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觀點、新決策、新舉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新成果和最新發展。其中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全局和戰略意義的是：《決定》明確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並按照這個要求，提出了經濟領域眾多新的重大改革舉措。這是我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創新和發展，將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產生深遠影響。

一、我國改革理論的重大發展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所謂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實際上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35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始終是圍繞著正確認識與處理政府（計劃）和市場的關係這一核心問題展開的。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其根本特徵就是否定和排斥市場作用，完全由政府通過國家計划進行資源配置。當時主導的傳統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徵。因此，改革開放要在實踐上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就必須在思想上突破否定和排斥市場的傳統觀念的束縛。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推進，我們對政府（計劃）和市場關係的認識逐步擺脫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對推動改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重要談話中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個精闢論斷，使我們對政府（計劃）和市場關係的認識有了重大突破。隨後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在黨的十四大提出市場作用的定位之後，我們黨一直在繼續探索適應改革和發展客觀實際變化要求的準確定位。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刪去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定語。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在市場基礎性作用前面所加的關鍵詞雖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在強調改革取向是增強市場作用。這些重要論斷為此次《決定》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思想和理論上作了準備。

從實踐背景看，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發展階段的重大變化，迫切要求我國經濟加快轉型升級，進一步增強發展活力和創新動力；而當前經濟發展中不可持續的突出矛盾，如部分商品和要素價格扭曲、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不合理、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和金融風險積累、生態環境惡化等，都與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市場功能發揮不夠有密切關係。《決定》根據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廣泛考慮各方面意見，將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卻是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觀點。「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種表述不是矛盾和對立的，而是一致和銜接的，前者是在後者基礎上與時俱進的發展。「決定性作用」的表述，在理論上更為明確、到位，對於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更有針對性，是我國改革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大發展。這個新表述有利於進一步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正確觀念，有利於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將開創我國改革開放的嶄新局面。

二、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內涵和實踐意義

為什麼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有多種含義，這裡說的市場，是指以商品等價交換為準則的經濟活動方式，即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共同成果。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作為市場經濟的原始形態在世界各國古已有之，只是到資本主義產生後，簡單商品經濟才發展成為近代市場經濟，並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資產階級革命清除了封建社會制度束縛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而正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催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工業革命，使機器大工業和社會化生產得以迅速發展。自1848年至今160多年間，全球創造的生產力更是大大超過歷史上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全球生產力的這種巨大發展，應歸因於經濟全球化所帶動的市場經濟在全球的發展。歷史和現實表明，與其他經濟體制相比，市場經濟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率的體制，也是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現代化的最優途徑。

所有經濟活動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資源。所謂資源配置，指的是各種生產資源如何用於各種商品的生產，以及所生產的商品如何分配到各生產要素所有者。資源配置的不同方式，會產生不同的配置效率。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使資源配置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利益，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有關資源配置和生產的決策是以價格為基礎的，而由價值決定的價格，是生產者、消費者、工人和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在市場自願交換中發現和形成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優勢在於：作為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價值規律，具有通過市場交換形成分工和協作的社會生產的機制，通過市場競爭激勵先進、鞭策落後和優勝劣汰的機制，通過市場價格自動調節生產（供給）和需求的機制，從而可以引導資源配置符合價值規律以最小投入（費用）取得最大產出（效益）的要求。因此，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質要求，是在經濟活動中遵循和貫徹價值規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其實質就是讓價值規律、競爭和供求規律等市場經濟規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上是遵循這一規律不斷深化的，因而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震驚世界的輝煌成就。我國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夠成功結合。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注入蓬勃生機和發展活力，社會主義為市場經濟開闢嶄新境界和廣闊前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都不是僵化不變的，而是能動的、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就在於：它不僅能夠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者的優勢結合在一起，而且留有很大空間，可以隨著實踐和認識的發展，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優化這種結合。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這種結合新的重大發展。

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踐要求看，改革開放35年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絕大多數經濟領域的資源配置已基本上通過市場進行。但是，在各個經濟領域，在生產、建設、流通、消費各個環節，資源配置違背價值規律要求導致資源低效配置乃至嚴重浪費的現象還十分普遍。其根本原因在於現行經濟體制仍然存在不少束縛市場主體活力，以及干擾、阻礙市場和價值規律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決定》明確指出，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按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全面貫徹落實《決定》提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各項部署，對於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激發全社會創業、創新、創造活力，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第一，有利於最大限度激發各類市場主體創業、創新活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細胞，是創業、創新的主體，是整個經濟生機活力和蓬勃發展的基礎。而平等的市場准入和產權保護、公平的競爭條件和營商環境，是市場主體煥發生機活力的根本保證。現在束縛市場主體創業、創新活力的體制障礙，主要是對民營企業的不公平待遇，阻礙民間投資的「玻璃門」「彈簧門」仍然存在；競爭性經濟領域的投資審批，既不利於市場機制發揮優勝劣汰的功能，也造成對民營資本的「擠出」效應；一些領域存在明顯或變相的行政性壟斷，妨礙公平競爭，公用事業和社會事業領域存在准入壁壘，導致大量民間資本不得不擁擠在競爭性經濟領域，加劇一些行業產能過剩。科技體制中政府與市場定位不清，妨礙企業成為技術創新主體。政府一方面對企業技術創新過度干預，拔苗助長，不利於激發企業內生動力；另一方面在為創新營造良好環境方面又作為不夠，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人才評價機制不夠合理。解決體制機制中這些妨礙各類市場主體發揮創業、創新積極性問題，關鍵是要在經濟領域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進行資源配置。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國是有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人口超過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總和，發展需求和潛力也大得多。這麼多人的就業、創業，這麼多需求的滿足，這麼多經濟、社會建設事業的發展，這一切都必須依靠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全社會所有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歸根到底是要進一步解放對生產力發展的所有束縛，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第二，有利於加快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我國經濟結構不合理，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遲緩，當前不少行業產能過剩、效益下降，究其原因，同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和干預不當、妨礙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有很大關係。例如，政府定價或管制的價格仍然較多，電力、成品油、天然氣等重要商品價格形成的行政性管制特徵明顯，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資本市場體系不完善，金融機構多元化程度偏低，城鄉建設用地市場不統一，戶籍制度限制城鄉人口流動，等等，這些問題導致多種要素價格不能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供求關係變化。與此同時，財稅體制不夠合理，黨政幹部政績考核過於看重GDP增長率，助長地方追求速度型經濟增長，以及上項目、鋪攤子的投資衝動，加劇重複建設和產能過剩；政府以不當方式直接干預資源配置，如以低地價供地、稅收減免、財政補貼等方式招商引資等，也扭曲要素價格、干擾市場機製作用，誤導資源配置。根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深化相關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

第三，有利於建設高效廉潔的服務型政府。現在政府治理與市場功能的邊界不夠清晰，政府越位與缺位並存。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一方面將過多時間和精力用在審批項目、招商引資等直接干預微觀經濟事務上，導致政府在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方面的缺位；另一方面政府對社會事務包攬過多，沒有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作用，不僅影響社會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務供給，也導致政府成為這些方面矛盾的焦點。因此，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凡是市場和企業能解決的，放給市場和企業；凡是社會中介組織能承擔的職能，交給社會中介組織。這不僅有利於政府真正轉變職能，把重點轉到加強市場監管、增強公共服務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而且有利於剷除滋生公職人員受賄、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的土壤和根源。20世紀80、90年代，重要物資和外匯等雙軌制，黨政機關經商辦企業，都曾經是腐敗現象的多發高發領域，後來通過改革從體制和制度上解決了這些問題，相關領域滋生腐敗的那些土壤就被剷除了。現在政府審批投資項目和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同樣存在權力尋租的機會，因而也導致腐敗問題多發高發。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是抑制和消除腐敗現象的治本之策。

第四，有利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是35年來我國一條成功經驗。對外開放不僅使我國得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外資源有力推動國內發展，而且為國內改革提供了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規則借鑒，成為促進改革的重要動力和活力源泉。我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是經濟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很大受益者。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各個領域包括貿易投資規則的競爭更趨激烈。主要發達國家正在推動新一輪貿易投資自由化談判，涵蓋環境保護、競爭中立、政府採購、電子商務、勞工標準等所謂「21世紀新議題」，具有領域廣、標準高、影響大等特點。正在開展的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焦點問題是要求我國改變現行的外商投資逐案審批制和產業指導目錄方式，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方式。這些既涉及市場准入，又涉及體制改革，要求我們加快改革投資管理模式和制度創新，建立統一、公平、透明的投資准入體制，使微觀主體獲得更大的自主投資許可權，使政府部門從項目審批向反壟斷和安全審查等宏觀管理職能轉變。從對外開放範圍看，我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差距，主要在服務業領域開放。據世界銀行研究，我國服務業開放水平在103個參與排名的國家中僅列第77位。服務業是我國經濟的短板，也是今後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潛力所在。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放開相關領域投資准入限制，這有利於引入競爭，加快我國服務業發展。總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才能適應新一輪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形勢的要求，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我國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在廣度和深度上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

三、全面認識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關係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的經濟職能和重要作用。《決定》對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西方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由市場這隻「無形的手」使資源得到合理配置，政府只承擔「守夜人」職能。這主要是因為亞當·斯密生活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早期，未能看到它由於內在矛盾發展而產生的重大變化：從1825年起，幾乎每隔10年就發生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自由競爭引起資本積聚和集中進而產生壟斷；特別是1929年世界性嚴重經濟危機，導致20世紀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在此大背景下，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36年創立了宏觀經濟學理論，主張當經濟周期處於衰退階段或繁榮階段時，由政府分別實施擴張性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以及通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調節消費和投資，進而影響總需求和總產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同時，普遍實行不同方式的政府干預，包括宏觀經濟管理（宏觀調控）和微觀經濟規制（市場監管）。政府干預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場作用，而是要彌補市場失靈，並為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和經濟有序運行創造良好環境。

在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干預的對象是市場功能充分發揮的成熟市場經濟，與之不同的是，市場經濟在我國從未得到充分發展；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起始點，不是自由競爭和發達的市場經濟，而是政府高度干預的計劃經濟；當前改革開放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仍然是進一步發揮市場機製作用，解決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多、干預不當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因此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這絕不是說市場是萬能的、可以把一切交給市場、所有領域都市場化；更不是認為政府對市場可以撒手不管。《決定》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說明我國的市場化改革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經濟市場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也是講道德、講誠信的經濟，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不僅受利己動機和競爭壓力約束，而且要受法律、法規約束和職業道德、社會公德約束。因此，政府「有形的手」有效配合市場「無形的手」發揮作用，才能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我國有黨的統一領導，可以制定體現市場經濟規律和人民利益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並動員、組織全國人民為之實現而奮鬥；可以從中國實際出發，借鑒國際經驗，根據經濟形勢變化，實施正確宏觀經濟政策，引導經濟發展。實踐證明，黨的正確和強有力領導，政府的有效宏觀調控和積極有為，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獨特優勢。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能夠取得歷史和全球罕見的巨大成就，這同我們黨和政府在推動改革開放和發展、維護髮展環境穩定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在這個進程中，我國宏觀調控和政府治理，也積累了包括成功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在內的豐富經驗。這些經驗是今後應當堅持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其中一條重要經驗，就是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正確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手段，調節總需求和總供給水平，防範財政、金融的系統性風險，防止經濟周期性大幅波動，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同時，由於市場機製作用具有一定的自發性、盲目性，市場主體為獲得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與社會利益發生衝突，政府必須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解決市場外部性問題，保護生態環境和勞動者、消費者的安全、健康等權益。政府還必須採取反對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的經濟性規制，保障競爭公平和消費者利益。尤其重要的是，由於市場機制不能很好地解決公共產品供給和收入分配公平問題，政府必須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維護和規範由市場形成的初次分配秩序，並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手段對收入再分配進行合理調節，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促進共同富裕，維護公平正義和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