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1939,刺殺汪精衛
這是饅頭說第 240 篇文章
在去年11月,我曾寫過一篇《刺殺汪精衛》(後附)
寫的是汪精衛在1935年第一次被人刺殺
這次寫的是第二次
所以得在標題加一個年份
汪精衛第一次被人刺殺
雖然身中三槍
但他當時其實是二號目標,這三槍是他代蔣介石挨的
與第一次相比,第二次針對他的刺殺
才是給汪精衛造成巨大惶恐和震撼的一次
【今日由頭】
1939年3月21日
汪精衛在河內遭刺殺
1
1939年3月21日,午夜。
越南河內,高朗街27號,一幢三層樓的別墅小樓。
一陣類似鞭炮的聲音忽然從別墅里傳來,打破深夜的寂靜——這並非農曆春節,也不是其他節日,為何會有人在此時放鞭炮?
但隨後,從27號別墅小樓里傳出的驚呼以及呼嘯而來的警車證明:
響起的不是鞭炮聲,而是槍聲。
事後人們才知道,那是一起有組織有預謀的暗殺。
而暗殺的對象,就是當時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
2
事情,還是要從1938年的12月18說起。
那一天的重慶國民黨空軍珊瑚壩機場,往昆明方向起飛了一架飛機。
飛機上坐了七個人,領頭的,是汪精衛,同行的,是他的妻子陳璧君和一些隨從。
汪精衛當時是最高國防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議長,是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但這次出行,他既沒有帶隨行警衛,也沒有其他政府要人相送相陪,異常低調。
1935年照片,後排左一為陳璧君,後排左二為汪精衛
因為這家飛機的最終目的地,不是昆明,而是越南。
汪精衛要離開中國了。
在中國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的時候,他為什麼要走?
因為,當年那位願意「引刀成一快」的汪先生,已經和日本人談得差不多了。
站在日本人的角度來看,雖然自1937年7月7日全面侵華以來,戰線推進異常迅速,但打到1938年底,面對就是不肯投降的蔣介石政府,他們其實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
在逼降和誘降蔣介石屢次失敗之後,他們決定另外找一個人選——這個人,一方面要願意「和談」,另一方面,要在國民黨內同樣有崇高的威望。
看來看去,最合適的人選,無疑就是汪精衛。
而汪精衛也正好符合各方面的條件。
對內來說,以「孫中山繼承人」自居的汪精衛,苦於手中沒有軍隊,在國民黨黨內鬥爭中一直被蔣介石按下一頭,長期鬱郁不得志。
對外來說,汪精衛一直對中日戰爭持悲觀態度,他一直是主張對日妥協的「低調俱樂部」的背後靈魂人物(但從不出席活動)。
就在1938年11月,汪精衛的親信梅思平、高宗武和日本人影佐禎昭、今井武夫已經在上海秘密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備忘錄》。這份被稱為「重光堂密約」的協議約定,汪精衛一旦掌握政權,將允許日軍在中國駐軍「防共」,在華北為日本經濟開發提供優先權,補償中日戰爭中日本僑民的損失,以及——中國承認「偽滿洲國」,共同建立「東亞新秩序」。
而從重慶經昆明再去越南河內,正是日本人給出的計劃。
汪精衛和蔣介石。這張照片攝於1930年,兩人的神態頗值得玩味。
12月18日,一直在苦等的汪精衛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蔣介石在這天召集中央政府部長以下、科長以上幹部訓話。
趁這個機會,汪精衛帶人匆匆趕往機場,飛往昆明。
汪精衛還和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打了個招呼,說是要去成都做一個演講。
汪先生口才一向很好,演講不少,孔祥熙也沒當回事,甚至也沒向蔣介石報告。
12月19日,雲南省主席龍雲發來電報,說汪精衛到了昆明,蔣介石這才知道。
不過,汪精衛這兩年心情不佳,經常出走,蔣介石倒也沒太在意。他當天在自己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聞汪先生潛飛到滇,殊所不料!當此國難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願與共黨合作一語,拂袖私行,置黨國於不顧,豈是吾革命黨員之行動乎?痛苦之至。惟吾猶望其能自覺回頭耳!」
蔣介石哪裡知道,汪先生這一去,就不會再回來了。
3
12月21日,蔣介石接到了龍雲發來的又一封電報,感覺事情似乎不對了。
電報是這麼報告汪精衛的行動的:
「臨行時,始道出真語,謂與日有約,須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國家之福,萬一不成,則暫不返渝。」
「雲南王」龍雲在這件事的處理上也值得玩味:在明知汪精衛要去越南的情況下放走了他,然後在放走他之後向蔣介石報告
事態其實遠比蔣介石想像得還要嚴重。
就在汪精衛抵達河內的第三天,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這也是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三次近衛聲明。
相對於之前自信滿滿,蠻不講理的聲明,第三次近衛聲明對中國國民政府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和中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日本人認為的這個「同感憂慮、具有卓識」的人士是誰呢?
當然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仁愛 信義 和平」
而在中國這一邊,汪精衛的秘密出走,已經引起了軒然大波——抗日關鍵時刻,黨和國家的第二號人物忽然神秘失蹤,怎能不引起人們的議論和猜測?
一方面,蔣介石通過駐美大使胡適等和汪精衛平時關係比較近的人,開始不斷做汪精衛的思想工作:不要公開主張和談,不要與中央斷絕關係,可以去歐洲考察。
另一方面,12月26日,蔣介石專門發表講話,稱汪精衛這次去越南河內是療養,和政治無關,所有的傳言都是謠言。
作為當時的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還是要維護一黨尊嚴的——你自己的二把手都跑了要去和談,這不是醜聞嗎?
當時的蔣介石內心已隱隱感到,事情越來越不妙了,所以他在日記中寫下:
「黨國不幸,乃出此無廉恥之徒,無論如何誠以義膽,終不能當其狡詐奸偽之一顧。此誠奸偽之尤也。」
汪精衛很快證實了蔣介石的擔憂。
1938年12月29日,汪精衛發表題為《致中央黨部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會諸同志電》的通電:
「……
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因為那一天韻目代日為「艷」,所以這份明確表明要和日本妥協的通電,就是後世聞名的「艷電」。
汪精衛發表「艷電」後,日本媒體的報道
毫無疑問,蔣介石等於當眾被汪精衛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在蔣介石的日記里,出現了這樣四個字:
「派員赴越」。
蔣介石動殺心了。
4
蔣介石寫的這個「員」字,指的就是軍統人員。
交給誰辦呢?當然是交給蔣介石當時最信任的人——軍統頭子戴笠。
戴笠帶著兩個人,隨即由香港直飛河內。
這兩個人中,一個人叫陳恭澍。陳恭澍時任軍統天津站站長,號稱軍統的「四大金剛」,因為參與的暗殺次數最多,也被稱為「軍統第一殺手」——張敬堯、石友三、殷汝耕、王克敏等被刺的案子背後,都有陳恭澍。
陳恭澍
另一個人,叫王魯翹。他是戴笠的貼身保鏢,當年軍統暗殺有「民國第一殺手」之稱的王亞樵,他也參與其中。
戴笠親自帶隊,隨行是兩個軍統的中堅力量,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到了河內之後,各種布置就慢慢展開了:軍統租了一幢兩層的小樓作為駐地,買了一輛福特兩門小汽車作為代步工具,開始監視汪精衛等人的行蹤。
沒幾天之後,戴笠先回去了,指定陳恭澍作為這次行動的負責人。
按陳恭澍後來的回憶,戴笠從一開始就沒說去河內幹嘛,但以大家的職業,在這個時間點去河內,陳恭澍他們知道肯定和汪精衛有關。
戴笠走後,陸陸續續又來了十七八個人,所以後來有了「十八羅漢追殺汪精衛」的說法。但戴笠卻始終沒有下過其他的命令,只是讓「嚴密監視」。
這樣的「監視」持續到1939年的3月初,幾個國內派來的軍統人員給陳恭澍帶來了兩把左輪槍和三把駁殼槍,包括一些子彈和工具,陳恭澍知道,要對汪精衛動手了。
但在怎麼「動手」這個問題上,陳恭澍和當時也是行動組成員的一個叫余樂醒的人產生了矛盾。
余樂醒
余樂醒實際上是一個工程師。他早年曾是共產黨員,後來加入了軍統,在軍統中地位其實比陳恭澍還要高。余樂醒最擅長的是爆破技術和製造毒藥,所以他主張毒死汪精衛。
但陳恭澍卻不喜歡用下毒解決,他喜歡用槍直接暗殺。但礙於余樂醒的情面,只能先嘗試下毒。
余樂醒探知汪精衛每天早上會派人去一家麵包房買麵包做早餐,所以在那家麵包房的麵包里嘗試下毒,但因為毒藥會改變麵包的黏合狀態,很容易被發現,所以只能放棄。
他後來又嘗試把一種揮發性致命氣體裝在盒子里送進汪精衛家浴室,但因為送進去的環節無法解決,也沒有成功(陳恭澍後來被汪偽特務捕獲,陳璧君曾親自審問,問他派人裝到浴室里的盒子是幹嘛用的,陳恭澍說他才知道原來這個計劃居然被實施了,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
最終,行動小組只能放棄毒藥,決定還是用傳統的手槍暗殺。
1939年3月19日凌晨,陳恭澍接到了來自戴笠的電報:
「著即對汪逆精衛予以嚴厲制裁。」
3月21日,籌備了三個月的暗殺行動終於開始了。
5
「河內刺汪」,其實有多個版本。
第一個來源是陳璧君的弟弟陳昌祖,但當時他並不在場,是根據汪精衛一行人的敘述寫出來的;第二個來源是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在上世紀60年代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稱資料多來自軍統檔案;第三個來源是陳恭澍自己在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回憶錄。
還有個來源,是來自當時的親歷者,汪精衛的大女兒王文惺和女婿何孟恆的敘述和記錄。
四個來源敘述的事實基本都沒有出入,但細節上出入非常大,總的來說,在3月21日晚上,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
行動小組是翻牆進入高朗街27號,也就是汪宅的。但原本應該是一次安靜的「暗殺」,卻因為汪宅的門被緊鎖而變了味——行動小組拿出斧子劈開門鎖,一次暗殺變成了破門而入的強行槍殺。
按照事先的偵測,行動小組的王魯翹沖入別墅就直奔三樓右首的北房——那是汪精衛和陳璧君的卧室。
王魯翹。1949年後去了台灣,曾擔任台北市警察局局長
發現門被反鎖後,王魯翹還是用斧子劈開門板去擰門把手,但把手擰不開。這時,透過窟窿,王魯翹等人看到房間內的床下趴著一個人,上半身被床遮住,下半身露在外面。
王魯翹隨即透過門窟窿對那個人連開三槍,槍槍命中。看到那個人挺了幾下就倒在血泊中不動之後,王魯翹招呼眾人撤退。
按陳恭澍的回憶,王魯翹出來後興奮地報告:
「事情辦完了!汪精衛腰部中了三槍,兩條腿動彈了幾下就伸直了。」
但還沒等眾人慶祝,凌晨5點,陳恭澍接到了此次行動聯絡人「徐先生」的電話(此人後被猜測是當時中國駐河內總領事):
「你們搞錯了!那個人好好的一點事情沒有,受傷的是曾仲鳴!」
他們殺錯人了。
6
曾仲鳴是誰?
曾仲鳴生於1896年,是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校的文學博士,1925年回國後,歷任國民政府秘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鐵道部次長兼交通部次長等職。
但他還有一個重要身份:汪精衛的秘書。
他不是一般的秘書。
1911年,曾仲鳴去法國留學,同行八人,其中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方君璧,還有汪精衛和陳璧君夫婦。在法國,曾仲鳴跟隨汪精衛學習國學和詩詞,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係。回國後,曾仲鳴一直跟隨汪精衛,忠心耿耿,而汪精衛也非常信任曾仲鳴,把家務和財務全都信任地交給曾處理。
曾仲鳴
所以,曾仲鳴絕不簡單的是汪精衛的部下,也不僅僅是他的徒弟或朋友,汪家已經把曾家當做家人一樣來看待。曾仲鳴稱汪精衛為「四哥」,汪精衛的女兒汪文惺稱呼曾仲鳴為「十一姑丈」,稱方君璧為「十一姑」。
而就在那一夜,曾仲鳴替汪精衛而死。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會殺錯人?
按陳恭澍和其他一些人的說法,是曾仲鳴夫人從香港到河內來看望汪精衛,汪精衛堅持把自己的卧室讓出來給他們睡,所以導致軍統殺錯了人。
但按照汪精衛女兒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恆的敘述,汪精衛從來就沒住過高朗街27號三樓那間卧室,汪精衛讀書寫字、處理公務和睡覺,都是在高朗街25號別墅的三樓。
原來,除了27號,還有一幢25號——兩幢建築像連體別墅,互相對稱。
汪精衛女婿何孟恆畫的高朗街27號示意圖
如果按照汪文惺的說法,那就是陳恭澍他們事先偵查工作根本就沒做細緻,導致最後擺了一個大烏龍。
但無論如何,汪精衛逃過一劫,而曾仲鳴重傷後被送到醫院,不治身亡。
在曾仲鳴被送到醫院後,汪精衛曾不顧所有人勸阻,堅持趕到醫院去見曾仲鳴最後一面,兩人的感情可見一斑。
曾仲鳴的死,對汪精衛打擊很大,但更讓汪精衛產生巨大震撼和惶恐的是:
蔣介石居然真的會對自己下手。
第二天,汪精衛的宅邸周圍出現了大量警察保衛。
3月25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重重護衛之下,乘船前往上海,開始與日本密談。
那個曾經刺殺攝政王的刺客,就此下定決心,踏上一條不歸路。
【饅頭說】
第二次寫汪精衛了。
曾有一段時間——或許現在也有——一些人稱汪精衛為「汪公」,傳頌汪精衛的一句話:「君行其易,我任其難」,說這句話是汪精衛離開重慶時,對蔣介石說的。還說兩人其實是約定在「唱雙簧」——保證中國兩面下注,無論同盟國還是軸心國獲勝,中國都將立於不敗之地。
且不說這些說法只見於汪精衛在公開場合的自述,全無憑證,就算為真,邏輯上也不符:
從來就沒聽說過抵抗易,投降難。就算如此,蔣汪一向不和,就連張作霖、吳佩孚這些舊式軍閥都知道:什麼都可以做,漢奸不能當,以汪精衛的性格,肯讓蔣介石摘所謂的「易」,自己去頂個千秋罵名?
所謂兩面下注,被說成「全世界只有聰明的中國人才想得出來」。事實上,二戰中的歐洲,以法國維希政府為首,丹麥、挪威、捷克、克羅埃西亞等國家,都成立過傀儡政府,亞洲的偽滿洲國、偽蒙疆自治政府、「菲律賓共和國」、「緬甸國」等也都是傀儡政府建立起的政權——按照這個邏輯,這些傀儡政權的首腦,都是在忍辱負重,「我行其難」了。
如果說傀儡政權也算是「立於不敗之地」的話,那也真是讓人笑掉大牙了——汪精衛的親信高宗武和陶希聖,是最早和日本人接觸並推動汪精衛和談的,但在一步步看到日本人開出的條件之後,也感覺這和初衷相差太遠了,在最後一刻,他們都選擇逃走投奔了蔣介石。
還有一種說法,說「河內刺汪」是蔣介石故意設的一個局,故意殺錯人,逼汪投日,徹底清除這個政治對手。
這種推論,又有些過於陰謀論了。因為以當時蔣介石的地位和威信,實在沒有必要搞那麼複雜,而且自己黨的二號人物投敵,難道是一件光彩的事?更何況,就算汪精衛到了河內之後,蔣介石還派人給他送去過50萬元,勸他去歐洲考察,只要別公開和談就行——如果蔣介石真有那種動機,推汪精衛一把還來不及,還會去拉?
種種推測的背後,其實有一個原因還是可以理解的:
汪精衛從一個甘願赴死,「不負少年頭」的刺客,演變為一個投敵賣國,人人慾刺而後快的漢奸,轉變實在太大,一下子讓人覺得難以接受。
針對這點,從汪精衛的性格入手(比如殉難人格,有權力欲,優柔寡斷等)分析他一步步的歷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但如果先論定「汪精衛這人肯定是不會做那麼傻的事的」,然後由此幫他倒推肯定有什麼隱情乃至大義,就有點站不住腳了。
性格當然有兩面性,但有些做出來的事,是怎麼洗也沒用的。
那日本人為什麼就偏偏選中了汪精衛?
原因當然有很多,但有一句話,可能就可以解釋了: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啊!
(註:本文主要參考來源:2016年8月23日《北京日報》之《河內刺汪》,作者:董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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