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送新書】毛：「這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送新書！

配曲：貝多芬《月光奏鳴曲》

導讀

寫在前面，當我寫下這個標題，誤會難免，引起非議，所以，需要澄清寫在前面。這句話的引用並無可非議之處，因為諸如高華在談論共產黨的勝利時也引用毛的話：「這純粹是軍事上的勝利。」，並且非常認可此判斷。「這是一個有風格的作家」 ，風格這東西，或許是一個 作家一輩子的追求，有些人可能一輩子也沒自己的風格，那他就無法被區分出來，當我們承認一個作家的風格，意味著他與眾不同了，不僅與大眾也與其他作家區分開來，或許，我們能這樣說，這位作家具有「特立獨行」的能力了。他是誰呢？

（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

他就是孫犁

今年是他去世的第十五個年頭

一位好朋友編輯

出版了孫犁的著作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一書

（好事說在前面轉發抽送一本）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

孫犁/著

我們直接上乾貨吧

這就是我們的風格

……

我們先發三篇文章供讀者鑒賞

（讀《史記》記（上）、（中）、（下））

讀《史記》記（上）

——節選自《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

文/孫犁

一

裴駰《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耕堂按： 索隱以刺客為遊俠，非也）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 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駰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

耕堂曰： 以上，裴駰（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論司馬遷之言，並肯定之。讀《史記》前，不可不熟讀此段文字，並深味之也。班之所論，不只對司馬遷，得其大體，且於文章大旨，可為千古定論矣。短短二百字，說明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史記》所依據之古書；（二）《史記》敘事起訖；（三）《史記》詳於秦漢，而略於遠古；（四）班固所見《史記》缺處；（五）班固總結自劉、楊以來，對《史記》之評價，並發揮己見，即所謂實錄之言，為以後史學批評、文學批評，立下了不能改易的準則。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麼理，就會敘出什麼事；敘什麼事，就是為的說明什麼理。作家與文章，主觀與客觀，本是統一體，即無所謂主體、客體。過於強調主體，必使客體失色；同樣，過於強調客體，亦必使主體失色。

「辯而不華，質而不俚」，也是很難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觀察、理解、文辭）深厚的修養。因為既辯，就容易流於詭；質，就容易流於俗。辯，是一種感情衝動，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嘩眾，就必然流於俚了。

至於「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為這常常涉及許多現實問題： 作家的榮辱、貧富、顯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這樣的文章、著述，在歷史上就一定成為鳳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東西了。

奉勸有志於此的同道們，把班固這三十個字，寫成座右銘。

希望當代文士們，以這三十個字為尺度，衡量一下自己寫的文字： 有多少是直的，是可以核實的，是沒有虛美的，是沒有隱惡的。

然而，這又都是獃話。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實，可為名人；虛美，可得好處；隱惡，可保平安。反之，則常常不堪設想。班固和司馬遷，本身的命運，就證實了這一點。

無論班固之評價司馬遷，或裴駰之論述班固，究竟都是後人議論前人，不一定完全切當，前人已無法反駁。班固指出的司馬遷的幾點「是非」，因為時代不同，經驗不同，就不一定正確。這就是裴駰所說的：「人心不同，傳聞異辭。」

二

班固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史記正義》曰：

大道者，皆稟乎自然，不可稱道也。道在天地之前，先天地生，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黃帝老子，遵崇斯道。故太史公論大道，須先黃老而後六經。

耕堂曰： 以上，余初不知其所指也。後檢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有《文帝黃老之治》一節，所言不過慈儉寬厚。又有《黃老之疑義》一節，讀後乃稍明白。茲引錄該節要點如下：

一、 漢時與儒術為敵者，莫如黃老。

二、 黃老之名，始見《史記》，曾出現多次。

三、 《史記》以前，未聞此名。

四、 實與黃帝無涉，與老子亦無大關係。

五、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學道論於黃生，黃學貴無而又信命，故曰黃老。

六、 漢時民間盛行壬禽占驗之術，謂之黃帝書，是民間日用之書。黃老學者，即以此等書而合之老子書，別為一種因循詭隨之言。

七、 漢高、文、景諸帝，皆好黃老術，不喜儒術。以竇太后（景帝之母）為甚，當她聽到儒生說黃老之學，不過是「家人言」（即僮隸之言）時，就大怒罵人：「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並命令該人下圈刺豬。那時的豬，是可以傷人的。那人得到景帝的暗助，才得沒有喪命。

延安整風時，曾傳說，知識分子無能力，綁豬豬會跑，殺豬豬會叫。

「文革」時各地幹校，多叫文弱書生養豬，鬧了不少笑話。看來，自古以來，儒生與豬，就結下了不良因緣。然從另一角度，亦反映食肉者鄙一說之可信。本是討論學術，當權者可否可決，何至如此惡作劇！

三

夏曾佑還指出： 司馬遷在自序中引其先人所述六家指要，歸本道家，此老學也。

在這段著名的文字中，司馬談以為： 陰陽家多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

而道家能「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馬遷遵循了以上見解，形成他的主要思想和人生觀，這是沒有疑義的。他這種黃老思想，當然已經有別於那種民間的占卜書，也有別於竇太后的那種僵化和固執，是思想家的黃老思想，作家的黃老思想。這種思想，必然融化在他的寫作之中。

黃老思想，很長時期，貫穿在中國文學創作長河之中。這種思想，較之儒家思想，更為靈活開放一些，也與文學家的生活、遭遇，容易吻合，更容易為作家接受。

耕堂曰： 作家必有一種思想，思想之形成，有時為繼承傳統，有時因生活際遇。際遇形成思想，思想又作用於生活，形成創作。此即所謂「天人之際」。

人心不同，即思想各異，文人、文章遂有各式各樣。然具備自身的思想，為創作的起碼條件，具備自身的生活經歷，則為另一個基本條件。兩相融合、激發，才能成為作品。

然文場之上，亦常出現，既無本身思想，亦無本身生活的人。從歷史上看，此等文人，約分數型： 有的，呼嘯跳躍，實際是嘍羅角色。或為大亨助威，或為明星搖旗。有的，以文場為賭場，以文字為賭注，不斷在政治寶案上押寶。有時紅，有時黑，有時輸，有時贏，總的說來，還算有利可圖，一般處境不錯。但有時，情急眼熱，按捺不住，赤膊上陣，把身子也賭上去，就有些冒險了。有的，江湖流氓習氣太盛，編故事，造謠言，賣假藥，戴著紙糊的桂冠，在街頭鬧市招搖。有的，身處仕途，利用職權之便，拉幾位明星作陪，寫些順水推舟，隨波逐流，不痛不癢的文章發表，一腳踏在文藝船上，一腳踏在政治船上，並準備著隨時左右跳躍的姿態。此種人，常常一舉兩得，事半功倍。然都是湊熱鬧，戲一散，觀眾也就散了。

四

歷代研究《史記》的學者，對班固的論點，也並不是完全同意的。裴駰說：「班氏所謂『疏略抵捂』者，依違不悉辯也。」比較含蓄。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則對班氏進行尖銳反批評，並帶有人身攻擊的氣味。他認為：「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他認為這是司馬遷的著述精神。

「班固詆之，裴駰引序，亦通人之蔽也。而固作《漢書》，與《史記》同者，五十餘卷。謹寫《史記》，少加異者，不弱即劣。何更非剝《史記》？乃是後士妄非前賢！又《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司馬遷引父致意；班固父修而蔽之，優劣可知矣！」此即有名的「班馬優劣論」，多為後人好事者所稱引，其實是沒有道理的。班固指出的缺點，並非詆毀；多少年寫多少字，是因為今古不同，時間有遠近，材料有多少造成。並非文章繁簡所致。稱引先人與否，不能決定作品的優劣。張守節因治《史記》，即大力攻擊《漢書》，殆不如裴駰之客觀公正矣。

《正義》並時有矛盾。在後面談到班固指出的這三條缺點時，他又說：「此三者，是司馬遷不達理也。」使人莫名其妙。

先黃老，上面已經談過。序遊俠，羞賤貧，前人多以為，司馬遷所以著意於此，多用感情，是與其身世有關。如遭到不幸，無人相助，家貧不能自贖等等。這都是有道理的，通人情的。但我以為，並非完全是這麼回事。司馬遷以續《春秋》自任，六藝之中，特重史學。史學之要，存實而已，發微而已。時代所有者，不能忽略；世人不注意，當先有所見，並看出問題。他對遊俠、貨殖，都看做是社會問題，時代癥結。遊俠在當時已形成能影響政治的一種勢力，從緩解大政治犯季布的案子，即可明顯看出。在貨殖方面，司馬遷詳細記錄了當時農、工、商各界的生產流通情況，它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政治的影響。都是做了深入調查，經過細心研究，才寫出的。兩篇列傳，都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

耕堂曰：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班固指摘《史記》三點錯誤，實不足為《史記》病，反彰然表明，實為《史記》之一大特色，一大創造。

各行各業，均有競爭，競爭必有忌妒。學者為了顯露自己，不能不評譏前人。如以正道出之，猶不失為學術。如出自不正之心，則與江湖藝人無異矣。

近人為學者，詆毀前人之例甚多，否定前人之風甚熾。並非近人更為沉落不堪，實因外界有多種因素，以誘導之，使之急於求成，急於出名，急於超越。如文化界之分為種種等級，即其一端。特別是作家，也分為一、二、三等，實古今中外所從未聞也。有等級，即有物質待遇、精神待遇之不同，此必助長勢利之欲。其競爭手段，亦多為前所未有。結宗派，拉兄弟。推首領，張旗幟。花公家錢，辦刊物，出叢書，培養私人勢力，以及亂評獎等等。

以上，均於學術無益，甚至與學術無關。亦不能出真正人才。但往往能得到現實好處，為淺見者所熱衷。（原載一九九〇年四月十三日「滿庭芳」）

讀《史記》記（中）

一

《太史公自序》：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耕堂按： 包括古文《尚書》、《左傳》、《國語》、《系本》等書）。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以上是司馬遷自敘幼年生活、讀書，以及兩次旅行所至地方。這些，都是《史記》一書創作前的準備，即學識與見聞的準備。自司馬遷創讀書與旅行相結合，地理與歷史相印證，所到一處，考察民風，收集口碑遺簡，這一治學之道，學者一直奉為準則，直至清初顧炎武，都是如此去做。

後面接著敘述，他如何受父命、下決心，完成這一歷史著作：

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耕堂按： 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綴集之）石室金匱之書。

這還是材料準備階段，共用五年時間。《史記》正式寫作，於武帝太初元年。又七年以後，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寫作受到很大打擊。在反覆思考以後，終於繼續寫下去，完成了這部空前絕後的著作。

當時的漢朝，並不重視學術文化，他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也沒有人過問。《史記》的第一個讀者，是著名的滑稽人物東方朔。東方朔確是一個飽學之士，文辭敏捷。但皇帝也只是倡優畜之，正在過著「隱於朝廷」、「隱於金馬門」的無聊生活。志同道合，司馬遷引他為知己，把著作先拿給他看。東方朔的信條是：「崛然獨立，塊然獨處；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司馬遷的信條是：「不趨勢利，不流世俗。」兩個人所以能說到一處。東方朔在司馬遷的書上，署上「太史公」三個字。後人遂以《史記》為太史公書。

班固說： 遷既死，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

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序》，司馬遷的《史記》，因為「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它的流傳，以及研究注釋，遠遠不及班固的《漢書》熱鬧。很長時間，是不為人知，處境寂寞的。

二

關於司馬遷及其《史記》，原始材料很少，研究者只能根據他的自序。班固所為列傳，只多《報任安書》一文，其餘亦皆襲自序。

耕堂曰： 後之論者，以為《史記》一書，乃司馬遷發憤之作。然發憤二字，只能用於李陵之禍以後；以前，欽念先人之提命，承繼先人之遺業，志立不移，只能說是一種堅持，一種毅力，一種精神。這種精神，遇到意外的打擊、挫折，不動搖，不改變，反而加強，這才叫做發憤。發憤著書，這種人生意境，很難說得清楚，惟有近代「苦悶的象徵」一詞，可略得其彷彿。

凡是一種偉大事業，都必有立志與發憤階段。立志以後，還要有準備。司馬遷的準備，前面已經說過了。

人們都知道，志大才疏，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但才能二字，並非完全是天地生成，要靠個人努力，和適當的環境。努力和環境，可以發展才能，加強才能。

所謂才能，常常是在一個人完成了一種不平凡的工作之後，別人加給他的評語，而不是在什麼也沒有做出之時，自己給自己作的預言。自認有才，或自稱有才，稍為自重的人，也多是在經過長期努力，在一種事業上，做出一定成績的時候，才能如此說。

在歷史上，才和不幸，和禍，常常聯在一起。在文學上，尤其如此。所謂不幸、禍，並非指一般疾病，夭折，甚至也不指天災；常常是指人禍。即意想所不及，本人及其親友，均無能為力，不能挽救的一種突然事變，突然遭際。司馬遷所遭的李陵之禍，他在《報任安書》中，敘述、描繪的，事前事後的情狀，心理，抉擇，痛苦，可以說是一個有才之士，在此當頭，所能做的，最為典型、最為生動的說明了。

這種不幸，或禍，常常與政治有密切聯繫，甚至是政治的直接後果。姑不論司馬遷在書信前面，列舉的西伯以下八個王侯將相，他們之遭禍，完全是政治原因，他們本身就是政治。即後面他所引述的文王以下，七個留有著作的人，其遭禍，也無不直接與政治有關。

司馬遷把遭禍與為文，聯結成一個從人生到創作的過程，稱之為：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一個極端不幸、極端痛苦的過程，是一個極端令人傷感的結論。更不幸的是，這個結論為歷史所接受，所承認，所延演，一無止境。

三

《秦始皇本紀》：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耕堂按： 博士齊人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 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耕堂曰： 以上為秦始皇時，李斯著名之建言，焚書坑儒之原始文件。余詳錄之，以便誦習，加深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準確印象。李斯說這段話之前，是一位武官稱頌始皇的功德，始皇高興；接著是一位博士，要始皇法效先王，始皇叫李斯發表意見。

這一事件的要害處，為「以古非今」。這事件的發生，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他的晚年，功業大著，志滿驕盈之時。他現在所想的，一是鞏固他的統治，一是求長生。鞏固統治，李斯的主張，往往見效。長生之術，則只有方士，才能幫忙。

看來，此次打擊的對象是儒，重點是《詩》、《書》（《詩》、《書》，也不是全燒掉，博士所職，還可以保存）。但這時的儒生和方士並分不清楚，實際是攪在一起。始皇發怒，以致坑儒，是因為給他求仙藥的人（侯生和盧生）逃走了，那入坑的四百六十餘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儒生，也很難說了。

儒家的言必稱堯舜，在孔子本身就處處碰壁，在政治上行不通。但儒家的參政思想很濃，非要試試不可。上述故事，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和別的「家」（表面看是和法家）的一次衝突較量，一次徹底的大失敗。既然並立朝廷，兩方發言，機會均等，即為政治鬥爭。後人引申為知識與政治的矛盾，或學術與政治的矛盾，那就有些誇大了。但這次事件是一個開端，以後的黨錮、文字獄、廷杖等等士人的不幸遭遇，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來的。這也算是古有明訓吧！

四

政治需要知識和學術，但要求為它服務。歷史上從未有過不受政治影響的學術。政治要求行得通見效快的學術。即切合當前利益的學術。也可以說它需要的是有辦法的術士，而不是只能空談的儒生。所以法家、縱橫家，容易受到重任。

儒家雖熱衷政治，然其言論，多不合時宜，步入這一領域，實在經歷了艱難的途徑。最初與方士糅雜，後通過外戚，甚至宦豎，才能接近朝廷。其主旨信仰，宣揚仍舊，其進取方式，則不斷因時勢而變易。既如此，就是隨時吸收其他各家的長處，孔孟之道，究竟還留有多少，也就很難說了。所以司馬遷論述儒家時，也只承認它的定尊卑，分等級了。

在儒學史上，真正的岩穴之士，是很少見的。有了一些知識，便求它的用途，這是很自然的。儒生在求進上，既然遇到阻力，甚至危險，聰明一些的人，就選擇了其他的途徑。《史記》寫到的有兩種人： 一是像東方朔那樣，身處廟堂，心為處士，雖有學識，絕不冒進，領到一份俸祿，過著平安的日子，別人的挖苦嘲笑，都當耳旁風。另一種則是像叔孫通這樣的人。

《叔孫通列傳》：

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當叔孫通替劉邦定好朝儀以後：

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雖然用了極其諷刺的筆法，寫了這位儒士諸多不堪的言詞和形象，但他對叔孫通總的評價，還是：

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這是司馬遷，作為偉大歷史家的通情達理之言。因為他明白： 一個書生，如果要求得生存，有所建樹，得到社會的承認，在現實條件下，也只能如此了。他著重點出的，是「與時變化」這四個字。這當然也是他極度感傷的言語。

漢武帝時，聽信董仲舒的話，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並不是儒家學說的勝利，是因為這些儒生，逐漸適應了政治的需要，就是都知道了「當世之要務」。（一九九〇年三月六日）

讀《史記》記（下）

一

司馬遷在寫作一篇本紀，或一篇列傳時，常常在文後，敘述一下自己對這個地方，或這個人物的親身見聞，即自己的考察、感受、體驗心得，以便和寫到的人和事，相互印證，互相發揮，增加正文的感染力量，增加讀者的人文、文史方面的知識、興趣。茲抄錄一些如下：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五帝本紀》）

太史公曰：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只回留之不能去雲。（《孔子世家》）

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列傳》）

有時是記一些異聞，如：

太史公曰： 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公、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刺客列傳》）

他否定了一些關於燕太子丹和荊軻的傳說。而他得到的材料，則是出自曾與夏無且交遊過的人。夏無且，大家都知道，就是荊軻刺秦王，殿廷大亂的時候，用藥囊投擲荊軻的那位侍醫。這樣，他的材料，自然就具有很大的權威性。

有時是見景生情，發一些感慨：

太史公曰： 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樊酈滕灌列傳》）

二

對歷史事件，司馬遷有自己的見解；對歷史人物，司馬遷常常流露他對這一人物的感情。這種感情的流露，常常在文章結尾處，使讀者迴腸盪氣。這是歷史家的評判。但又絕不是以主觀好惡，代替客觀真實。最明顯的例子，是對於劉、項。

在《項羽本紀》之末，司馬遷流露了對項羽的極深厚的同情，甚至把項羽推崇為舜的後裔。對他的失敗，表現了極大的惋惜。但項羽的失敗，是歷史事實。司馬遷又多次寫到： 項羽雖然尊重讀書人，但吝惜官爵；劉邦雖多次污辱讀書人，對封賞很大方，「無恥者亦多歸之」，終於勝利。歷史著作，除佔有材料，實地考察無疑也是很重要的。司馬遷所到之處，都進行探尋訪問，這種精神，使他的《史記》不同凡響。後人修史，就只是坐在屋裡整理文字材料了，也就不會再有《史記》這樣的文字。

司馬遷雖有黃老思想，但在一些倫理、道德問題的判斷上，還是儒家的傳統。他很尊重孔子，寫了《孔子世家》，又寫了弟子們的傳記。記下了不少孔子的逸事和名言。他也記下了老子、莊子。對韓非子的學說，他心有餘痛，詳細介紹了《說難》一篇。其中所謂：「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今日讀之，仍覺十分警策。在學術上，他是兼收並蓄的，沒有成見的。析六家之長短，綜六藝之精華，《史記》的思想內涵，是博大精深的。

耕堂曰： 余嘗怪，古時文人，為何多同情弱者、不幸者及失敗者？蓋彼時文人自己，亦處失意不幸之時。如已得意，則必早已腰滿腸肥，終日忙於赴宴及向豪門權貴獻殷勤去矣！又何暇為文章？即有文章，也必是歌功頌德，應景應時之作了。

三

耕堂曰： 《史記》出，而後人稱司馬遷有史才。然史才，甚難言矣。班固「實錄」之論，當然正確，亦是書成後，就書立論，並未就史才形成之基礎，作全面敘述。

文才不難得，代代有之。史纔則甚難得。自班、馬以後，所謂正史，已有廿余種，部頭越來越大，而其史學價值，則越來越低。這些著述多據朝廷實錄，實錄非可全信，所需者為筆削之才。自異代修史，成為通例以來，諸史之領銜者，官高爵顯；修撰者，濟濟多士，然能稱為史才者，則甚寥寥。因多層編製，多人負責，實已無人負責。褒貶一出於皇命，哪裡還談得上史德、史才！

我以為史才之基礎為史德，即史學之良心。良心一詞甚抽象，然正如藝術家的良心一詞之於藝術，只有它，才能表示出那種認真負責的精神。

司馬談在臨死時，告訴兒子：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

這就是父子兩代，史學良心的發現和表露。

用現在的名詞說，就是史學的職業道德。這種道德，近年來不知有所淡化否，如有，我們應該把它呼喚回來。

史學道德的第一條，就是求實。第二就是忘我。

寫歷史，是為了後人，也是為了前人，前人和後人，需要的都是真實兩個字。前人，不只好人願意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壞人，也希望留下真實的記載和形象。誇大或縮小，都是對歷史人物的污衊，都是作者本身的恥辱。慎哉，不可不察也。

史才的表現，非同文才的表現。它第一要求內容的真實；第二要求文字的簡練。

史學著作，能否吸引人，是否能傳世，高低之分全在這兩點。司馬貞在《史記索隱後序》中，稱讚司馬遷：「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核而文微。」「事核」就是真實；「詞省」、「文微」，就是簡練。

添油加醋，添枝加葉，把一分材料，寫成十分，亂加描寫，延長敘述，投其所好，取悅當世，把乾菜泡成水菜等等辦法，只能減少作品的真正分量，降低作者的著述聲譽。

至於有意歪曲，著眼勢利，那就更是史筆的下流了。

今有所謂紀實文學一說。紀實則為歷史；文學即為創作。過去有演義小說，然所據為歷史著作，非現實材料。現在把歷史與創作混在一起，責其不實，則詭稱文學；責其不文，則託言紀實。實顧此失彼，自相矛盾，兩不可能也。

所謂忘我，就是忘記名利，忘記利害，忘記好惡，忘記私情。客觀表現歷史，對人對己，都採取「死後是非乃定」的態度。

當代人寫當代事，牽扯太多，實在困難。不完全跳出圈外，就難以寫好。沈約《宋書·自序》說：

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事屬當時，多非實錄。

班固能撰《漢書》，是史學大家。據說他寫的「當代史料」，幾不可讀。這就是劉知幾說的「拘於時」的著作，不易寫好。

能撰寫好前代史傳，而撰寫不好當代的事，這叫「拘於時」。而司馬遷從黃帝寫到漢武帝，從古到今，片言隻字，人皆以為信史。班固的《漢書》，有半部是抄錄《史記》。就不用說，後代史學界對他的仰慕了。這源於他萌發了史學的良心。

四

我有暇讀了一些當代人所寫的史料。其寫作動機，為存史實者少，為個人名利者多。道聽途說，互相抄襲，以訛傳訛，並擴張之。強寫偉人、名人，炫耀自己；拉長文章，多換稿費。有的胡編亂造，實是玷污名人。而名人多已年老，或已死去，沒有精力，也沒有機會，去閱讀那些大小報刊，無聊文字，即使看到，也不便或不屑去更正辯駁。如此，這些人就更無忌憚。這還事小，如果以後，真的有人，不明真偽，采作史料，貽害後人，那就造孽太大了。

這是我的杞憂。其實，各行各業，都有見要人就巴結，見名人就吹捧的角色。各行各業，都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人。有時是幫忙，多數是幫閑，有時是吹喇叭，有時是敲邊鼓。你得意時，他給你臉上搽粉；你失意時，他給你臉上抹黑。

但歷史如江河，其浪滔滔，必將掃除一切污穢，淘盡一切泥沙。剝去一切偽裝，削去一切蕪詞。黑者自黑，白者自白。偉者自偉，卑者自卑。各行各業，都有玩鬧者，也不乏嚴肅工作的人。歷史，將依靠他們的篩選、澄清，顯露出各個事件，各個人物本來的面目。一九九〇年三月九日寫訖讀《史記》記（跋）讀《史記》記（跋）清人有關《史記》之著述甚多，多為讀書筆記。最有名者，為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之《讀書雜誌》。我有金陵書局刻本。此書，我在中學讀書時，謝老師即為介紹，極為推崇。然中學生《史記》原書，尚未讀懂，更未全讀。此師以己之所好，推及於學生，實無的放矢也。今日讀之，興趣亦寡。序言，略有情致，其他皆個別文字之考證，甚枯燥無味。我尚購有王鳴盛、錢大昕、趙翼之著作，皆為中華書局近年排印本。其治學方法與王氏同，亦皆未細讀，近人整理的郭嵩燾之《史記札記》，考據之外，還有些新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治學方法，治學愛好，終生孜孜，流連忘返。這種意趣，後人是難以想像的。此後，魯迅先生於《史記》研究，頗有新的見解，惜《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論及司馬遷者，文字不多。

其實，《史記》有集解、索隱、正義，再加上乾隆四年校刊時之考證，對於讀這部書，文義上的理解，文字上的辨認，也就可以了。再多，只能添亂，於讀原書，並無多大好處。所以，我讀古書，總是採取硬讀、反覆讀的笨法子，以求通解。

我有兩種《史記》： 一為涵芬樓民國五年影印武英殿本，一為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此本也是據武英殿本排印的，余慮其有誤植，故參照影印本。這兩種本子，拿放都很輕便，字大清楚，便於老人閱讀。

我沒有購買中華書局近年標點的本子。我用的本子，都沒有斷句，更沒有標點。此次引文，標點都是我試加的，容有錯誤。發表前，請張金池同志，逐條參照中華標點本，以求改正。這是很麻煩的事，應當感謝。

我以為： 讀書應首先得其大旨，即作者之經歷及用心。然後，就其文字內容，考察其實學，以及由此而產生之作家風格。我這種主張，不只自用於文學作品，亦自用於史學著作。至於個別字句之考釋，乃讀書之末節。

黃卷青燈，心參默誦，是我的讀書習慣。此次讀《史記》，仍舊用這種辦法。然而究竟是老了，昨夜讀到哪裡，今夜已不省記。讀時有些心得，稍縱即又忘記。欲再尋覓，必需檢書重讀，事倍而功半。

但還是讀下去，每晚躺在床上，讀一卷，或僅讀數頁。本紀、世家、列傳，及卷首卷尾部分，總算粗讀一過。其他，實仍未讀也。回憶自初中時，買一部《史記菁華錄》，初識此書。時至今日，用功僅僅如此，時間之長，與收穫之少，可使人慚愧。讀書，讀書，一個人的一生，究竟能真正讀多少好書，只能自己心中有數了。

至於行文之時，每每涉及當前實況，則為鄙人故習，明知其不可，而不易改變者也。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晨記

註：本文摘自

《中國文化傳統是寬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