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模式與標準問題

一系列歧見的關鍵所在

近一段時期，中國政治模式即中國政治體制問題成為焦點。此情此景，與當年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爭議有著驚人的相似。當時，關於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各種論調曾充斥西方媒體。然而，隨著中國經濟30多年持續高速成長，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這些論調也逐漸消逝。現在，人們開始對成就了經濟奇蹟的中國政治模式品頭論足，只是不再使用「崩潰」、「威脅」等極端辭彙，而更多地體現出「適應與滯後」、「成功與失敗」、「讚揚與謾罵」等認同與否定的矛盾交織。

在這種矛盾交織中，不乏正面積極的看法：

「中國擁有巨大的政治優勢，這是中國總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中國政治模式能夠順應人民變化著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經驗，適應世事的種種劇變。」

「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中國的政治制度總體上是成功的。」

「中國之所以成功地應對金融危機，是基於她的政治體制能力，能夠迅速作出重大的、複雜的決策，並有效地實施決策。」

「中國政黨制度中的優勢優點是多黨制國家的政黨做不到、甚至是不敢想的。」等等。

負面消極的意見也大量存在，如：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政治模式卻較為落後、失敗。」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太慢，已經成為我國進步的最大障礙。」

「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等大多數問題，主要是由體製造成的。」

「中國只是個身陷囹圄的大國。」等等。

為什麼對實現了大國和平崛起、創造了世界奇蹟的中國政治模式，在判斷與評價上會有如此大的分歧與反差呢？關鍵是「標準」二字。當人們從不同立場、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尤其依據不同的標準，去判斷一項事物成功與否時，得出的結論當然大相徑庭。

標準的價值

標準是衡量事物的準則。標是標註，是衡量；準是準則，是規範。成與敗、強與弱等是比較而言的，有一個基本的、一般的參照系，這個一般的參照系，就是衡量事物的標準。

標準的確立是人類現代文明的體現。在自然科學領域，正是因為標準的誕生，極大地促進了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在社會科學領域，如泰羅制強調生產與管理的標準與標準化，都大大提高了一定歷史時期的勞動效率和物質財富創造能力。當量化和測度政治時，標準體現的是一種以政治行為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政治分析方法，即用現代科學技術方法研究人類的政治行為。

2000多年來，關於什麼是好的政治體制，從東方到西方，從政治學者到政治家，從未停止過洞察與分析，探索與實踐。古今中外，偉大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們在探討政治制度成敗標準時，都以對實踐的深刻理解和思考為基礎，以對時代、民族發展規律的敏銳把握、洞見為指引。這樣的探討，是嚴肅的，有價值的。儘管人們對制度的價值判斷必然帶有深刻的主觀印記，然而客觀的存在誰也無法迴避，最終的標準仍然要看行為的過程和制度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人對政治體制的標準問題論述豐富。以結果和宗旨為導向，較少拘泥於具體形式，在借鑒其他政治文明的同時，保持了中國特色和傳統精神的價值判斷。遠的不說，僅追溯改革開放以來歷史，關於標準問題的討論常常成為凝聚共識、推進改革的先聲。

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表，在停滯、徘徊、迷茫的中國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使廣大幹部群眾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1992年年初，鄧小平針對當時黨內和國內不少人在改革開放問題上邁不開步子，不敢闖，以及理論界對改革開放「姓資姓社」的爭論，深刻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於」標準的提出，釐清了人們的思想認識,極大地推動了改革的深化、開放的擴大、經濟的騰飛。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樣化、文化多元化，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制度之爭，在國家之間最高層次競爭中的重要性愈加凸顯。一個強大的國家、一個振興的民族，不但要發展經濟，提高綜合國力，而且要發展和創造出順應時代規律的政治文明。思想認識與價值判斷愈多元，一個客觀的、有說服力的、廣泛認同的評判標準的確立就愈加珍貴。有了這個標準，才會有客觀理性的正確判斷，進而才能判明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與重點。

判斷中國政治模式，該依據什麼

符合政治模式自身規律與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方向。作為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政治模式一方面受經濟基礎制約，同時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政治模式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現代民主政治的演進也有一個基本方向。中國政治模式同樣必須符合政治文明的上述規律和準則。

符合國情，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在遵循政治文明一般規律的同時，一定是立足於特定時代和本國發展特定階段的。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前不久在接受《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書面採訪時強調的那樣：「中國經濟長期快速發展和社會保持和諧穩定的事實也證明，中國政治體制是符合國情的，總體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要求。」

不斷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不斷提升國際地位和競爭力。從國家層面看，政治制度須與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相匹配。好的政治模式，應當讓國家更加強盛，在國際上更有話語權。無論多麼精巧的制度設計、多麼理想的體制安排，如果其實施會導致國家羸弱、民族衰敗，就不是值得效法、值得稱道的。

實現社會和諧，豐富公共產品，增進人民福祉。從國內政治社會層面看，好的政治模式應當涵蓋維持良好秩序、妥善解決爭端、促進社會和諧的機制，應當具有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豐富公共產品種類、滿足民眾期待和訴求的能力。

穩定且高度認同的國家政權和政黨制度。在一個好的政治制度下，民眾對國家政權和政黨制度的合法性有著舉國一致的共識，在此種共識基礎上，方能實現政通人和、定國安邦；方能進行高效的社會動員、資源整合、政策貫徹；方能有效集結民意民智，體現強大的戰略決策和執政能力。

在以上這些敘述中，我們試圖勾勒、描繪中國政治模式成功與否應當堅持的原則，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標準。只是這些歸納和梳理還停留在較直觀、較淺顯的層次。目的在於提出問題，引起關注，拋磚引玉，展開討論。

這樣的討論，應當成為全民的議題，應當成為時代的課題。當代現實政治的複雜程度遠遠超過傳統政治實踐，所以也要求有更加複雜的政治分析與之相適應；同樣，當代現實政治的發展、創新速度也遠遠超過傳統政治實踐，因而要求政治分析方法更迅速地更新、進步。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程中，複雜性和創新性這兩個特徵非常鮮明，因此，對政治體制改革標準的判斷與分析，也必然需要一套複雜的、不斷更新的政治分析方法。

實踐無止境，發展無止境。在複雜多變的政治實踐中，判斷政治制度好壞優劣的標準也不是簡單的、靜止的。西塞羅在《論共和國》中說，羅馬政體之所以優於其它國家，是因為它集中了民眾的智慧，經歷了世代的積累與探索。我們相信，集全黨和全體民眾的智慧，通過科學的論證設計，在政治領域、在更加複雜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我們一定能夠作出積極審慎、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選擇。

（作者為人民論壇雜誌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