一帶一路」研究根本不重視一大批收入水平不高國家的真正需求。在全球化給發達國家造成危害時，這些國家的第一反應是捍衛本國利益，放棄推進全球化。這種角度和視野將極大地誤導西方對「一帶一路」的認識。

在中國官方的表述中，「一帶一路」主要是一項沿線國家參與的區域經濟合作規劃。按照２０１５年３月初發布的「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文件，「以新的形式使亞歐非各國聯繫更加緊密，互利合作邁向新的歷史高度」是「一帶一路」的主旨目標。文件分八個部分、三大板塊講解了這一倡議的主要內容，第一部分是倡議的「時代背景」，第二部分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第三部分是「中國各地方開放態勢、中國積極行動」。按照這種思路，也可以說文件的主題是兩大塊，一是國際社會共建「一帶一路」，二是在「一帶一路」具體推進時中國方面將涉及哪些領域。

國內外的分析主要從中國這一角度去解讀這個倡議。由於中國的巨大規模、決策體制以及地方政府的快速行動，國內外對「一帶一路」的解讀是非常多樣化的。根據趙可金的總結，中國學者形成了如下幾種有代表性的看法。第一種將「一帶一路」看作外交問題和國際戰略問題在這種視角下，「一帶一路」是為了迴避美國的霸權壓力，鞏固中國的區域影響力。第二種認為，「一帶一路」是一種新的國內發展戰略，主要目的是向國外轉移落後產能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第三種認為，「一帶一路」是一項國家大戰略。這種觀點在承認第二種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一帶一路」也是一項對外開放戰略，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以推動建立新型區域合作模式。

在「一帶一路」戰略之外，中國政府還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長江經濟帶」兩大戰略。作為中國政府在新時期主推的三大戰略之一「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單一學科能夠解釋的。上述三種觀點，基本是國際關係學者、經濟學者和世界經濟學者的解讀，也都是各自學科對區域合作的長期看法。源於學術分工的不同，對「一帶一路」的學術解讀呈現出多樣化色彩。基於「一帶一路」最重要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這一內容，有的中國經濟學者甚至提出「一帶一路」是升級版的對外援助。

在國際上，「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對外援助的看法很有吸引力。歐洲人樂於看到中國在這種主張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他們認為，如果中國提供資金建設改善沿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那麼這個倡議對提高歐洲的貿易收益極為有利。比利時智庫布勒哲爾國際經濟研究所（Ｂｒｕｅｇｅｌ）的一項研究證實，在基礎設施建設降低貿易成本、通過簽訂ＦＴＡ降低貿易成本以及兩者相結合這三種方案中，第一種方案對歐洲最有利，而沿線國家中的亞洲國家則更能從覆蓋「一帶一路」的ＦＴＡ中獲益。按照這項研究，無論是哪一種方案，日本都是最大的損失者。

目前來看，中國和歐洲是「一帶一路」的兩頭，除了中國和歐洲的視角，「一帶一路」還存在很多國別的視角。單純從國別角度看「一帶一路」，還只是基於雙邊層面的合作考慮。顯然，中國政府的目標遠高於雙邊合作。學科與國別的差異是造成國內外看法不同的重要原因，但缺乏真正的區域性角度也是一大原因。如果換個角度，先明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上處於什麼樣的發展狀況，可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一帶一路」的性質、推進路徑與可能產生的廣泛影響。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４日，習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指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將發展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中之重，既體現了中國國內和國際目標的一致性，也為沿線各國理解「一帶一路」的共性提供了思路，也只有在這種共同目標和共同利益的牽引下，「一帶一路」才能更好地發揮整體效應。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沿線各國人均國民收入（ＧＮＩ）數據，我們可以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高收入國家、中高等收入國家、中低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５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四個收入水平上的人口、工業化發展以及經濟增長水平呈現出如下特徵：

（１）「一帶一路」沿線處於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共有２０個，總人口１．９５億，佔全球這一發展水平總人口的１６．４％。製造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比重為１６．８％，略高於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國家。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間的經濟增速達到３％，顯著高於全球同一水平國家。

（２）「一帶一路」沿線處於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共有２１個總人口達到５．２９億，佔全球這一發展水平總人口的２０．４％。處於這一發展水平的２１個國家，其製造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比重平均達到１４．７％，顯著低於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國家，製造業的發展並不充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間的經濟增速達到３．５％，顯著低於全球同一水平國家的５．１％。之所以有這種統計上的差異，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本身屬於中高等收入國家，但並沒有被包括在本文統計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因中國ＧＤＰ中的製造業佔比為２９．７％，經濟增速達到８．３％，如果將中國定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外，歸入全球水平，那麼顯然會降低該組別的水平。

（３）「一帶一路」沿線處於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共有１９個總人口２４億，佔全球該發展水平總人口的８２．０％，也可以說，全球中低等收入水平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處於這一發展水平的國家其製造業增加值佔ＧＤＰ的比重平均達到１４．８％，略低於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國家，製造業的發展水平相對也不夠充分。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間的經濟增速達到５．９％，略高於全球同一水平國家。因此，就這些國家而言，今後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提高製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

（４）「一帶一路」沿線處於低收入水平的國家共有２個（尼泊爾與阿富汗）總人口達到６１００萬佔全球該發展水平總人口的９．６％這兩個國家的製造業佔比與經濟增速與其他低收入國家相差無幾。

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處於相同發展水平的全球其他國家進行對比可以比較準確地描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本特徵：以中低等收入人口為主體、製造業發展相對不足、經濟處於中高速發展之中。因此，「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目標，似乎可以定位為將沿線國家中的２４億中低等收入人口轉變為中高等收入人口，即從人均ＧＮＩ２３００美元提升到４１２６美元，或者略高一點，實現翻一番，達到４６００美元。

在將中低等收入國家的人口轉變為中高等收入國家的人口方面，過去３０年中國高速發展的成就舉世公認。１９９８年，中國從低收入國家行列「畢業」，轉為中低等收入國家。２０１０年，中國成為中高等收入國家。從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１１年，中國減少貧困人口４．３９億，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的政策經驗對於許多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自世界銀行１９８９年首度根據１９８７年的國民收入劃分收入國家類型以來，在過去３０年中迅速從低收入跨越到中高等收入的國家並不多。除了中國之外，只有非洲的赤道幾內亞、南美的蓋亞那、中亞的喬治亞和亞塞拜然、東歐的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等５個國家。亞塞拜然人口接近１０００萬，其他四個國家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都不大。在這幾個高速發展的國家中，赤道幾內亞憑藉石油開發在短短几年內就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除亞塞拜然之外，另外三個國家收入基本停止增長。由此可見，在擺脫「低收入陷阱」之後，如何進一步提升收入水平，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這方面，中國似乎也擁有不錯的經驗。

按照哈佛大學宏觀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的總結，工業革命兩百年來西方國家的年均增速為２％。發展中國家如果要實現趕超，特別是擺脫兩個收入陷阱的話，那麼在每一個收入階段，都需要長達２５年年均２．９％的增速。據世界銀行數據，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間，全球有４３個經濟體的年均增速超過了３％，其中有２８個位於「一帶一路」沿線（如圖－１所示）。從理論上講，未來若干年，這些國家均有機會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再進一步。中國以及不包括高收入經濟體的東亞太平洋地區自１９９０年以來的增速分別達到８．９％和７．２％，屬於高速增長型經濟體。此外，需要指出的是，「２１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南半島國家和南亞大部分國家，也位於增速前列。

中國以年均１０％的增速，花費１２年時間，實現了從一個中低等收入國家到中高等收入國家的轉變（１９９８—２０１０），期間人均ＧＮＩ從８００美元增至４３４０美元，翻了兩番還多。鑒於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年均增速為５．９％，如果未來以此速度增長，那麼從理論上講人均收入翻一番大概需要１２年，也就是說，到２０３０年左右，「一帶一路」沿線的絕大多數國家具備跨入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可能性。

2對「一帶一路」沿線中低等收入國家發展的新認識

上文的分析表明，發達國家推進的最近一輪全球化只是使少數國家的收入水平有了較大提升，並沒有提高多數人口的收入。儘管中國是這一輪全球化的重要獲益者，但西方對以中國為主的發展知識的總結卻並不到位，長期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政策。而諸多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都是通過學習西方的文本來認識發展的。如果西方的總結不到位或者根本產生了誤導性的認識，那麼發展中國家就容易忽視中國的價值以及自身蘊含的力量。因此，我們需要回顧最近一輪實現發展的國家的新經驗和新看法，考察一下這些新經驗對於推進「一帶一路」的發展有何參考價值。

二戰後，有關低收入國家如何實現發展，有過幾個大的、階段性的思潮變化。按照林毅夫的總結，發展經濟學每隔３０年就會出現一個大的思潮變動：第一代發展經濟學以工業化為目標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主要體現為依附論；第二代發展經濟學主要受到「華盛頓共識」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不斷降低政府的作用，轉而尋求市場化；目前則進入了第三個發展時期，標誌性成果之一是他本人提出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在林毅夫看來，其理論主要是以結構轉變為核心的一種發展理念。根據這種主張，一國取得發展的關鍵是，依靠市場的最優資源配置功能，並且政府在產業升級時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事實上，林毅夫的理論總結主要源於東亞和中國的發展經驗，但是，對中國和東亞發展的解讀仍然存在多種理論。有的人提出了文化解釋，認為東亞傳統的儒家文化奠定了重視教育、進而積累豐富的人力資本的基礎，這對實現持續的長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蔡昉認為，在傳統的馬爾薩斯階段與新古典經濟學階段之間，還存在一個劉易斯總結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除了發展所包含的經濟結構調整之外，還存在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任務。因此，在蔡昉看來，中國經濟學家和政策界目前缺乏一個「將長期與短期相結合的理論框架」，不容易看清楚中國所處的特殊階段。

對於這個難題，清華大學的文一教授將中國當代的發展與１８世紀後期英國的發展進行比較，提出了經濟發展的「胚胎髮育」理論（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試圖將原有的發展理論統一起來。在他看來，從農村到城市、由輕工業到重工業、由政府主導的「市場創造」到循序漸進的產業升級的發展戰略幾乎是每個國家，包括已經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必須經歷的進程。而且，與傳統的經濟決定論者或階段論者不同的是，文一認為，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存在「陷阱」。過去幾年，特別是世界銀行在２００７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命題之後中國政府和學界的討論已相當深入。但是，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也表明，擺脫「低收入陷阱」並不比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來得更容易。羅伯特·巴羅甚至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個神話，因為擺脫「低收入陷阱」也需要幾乎同樣長時間的較高收入增長。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學者對中國發展的重新討論為我們理解「一帶一路」的發展難題提供了新認識。第一，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工業化仍然是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的一大貢獻是證明了發展製造業是推動結構轉型的必要手段，這種觀點也是最近幾年國際學術界對製造業和結構轉型興趣重燃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在「一帶一路」沿線中低等收入國家中，印度所倡導的跨越製造業、依靠發展服務業取得高收入的發展路徑已經走到了盡頭。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推出的製造業回歸也與此認識密切相關。與服務業相比，製造業有著更複雜的前向和後向聯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要依靠製造業。因此，以發展製造業為核心的再工業化已成為國際共識，也已逐步影響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第二，東亞和中國過去依賴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走到了盡頭，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需要新動力。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的保護主義潮流興起，多邊主義退潮。由於發達國家短期內難以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階層分化和政治對立將長期存在，這種逆全球化現象不是短期的。與此相聯繫的是，出口導向戰略所依賴的全球貿易大發展時代基本結束。按照ＩＭＦ提供的數據，１９８４—２０１１年間，世界經濟和世界貨物出口增速分別達到３％和６．４％，這是中國與東亞部分國家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外部基礎。而２０１２年以來，這種外部環境發生巨變，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間，世界經濟增速為２．５％，而貿易增速只有２．８％。ＩＭＦ在世界經濟展望中估計，到２０２１年這種外部環境並不會有明顯的改變。因此，這場百年未遇的大危機，特別是發達國家陷入「長期停滯」的危險，極大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利用出口導向戰略轉變經濟結構的可能性。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而言，尋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開拓新的增長空間，並推動彼此的國內發展進程，也是不得不實施的政策。習主席在今年５月１４日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已經明確提出，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創新之路。這個創新的大背景是互聯網時代，而中國在這方面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將為中小企業的全球化打造新空間，這顯著不同於發達國家以巨型公司為驅動力的全球化。

第三，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對於獲得高速增長仍然是重要的。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者而言，這種外部環境也可被視為國際體系層面的因素。長期以來，依附論以核心—邊緣關係來描述２０世紀５０—６０年代的美國—拉美經濟關係。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需要牢記在心的是，當時拉美國家的人均ＧＤＰ處於美國的４０％—６０％之間，而今天的中國仍然不足美國的２０％，這種收入差距可能是中國吸引的外資還沒有大規模外流的重要原因。對到底在哪個發展階段需要採取依附論的一些主張來應對可能的後果，現有的研究並沒有擴展到所有的收入階段，因而基於拉美經驗總結的依附論，可能還難以在中國找到經驗性證據。因此，我們不能因為國際主流學術界否定依附論，也跟著輕易否定依附論的見解。事實上，未來一個時期，隨著中國與美國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我們仍然可能面臨拉美國家當年遭遇的挑戰。當中國被視作歐亞大陸發展的一種帶動力量時，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對待那些經濟上依賴中國的國家這一問題。前幾年，在中國大規模進口原材料以及中國企業投資礦產資源時，國際社會也出現了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的說法。中國在外交理念上一直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並且在對外經濟合作方面強調互利共贏，最近幾年甚至將打造互利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視作外交的重大任務。在一定程度上說「一帶一路」也帶有這種目的，中國試圖通過自我約束，以漸進的方式推動與沿線國家的合作，儘可能減少對外部世界的重大衝擊。

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繼續推進位造業仍然是必須的，但在大危機背景下不能完全複製東亞和中國過去的發展道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提出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則就不是一句宣傳口號，而是構建新型全球化的基本原則。正因為不存在一個固定的、可以照搬的既有模式，中國與沿線國家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需要和沿線國家一起商量如何尋求更進一步的發展。儘管有些西方人士認為，協商一致的精神是東亞國際社會的一種特質，能否推行到別的區域還不一定，但基於亞洲的發展成就，務實主義越來越被接受為一種應對全球挑戰的有效方式。我們也要看到，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參加萬隆會議的國家很多並不是東亞國家，但那次會議達成了不同於西方國家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一重大成果。自２０世紀６０年代起，東南亞國家逐漸發展出「東盟方式」。２０１５年３月，習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將其擴展為相互尊重、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的「亞洲方式」。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建設是否成功，取決於它能否幫助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甚至為中國在２０４９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奠定基礎。而對於國際社會來說，評判標準應該是「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低等收入人口能否取得收入上的極大提高，這一標準其實也是過去多年來中國推行發展戰略的重要依據。中國基於自身的成功發展經驗，很容易認為發展中國家如果也執行這樣一種策略，中國就可以與他們形成一個互利共贏的進程。特別是當中國下一階段邁向高收入國家時，其面臨的內外挑戰會有較大改變，更需要立足於本地區。

3中國推動中低等收入國家發展的優勢與戰略

中國能否帶動中低收入人口的發展呢？從收入發展水平來看，中國還不是一個高收入國家。由於理論界並沒有關於一個收入不高的國家如何帶動其他國家發展的成型說法我們需要換一種視角討論這個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 中國相當於世界體系論者沃勒斯坦提出的半邊緣國家，即處於核心區與邊緣區之間的地區。沃勒斯坦強調，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這個體系中，有少數幾個國家進入了核心區，但其他國家也不都如依附論者所說的處於邊緣區，而是處於比邊緣區更具優勢的位置。沃勒斯坦藉助「半邊緣區」這個概念，幫助理解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不斷獲得經濟增長的一些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１９９１年，沃勒斯坦認為南非正好是其試圖概括的半邊緣區的代表性國家。按照世行的分類，１９９１年的南非實際上已經是一個中高等收入國家，但此後２０多年來，南非並沒有轉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反過來說，儘管南非處於西方構建的體系當中，但那些收入極高的發達國家並沒有能力或者意願幫助南非提高收入水平。在地理上遠離中心區的南非也缺乏物理上的連通性，要接入全球的增長中心——美國、歐洲和東亞，存在極大的困難。沃勒斯坦甚至認為一戰前夕的俄國也是半邊緣國家，並強調蘇聯到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為止取得了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速，一舉成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指路明燈。

因此，帶動能力的關鍵不僅僅在於經濟能力特別是製造業能力，可能也取決於地理的臨近性，特別是將經濟發動機與落後地區相捆綁的制度框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地理上是相互連接的，如果這些國家中的絕大多數人口能夠實現收入翻番，那麼說明這個制度設計是合適的。從經濟能力來看，以國家為單位進行比較，中國目前的確具有相當大的帶動力。由於人口規模上的差異，按照文一教授的理解，「中國崛起給全球經濟力量帶來的衝擊力是１９世紀末美利堅合眾國上升期時期的２０倍，１９世紀初大英帝國爆發時期的１００倍。」僅從人口數量意義上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進入發達國家的總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重沒有發生太多變化，基本還是五分之一。如果擁有１３億人口的中國能夠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那麼這是比過去兩百年西方實現工業化還要偉大的事業，顯然將擁有足夠帶動其他國家發展的能力。而對於這種超大規模引發的地區發展效應，西方的估計也是不充分的。

在製造業綜合競爭力方面，中國的優勢毋庸置疑。為了評估一國的製造業競爭力，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在其《工業發展報告２０１６》中構建了一個競爭性工業業績（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指數。該指數不是衡量一國的潛力而是比較已經顯示的製造業能力。ＣＩＰ指數由生產和出口製造品的能力、技術深化和升級能力、對世界的影響力這三個一級指標構成。在２０１３年度的總排名中，中國列第五位，僅次於德國、日本、韓國和美國，這５個國家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５９％。德國的優勢在於複雜的工業增加值創造鏈條，德國中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其製造品出口的７３％。日本的優勢在於強大的製造業基地、高技術出口和較高的人均製造業增加值。美國的工業競爭力也源於強大的製造業基地，但美國不像日本那樣用於出口。中國的劣勢和優勢同樣明顯，以人均衡量的製造業貿易額和生產能力比較低，但在全球製造品貿易總額中遙遙領先（１７％），而且製造業在ＧＤＰ中的佔比超過三分之一。２０１３年，就製造品貿易的世界佔比而言，中國是美國的兩倍還多，就對世界製造業增加值的影響而言，中國僅次於美國。佔世界製造品貿易１％以上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韓國、印度、俄羅斯、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波蘭、捷克和土耳其９個國家，合計１８．５７％，但這９國佔世界製造業增加值合計不過１３．６４％，大大低於中國的１７．５５％。因此，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製造品貿易，且在製造業增加值上顯著超過沿線國家，這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工業化的有利條件。

中國的戰略優勢還在於形成了一個高收入的沿海地區。１９８８年９月，鄧小平在分析中國經濟形勢時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問題。」鄧小平的帶動思想對於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發展具有啟發意義。如表－２所示，２０１５年中國沿海地區（東部）１１個省市的總人口為５．７億佔全國總人口的４１．４％。從經濟總量來看，東部沿海地區達到４０．２萬億人民幣，佔全國的５８．６％。而在人均ＧＤＰ方面，除了河北和海南之外，東部沿海地區９個省市的人均ＧＤＰ均在１萬美元以上。１１個省市人均ＧＤＰ為１２１１０美元，非常接近世界銀行界定的高收入國家水平。如果以９省市計算，則人均ＧＤＰ為１３３５６美元，無疑超過了高收入國家的門檻。２０１５年，１１個省市的對外貿易額佔全國的８５．２％，吸收外資的存量佔全國的８０．８％，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佔地方對外直接投資的８１．１％。因此，東部沿海地區在中國政治經濟和對外戰略中擁有巨大的能量。

擁有近５億人口的東部沿海高收入地區將形成怎樣的一種全球性影響呢？做一個簡單的歷史類比，也許有助於我們認識這種力量。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西方社會長期宣揚１９世紀「英國治下的和平」與２０世紀「美國治下的和平」，其實是讚揚英國與美國帶動了整個西方社會的工業化。那麼，當年這兩個國家在發起工業化和帶動其他西方國家時，擁有怎樣的能力呢？按照安格斯·麥迪森提供的數據，１８２０年時英國總人口為２１２４萬，佔西歐１２國的１８．３％。在這樣的一個比例下，英國才具有帶動西歐整個區域的工業化能力。１８７２年，美國經濟總量超過英國但直到１９１８年美國人均ＧＤＰ才超過英國，在此期間，美國人口佔西方的比重從１５．５％上升至２４．１％。１９５１年，美國在沒有蘇聯參與的情況下，帶領其他西方國家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形成了二戰後亞太地區的政治安全秩序。此時，美國人口佔西方人口的２７％，佔全球的６％，人均ＧＤＰ為１０１００國際元。因此，我們也可以說美國在二戰後取代英國，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其背後的支撐性力量是人口和市場的規模。２００９年，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１９．７％，２０３０年仍然可以達到１７．４％。在２００９—２０３０年間，這個比例也正是當年英國崛起時候相對於西歐的比例（１８．３％）。２０１５年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佔比和人均ＧＤＰ水平則與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相當。正是從人口佔比和經濟規模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具有帶動「一帶一路」沿線中低等收入國家的能力，而２０４９年的中國則具備帶動世界發展的能力。

如果將中國東部沿海地區與２１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過的中南半島、南亞地區聯繫起來考慮，那麼在太平洋地區西北部以及印度洋北岸將形成一個連貫的增長極。由於地理相鄰，中國要比德國、韓國、日本以及美國等製造業強國，具有更強的帶動沿線國家發展的能力。儘管中國的人均收入要遠低於上述四個國家，但就工業發展的帶動力，特別是承接產業轉移而言，對沿線國家卻是一個優勢。林毅夫的新結構主義經濟學認為，人均ＧＮＩ差距過大的兩個國家往往難以最有效地進行技術吸收和產業轉移。而提倡現代化理論的羅斯托在冷戰結束前夜也這樣說：「（趨向技術成熟的國家）在耐心幫助那些渴望進步的落後國家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更接近發展的初級階段，從而應該能夠提供有效的技術援助。」從跨國的地區間關係來看，向靠近本國的地區增長極靠攏，以此為目標設定發展政策和對外戰略，也是一項實用主義的安排，這一點在東亞已經被總結為「雁形」發展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一帶一路」沿線最容易實現產業升級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區域，應當是各個發展水平都有的一個區域，即低收入、中低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高收入國家聚集。羅斯托在回顧「馬歇爾計劃」的成功之道時曾指出，「馬歇爾計劃」不太為人所知的一面是構建了西歐、美國和發展中貿易夥伴之間的貿易路線。實際上，美國從１９４９年末開始將「馬歇爾計劃」的經驗搬到東亞，設計了美國（核心區）、日本（半邊緣區）、東南亞國家（邊緣區）之間的三角貿易路線。就此而言，在中國政府推動的「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中，以中國—中南半島為基礎構建的瀾湄合作機制最富發展前景，中國政府提出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也有助於推動這一增長極。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習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其中包含有「心心相印」的說法。無獨有偶，１９７７年８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賓馬尼拉提出了與東南亞「心心相印」的「福田主義」，強化日本與東南亞的互惠關係。當時，日本的人均ＧＤＰ只有美國的６８．７％，但卻是中南半島國家的１５—１７倍。在這一階段，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基本結束。如表－３所示，在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ＧＤＰ意義上，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已發生顯著變化。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期，中國與東南亞中南半島國家基本處於同一發展水平現在人均ＧＤＰ是它們的２—４倍。但需要注意的是與當年日本的差距還很大２０１３年中國人均ＧＤＰ為美國的２３．４％落後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如果考慮總人口１．６億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蘇四個省市，那麼這種對比關係會有較大變化，這對於理解中國地方政府推動「一帶一路」的能力很有意義。２０１５年，上述四個省市的人均ＧＤＰ為１６３００美元，換算成購買力平價為２．８萬美元，是柬埔寨的８倍。

中國選擇在印度尼西亞提出「命運共同體」這個構想，確實也是看到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印度尼西亞的發展速度和地區影響力遠遠超過菲律賓。菲律賓當年是與泰國相當的發展中國家，也是美國在亞洲進行民主改革的「窗口」。但如圖－１所示，１９９０—２０１５年菲律賓的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速不足２．２％，而印尼超過３．６％，印尼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東南亞地區，並成為Ｇ２０成員國。表－３還表明，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中國相對於中南半島國家確實是富裕多了。中國政府於２０１５年末倡議構建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並於２０１６年３月正式啟動，該機制將成為今後一段時間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標誌性區域合作新模式。在十八大之後，中國政府將惠及周邊作為一個顯著的政策原則，這也是看到十幾年來與周邊國家關係已經顯著分化。國際貿易經濟學家的研究早就證實，與中國人均收入差不多的國家其實面臨著嚴峻的競爭壓力，從中國經濟崛起中獲益的主要是兩端，即收入高於中國和收入顯著低於中國的國家。因此，面向中低等收入國家設計新的制度，使其從中國崛起中獲益，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應有之意。

4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與大國關係

如果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只是為了造福沿線國家，而無關自身發展，這恐怕不是中國政府的出發點，同樣，我們也不會接受這樣一種說法，即「一帶一路」是中國的慈善事業。對中國與「一帶一路」關係更好的一種理解是，「一帶一路」的成功將有助於中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即徹底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在人均收入與美國的差距不斷縮小的同時，中國的技術也將越來越先進，從而更有利於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這對美國而言確實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中國政府認識到實力壯大之後會對國際秩序造成重大影響，而且也堅持認為中國在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時仍然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特別是鞏固一個獨特的周邊環境。因而也可以將「一帶一路」看作一項外交戰略，即一個崛起的中國如何進一步構建發展環境、中國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此而言，可以統籌考慮中國學者對「一帶一路」的三種典型說法———國內發展戰略、對外經濟戰略與國際戰略，三者在邏輯和時間順序上可以形成連貫的鏈條。

塑造有利於本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是中國大戰略的特色。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基本上就是在這一目標指引下推進的，我們也如期實現了鄧小平確立的人均收入翻兩番的目標。但是，在中國於２０１０年成為中高等收入國家並穩步邁向高收入國家時，以往支撐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發展環境，能否適應更高階段的要求呢？對此，國內有爭議，有人建議繼續韜光養晦有人認為要奮發有為、改變不利的環境。事實上，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和平環境往往是外生的。這種和平環境一般不由發展中國家本身提供，往往是由霸權國締造的國際秩序決定的。美國塑造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歷史表明參與美國體系的成員需要提供支持，例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均提供美國海外駐軍的費用。與此同時，也不否認有相當多的國家是免費搭車者。那麼問題就來了，當霸權國無力提供這種安全公共產品，且幾個主要大國也不願意共同承擔時，世界會怎樣？一個可供借鑒的經典案例是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所謂霸權缺失導致衝突乃至戰爭這也是約瑟夫·奈提出「金德爾伯格陷阱」的緣由。但中國顯然已經認識到免費搭車有很大的代價，提出要讓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

中國政府計劃於２０２１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為高收入國傢俱樂部的一員，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總量在未來某個時間超過美國是有充分的心理預期的。中國早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就開始使用新型大國關係來描述與美國這個霸主的關係，其緣由之一也基於這樣一個事實：中國在變成全球最大經濟體時其軍事力量仍然遠遠不及美國。從國際關係理論上看，大國（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最核心的含義是軍事力量。據西班牙艾爾卡諾（Ｅｌｃａｎｏ）皇家研究所構建的全球存在感指數（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５年全球主要大國的排序依次是美國（１１００）、中國（４１４）、德國（４０４）、英國（４０４）、俄羅斯（３２０）、法國（３１７）和日本（２４８）。與美國相比，中國經濟第二、軍事第三，但軟實力排名第５位，低於英國、德國和法國。顯然，中國試圖提供一種新的關於什麼是大國的定義，盡量使軍事力量的發展與經濟利益的擴展相匹配，而當前美國軍事力量佔全球比重遠遠超過其經濟力量的佔比。

中國建設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伴隨著中國崛起的整個進程。作為一個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並獲得政治獨立的大國，中國在二戰後的一批新國家中具有獨特性。這種獨特性的顯著內涵之一是，中國曾用革命性的方式謀求改善國際秩序，並且理所應當地認為中國應該為人類社會發展作出較大的貢獻。在此過程中，有三次比較顯著的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第一次是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標誌性成果是萬隆會議，團結的對象主要是處於邊緣區的亞非新獨立國家。第二次則是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後期，合作對象是依然處於邊緣和半邊緣區的拉美國家，標誌性事件是推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簽署。第三次則是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直接針對西方國家提出的，此時，中國已經是現有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支持者。儘管中方努力與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但美國奧巴馬政府的興趣只停留在中方提出的不對抗、不衝突這一點上。在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之後，對中國能否推行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的憂慮變得更加突出。２０１７年４月８日，習主席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會晤美國總統特朗普時提出，中國歡迎美方參加「一帶一路」框架內合作。５月１４日，特朗普特別助理、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高級主任馬修·波廷傑（Ｍａｔｔｈｅｗ　Ｐｏｔｔｉｎｇｅｒ）率隊參加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對此美國右派網站Ｂｒｅｉｔｂａｒｔ刊登的一則評論將特朗普此舉稱之為「最富尼克松式的舉措」。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曾在國力還比較弱小的時候，提出與美蘇構建新型國家關係，但進展不大。中國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新型大國關係的歷史似乎也說明，一國的對外戰略也要符合比較優勢和發展階段的需求。

西方社會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擔憂，主要體現在地緣政治上。按照美國人的說法，「一帶一路」建設成功之日，歐亞大陸將被一個單一的權力控制，將嚴重衝擊美國的國家安全。鑒於「一帶一路」建設仍處於初級階段，還很難獲得直接證據來證實或否定上述推測。從新中國建立以來三次推動新型國際關係和新型大國關係的歷程來看，中國對國際體系造成巨大衝擊的階段，是自身作為一個邊緣區國家與蘇聯結成盟國之時。到了第二個階段與半邊緣區構建新型關係時，對國際體系的衝擊持續時間很短。目前處於第三個階段，即試圖與核心區國家在關鍵議題上達成一致。這些關鍵議題的核心是，能否找到一種新的合作機制，讓中國人和美國人一起變得比以前更為富裕。

「一帶一路」並非是繞開核心區國家，在邊緣地帶發起衝擊。證據之一是加入亞洲基礎設施銀行（ＡＩＩＢ）的國家分布全球，特別是很多成員國是位於核心區的歐洲發達國家。ＡＩＩＢ的成功也表明，一個崛起的中國是可以創造一些機制與富裕國家搞好關係的。就此而言，中國獲取大國地位的路徑，不同於歷史上的德國與日本，當年這兩個國家都在本國附屬地帶構建排他性的「泛區」，且通過武力強行實現「泛區」的政治和經濟一體化。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人口多達２４億的低中等收入國家，分布在中亞、南亞和東南亞的廣闊地帶，不僅政治上難以統一，經濟上短期內也很難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一體化區域。即便到２０３０年左右，這個地帶的人口從低中等收入轉變為中高等收入，也不可能實現政治與經濟的一體化。該區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也表明，中國很難控制或者主導這個廣闊的地帶，更不用說將其整合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向核心區發起衝擊。因此，美國完全沒有必要擔憂中國在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階段性目標後所具有的地緣政治衝擊力，特別是中國繼續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以及秉持共商、共建與共享原則，充分尊重沿線國家的主權。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處於大規模的技術吸收階段，只有部分國家開始向大眾消費階段邁進，在產業序列上根本不構成對發達國家前沿產業的傷害。中國國內大規模推進產業創新，特別是製造業４．０版，用意之一是增強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另外，也可以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技術升級提供幫助。中國政府也認識到，儘管中國在某些領域處於前沿地帶，但國內很多地區甚至存在完成工業革命第一階段的繁重任務。幾種工業革命階段並存的現象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共性。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指出：「在世界上部分地區，以前的工業革命還在進行之中。全球仍有１３億人無法獲得電力供應，也就是說，仍有１７％的人尚未完整體驗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是如此。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４０億人，仍無法接入互聯網，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發展中國家。」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說中國的產能是可以利用的。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無法與中國所吸收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成果相競爭，西方國家的全球製造業貿易佔比遠遠低於中國。當然，就規模而言，「一帶一路」沿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完全承接中國的產業轉移。只有通過若干個國家的合作，即某種新型的地區合作才能實現中國的產業轉移，這種新型的地區合作可以是「經濟走廊」，也可以是中國的境外加工園區等，都需要與沿線國家通過「干中學」加以推進。與此同時，中國必須創造和維護地區合作所需要的基礎設施能力和政治氛圍。由於需要創建多個層次的地區合作機制，「一帶一路」本身蘊含著共同發展的新含義，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近代國際關係史上產業跨國轉移引發的政治動蕩。對中國來說，提升這些國家的工業能力，在經濟上是擴大市場，但更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將迫使這些國家注重政治穩定和增加安全投入，改善這些地區的安全形勢，有助於維護中國日漸增長的海外利益。

如果各國真能響應中國的倡議，圍繞「一帶一路」實施下一階段的全球化發展戰略，則有可能推動全球轉型和地區轉型。「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低等收入國家將取得極為明顯的收益，即轉變為中高等收入國家。這是一個幾乎兩倍於中國人口規模的大市場，完全可以抵消過去產業轉移所引發的衝突。如果真的實現了這一目標，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發展中國家創造了歷史，實現了西方工業化國家兩百年來所沒能實現的目標，幫助歐亞大陸從第二次工業革命飛躍到第三次工業革命階段。從思想理論上說，則再度證明了工業化進程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國家治理能力對市場經濟建設至關重要。這至少可以糾正發展中世界盲目追隨最先進經濟體模式的誤區，今後發展政策和對外關係的中心將是最合適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組隊，而不是最發達和最不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今後一個時期將回歸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即十分重視非經濟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因此，中國投入巨大的力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其重要的戰略目標是穩定周邊環境和創造中國崛起的良好國際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帶一路」和「新型大國關係」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都是為中國進一步邁向下一個發展階段夯實基礎。將「一帶一路」與「新型大國關係」聯繫在一起考慮，也有助於從戰略上更好地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5結 論

「一帶一路」是沿線各國共同參與的發展藍圖，而不是中方單方面實施的援助。辨識各種有關「一帶一路」說法的基本前提是摸清沿線國家的發展現狀，充分重視沿線國家的需求，而不只是關注中國的出發點和目的。本文提供了一個發展的視角來理解「一帶一路」沿線的整體區域特性。從人均ＧＤＰ角度來看，全球８０％以上的中低等收入人口在「一帶一路」沿線。而且，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中低等收入水平國家的製造業能力顯著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對處於這個發展水平的國家而言，提高收入水平是至關重要的。鑒於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間「一帶一路」中低等收入國家的ＧＤＰ增速為５．９％以及中國花了１２年時間轉變為中高等收入國家這兩個事實，可以將「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目標設定為，未來１２—１５年將沿線國家中的２４億處於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轉變為中高等收入人口，即人均ＧＤＰ翻一番，增長到４６００美元。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中國在實現人均ＧＤＰ翻一番或者翻兩番方面擁有幾乎是獨一無二的良好記錄。能夠取得這種成就，與中國推進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工業化、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發展戰略以及充分重視維護與發展良好的外部環境有關。在全球貿易環境發生巨大變革的同時，上述有利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中國應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商討新的發展戰略，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實現更高程度的互聯互通，進行產業轉移和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深度合作。一言以蔽之，推動適應地區需求的經濟合作與基於地區背景的全球化。更進一步而言，當中國成為中高等收入國家時，其沿海地區已成為一個擁有５．７億人口的高收入地區。就人口規模佔全球比重和人均ＧＤＰ而言，２０１５年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相當於１９６５年的美國，但東部沿海１１省市的ＧＤＰ總量是當時美國的２倍多。如果考慮到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製造業貿易能力，加上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那麼中國的沿海地區的確具有帶動「一帶一路」中低等收入國家發展的能力。

如果「一帶一路」沿線２４億中低等收入人口能在未來１５年實現人均ＧＤＰ翻一番，那麼也將為中國真正地轉變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在發達國家逆全球化思潮將長期存在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對中國發展本身的推動力同樣是重大的。由於「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將顯著提高沿線國家收入，使沿線國家自願增加安全投入，維護地區穩定，因此也會減輕對中國的非傳統安全衝擊。

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的發展前景，勢必影響到霸權國對中國政策意圖的判斷。中國對於崛起國與守成國的關係有著清醒的認識，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意在防止與美國發生衝突，並試圖使美國認可中國的發展道路。儘管美國方面反應比較冷淡，但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絕對多數人口邁向中高等收入，這一情形會發生較大改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將認識到，那些人均收入在四五萬美元以上的國家提出的發展政策很難直接用來提高本國的發展水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的中低等收入國家會更頻繁地尋求與中國討論發展方案，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完全有能力塑造基於地區背景的新型全球化。而一個變得更加富裕的「一帶一路」，也將充分提高美國解決其國內政治經濟難題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美在建設「一帶一路」上擁有長遠的共同利益。（注釋略，責編：李丹）

文章來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7年03期；首發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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