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資本主義還給人民

經濟觀察報 2015-11-14 00:08

徐瑾

花上三秒鐘，回味一下科幻電影《阿凡達》之中的場景：在不遠的未來，超級大公司SecFor控制了潘多拉星球，以金錢為後盾，以慾望為指引，以技術與暴力來恣意殖民這一美麗星球，為了獲得地下的礦物，將星球原始森林砍伐殆，將納美部落趕盡殺絕……如此看來，這個由私人企業控制的新世界看起來並不是美好，和集權政府控制的《1984》比起來也好不到哪裡去，極右與極左本來就是同源。

幸好只是電影，可電影和現實差距有多大？如果場景置換一下呢，假設事件放在2008年，地點潘多拉星球是地球，SecFor置換成製造出各類「毒」資產的金融機構，結果又有什麼不同？儘管民眾因為金融危機飽受損失，金融機構高管的年終獎金仍舊令人咂舌，這一效應在金融危機之後幾年還在延續，不僅經濟復甦的大部分成果被金字塔尖的1%攫取，即使找到工作的人收入也在下降，2010年的25~34歲的男性的中位數個人收入為31793美元，甚至低於他們父輩的收入 19%（1980年摺合通脹為39250美元）。

醒醒吧，我們離《1984》以及《阿凡達》的世界其實並沒有那麼遙遠，最能代表自由市場的美國尚且如此，那麼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更是面臨質疑。美國怎麼了，自由市場怎麼了，資本主義怎麼了？最典型的矛盾之處在於華爾街以金錢獎勵金錢的文化，最終扭曲的激勵機製造成個人的成就與眾人的痛苦，直到今天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解決。

世界已經與昨日不同，但極端派別的觀點少見更新。從「佔領華爾街」到「反對1%」等左派言論，繼續高舉批判自由市場大旗，但是從理念到措施並不能提供更新知識含量。與此同時，極端放任右派表現也沒有高出多少，一如既往極力遊說金融危機本身就是政府干預的錯誤，因此政府繼續干預將會造成更大錯誤，這套說辭與奧地利學派當年解釋1929大蕭條幾乎如出一轍。

不得不強調一點是，現實生活中大政府帶來的巨大傷害已然是事實，而大企業帶來的絕大傷害暫時只是想像，不過金融業的情況有些特殊，一方面金融系統天然具有不穩定性，現代信貸經濟之下金融危機將是常態，另一方面，金融行業又具有很強大負外部性，因此必須意識到一點，對金融行業的監管思路不能以機械簡化的意識形態作為口號。

在觀念激蕩的年代，極端化言論往往更容易號召起民眾情緒，但並無助於解釋真實世界，甚至推動有益變化。危機讓不少有識之士走出傳統觀念以及意識形態的束縛，重新反思我們既往的體系，一個普遍觀念正在重新被點燃，即支持企業並不等於支持市場。典型如經濟學家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他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從學術與現實結合，提出不少理性的思考，例如他的研究結論之一金融業如果繁榮到一定程度並不有益於經濟發展。

他生於義大利，目睹了裙帶資本主義如何滲透到個人生活方方面面，曾經無不調侃地說義大利人發明了「nepotism」（裙帶主義）這個術語，並完善了「cronyism」（任人唯親）的概念，至今仍深陷其中。80年代來，他到美國求學就業，個人看到並且親身見證了美國式資本主義的成功並不依賴於個人出身而是機會平等。在1992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後，他留在美國，成為一名專業學者，學術成就斐然，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企業家精神和金融學Robert C. McCormack講席教授。

但是隨著金融危機的到來，他逐步走出大學，現實問題迫使他做出更多思考與研究，他發現在義大利類似的狀況正在美國重新出現。比如1998年，當時最大的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陷入破產，美聯儲沒有採取讓當事人破產的方式而是積極干預救助，其處理結果對於當事人更為有利。對此官方有「大而不能倒」的解釋，但是長期資產管理公司中「恰好」有前任美聯儲副主席大衛·馬林斯（David Mullins），難以完全逃離瓜田李下之嫌疑。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這類道德風險案例更是層出不窮，監管層的理由一如既往，但是正因為各種利益集團存在，每筆交易和救助的真實效果也眾口不一——津加萊斯稱之為美國式裙帶資本主義，大量遊說集團以及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導致各類監管牽一髮而動全身，最重要的監管機構往往歷史包袱越大。

無論政治立場如何，如何重新理解市場將決定資本主義的未來。津加萊斯曾說義大利裔的經濟學家往往天生偏左，但是來到美國之後多數會改變看法，因為他們見證了美國式市場經濟的成效，那麼到了今天，美國自己應該如何改變？

早在2003年，津加萊斯就和經濟學拉古拉邁·拉詹撰寫了《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一書。值得一提的是，拉古拉邁·拉詹是印度裔，也是一名出色學者，出版過《斷層線》等著作，金融危機後臨危受命擔任印度中央銀行行長至今。在《繁榮的真諦》一書中，津加萊斯已經更為系統地思考資本主義的未來，他警示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兩種思路之下，美式資本主義都可能面臨滑入裙帶資本主義危機，「當權派的利益與市場發展合拍，自由放任的確可以帶來競爭和自由市場的繁榮。但如果不合拍，純粹的自由放任則可能孕育裙帶資本主義。廣泛的政府干預為各種弊端所困，會導致更糟糕的裙帶主義社會」。

路在何方呢？如果說將資本主義從資本家中解放出來是第一步，那麼第二步就是交給人民——這些術語在中國或許帶有政治含義，如果將資本家換成大企業，將人民換成公眾，或許就更為中立一些。

經濟學講求理性，公共選擇之中往往輕視個體選民的理性作用，典型如政治學家安東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觀點，即保持無知其實符合選民的利益。然而，無知真的就是幸福么？至少當下越來不是不是這一回事，尤其在專業人士以及專業機構面臨各種監管俘獲的今天。津加萊斯將希望寄託於民眾，事實上這本來就是美國式繁榮的根基之一，任何良性互動社會的都離不開公眾關懷，而公眾並非對於公眾事務毫無興趣——即使在遙遠的中國，民眾對於宏觀經濟的熱情也非常之高，這些政策一方面直接影響民眾未來收入，另一方面其公正性以及效率性都影響當下民眾的幸福感受。

如何武裝民眾呢，最好的武器是知識，尤其是數據。也正因此，民眾不僅需要自我覺醒，更需要得到媒體以及學術界等領域的支持。經濟的繁榮如此重要，與每個個體都息息相關。

這不僅僅是一種更新，更是一種回歸。資本主義不僅關於利益，關於法律，也關於社會習俗。資本主義的去道德化其實也將資本主義自身推向了危險的境地。或許是時候回顧一下資本主義的思想源流，在資本主義的早期，某些思想家的言論已經指出資本主義追求目標之一是得體商業，這本身就意味著對於慾望的束縛，這點可以在經濟學家赫希曼的研究中找到思想脈絡，下次再談。

（作者為青年經濟學者，微信公號：經濟人，著作《印鈔者》近期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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