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顧炎武

遺民孤忠 無仕異朝

　　顧炎武，江蘇崑山人，明萬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生。初名絳，學名繼紳，字忠清。清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南下，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門生王炎午的忠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寧人。順治七年，為避害曾化名蔣山傭。因家鄉有一亭林湖，故人稱亭林先生。

　　崑山顧氏，為「江東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輩家道中落。父親顧同應，母親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時，就過繼給嗣祖顧紹芾。嗣父顧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撫育。王氏受過良好教育，非常勤奮，「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資治通鑒》及本朝政紀諸書」，並經常給顧炎武講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事迹，對顧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響。顧紹芾博學多聞，留心時事政治，他對明王朝日趨沒落的形勢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次，他指著庭院里的草根對嗣孫說：「爾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導下，顧炎武閱讀了《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和《資治通鑒》等史籍，也讀過《孫子》、《吳子》等兵書。他教誨顧炎武說：「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後來顧炎武提出的「經世致用」實淵源於此。 顧炎武十四歲正式入學，性情耿介，很有志向，與同鄉歸庄最為相好，並與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學術團體「復社」。經過十四年的寒窗，顧炎武在科舉上沒有取得什麼成就，對於功名舉業逐漸淡薄。他日益發奮讀書，研究實用之學。明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他「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遍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誌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即錄，共成四十餘帙」。這些資料為他日後編寫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做了準備。

　　甲申（公元1644年）之變，顧炎武聞訊後作《大行哀詩》，對於崇禎皇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關，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個南明政權。顧炎武受崑山縣令楊永言的推薦，被福王政權授予兵部司務的職務。清兵攻陷南京後，顧炎武與歸庄、吳其沆等在蘇州、崑山參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鬥爭。崑山城陷，死難者四萬餘人，顧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兩個弟弟遭殺害，好友吳其沆也被捕蒙難。顧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禍於常熟，王氏聞城陷，絕食十五天死節，臨終時給顧炎武留下遺言：「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為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國恨家仇，嗣母遺言，使顧炎武終生保持了不與清廷合作的態度。 南明福王政權敗亡後，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遙授顧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此時顧炎武母喪未葬，沒有應召赴任，但與唐王政權保持著秘密聯繫。後來，顧炎武曾親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鬥爭。在此期間，顧炎武非常關心抗清形勢的發展，並且寫下了許多首追悼死難烈士、感慨國家興亡的壯麗詩篇。順治七年（1650），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顧炎武偽作商賈，化名蔣山傭，遍游沿江一帶，觀察時局的變化。顧家原有僕人陸恩，見顧家衰敗，叛投豪紳葉方恆，並且要以通海罪告發顧炎武。順治十二年，顧炎武捉到陸恩，將其投入水中淹死。陸恩的女婿復投葉方恆，買通地方官吏，把顧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於死地。顧炎武幸得好友幫助，才得脫離虎口。以後，顧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門外被葉方恆派遣的刺客擊傷，因遇他人相救倖免一死。在地方豪紳的迫害下，顧炎武見江南已難容身，於是準備北上山東。他的好友歸庄作文餞其北上，《序》中寫道： 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聘六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

　　順治十四年，顧炎武隻身北上，開始了終其後半生的漫遊生活。在二十五年間，他遍歷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廣大地區，所到之處，即考察山川形勢，廣交豪傑師友，「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昌黎、薊州等戰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他先後寫成《營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記》等著作，總結宋代以來不了解營、平、灤三州的地理形勢和戰略地位，以致於爭地構兵而亡天下的歷史教訓，為後人提供借鑒。

　　在長期的漫遊生活中，顧炎武結識了當時許多著名的學者。他與他們切磋學問，砥礪風節，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他在《廣師》篇中寫道：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為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群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

　　顧炎武在學術上取得很大成就，與他的廣交師友，虛心請益是分不開的。 順治十八年，南明永曆政權敗亡，抗清鬥爭轉入低潮。顧炎武已知反清復明難以成功，於是專心於篤志經史，勤勉著述，「以待後王，以待來學」。他還曾經與李因篤一起，在雁門關之北，五台山之東，應募墾荒，積資待時，希望能夠像後漢的馬援、杜子春一樣在邊地立業。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顧炎武的朋友吳炎、潘檉章受莊家《明史》案的株連，被清廷所殺。顧炎武懷著滿腔的悲憤，在旅程中遙祭亡友。他在詩中寫道：「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對清統治者大興文字獄表示強烈的義憤，對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後來他又在《書吳潘二子事》一文中，詳細記述了莊家《明史》案的始末，對吳、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給予高度評價，並且特別頌揚了他們在刑訊時所表現的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顧炎武本人被黃培詩案牽連在內，他聞訊後星馳趕赴濟南，力辯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證據，誣陷別人。顧炎武被監禁七個月，後因李因篤等人的營救，才得出獄。他在《赴東》詩中感嘆：「苦霧凝平皋，浮雲擁原隰」，「所遇多親知，搖手不敢言」，可見當時情勢的險惡。 在滿清政權的文化高壓政策下，顧炎武「退而修經典之業」，「窮經以待後王」。他編著了《音學五書》和《日知錄》兩書。《音學五書》於康熙六年開刻，此書纂輯了顧炎武三十餘年研究音韻學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論》三卷，「審音學之源流」，是全書的總綱；《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訂了《詩經》和《周易》中的音韻；《唐韻正》二十卷，考察了從春秋戰國至唐宋以來的音韻變遷；《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為十部，列表加以說明。顧炎武在同李因篤論音韻流變的書信中說：「愚以為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這一觀點開啟了清代乾嘉學派注重音韻訓詁學風的先河。《日知錄》是顧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學的結晶。他在此書的《自紀》中寫道：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錄》初刻本八卷問世，康熙十五年增改為二十餘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顧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後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論政治，十三卷論風俗，十四、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十七卷論科舉，十八至二十一卷論藝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考證舊事，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論兵及少數民族，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顧炎武撰《初刻日知錄自序》之年，他曾寫信給黃宗羲，對《明夷待訪錄》給予極高的評價：「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②信中還說：「炎武以管見為《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這使我們知道顧黃兩人的政治傾向頗多相同。

　　顧炎武深受嗣母王氏「無為異國臣子」遺言的影響。康熙十年，清廷開明史館，內閣大學士熊賜履招請顧炎武參加，被他嚴辭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康熙十七年，清廷設博學鴻儒科，征舉海內名儒，閣學葉訒庵和侍講韓慕廬要推薦顧炎武應徵，他再次表示「無仕異朝」，「耿耿此心，終始不變」，並且決定從此以後絕跡不至北京。次年，葉訒庵任明史館總裁，又招請顧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說：「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 顧炎武的三個外甥（即徐乾學、徐元文、徐秉義）都在清廷做高官，號稱「崑山三徐」。在他們沒有發跡時，顧炎武曾經幫助過他們。徐氏兄弟一門鼎貴之後，多次給顧炎武寫信，為他買田置宅，要迎請他南歸，而顧炎武卻拒絕前往，寧可在異鄉過清苦的生活。他還曾經給他的學生潘耒寫信，讓他「不登權門，不涉利路」，不去充當徐乾學的門客。 顧炎武晚年定居於陝西華陰。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顧炎武在晚年仍然沒有放棄反清復明的希望，他在陝西華陰定居即寓有觀察時變、待機而動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顧炎武六十八歲，在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對聯：「六十年前，二聖［明神宗、光宗］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這一對聯也可為顧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證。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顧炎武不顧年邁體衰，仍然來往於陝西、山西之間。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顧炎武上馬失足墜地，嘔瀉不止，初九日辭世，享年七十歲。

經世致用 民主意識

　　顧炎武是明清之際貢獻卓著、影響深遠的偉大學者。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經學、史學、音韻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都有重要的建樹，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許多積極進步的主張。他的學生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

　　顧炎武一生治學的方向可以用「經世致用」來概括。基於這種思想，他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造成的惡果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他對王陽明的心學更是攻擊不遺餘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今日，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

　　顧炎武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宋明理學特別是王陽明心學的流禍。他以「撥亂世，反諸正」為己任，提倡窮六經之旨、急當世之務的實學，這在當時起到了轉變一代學風的作用。他還曾說：「愚獨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顧炎武用「古之所謂理學」即經學同宋明理學相對立，並且提出讀經應自考文、知音開始。這一觀點被清代許多學者所接受。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說：「國朝諸儒究六經奧旨，與兩漢同風」，是顧炎武和黃宗羲開啟了先河。實際上，顧炎武所提倡的經學絕不僅僅是訓詁考證，而是同「當世之務」緊密聯繫的。潘耒序《日知錄》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嘆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清代諸儒受到清政權的文字獄威脅，退回到故紙堆中，專治訓詁考證，正如梁啟超所謂：「只算學得半個亭林罷了」。 顧炎武針對宋明理學的空疏學風和假道學先生們的寡廉鮮恥，明確地提出了「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兩大宗旨。他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

　　顧炎武把治學和培養道德情操聯繫起來，治學和培養道德情操都是為了經世濟民。宋明理學造成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流弊，道學先生們「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後來竟有一部分墮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無恥之徒。顧炎武對這些深惡痛絕，他認為清談可以亡國，「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他提出「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大宗旨，一方面是對宋明理學的針砭，另一方面寓有通過嚴格讀書人的操守而振奮國民精神的深意。顧炎武一生躬行實踐了自己的主張，集道德文章於一身，給後人樹立了楷模。 顧炎武在宇宙觀上具有唯物主義的傾向。他在解釋《易傳》中的「遊魂為變」時，引用了張載和邵寶的話。張載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寶說：「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顧炎武接受了這些觀點，提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這就堅持了世界是物質的，精神是物質所產生的唯物主義哲學命題。他在解釋《易傳》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時，也提出了「非器則道無所寓」的正確觀點。顧炎武一生注重對具體問題的研究和考察，雖在哲學問題上沒有做過系統的論述，但對中國古代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還是有所繼承的。 顧炎武批判宋明理學「用心於內」的方法是「近世禪學之說耳」。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顧炎武治學有兩大特點，一是注重實地的考察，一是重視書本知識的積累。潘耒在《日知錄序》中說：

　　先生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檢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

　　顧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的《日知錄》、《營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等著作都是實地考察和書本知識相互參證，認真分析研究以後寫成的。顧炎武把寫書比作「鑄錢」，他鄙棄抄襲古書，改鑄古人的舊錢，他認為正確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銅」。顧炎武重視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風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說，必廣求證據，反覆辨析，常用歸納法得出正確的結論。這對於清代樸學方法的形成起了開風氣的作用。

　　顧炎武曾說過：「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與「救世」在他看來是相互聯繫而不可分的兩個步驟。顧炎武的學術領域非常廣博，他在經學、史學、地理、音韻、詞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這些成就不是與他的政治思想相脫離，也不是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護，而是與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結合。例如，他著《音學五書》，考證古今音韻的流變，希望「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這同他著《日知錄》一樣，都是為了「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顧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為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這一方面說明顧炎武的思想沒有擺脫「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所談的「經世之務」是與清政權的統治相抵觸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著積極進步的內容。

　　顧炎武對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批判。他說：

　　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窮？國焉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很明顯，顧炎武所說「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其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君主專制的。他所說君主專制是民生日貧、國家日亂的根源，與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指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樣表現了明清之際的有識之士通過總結治亂興亡的歷史教訓，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覺醒。顧炎武認為君主專制的弊病在當時已經發展到了不得不進行改革的地步。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權，把「辟官、蒞政、理財、治軍」四權歸於郡縣。

　　顧炎武發揮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為批判君主專制的武器。他說：

　　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顧炎武認為，君與臣都是為民而立，他們取得俸祿都是因為有管理之責，行代耕之義，因此，君與臣「一也」。在這裡，顧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貴民賤的傳統觀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他還反對君主有「絕世之貴」，取「無事之食」，他認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權力爭奪、政治不穩定的原因。顧炎武的這些思想見解與黃宗羲的很相似。

　　顧炎武把「國」和「天下」區分開來。如有一段名言：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顯然，顧炎武所說的「國」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對的則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內的「公天下」。顧炎武認為，朝代的更替是君與臣統治階層的事，而道德的存亡關係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個人都應負起責任。他還說：

　　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這段話與呂留良在《四書講義》中強調「華夷之防」大於「君臣之倫」，可以說是異口同聲。把這段話同前面一段話相參照，可知顧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為重要，而對傳統儒家的「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做出了否定，對君主政權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懷疑，他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滲透了民主的意識。

　　顧炎武抨擊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說它敗壞人才有甚於秦始皇焚書坑儒。他還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鄉宦，曰生員，曰吏胥」。當時的生員有五十多萬，由於這些生員戶的賦役和科舉考試的費用都轉移到人民頭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員也」。他大聲疾呼：「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他主張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讓讀書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於經史及當世之務」；他還主張廣開才路，用選舉之法，「天下之人，無問其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於朝廷」。這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思想。

　　顧炎武早年參加「復社」，受到過「裁量人物，訾議國政」的東林餘風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視「清議」的作用。他認為，社會風俗的邪正關係到天下的治亂，而「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他主張「存清議於州里」，「進鄉評以扶國是」。他還針對孔子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提出反命題：「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他的「清議」思想主要是指重視社會輿論的作用，而沒有提出建立議政機關的思想。與他同時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即把學校作為議政的機關，這比顧炎武的思想要勝過一籌。但是，顧炎武的「清議」思想與黃宗羲的思想一樣，儘管帶有歷史的局限，但都包含著民主議政的思想萌芽。

文化巨人 思想大家

　　顧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時代。封建社會的沒落，資本主義的萌芽，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銳，構成了那個時代的豐富畫面，也為產生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個風雷激蕩的學術環境。顧炎武的思想來自時代的啟迪，同時又受到時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記錄了明代中後期社會發展的方向，如長江中下游一帶「商賈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貿易紛紜，銖求刻核」。他對這些雖不能深刻理解，但卻承認「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他說：「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②他主張把開礦的權利下放到郡縣，說「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③這些都多少反映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意識。他提出「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把生財治人之權歸於郡縣，這種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後的經濟原因的。

　　顧炎武由於階級的局限，對明末農民戰爭是堅決反對的。但他身處亂世，大半生過著客旅生涯，「足跡半天下」，較多地接觸到當時社會的實際，對勞動人民的苦難有一定了解，並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認識到封建統治者的繁重賦稅是「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於此時者矣」。為此曾說：

　　張子有雲，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使顧炎武能夠針對當時社會的弊病，提出減輕賦稅和開礦興利、「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等改良措施。他的「厚民生，強國勢」的思想帶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滅亡，八旗鐵蹄南下，亡國之痛，敗家之仇，使顧炎武的思想不能不產生強烈的震動。顧炎武同當時許多進步的思想家一樣，在經歷了晚明鼎革之後，痛定思痛，開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痼疾和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反省。顧炎武指出「郡縣之失，其專在上」，觸及到君主專制這一妨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政治贅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是明清之際，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畢竟還很微弱，顧炎武后半生所北游的地區更是農業經濟和宗法勢力十分強大的地區。這使得顧炎武雖然看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弊病，卻不能夠認清這種制度的經濟根源和階級基礎，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正確途徑，而只能在「三代之治」中尋求救世的藥方。顧炎武主張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權，這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但他提出在郡縣設立世襲官僚，在村社借重強宗氏族，明顯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顧炎武認為，宋明理學「空談心性」所造成的「經生之寡術」、「士大夫之無恥」，是朱明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提出「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這在當時起到了轉移學術風氣的作用。但他把「當世之務」和「六經之旨」聯繫在一起，就使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帶有很大的歷史局限。顧炎武的「博學於文」，比起宋明理學的「空談心性」，當然是擴大了知識的範圍，轉換了認識的角度；但他的「博學於文」又以「好古敏求」為基本內容，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們的眼界。顧炎武重視對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韻流變以及租賦、鹽鐵、科舉、軍事、風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歷史固然是為了「鑒古以訓今」，但有時候也不免流於煩瑣和迂闊。例如，他審音學之源流，希望「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就確有食古未化的毛病。另外，顧炎武對「當世之務」的理解也還比較偏狹，他曾說：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之謂止。知止然後謂之知至。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以格物為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他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仍然偏重於道德禮教，因而與宋明理學還沒有嚴格地劃清界限。他的「博學於文」也較多地限於社會知識的領域，而對自然科學則比較輕視。

　　顧炎武始終不與清政權合作，是與他恪守嗣母的遺言，終生抱定反清復明的志向相聯繫的。他在辭入史館給葉訒庵的信中寫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其原因就是因為嗣母有「無仕異代」之言在先。顧炎武一生曾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充分表現了他的遺民孤忠之心。忠孝觀念是顧炎武不與清廷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華夷之防」的傳統觀念在顧炎武的思想中也佔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也給他的民族氣節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當然，這些歷史的局限仍不足以掩蓋顧炎武人格的偉大和思想的光輝。

　　顧炎武的學術成就和政治思想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不但開有清一代學風，而且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革也從他那裡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別於文人，實炎武啟之。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於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