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部文獻通考馬端臨卷七十一 郊社考四郊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卷七十一 郊社考四

郊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為南郊大禮使（故事，皆以宰相為之，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敕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圜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時周太祖將拜南郊，故修奉之）。

梁太祖南郊二（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庄宗南郊一（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明宗南郊一（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一（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並皇地位。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設燎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大赦改元。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郊，請權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從之。十三日，上宿齋於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出，群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於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為亞獻，興元尹光美為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號曰「飲福」。自是為例。

五代以來，宰相為大禮使，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京府尹為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為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為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為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溫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才見長慶後有以太常卿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大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為別也？其以宰相為大禮使，禮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尚書為鹵簿使，開封尹為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為禮儀使爾。太常卿既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嘗專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為令。」

《長編通考》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采繪畫。至是，盡易以綉。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是，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睹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又考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

按：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為南郊大禮使。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蓋本非彝典。帝以洛都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即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慾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共常祀孟春祈、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並去圜丘十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言：「准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葉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林學士晃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外官、眾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為闕典。望如所請，以《通禮》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以元日祈於上帝。注云：『為上辛祈，郊祀昊天上帝。』又《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啟云：『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啟蟄而郊，乃三代彝章，百王不易。王儉所啟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正月元日祈，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孟冬祭神州地，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群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沈氏《筆談》曰：「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為正祠。」

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宮』為證。《禮器》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乃卜日於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於崇元殿，翼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於太廟，質明乘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於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上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為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並之勞也，然薦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為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為是婉辭以達意也。景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慾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即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郯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用於時，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為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於太廟；丙申，乃有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論者以為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於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太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才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況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為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為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即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徹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以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為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礻龠與嘗，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雨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為《周禮》，而珂固疑其即變禮以為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謁朝之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八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之行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於明堂。則四年之，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遍，天地六歲而遍，以卑逾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一郊邪？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祀太廟，三日詣圜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楊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為前二日之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為告祭，則其禮太過；以為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後、上祖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一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礻龠、夏、秋嘗、冬，三歲一，五歲一，皆歷代相承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子親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伸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配以太祖，孟春祈、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先是，上親制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為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蕞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樽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樽酌獻，一樽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禮官以為《鄭氏》注《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製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樽，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樽。

岳氏《愧郯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蒞祠祭，每見樽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台吏，樽冪之下率多空，惟一樽僅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錄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唱酒齊之日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鑒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酒醴祠祭樽，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三酒。今醅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十日，撥醅瓮而浮蟻涌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謂泛齊邪？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醅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醅芽，置ド其中，其齊蔥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一月，春秋二十日，夏十日，醅色變而微赤，豈其所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面觀之，上清下沈，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逾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為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樽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樽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曆，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毖祀右古之意，最為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曆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弼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六樽：太樽為上，實以泛齊；著樽次之，實以醴齊；犧樽次之，實以盎齊；象樽次之，實以醍齊；壺樽次之，實以泛齊；山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樽為上，實以泛齊；犧樽次之，實以醴齊；象樽次之，實以盎齊；山為下，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樽。五方、北極、天皇大帝、神州地、大明、夜明，太樽實以泛齊。五星、十二辰、河漢，象樽實以緹齊。中官，壺樽，五方山林、川澤，蜃樽，並實以泛齊。外官概樽，五方邱陵、墳衍、原隰，散樽，並實以清酒。眾星，散樽實以旨酒。皆用明酒，各實於上樽。宗廟，每室設彝、黃彝，著樽之上樽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郁鬯，著樽實以醴齊。又《司ピ氏》：『以鑒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鑒類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即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樽，仍命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樽。或陰鑒、方諸之類未能猝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樽，惟酌獻、飲福二樽實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明酒，誠於禮為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注《周禮》，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製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樽，有司不得更設空器。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數，實諸樽，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曰從其請，則自慶曆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為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樽雖具，均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為醴味與酒味異，其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為有事而新作者，即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制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以後，復曾講明不？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珂前記空樽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並祭社稷、風雨師等，合用樽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考《三禮圖》樽受五斗之制，遂每樽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欄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樽已不盈矣。慶曆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為『看器』，則雖盡空其樽，固無怪雲。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不然，樽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瓶缶以均奉祠者，台皂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得配，未幾復並侑，為定製。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為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上皆循用之。正月上辛祈，慶曆用犢一、羊二、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簋俎各增為二。前一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引司天監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並行一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准ト門儀制，祀天地致齋，皇帝不游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曆元年、嘉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台諫官，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凡君薨，卒哭而，而作主，特祀於主，、嘗、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ウ，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雲服喪三年，而雲諒ウ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ウ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為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逾年而行郊。況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圜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即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游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為定製。

七年，中書門下言：「准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裡東側門曰夤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天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為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鸞司預先體仿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為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仿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為齋宮？無事則嚴其扃，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係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幔殿也。然神宗即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池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游觀之所畢備，而獨未建齋殿，誠為闕典。

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地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為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複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圜鍾為宮，三變。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祀實柴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辜，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仿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以生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後士，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舍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為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為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為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遍及爾。若以親祠欲遍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自因舊儀，亦不背違禮意，近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ロ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冢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此天地同祀，可以概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國朝親郊，止服袞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太祖皇帝之位，各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單用白木，以素為質。今郊祀、簋、樽、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簋、樽、豆，改用陶器，仍以單為杓。祀天之有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鬯，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瘞血之禮，至薦奠禮畢，即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及神州地，當為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燎祝版。考先儒所說，地即無燎之文。請祭皇地祝版、牲、幣並瘞於坎，不設燎壇。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高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而下，皆不燔瘞牲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為陽，則脅與髀為陰可知矣。報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神州地、太社、太稷，凡地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皆升首於室。」

又曰：「臣等見親祠南郊儀注，並雲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郊壇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埽反道。鄭氏注謂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眾，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故外設重營，以為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為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為三，天神列位不出內，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之內。而大次之設乃在外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為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位既眾，祀事亦繁，故為三，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注具載圜丘三，每三十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誠不足以等神位、序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注為三。」從之。

哲宗元七年，親郊。詔：「今歲圜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指揮。」

南郊鹵簿使、兵部尚書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ж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萬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千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軾為鹵簿使導駕，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遍享宗廟，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皇地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為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覿、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遂以為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位，惟祭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即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圜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之位獨不設，恐亦未安。況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為國事勉行權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為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位，以嚴並況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

禮部尚書蘇軾言：「恭睹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於六宗，望於山川，遍於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戍，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並祀地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餘，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後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為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採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為圜丘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准漢故事，為圜丘壇八階，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黃帝而郊嚳，夏後氏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也。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於郊，則地群望皆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為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有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邪，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俯則見地，而雲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遍。今不得歲遍，是故遍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遍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為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月以神州地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複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圜丘，於禮為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疏闊，豈可因循謬誤，不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證。臣等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謂成周之世，圜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為樂章耳。如《潛》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於上帝也。』如此之類，不知為一祭邪，抑二祭邪？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為二，何所不可？議者乃欲因此造為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己，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為門下侍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道路、帷宮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祠，終帝世未克舉雲（詳見《祀后土門》）。

左司員外郎曾文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香。按何佟之議，以為南郊、明堂用沈香，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眾星之位，香不復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眾星隨其方色用幣，每陛各設香。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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