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道德生態淺論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崇尚德治的國家，有著豐富的道德思想資源。但我們當下說起古代道德時，多習慣與儒家學說聯繫在一起，彷彿仁、義、忠、信等儒家觀念即是古代道德的全部內容。這其實是對中國古代道德思想的一種誤解——中國古代道德包含著多種道德形態、道德觀念。

人類社會存在著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團體，與之相應的，人群內部又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職業。不同的族群、團體乃至個人都會有不同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念，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活法」，如自然界生態系統一樣形成不同的道德生態系統。所謂道德生態，指的是社會道德各形態之間以及社會道德與其他社會資源之間平衡的、穩定的、有序的、和合的聯繫。建立良性的道德生態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尺，是生態文明的本質特徵。

中國古代道德生態根植於農耕文明和宗法制社會基礎之上，它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的、發展的過程。西周建立後，實行分封制，奠定了中國古代宗法制社會的基礎。周公制禮作樂，奠定了中國禮樂之邦、禮樂教化的基礎。到西周末年，周天子式微，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宗法制觀念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有識之士展開了「百家爭鳴」。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說「人人自以為道德矣……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大致反映了當時的情況。儒家以恢復周禮為己任，在仁的原則指引下，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形成了儒家的仁義道德；墨家主張「兼愛」「非攻」，要求「節葬」「節用」，站在小生產者的立場挑戰宗法制道德；道家則打著道德的大旗，尚無貴虛，否定宗法制觀念……動蕩的時代、活躍的思想，成就了一個個中華民族文化巨人。他們的思想學說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不斷傳布、沉澱、升華。

漢初實行休養生息的治國方略，黃老之學盛行。到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定於一尊，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而道家思想也潛滋暗長，成為儒家「顯學」強有力的支撐。至此，中國古代道德生態形成了以儒家、道家道德學說為主幹，以法家、陰陽家等學說為輔翼的基本格局。後來，佛教、伊斯蘭教乃至基督教文化傳入中土後，中國古代道德生態兼容並包，形成了一個趨於良性的道德生態系統。

儒家、道家為什麼會成為中國古代道德生態的主幹呢？主要原因在於儒家、道家學說立足於農耕文明與宗法社會，回答了中國人生與死的問題——這是人類普遍的、重大的道德關切，而墨家、法家、陰陽家等學說，間或涉及生與死的問題，但都沒有儒、道兩家說得全面、複雜和深刻。儒家、道家學說在生與死的問題上路徑是迥然相反的，儒家是由生入死，道家則是由死入生。具體說來，儒家重生，以仁義為中心，如孔子修禮尚中，孟子捨生取義，荀子隆禮重法，包括後來產生的仁、義、禮、智、信都是以生為中心、以生為目的的。儒家對死的問題則較為迴避，不語怪力亂神，但儒家講究厚葬，強調慎終追遠，要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把祖先神化，把人生神化，「以生來事死」，讓生人感悟死亡，或者說賦予死亡以意義。道家的基點是無，他們的學說從無展開，又復歸於無。而生命的過程則是從無開始，而死（無）則是其母、其根，只有「復守其母」（《老子》五十二章）、「復歸其根」（《老子》十六章），才能達到「死而不亡者壽」（《老子》三十三章）、「沒身不殆」（《老子》十六章）的境界。在這方面，《莊子》中「莊子妻死」的寓言表達得最為明確，「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們從出生到死亡，生而死，死而生，就如春夏秋冬四時交替一樣，自然而然。在儒道生死觀念的影響下，中國人能夠正視死亡，不迴避死亡，並賦予死亡以道德意義。

其實，從人類最基本的心理層面而言，人生於世，每個人都面臨吃、穿、住、用的問題，吃什麼、如何吃，穿什麼、如何穿，住什麼、如何住，用什麼、如何用，這些都是人們日夜思考的問題，圍繞這些問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慾望和追求，人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在時機、條件具備的情況下，人們會去努力爭取，實現自己的功名利祿；在時機、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呢？就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慾望，懂得放棄，學會捨得。這樣，人們總會在進與退、取與舍間徘徊掙扎。上升到哲學層面，就有了崇有與貴無的不同。儒家崇有，道家貴無，儒家、道家學說其實是人類心理中最基本的兩個層面，它們契合人心、鼓舞人心而又安撫人心、溫暖人心，自然會有強大的「地氣」。

既然中國古代道德生態以儒家、道家思想為主幹，那麼儒、道二者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從表面上看，孔子以恢復周禮為己任，而老子則是以批判為旨歸，儒、道兩家彷彿水火不相容，但實際上是與陰陽、乾坤一樣，雖是對立的兩面，但又同源互補，《老子》四十二章中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是陰陽、乾坤、儒道追求的一個根本性的目標，是中國古代道德生態的精髓。儒道互補即如太極圖中的陰陽魚一樣，陰陽此消彼長，此長彼消，實現一種陰陽的和合。也可以說儒家是「正」的方面，而道家則是「負」的方面。在善的原則指導下，儒家所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都是人性中積極的、正面的響應，所以說，儒家道德更多的是一種要求，或者說一種束縛。而道家則採用的是一種「道德減法」，主張絕仁棄義，批判儒家禮法，追求自然天成。中國古代士人所堅持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其實是在儒道互補格局下的一種微妙的平衡。

中國古代道德生態形成後，一方面產生了強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強大的約束力，對道德個體、家庭乃至族群產生制約。這種制約性，從橫的方面來講，體現在當時社會層面的道德生活中；從縱的方面來說，體現在歷史的傳承中。儒家「三綱五常」觀念產生以後，所謂的綱常倫理就對人們的行為日用具有極大的約束力；而道家的真的原則，則讓人們努力去偽存真，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這同樣也是一種約束。儒家、道家道德一方面給予社會個體以認同感、歸屬感，另一方面也要求社會個體的認同與歸屬。在歷朝歷代的更替過程中，漢族政權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即便是少數民族政權在鞏固統治的過程中也無一例外地選擇儒家作為統治的基礎，供奉孔子為聖人、先師，從而合理地納入到中華民族歷史傳承的序列中。這雖是鞏固其統治的需要，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也體現了儒家道德強有力的約束力量。

（作者單位：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