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上將小傳 2

二　　　　1928年春，李克農到上海後，很快在北四川路春野書店與阿英接上關係。組織安排，李克農成為中共春野支部的一名成員，負責文化工作和工運工作。為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李克農等人創辦了《鐵甲車》報，他擔任報社經理，還親自撰寫文章。由於《鐵甲車》抨擊反動統治當局，不久便被國民黨軍警查封。李克農就與潘漢年一起，將《鐵甲車》報改名為《老百姓》報，繼續堅守黨的宣傳陣地。這個小報辦的時間不長，又遭反動軍警查封。1928年底，經組織決定，李克農調到滬中區，擔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　　由於沒有一個固定職業，黨的活動經費又十分緊張，李克農經歷了一段食不果腹的日子，為了應急，還把呢子大衣送進當鋪。由於經常餓肚子，李克農的身體曾一度極為虛弱，本來就高度近視的雙眼，視力更下降了，周圍的同事和好友都風趣地稱他為「瞎公」，後來李克農又多了一個筆名——「俠公」。　　由於環境惡劣，為防不測，李克農等人還時常搬家。一個時期，他帶著宋治家（又名宋季仁，蕪湖民生中學的學生，曾做過李克農的秘密交通），搬進了愛爾近路春輝里535號。這是一幢二層小樓，李克農與宋治家住樓下，樓上住著上海北站站長的一位情婦，名叫秦惠茲。她原是杭州鄉下的一位貧窮女子，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看到李克農二人貧困的生活，常將剩餘的米面和食物送到李克農住處。受李克農的影響，秦惠茲還利用她的身份，主動幫助李克農。有一次，她冒著生命危險，用站長的專車，秘密將一批武器送往浦東。李克農很感激，直到解放後，李克農重返上海時，還通過市公安局查找秦惠茲的下落，聽說她已回杭州老家，未能聯繫上，成為李克農心中的一件憾事。　　李克農擔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後，遵照上級的部署，經常組織飛行集會，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等。後來，他漸漸對組織飛行集會一類的過激行為產生了憂慮。據宋治家回憶：一天晚上，李克農帶著他到老靶子路（現在是吳經路和江西路）百星大戲院看蘇聯電影《單人魂》，內容是描述伏爾加河縴夫們的生活與鬥爭的。電影剛開映不久，突然白紙印的傳單滿場飛舞，場內口哨聲、警笛聲驟起，數十名警察急速趕來。趁眾人慌亂之際，李克農與宋治家奪路逃出。返回途中，李克農對這類舉動所帶來的後果頗為不快。他面帶怒色地輕語道：「這不知是誰幹的，蘇聯電影應該讓大家看，不要撒傳單。」採訪宋治家談話記錄（1986年），存國家安全部檔案館。　　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便陸續從漢口秘密轉移到上海。白色恐怖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要想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求得生存與發展，不建立一個特殊機構根本不行。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的基礎上，於1927年11月建立了黨的政治保衛組織——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務是：獲取敵人情報，營救被捕同志，設立秘密交通，懲辦叛徒剷除姦細，保衛中央領導和駐滬機關安全。同時，為了能及時準確地掌握國民黨動向，以便更好地保護自己，打擊敵人，中央還決定：派遣一兩個忠實的人，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里去。恰在這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CC特務組織）為加強其情報機構，準備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廣播新聞編輯。此情報被先期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所獲。　　1929年11月間，李克農在上海一家電影公司攝影棚內遇到了舊友胡底。胡底在大革命失敗後也被通緝，並隨錢壯飛一道秘密來到上海，1928年入上海影片公司當了演員。李克農通過胡底介紹認識了錢壯飛，錢壯飛向李克農介紹了國民黨正在招兵買馬擴大特務組織的情況，並希望組織上利用他們招聘廣播新聞編輯之機，打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　　李克農迅速將這一情況通過中共滬中區委向中共中央作了彙報。中央特委對此非常重視，立刻開會研究。當時黨內關於是否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問題，曾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派遣人員打進去；一種意見是不進去。最後，周恩來排除了不進去的意見，指示：「把它拿過來」，為我所用。他的意見被與會者接受。後由錢壯飛安排，李克農經過一番認真準備之後，以優異成績連過幾關，考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又經過國民黨的嚴密考察，終被委任為該局的廣播新聞編輯。李克農才華出眾，思路敏捷，文筆流暢，凡是他經手整理的調查材料，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都十分讚賞。為使李克農取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信任，中共組織將一些過期的文件轉交給李克農，李克農則以「繳獲共黨文件」為名送往南京，徐恩曾看過這些材料，連聲稱讚李克農：「你真有辦法。」此後，李克農就時常找些假情報或已過時失去價值的文件交給徐恩曾，因而越來越受到徐恩曾等人的信任，被提拔為電務股股長。官位不大，卻統管著全國的無線電報務員，是獲取情報的極好位置。不久，胡底也趁機潛入國民黨內部，根據錢壯飛的安排，被派往天津，參與創辦國民黨在北方的情報機構，打出的招牌是「長城通訊社」。經組織批准，李克農與錢壯飛、胡底3人組成中共特別小組，李克農任組長，由中央特科指派情報科科長陳賡（曾化名王庸或王老闆）負責與他們聯繫。從此，他們在敵人心臟展開了一場特殊的戰鬥。　　李克農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站穩腳跟之後，便由春輝里535號搬到唐山路元吉里，後又遷到元裕里。頻繁的搬家主要是為防不測，同時也防止家鄉熟人不慎說出他的真實姓名和真實身份。中央特委對李克農的安全也異常關注，幾乎每天都派人在他的住處觀察。每當李克農離家之前，總是在窗邊放上花盆之類的物品，以示安全。為照顧李克農的生活，同時也為了便於掩護，周恩來還特意派人將趙瑛母子從蕪湖秘密接到上海。　　三明照相館是中共的一個重要秘密據點，陳賡以該館老闆的身份常在這裡活動，李克農若獲有重要情報，便來此地與陳賡接頭。為使情報能及時送到中共中央手中，組織上還派宋治家擔任李克農的地下交通員。宋治家則以「用人」身份給李克農送飯。無線電管理局內「同事」都知道這位李股長派頭十足，脾氣特大，常因送飯太遲或做得不好，把宋訓罵一頓，正是在這訓罵聲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傳遞了情報。　　一天，李克農又對宋治家大發雷霆：「你知道我胃不好，要吃軟和些的飯，你倒好，送來這生不生、熟不熟的夾生飯，你怎麼這樣笨，連飯也燒不好！」訓聲驚動了周圍的「同事」，有的見狀便產生了同情心理，忙過來對宋治家說道：「還不快上街去給李股長買飯。」李克農便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鈔票遞給宋治家，宋則裝得唯唯諾諾，哭喪著臉轉身離去。在一個僻靜的里弄內，他迅速展開捲成一團的鈔票，只見上面醒目地寫著4個字：「會不能開！」宋立即向上級報告了這一情況。原來這期間，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準備在上海秘密舉行，但被國民黨南京特務總部偵悉，已密令上海方面軍警特聯合行動，欲將中共首腦一網打盡。接到這一情報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會議延期舉行，地點也做了變動，從而粉碎了國民黨的圍捕計劃。　　從1930年12月開始至1931年5月，中國工農紅軍勝利地粉碎了蔣介石對蘇區發動的第一、第二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圍剿」前，錢壯飛從徐恩曾那裡獲取了國民黨發動第一、第二次軍事「圍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絕密戰略情報，並由李克農及時交給了陳賡和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這些情報準確及時。毛澤東率領的工農紅軍對國民黨軍的部署、兵力調動了如指掌，在戰場上爭取了戰略主動，保證了作戰的勝利。　　李克農出入於國民黨上層及軍警之間時，他總裝出一副傲慢冷漠的紳士派頭，或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為迷惑敵人，他甚至出入於跑馬廳、大世界歌舞廳和賭場。因而李克農也很熟悉上海灘黑社會的一些內幕。有些不知底細的人對李克農「投靠了國民黨，擺起了闊架子」困惑不解，因此他常遭一些人的冷眼，甚至責罵。對這一切，李克農只好忍辱負重。他曾對錢壯飛說：搞咱們這一行的，就要能經受委屈。　　在外人眼裡，李克農是「國民黨的官」，一定發財了，實際上他生活很艱苦，李克農一家常常是伴著稀粥鹹菜度日。所以，他家在吃飯時一般是不會客的，擔心暴露了這樣的「生活秘密」。　　那時，黨的活動經費非常緊張，李克農從不因某種理由占黨的一分錢財。據李克農的長子李治回憶說：一次，有一位扮做貨郎的同志來到他們家，只有六七歲的李治看到這位叔叔挑的貨郎擔里有很多玩具，便湊了過去，這位同志順手拿出一件給了李治。當這位同志要走時，趙瑛要李治將玩具還給叔叔。可李治沒有玩夠，硬是不給，在這位同志的勸說下把玩具留下了，然而不久，李克農還是設法把玩具轉交給了那位「貨郎」。　　李克農警惕性很高，行動果斷，對身邊那些有威脅的敵人堅決地採取巧妙手段將其除掉。　　李克農曾回憶說：有一個國民黨公安局的督察隊長，對共產黨非常兇狠，抓了我們很多的人。我們進去以後，設了計，把他除掉了。他這樣記敘當時的經過：「我們租了一處房屋，布置我們的人在那裡住，在那裡放一些已經被國民黨搜捕到的我黨文件，後來故意讓他們偵知這一線索，不過又告訴他們說，為了某種理由，可以暫緩不捉，以待來日捕獲更多的人，就這樣過了一些日子，再去抓人時，我們的人都走空了。那裡住的原來都是些平日來往路過上海要走的人，如去蘇區的人等。等到撲空以後，上面的人就問他：『為什麼讓共產黨漏了網？』這個督察隊長被上面審查一段後就『革職』了，他還不知道這就是共產黨搞的。」　　1930年初，剛從蘇聯回國的劉伯承，接受了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漢發動武裝起義的重要任務。從上海到武漢，敵人封鎖很嚴。為使劉伯承安全抵達目的地，中央特委決定由李克農利用特殊身份作掩護，護送劉伯承去南京。　　身穿藍色綢緞長袍的李克農，按照約定的時間，手舉一把黑色雨傘，冒雨來到外灘公園接頭地點。他表情顯得很鎮靜，內心卻躊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注視著公園的入口處。　　一輛雪佛萊轎車從遠處駛來，停在公園邊。車內下來兩個人，徑直朝公園走來。李克農見狀便朝這兩人迎面走去。當離這兩人還有幾米時，他止步摘下眼鏡哈哈氣，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這是事先約好的暗號，表示身邊沒有「尾巴」，一切正常。李克農和這兩人相遇時一言未發，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3人先後鑽進車內。　　汽車啟動後，坐在前座的李克農這才轉過身來和李立三握手問好。李立三指指坐在身邊的人說：「老李，這位就是劉伯承同志，交給你，好好送去。」李克農急忙伸過手來緊緊握住劉伯承的手說：「久聞大名，沒想到在這裡和你幸會。」劉伯承微微一笑說：「我也是今天才識廬山真面目啊。」　　在火車的頭等車廂里，由於李克農持有特種證件，因而巧妙地應付了特務的監視和軍警的搜查，終於順利抵達南京。事後，蔣介石和他的特務機構雖然也掌握了劉伯承離滬的情報，但他們萬萬未想到，是李克農隻身一人將劉伯承送往南京的。　　以李克農為首的特別小組控制著敵人的情報機構，使蔣介石几次企圖破獲駐上海的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均告失敗。可就在他們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之際，卻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嚴重事件。　　1931年4月26日凌晨，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李克農驚醒。他急速開門，一位氣喘吁吁、神色緊張的年輕人跌撞進來。　　此人是錢壯飛的女婿劉杞夫，也是位秘密交通員。他速將幾封電報密文抄件和錢壯飛的親筆信交給李克農。李克農疾閱信件，驚悉協助分管中共保衛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機關核心機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　　顧順章被捕不久，便供出中共駐武漢交通機關等秘密據點，使10餘人被捕入獄。這個叛徒還提出只有親自晉見蔣介石，才肯提供破壞中共中央機關的具體情況，並且強調在他未到南京前，千萬不要報告他被捕叛變的事。但國民黨武漢行營中將主任何成浚和在漢口的國民黨特務黃凱、蔡孟堅等，抓到顧順章如獲至寶，競相邀功，均迫不及待地給徐恩曾、陳立夫發了電報。　　這一天是4月25日，星期六，徐恩曾已去上海度周末，只有錢壯飛一人值夜班。他一連收到武漢發給徐恩曾轉國民黨黨部秘書長陳立夫的6封特級絕密電報，每封電報上都寫有「徐恩曾親譯」字樣。錢壯飛一邊簽收電報一邊心中思忖：武漢方面究竟發生了什麼重要事件，值得如此急不可耐地連發急電？這一反常情況引起他的高度警覺。他反鎖上門，用先前偷攝到的國民黨高級官員專用的特級密碼本，迅速將電報的內容破譯出來，結果使他大吃一驚。　　第一封電報的內容是：「黎明（這是錢壯飛早已知道的顧順章的化名）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3天之內可以將共黨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其他幾封都是有關此類事件的電文。　　事不宜遲。錢壯飛敏捷地抄下電文，連夜派劉杞夫乘火車趕赴上海。27日早晨錢壯飛也坐火車撤離南京到上海。　　接到錢壯飛這十萬火急的情報，李克農十分明白顧順章的叛變意味著什麼：不要說寧、滬之間歷盡艱險建立起來的情報機構會遭到徹底破壞，整個中央領導機關也將面臨滅頂之災。他想：「時間刻不容緩，務必要搶在敵人動手之前！」　　劉杞夫妻子椒椒仍在家中，完成任務後他提出應立刻返回南京接應。李克農開始「很難下決心」，最後還是同意了。他把僅有的3塊銀元拿了出來，趙瑛也毫不猶豫地取下自己僅有的戒指和耳環遞給了劉杞夫。臨行前，李克農一再叮囑：「此行兇多吉少，遇事要沉著。」　　這天並不是李克農與陳賡接頭的日期，但找不到陳賡就無法向中共中央報告這個「十萬火急」的情報。在這萬分緊急關頭，李克農不顧個人安危，千方百計地設法與中共中央聯繫。幾經周折，他終於通過中共江蘇省委，在中央剛剛建立的一個緊急備用的聯絡站找到陳賡。李克農又隨陳賡一起，馬不停蹄找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當機立斷，決定採取斷然措施：一是立即通知中央機關、江蘇省委機關、共產國際駐滬機關全部緊急轉移；二是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中共黨內一切秘密工作方法，掐斷顧順章所能接觸到的所有關係和線索，由各部門實行緊急應變。　　在周恩來指揮下，中共中央實行了歷史上少有的秘密大轉移。李克農也迅速投入了掩護中央領導安全撤離的戰鬥。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在他的護送下轉移到安全地帶的。同時，李克農還用「克潮病篤」的暗語，給天津的胡底發電，通知他事態嚴重，速返上海。　　由於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當大批國民黨軍警在顧順章的引路下趕到時，中央機關已全部轉移。蔣介石企圖利用顧順章將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的陰謀徹底破產。　　在中共中央面臨危難之時，李克農心中只有一個念頭，確保中央機關安全轉移。因而未能顧得上趙瑛母子，只好讓一位交通員通知她母子立即轉移的。趙瑛曾一度與李克農失去了聯繫，流落街頭，甚至曾夜宿菜場，輾轉1個多月，才被特科的人找到。　　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李克農、錢壯飛、胡底3人撤離上海，去江西蘇區。李克農是最後一個離開上海的。他打算將隱患除掉後再走，又多待了兩天，最後由陳賡出面，通知李克農必須馬上離開上海。在動身之前，趙瑛母子也告別上海，返回蕪湖老家。西安事變後，李克農才和家人恢復聯繫。　　李克農懷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心情，向陳賡、周恩來告別，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曾經與敵人進行過殊死鬥爭的上海，踏上了去中央蘇區的艱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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