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拉登的遺產

美軍突擊隊飛襲巴基斯坦京畿，處決了卡伊達「基地」組織的創始人本·拉登，成為轟動全球的新聞。這一事實表明，政治立場和道德準則不計，拉登確實成為一個世界性風雲人物。他說到底是個並無國家和政府支持（阿富汗短命的塔利班政府除外）的一介匹夫，但是在新世紀中對世界局勢的衝擊和影響，可以說至今無人可及。

起於「草莽」的拉登，雖然也以伊斯蘭教義號召「聖戰」，卻絕無類似的宗教領袖權威，最後只是在自己徒眾中獲得不倫不類的「教長sheikh」稱呼。這樣一個非國家非政府的「民間」玩家，取得如此空前的世界性影響，奠定了他的歷史地位。

尖刻一點的論客，也許可以模仿《晉書》記載阮籍憑弔楚漢戰場時的感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在相當意義上，拉登的脫穎而出，確實可說是全球十幾億穆斯林和近三億阿拉伯民眾「時無英雄」的一個結果，也是近年來「文明衝突」的一大特色。

從歷史角度，拉登的應運而生，是因為阿拉伯世俗民族主義的衰落，被西方支持的專制主義取代，從而產生了「基地」組織成長的社會環境。曾幾何時，埃及總統納賽爾和各地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是現代阿拉伯民族主義的當然領袖，具有很大的號召力和道德權威。宗教組織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這些世俗領袖主導的阿拉伯主流政治中沒有立足之地。最明顯的例子是已故阿拉法特創立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不僅包括了信奉馬列主義的組織，甚至還有過猶太人幹部。

隨著阿拉伯國家在中東六日戰爭中的軍事慘敗，以及埃及和復興社會黨推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在經濟發展中停滯不前，二戰之後風起雲湧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義逐漸失去號召力和道德權威，有關政權紛紛轉向加強專制，同時埃及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長期領袖向美國靠攏，特別是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與其他得到華盛頓支持的阿拉伯專制政權組成親西方的「溫和」集團，以對以色列的妥協讓步，換取山姆大叔的軍援和經援。特別是在蘇歐集團瓦解之後，連阿拉法特也被迫放棄「武裝鬥爭」，而接受華盛頓的「招安」。

這樣的親美政策，明顯偏離了阿拉伯基層或曰「街頭」民眾意願，使得「溫和」政權與國內民意距離日益擴大，導致政權專制手段繼續強化的惡性循環。與此同時，放棄原有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並沒有真正惠及廣大下層民眾，而是造成特權階層和加速政治腐敗，以及民怨的沸騰。政權的反應是進一步加強社會控制，縮小民間活動空間。

在這樣的社會和國際環境下，原來的世俗民族主義日益失去社會號召力和道德權威，所謂「政治伊斯蘭」，包括拉登代表的原教旨極端主義成為阿拉伯下層社會的自然「另擇」，終於「時勢造英雄」，不僅有巴勒斯坦哈馬斯組織的崛起，更出現了拉登和「基地」組織這樣的極端勢力。換言之，缺乏阿拉伯世俗主義英雄的真空，是拉登這樣的宗教極端主義「豎子」成名的歷史條件。一個有點詭異的結果，是拉登對歐美尤其美國歷史衝擊，遠大於對穆斯林社會的影響。

這裡有個歷史性的巧合：拉登和「基地」組織的出現，正好遇到美國基督教右翼和新保守主義的上升。兩者之間的「風雲際會」，大大加劇了西方世界中的「本·拉登效應」。9·11恐怖襲擊成為美國右翼在政治上的「國難財」，而發起前所未有的國際「反恐」戰爭。從這層意義，拉登可說是有史以來「不對稱戰爭」或「四兩撥千斤」的最成功玩家。

「基地」組織的運營經費，來自拉登本人的私產和穆斯林社會尤其沙烏地阿拉伯人士的捐款，無非在數百萬到數千萬美元之譜。但是按照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近日在《紐約時報》上的數字，美國為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已經耗費了1萬多億美元。另外，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9·11恐怖襲擊後，美國國內加強「反恐」的各項安全措置和支出，也已經達到1萬億美元。

連奧巴馬總統都承認，如此耗費天文數字的「反恐戰爭」是美國空前財政赤字的罪魁之一。而國家債台高築，是美利堅帝國加速衰落的重要動因。

「本·拉登效應」的另一重要部分，是美國社會恐懼心理的上升，以及美國國內伊斯蘭「第五縱隊」的出現。各種跡象和證據表明，美國未來恐怖主義的主要威脅，日漸來自本土和土生的伊斯蘭極端主義。這對美國社會安定和種族和諧的傷害，遠遠超過外來的恐怖主義威脅。

拉登對美國最深刻的長遠效應，無過法制傳統和道德權威的退步。文明衝突論祖師亨廷頓特地強調：西方文明的代表性象徵，不是麥當勞出名的大號漢堡包BigMac，而是英國中世紀大憲章代表的法制傳統。特別是所謂人身保護法（habeascorpus），是這一法制傳統的最大亮點。

正如不少美國自由派論客紛紛承認，美國「反恐」戰爭造成這一法制傳統的顯著退化和弱化，設立在古巴關塔那摩的特別監獄以及許多其他不知名的海外「黑獄」，主要便是為了迴避人身保護法和其他美國法律。此外，美國政府在「反恐」戰爭中採取了酷刑審訊、以言治罪、非法監聽、集體懲罰、「法外殺人」、政府主持刺殺等「法外」手段。在某種程度上，美國社會出現針對穆斯林的「麥卡錫化」。

例如2005年，一位在美國出生長大、已經頗有成就的年輕穆斯林科學家阿里·阿爾－提密密博士，因為發表演說鼓勵當地伊斯蘭教青年參加「聖戰」，被美國聯邦法院判處無期徒刑。他大概是美國第一個純粹因為言論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思想犯」，連《華盛頓郵報》都覺得實在說不過去，而專門發表社論表示詫異。

一年多前，另一美國土生穆斯林公民al-Awlaki，因為宣傳「恐怖主義」的言論罪，而成為五角大樓無人飛機的頭號刺殺對象。此公雖然至今仍然暫時「逍遙法外」，但遲早會成為歷史上因為思想言論被聯邦政府不經任何法律程序處死的頭例美國公民。

就是拉登新近斃命，事實上也是一種法外殺人。連《華盛頓郵報》的大牌猶太裔右翼專欄作家克勞特哈默也承認這是「處決」，而不是戰場對殺。事發之後，對比美國朝野的興高采烈，歐洲社會輿論紛紛對這種明顯的法外刺殺手段表示懷疑和反對。

總之，拉登的重要「歷史功績」，便是顯著降低了美國自身的法制標準，導致西方社會的道德退步，以及國際政治的「叢林法則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利比亞公然企圖刺殺卡扎非，殃及其無辜孫輩，不僅違背美國國會制定的禁止刺殺外國政治領袖的法律，也是這種叢林法則的最新例子。

對比之下，拉登可謂「牆裡開花牆外紅」，他對穆斯林和阿拉伯故鄉的影響明顯小於對西方世界的衝擊。尤其是「基地」組織在伊拉克戰亂中的濫殺無辜，大大降低了拉登代表的原教旨主義在穆斯林世界的聲望和號召力，成為美國扭轉伊拉克亂局的轉折點。

例如民調發現，約旦民眾支持拉登的比例從2003年的56%降低到新近的13%，巴基斯坦從46%降到18%，就是在對西方冤屈最深的巴勒斯坦，這一比例也從72%的絕大多數跌到34%。

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伊斯蘭開始在阿拉伯世界通過和平途徑進入主流政治，最明顯的代表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要說原教旨極端主義因此邊緣化，固然為時過早，但是在穆斯林世界，以「沉舟側畔千帆過」來形容本·拉登之死，並不為過。（作者為旅加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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