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智環：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述論

　　當今世界全球化進程中一體化與離散化趨勢並存，而絕大多數多民族國家中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亦並不總是一致。由此，學術界特別是西方學者的許多研究成果多聚焦在全球化、現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認同的負面功能及其與國家認同的矛盾和衝突上。與之相對應的是，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在其發展的各個時期各個民族的內部認同也都在不斷發展。特別是目前中國正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現代化過程給相對較為傳統和封閉的少數民族地區帶來的種種震蕩和變化，產生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矛盾，有的甚至影響了部分少數民族已有的國家認同。這種狀況，令許多中國學者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反思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其內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一、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概念

　　(一)認同的內涵

　　「認同」(identity)，源自於拉丁文idem，原意為「相同」或「同一」，16世紀在英語中出現。起初主要用於代數和邏輯學，從洛克時代開始，identity與哲學中的認識主體問題發生了關聯[1]。而現代心理學意義上的「認同」一詞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後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論中得到了發展。

　　心理學研究表明，「認同」是人類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某種深刻的、基礎的、持久的或根本的東西，區別於「自我」表面的、偶然的、易變的內容和表徵。弗洛伊德認為，認同僅僅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2]。詹姆士指出，個體認同於群體的過程其實就是個體把群體的規則內化的過程[3]。而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學者們則強調身份和集體認同對個人行為的深刻影響，總是把「認同」當作「原因」或者「動力」，用來解釋群體特性、感情和行為等社會政治現象[4]。芒茨愛拉特·吉博諾總結了「認同」的三個功能：「其一是做出選擇；其二是與他人建立起可能的關係；其三是使人獲得力量和復原力」。認同因此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行為方式與準則，「認同」問題研究對於人類個體和人類社會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5]。

　　(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概念

　　民族認同(有時也稱為族群認同)是民族發展進程中的一種客觀現象，這一概念最早出現於18世紀啟蒙運動時期。馬林諾夫斯基認為，「認同」涵義在民族研究領域內衍生出了「民族認同」的概念[6]。之後的學者們不斷地為民族認同的概念做界定，如安東尼·史密斯認為，「民族認同」(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這個術語取代了先前的兩個術語：「民族特點」(national character)和「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7]。美國學者邁爾威利·斯徒沃德強調，民族認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體的成員將自己和他人認同為同一民族，對這一民族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態度[8]；卡爾拉主張民族認同是指個體對本民族的信念、態度以及對其民族身份的承認，並且這種群體水平上的認同一般有四個基本要素，即群體認識、群體態度、群體行為和群體歸屬感[9]；我國多數學者認為，民族認同主要指一個民族的人們對其自然及文化傾向性的認可與共識[5]等。我們看到，學者們對民族認同概念的界定，均比較側重於文化與情感因素。因而，近年來學術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簡單表述，即民族認同就是民族的身份確認，指成員對自己所屬民族的認知和情感依附。

　　而國家認同概念，則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的行為革命時期的政治學領域。如果說學者們對民族認同概念的界定體現出某種程度上的「文化多樣性」色彩的話，這主要是因為民族認同較多地依賴於體貌特徵、共同記憶、血緣關係和歷史文化傳統等特徵性要素。而他們對國家認同概念的解釋則相對統一，即國家認同是指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價值觀、理想信念、國家主權等的認同，即國民認同。國家認同是一種重要的國民意識，是維繫一國存在和發展的重要紐帶。國家認同實質上是一個民族確認自己的國族身份，將自己的民族自覺歸屬於國家，形成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主體意識[5]。也就是說，國家認同主要體現為個體或群體在心理上認為自己歸屬於某一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意識到自己具有該國成員的身份資格，它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為國家維繫自身的統一性、獨特性和連續性提供重要保障[10]。

　　簡而言之，認同是社會成員對自己某種群體歸屬的認知和感情依附。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則是社會成員因其自身隸屬於不同的民族、國家而產生的歸屬認知和感情依附。

　　二、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研究的焦點問題

　　自20世紀中期以來，認同問題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在當代多民族國家中，社會成員的認同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即側重於文化歸屬的民族認同和強調政治歸屬的國家認同。但目前全球化作為重建世界經濟體系、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形態的重要力量，已經成為影響一國內部民族認同問題的重要變數。因而當前國內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全球化、現代化背景下，多民族國家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認同危機上。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焦點問題上。

　　其一，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是衝突還是一致

　　主張二者具有一致性的學者認為，民族認同是國家認同的前提和文化根基。其理由是：作為局部的、遊離性的民族認同並不先於國家認同而存在，卻是後者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族群的群體意識與國家的關係十分微妙；往往先有政治國家，然後由國家創造出一種強烈的群體意識[11]。並且，多民族國家對強調血緣、語言及地域特徵等文化因素的民族認同的包容和正確引導，將縮小各民族成員的心理距離，更好地體現國家一體的觀念。就此，艾麗斯·楊曾指出：「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並非是對立的、排斥的，而是兩者兼容的」[12]。此外亦有學者指出，還存在某些現代民族(族群)是在國家框架內形成和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認同的情況，比如新中國的民族識別[4]。

　　持相反觀點的學者則傾向於挖掘存在於二者之間的張力。他們強調，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從本質上說是相互對立和矛盾的事物，因為國家整合要求放棄民族(或族群)特性，而每個民族(或族群)都有其獨特的權利要求。這一論點在冷戰結束後，長期性的民族政治衝突波及全球的社會背景下，發展成為「衝突論」。其核心內容是：在處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係過程中，通過忽視、壓制乃至消除民族差異性或異質性要素的方式，打造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和國家民族，實現國家的同質性建構[13]。顯然，這一主張有推銷文化霸權主義的嫌疑。比如，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把美國的國家認同描述成是由白人新教徒群體所傳承的文化體系，並視其為美國文化的主流和國家特性或國民身份的象徵。——這無異於否定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否定美國社會中民族差異性或異質性存在的事實[14]。同時必須要指出的是，政治實踐領域「主體民族化」政策的執行效果也並不佳，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陸和東南亞地區)，因此而產生的國內民族矛盾與衝突此起彼伏。

　　其二，二者之間價值地位高低問題

　　顯而易見，這一問題與第一個焦點(二者衝突還是一致)關係密切：衝突意味著二者之間在價值地位上必有高低之分，而一致則標誌著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實際過程。上世紀人類政治實踐中的兩大現象——民族國家建立(民族獨立)與多民族國家整合，可以分別視為民族認同優先與國家認同優先的個案情況。事實上，黑格爾於1830-1831年，在柏林大學所作的著名講演中就指出：「國家是存在於地上的神聖理念」。「真理是普遍的和主觀的意志的統一；一般概念只有在國家中才能發現」。由黑格爾的論述，我們有理由推斷在他的觀念中，國家認同應高於民族認同；但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而引發的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卻強烈衝擊著這一傳統的國家認同觀念，進而包括部分學者在內的相關人士提出，民族認同應高於國家認同，國家認同沒有資格同化或凌駕於民族認同之上。但這一觀點的發展卻成為了多民族國家內部因民族復興運動而形成離散化趨勢的理論根源。

　　事實上，就民族認同本身的性質而言，其對於國家認同是具有依賴性的：「它要麼在抵抗現存國家認同的鬥爭中強化自己(作為國家認同的反對者)，要麼從屬於國家認同而存在(作為國家認同的忠誠者)，要麼則導向新的國家認同(創建新的國家)。在政治實踐中，當今世界沒有任何族群或族群成員能夠離開國家而獨立生存，無論是在政治安全和經濟依賴的意義上，還是在地理學的意義上，概不例外[4]。」有鑒於此，近二十年來不斷有學者提出新的觀點和看法，他們對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二者之間的關係或做補充修正或重新定位，歸納起來其主要內容為：訴求國家認同必須以尊重民族認同為前提，民族認同可藉助於國家認同實現合作與雙贏。

　　其三，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與文化適應的關係

　　由於民族與國家屬於兩個不同層次的認同取向，理論上出現了二者之間衝突與矛盾以及價值地位的高低之爭。實踐中同樣存在著多民族國家內部面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失諧狀態，這種失諧狀態的存在原因除了民族與國家固有的差異以及經濟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因素，由此而引發了一個問題——文化適應。

　　文化適應是個體與其他文化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多緯度適應過程。瑞菲爾德等認為，文化適應是指兩種具有不同文化的群體在連續接觸的過程中所導致的兩種文化模式的變化[15]。結合認同失諧的主題來說，當一些民族或族群進入現代化階段，其不斷感受到社會結構和傳統文化解體的危機，而產生了對外來先進文化一體化的情緒化抗拒。強烈的民族認同也就自然成為宣洩痛苦情緒的一種表達方式。進而，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傳統的純潔性、連續性及優越感，形成了對民族同一性的強烈追求。我國學者對此也做出過闡述，比如張友國曾指出「儘管多民族國家的中央政府力圖把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在儘可能廣泛的意義上傳輸給全體國民，但這種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外的一些邊緣地區總是難以實現……日後的外來因素即使在構成對邊緣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險的同時，也作為一種刺激，促進邊緣地區民族集團採取相應的集團行動來保衛傳統文化和地方慣例。[16]」

　　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也使得文化適應問題在認同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彰顯。因為不斷擴張的全球化不僅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權力框架，對國家主權造成了致命的衝擊，更毫不留情地破壞著不同文化之間的邊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威脅民族認同的合理層面。正如薩林斯所說，全球化威脅著族群認同，也威脅著國家認同[17]。

　　三、當代中國認同研究之現狀

　　1.源於西方理論的中國認同研究

　　認同研究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被引入到中國，尤其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多民族國家內部因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矛盾與衝突所導致的認同危機，使得認同研究逐漸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當代中國的認同研究主要源於西方理論，首先是從介紹西方理論開始的：部分有著在國外著名學府求學經歷和語言優勢的中國學者，因其較早了解了國外認同研究的動態和最新理論，將這些信息通過其翻譯的著作介紹到中國來[1]。還有部分學者通過較為系統詳實地梳理和解說，較為客觀地比較和評價西方的認同理論與研究[2]。在這種理論背景的基礎上，有些學者們開始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反思中國作為多民族國家其內部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所面臨的現實問題[3]。

　　2.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關係的合理表述

　　正如錢雪梅所說：「任何形式的對抗都不能徹底解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張力或矛盾，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長期並存不僅是世界真實的歷史，也是我們真實的未來[4]。」有學者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提出：「實際上，在多民族國家中，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18]。」而張永紅等學者對此所做的解釋性闡述也頗為深刻：「族群認同固然重要，但它關注的只是個別群體的存在價值。族群權利的實現絕對不能依靠個別群體，社會共同體的整體利益也同樣不能指望少數族群來維護。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只能藉助主權國家的作用。在當今世界上，主權國家越來越成為實現集體目的的積極工具。正因為如此，少數族群成員的族群認同必須要上升為一種與基於國家主權的國家認同，才能真正解決少數族群與國家之間的兩難處境[19]。」

　　綜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