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道德失去了嗎？

北京大學教授何懷宏認為道德仍在人心中，只是由於現實氛圍或制度的限制，沒有找到合適的表現渠道。

「我們的道德究竟去了哪裡」？提出這樣的問題，言外之意是不是說今天的社會已經失去了道德？

我們覺得現今的道德情況確實不容樂觀，有時可能還會相當悲觀，比如日常看到的一些新聞事件，不斷有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情節發生。如果把倫理分成兩個層次，一方面是制度層面，一方面是個人層面，那麼，制度層面的道德問題更多。

有時我們經常對社會的很多現象不滿，但是仔細想一想，又會覺得日常交往的熟人或者親友都還不錯，挺好的。如果某人犯了什麼案，周圍的人可能還會認為這人平時口碑還可以，看著挺老實。為什麼會這樣？除了有私德和公德之分，同時也可能有些人本身並不是壞人，而是因為處在某種權力地位上，或者某種誘惑中，才做了不正當的事情。

我們的道德究竟去了哪裡？雖然現實問題很多，也不單是權力的腐敗相當觸目驚心，但是，我不相信中國現在的道德就崩潰了，或者說中國人從本性上就是不好的。道德哪裡去了？其實還在人心中。比如廣東佛山小悅悅事件，很多人路過卻沒人救助，表現很冷漠，大家都感到很震驚；另外一方面，這件事情又引起軒然大波，冷漠的人受到很多批評，後來有媒體去採訪那些當時路過不管的人，絕大部分人說下次再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定會做點什麼。

有時我們實際上是處於一個天平中，也就是一種處境、氛圍，向哪邊傾斜，帶有某種偶然性。比如一個人在大街上掉落幾萬塊錢，路過的第一個人怎麼做很重要，如果他開始搶灑落的錢，可能後面的人也跟著搶；如果第一個人幫忙撿錢，後面的人也可能同樣會幫忙。人們的惻隱之心，或者說正義感，還是存在的，只是因為各種原因有時可能比較微弱，或者沒有得到合適的表現渠道。如果法律不支持見義勇為的人，就可能會壓制人們的善意，但這些善意是在人心裡的，而且在大多數人中普遍存在。

我舉一個很極端的例子，有一個人跑到幼兒園，強姦並殺死一位老師，打死一個孩子，而在此之前他已經殺死好幾個人，對自己已經絕望，最後怎麼判刑他都無所謂。就是這麼一個人，在幼兒園掐死第一個孩子後，又去掐第二個孩子的脖子，掐到一半他沒有再繼續下去，後來他說自己當時心軟了。其實，現場沒有任何人能制止他，他完全可以把第二個孩子掐死，但就是這麼一個人也能產生惻隱之心。所以，如果能夠追溯過往，他的善意也許能夠被開發出來，不至於走向犯罪。孟子說人皆有惻隱之心，我們還是應該相信，相信有善意，相信有道德。

一些綱常或者說是天經地義的內容，比如不要做殺人等傷天害理的事，就在人們心裡。人們不是沒有善意，但為什麼善意不能變成善行？甚至你做了一件善事，可能還會覺得有點慚愧，害怕自己被孤立，比如有些官員認為不收賄賂，自己會被孤立，如果官場形成這樣的風氣，個人可能就很難抵抗，因此，善意能否變成善行，與氛圍和制度的制約有關。

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能夠用各種手段把人的善意刺激出來。什麼是道德？道德能夠引發別人的善行，能夠感動別人，這是從人與人的關係來界定的。

傳統道德與革命道德

道德的發展在中國有一個轉變的過程。在井岡山時期，確實是相當平等，朱德作為最高軍事首長，和士兵一起下山挑糧，雖然有理念的問題，也有客觀上的策略問題，但大家能夠同甘共苦。

到了延安時期，一方面仍相當平等，而另一方面也出現一些變化，當時一般的幹部只有周末才能夫妻團聚，其他時間都要住在集體宿舍，但是領袖可以不受此限。因此，幹部與普通人之間已經開始出現差異，這種差異使得抱著滿腔民主平等理想到延安的人感到很失望。當然，平等的觀念已經不脛而走，深入人心。

到文革時期，所謂革命道德所導致的問題就是對不同的人有不同要求，倡導者自己往往並不去實踐他所倡導的道德，而是要求大家去做，要求社會去做，自己卻做不到。這就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人們認為倡導者是不誠實的，或者倡導者認為自己可以是一個例外；第二，對於被要求者來說，他們也就失去了道德主體的資格，因為這是別人要求他們做的，道德就變味了。就道德而言，自己想要做的和別人要求你做的是完全不一樣的。也許這一點在上世紀50年代還不那麼明顯，但到60年代就明顯了，也就是說道德失去主體性，倡導者也失去了真正言行一致的誠信。

這也就涉及到百年傳統和千年傳統的比較，百年道德傳統和千年道德傳統有類似的地方。從道德形態來說，古代的千年道德傳統是一種高檔的道德，我不用「高調」一詞，高調有時會顯得是一種批評，是否定性的，高檔就是倡導向聖賢看齊，是一種君子道德。而革命道德與君子道德也有類似之處，倡導大公無私，無私奉獻，也屬於一種高檔的道德。現在批評專製為什麼往往追溯到古代？有些內容其實可以從儒家或者從古代專制中找到根源，因為兩種道德有類似的地方。

但是，百年道德傳統和千年道德傳統又有不一樣的地方。千年道德傳統講究公開的等級制，不僅社會等級公開，道德等級也是公開的，道德兩分，尊崇君子，對君子的道德要求比一般人高得多，高標準，嚴要求。他們要精通儒家之學，通過科舉考試做官，認為自己處於上層就理應在社會上起示範作用。比如在清朝民眾去嫖娼政府不管，而官員去嫖一定要管，是不允許的，對民眾和對官員的要求不一樣。

革命道德有平等的觀念介入其中，表面上不是等級制，要求社會所有人都應該遵循同樣的道德，做不到的人就會從肉體上或者精神上被批鬥。雖然革命道德倡導所有人都應該無私奉獻，但是後來慢慢演變成一種隱蔽的等級制，而且它不是像過去傳統那樣「上嚴下寬」，而是變成「上寬下嚴」。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斯巴達人有某種共產主義制度，而共產的是上層少數人，他們不允許有私有財產，但是有權位，也有聲名，能得到社會尊重。斯巴達人的武士也掌握著國家權力，但是絕對不能有自己的財產，這是一種機制。在傳統社會，貴族行為理應高尚，有高標準和嚴要求，但到革命道德時期，面向所有人的平等要求最終變成倡導者要求大眾實踐道德，而自己可以例外。

尤其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對待君主和最高領導者，三綱中有「君為臣綱」，隨著君主制被推翻，好像最早破除的也是「君為臣綱」，但實際上最難廢除的恰是「君為臣綱」。文革時期領袖對全社會的控制力，以及領袖的威望是不得了的，甚至古代皇帝也不可比擬。過去天高皇帝遠，民眾有很多空間，而到了權錢社會，民眾的空間變得很小。雖然從形態上看，千年道德和革命道德好像都是很高檔的道德，但是又很不一樣。

近代以來，革命道德對道德本身的傷害是很大的，比如提倡六親不認等，這應該是對千年綱常的最大破壞。現在很多人懺悔，甚至紅衛兵也在懺悔文革時期自己的行為。所以，我講「新綱常」，實際就是要和傳統的千年道德，也和近代的高檔倫理做出區分，也是要區分高檔的道德和基本的底線道德。

當然，這可能不單是中國的問題，甚至是世界性難題，因為過去的綱常是與信仰結合在一起，比如儒家信仰，老百姓認為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會遭到天打五雷轟，而現在道德不容易與某一種信仰聯繫起來，整個世界都在脫魅。

所以，我提出了「新信仰」，採取多元的方式建構一種超越存在的信仰，可能是伊斯蘭教方式，也可能是基督教的方式，也可能是佛教的方式，甚至就是一種樸素的自然觀，或者只是冥冥中有一種敬畏卻不知道敬畏什麼，總之，還是需要有信仰的支持。

現代倫理是面對所有人的，而且對所有人有平等的要求，都要遵守，精英不能例外，領袖也不應例外。精英不例外，從傳統角度來看反而是降低了對他們的要求，傳統對精英的要求比對一般人的要求要高。原來有強大的社會壓力，你處在更高的地位，就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包含一種自我要求。現代社會應該是客觀化的，誰進入這一職位，相應要承擔更大責任，屬於一種職業倫理。

何懷宏，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倫理學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著有《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