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 西方文學也在走下坡路

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 西方文學也在走下坡路2010年03月25日 10:53來源：遼寧日報編者按今天，本報大型系列策劃「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之九刊發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陳眾議的獨家專訪和清華大學教授肖鷹的署名文章。陳眾議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細緻介紹了西方的文學生態、閱讀習慣以及作家的寫作和生存狀態。他提出，評判中國當代文學的坐標至少應當建立在縱橫兩個維度之上，即歷史的維度和世界的維度。因此，他認為，放在國際天平上進行比較後會發現，當下的中國文學並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自然」的。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首要因素恐怕必得是國力的進一步強盛。他認為，總體上西方文學一路走來，也是由高走低的傾向佔了上風，即形而上形態逐漸被形而下取向所取代。而中國作家和西方作家的寫作和生存狀態正在趨同。肖鷹在《文學標準本無中西之別》一文中就評價文學的「中國立場」提法，提出了質疑。「中國立場」問題是我們這次「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策劃重點關注的問題之一，在去年12月「重估」系列訪談之初即已提出，並成為整個「重估」過程中爭論的熱點問題之一。誠如陳眾議、謝天振等專家所言，我們對世界文學的了解已經有100年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文學創作還是理論建構，都在融入世界。特別是在全球化語境下，我們會有一個文學評價的中國立場和中國標準嗎？這個立場會獨立於世界文學而存在嗎？這個立場的理論依據是什麼？此次肖鷹重申對此問題的看法，將再次深化我們的思考。就文學評論的相關問題，本報已經完成對《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與評論家趙慧平、張學昕的採訪，並將陸續推出。「中國文學走出去」，這句話幾乎成為幾代中國作家、翻譯家和批評家們畢生的追求與夙願。那麼，今天，當我們依舊在強烈渴望中國文學走向世界，被世界讀者接受，被世界文學界認可的時候，當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與西方文學相比較的時候，我們究竟是否真正了解西方的文學生態？是否了解西方文學當下的發展狀況呢？或許，大多數人在這些問題面前都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一無所知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陳眾議在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細緻介紹了西方的文學生態、閱讀習慣以及作家的寫作和生存狀態。最近一段時間，陳眾議教授一直在說世界文學如何呈現出自上而下及由外而內、由強到弱、由寬到窄、由大到小的歷史軌跡，「從當今世界文學流變的角度看，令人憂心的又何啻我們這一方水土？」他提出，評判中國當代文學的坐標至少應當建立在縱橫兩個維度之上，即歷史的維度和世界的維度。因此，他認為，放在國際天平上進行比較後會發現，當下的中國文學並非「最好」，也非「最差」，而是「自然」的。他的這一觀點為「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系列報道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中國文學走出去，首要因素恐怕必得是國力的進一步強盛。在採訪中，陳眾議提出，不應該過多抱怨為什麼中國文學走不出去，這既不能怪中國文學，也不能怪漢學家們。他援引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前所長界定經典的方式來說明這一問題。「他認為經典有三類：一類是普世的、永恆的，另一類是時代的、歷史的，再有一類是民族的、地域的。我並不完全贊同他的這一觀點，儘管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首先，我認為經典很難是普世的，它取決於世界格局的演變。舉個簡單的例子，倘使21世紀果真是中國的世紀，那麼《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就應該漸漸進入普世的行列。但據我所知，迄今為止，西方讀者乃至西方作家，仍少有通讀這些中國古典名著的。他的這一觀點的重要依據在於狹義文化是以經濟、政治乃至軍事力量為支撐的。兩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國文化不是沒有影響過西方，後來才時運倒轉。而19世紀的法國文學走遍天下，靠的主要是法國的國際地位和文化影響力；一如現今的美國文學，其所以受到一般讀者的格外關注，那也是由美國的國際地位及其文化影響力所決定的。」「當我們熟知巴黎的大街小巷猶如自家的城市，說到紐約或美國人的『好處』如數家珍一般，文學翻譯便不再是什麼問題。翻譯難就難在觀念、情感等鮮活因素的移植。打個比方，不了解禪的來龍去脈，說參禪幾乎就等於什麼也沒有說；或者林黛玉的那些『哼哼唧唧』，甭說是對外國讀者，即便是對於當下的中國青年都不是很容易理解的。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那麼拉美文學是如何走向世界的呢？除了拉美文學『爆炸』時期的那一干作家本身的努力之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客觀原因或可道破『天機』，那便是冷戰。由於其特定的戰略地位及文化構成，拉丁美洲既有古巴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是西方文明的延伸，它一直是兩大陣營對峙的一個緩衝地帶。這無疑對馬爾克斯們得以為兩邊所接受並迅速走向世界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陳眾議認為，從上述意義上說，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首要因素恐怕必得是國力的進一步強盛。「到那時，偏見和獵奇固然不會絕跡，但大多數讀者將以更為平常的心態對待中國文學，甚至於喜歡中國文學。」當今西方文壇的情況同樣令人憂慮。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大多數西方批評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關注時流，但不會被時流，包括形形色色的時髦理論，牽著鼻子走。近來，陳眾議對世界範圍內文學發展的整體狀況有深刻的思考和評析。在他看來，談論當下中國文學缺失的同時，也不能忽略當今西方文壇的情況，因為後者同樣令人憂慮。「雖然始終不乏經典的背反，但總體上西方文學一路走來，也是由高走低的傾向佔了上風，即形而上形態逐漸被形而下取向所取代。」他說：「如果以古代文學和當代寫作所構成的鮮明反差為極點，神話自不必說，東西方史詩也無不傳達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點，其顯著傾向便是先民對神、天、道的想像和敬畏；然而，隨著人類自身的發達，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後，人性的解放以幾乎不可逆轉的速率使文學完成了自上而下、由高而低的垂直降落，以至於物慾主義和下半身寫作愈演愈烈。由外而內是指文學的敘述範式如何從外部轉向內心。關於這一點，現代主義時期的各種討論已經說得很多。眾所周知，外部描寫幾乎是古典文學的一個共性。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明確指出，動作(行為)作為情節的主要載體，是詩的核心所在。亞里士多德說，『從某個角度來看，索福克勒斯是與荷馬同類的模仿藝術家，因為他們都模仿高貴者』。但同時他又對悲劇和喜劇的價值作出了評判，認為『喜劇模仿低劣的人；這些人不是無惡不作的歹徒——滑稽只是醜陋的一種表現』。這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古希臘哲人對於文學崇高性的理解和界定。由強到弱則是文學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從神至巨人至英雄豪傑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過程。神話對於諸神和創世的想像見證了初民對宇宙萬物的敬畏。古希臘悲劇也主要是對英雄傳說時代的懷想。文藝復興以降，雖然個人主義開始抬頭，但文學並沒有立刻放棄載道傳統、社會責任和人文關懷。只是到了20世紀，尤其是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時期，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才開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國資本主義又加劇了這一趨勢。由寬到窄是指文學人物的活動半徑如何由相對宏闊的世界走向相對狹隘的空間。如果說古代神話是以宇宙為對象的，那麼如今的文學對象可以說基本上是指向個人的，甚至是一間屋子、一張床。昆德拉在《受到詆毀的塞萬提斯遺產》中就曾指出，『堂吉訶德啟程前往一個在他面前敞開著的世界……最早的歐洲小說講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這個世界似乎是無限的』。但是，『在巴爾扎克那裡，遙遠的視野消失了……再往下，對愛瑪·包法利來說，視野更加狹窄……』而『面對著法庭的K，面對著城堡的K，又能做什麼？』但是，正因為如此，卡夫卡想起了奧維德及其經典的背反和變形。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過程。無論是古希臘時期的情感教育，還是我國古代的文以載道說，都使文學肩負起了某種集體的、民族的、世界的道義。荷馬史詩和印度史詩則從不同的角度宣達了東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隨著人本主義的確立與演化，世界文學逐漸放棄了大我，轉而致力於表現小我。這其中尤以20世紀和當今文學為甚。如上5種傾向相輔相成，或可構成對西方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種大處著眼的掃描方式，其雖不能概括文學的複雜性，卻多少可以說明當下文學的由來。於是，文學從模仿到獨白、從反映到戲說、從崇高到渺小、從審美到審丑、從載道到搞笑(或搞怪)……『阿基琉斯的憤怒』變成了麥田裡的髒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變成了『我做的餡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陳眾議進一步提出，如上傾向恰好於20世紀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後現代思潮。「而後現代思潮的出現客觀上又正好順應了跨國資本主義的發散。但奇怪的是過程中始終不乏奇崛的背反及由此化生的特殊豐碑，比如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悲劇，又比如但丁和塞萬提斯、羅貫中和曹雪芹、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喬伊斯和卡夫卡，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等等，他們及許許多多逆時流而動的經典作家在價值取向上留下了寶貴的遺產。當然，不能說經典作家就不考慮市場。莎士比亞是個很有市場意識的作家，巴爾扎克也經常為多賺幾個稿酬而廢寢忘食。關鍵在度。」「說到經典作家，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大多數西方批評家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關注時流，但不會被時流，包括形形色色的時髦理論，牽著鼻子走。這就是為什麼在西方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中，數典不忘祖的仍是大多數。」西方也確有一些媒體，包括出版社在內，在汲汲於守護經典。比如有些電視讀書頻道，至今堅持經典路數，以引導讀者遠離市場喧囂提起西方作家與中國作家寫作和生存狀態的異同，陳眾議認為，中國的作家正在與西方作家的狀態趨同。他表示，西方作家的寫作方式和生存狀態千差萬別，但大多數西方作家不靠稿酬生活卻是事實。當然也不排除有職業作家。「這方面，我國作家正在與之趨同。」而西方出版業，「固然是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其中也有相當比例是有取捨、有持守的。像法國百年老店伽里瑪出版社就長期堅持原創路數，儘管為了生存它也兼顧多樣性。問題是人們的閱讀熱情已大不如前。全美學者協會做過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的讀書熱情正呈直線下滑趨勢。歐洲的情況可能會好一點，這也是一些歐洲人依然瞧不起美國人、說後者沒文化的原因之一。」同時，陳眾議寄望於「第四權力」——媒體，能夠在守望經典方面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他說：「經典終究是人類文明金字塔上的明珠，是傳承認知方式、價值觀、審美取向乃至語言、習俗等各民族鮮活基因的重要載體。但事實並不盡如人意，無論中外，媒體似乎更關心大眾心志、大眾話題。雖說媒體，即使是文學媒體，可以反映專業批評，但終究不等於專業批評。況且專業批評隊伍始終不是鐵板一塊。批評家的修養、認知各不相同。而媒體的傾向性同樣取決於媒體人的立場與觀點、修養與認知。作家尚且在自我放逐，指望媒體守護經典便多少成了問題。不過，西方也確有一些媒體，包括出版社在內，在汲汲於守護經典。比如有些電視讀書頻道，至今堅持經典路數，以引導讀者遠離市場喧囂。但是，一如物慾和精神構成了人性的兩面，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前者的力量往往超過後者。這也是古今中外何以經典稀少，而平庸之作總以排山倒海之勢不斷湧現的根本原因。」(記者 王研) 肖鷹 清華大學教授。從2009年12月16日本報推出大型系列策劃「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首篇即接受本報獨家專訪，參與到「當代文學如何評價」、「評價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有怎樣的立場」、「當下作家群體的具體評價」、「網路文學、新生代作家評價」等問題的思想交鋒中。 2010年1月28日，本報摘編了「肖鷹建議茅盾文學獎評選暫停十年」一文，該文引起巨大反響，有70餘家網站轉載此文，「茅盾文學獎是否應該暫停十年」也一度成為全國紙媒關注討論的焦點。近期來關於當下中國文學評價問題之爭，有論者糾纏於中西立場之爭不放。他們反覆動情陳詞，試圖讓人們相信，當下中國文學之所以被國人普遍看低，就是因為國人的文學標準被西方立場殖民了；只要國人回歸中國立場，就可以看到當下中國文學所達到的「中國文學(60年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若依此說，如何正確評價當下中國文學的問題，就歸結為是否看到它的「高度」的問題；而是否看到它的「高度」，也就是能否「堅持中國立場」的問題。「中國立場論」，對於經歷了20世紀歷史的中國學者實在是耳熟能詳了。我們姑且不談在2010年來仿古高談「文學批評的中國立場」是否做自欺之談，也不以誅心之論去揣測這樣的論調包含了多少文學批評之外的訴求，我們只需溫習一下我們最基本的文學常識，就可以明白這個「中國立場論」是如何一再重複對人類文學經驗的無視和暴力的。試問：當我們同時將《詩經》與《荷馬史詩》，陶淵明的詩與莎士比亞的戲劇，曹雪芹的《紅樓夢》與歌德的《浮士德》等中外文學名著都評價為人類文學不朽的經典的時候，我們是站在西方立場還是站在中國立場呢？依據「中國立場論」，我們是否應以《詩經》打擊《荷馬史詩》，以陶淵明否定莎士比亞，用《紅樓夢》打倒《浮士德》呢？「中國立場論」者用作論據的一個當代反面典型就是德國漢學家顧彬。他們聲稱顧彬對當下中國文學評價不高，就是出於其西方人天生的「西方立場」。然而，顧彬在坦率批評當下中國文學諸多作家創作態度不真誠、寫作水平落後的同時，卻也同樣坦率地稱讚當下中國詩人的創作成就，更不用說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熱愛和對魯迅作為「真正的世界級作家」的由衷推崇了。如果真要講「西方立場」，我們這些只是讀了幾本洋書的中國學者，一定是不如顧彬的吧。何以「西方立場」並未能桎梏顧彬的眼光，讓他只看到中國文學的低劣呢？在近來的論爭中，有個別論者先是「斗膽」呼出了「當下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口號，當遭遇同行批評重創之後，又把「前所未有」圈定在「當代中國文學60年」中。在「當代中國文學60年」中來挖掘「前所未有」，這不僅將當下中國文學從世界文學中自我放逐了，也將它從中國文學的歷史傳統中自我放逐了。在這樣雙重的自逐之下「堅持中國立場」，當然可以顧盼自雄地標榜自己所認定的「當代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了。然而，這樣的「高度」不是「前所未有」，而是「腳下獨得」。它只能是「中國立場論」者從自己的腳往下看到的「高度」。奉行這樣雙重自逐的「中國立場」，有似於魯迅先生早就批判過的「要從世界人中擠出」的「國粹派」。不過，當年的「國粹派」之所以「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是因為他們的「國粹」太多，所以「勞力費心」、「太特別」，因而「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熱風·隨感錄·三十六》)而如今的「中國立場論」者不僅「要從世界人中擠出」，而且要從「國粹」(中國文學傳統)中擠出，目標只是在「當代60年中」守望他心儀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高唱這樣的「高度」，難道不是這位批評家在文化深井中做冥想者的精神自慰嗎？ 「中國立場論」究竟賦予了我們什麼樣的文學眼光呢？在「中國立場論」者開口皆碑的抵達「當代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數部「巨制」中，必有賈平凹的《秦腔》和莫言的《檀香刑》。該論者認為，《秦腔》的偉大在於「能夠穿透現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而《檀香刑》的偉大在於表現了「漢語小說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然而，這兩部「絕頂」之作，貢獻給中國文學的究竟是什麼不朽成就呢？《秦腔》的「三大穿透」帶來的是作者沉醉而至於變態的污穢描寫，在作者的筆下，當代中國農民不僅承受了鄉土生活的頹敗，而且從軀體到靈魂都潰敗到牲口不如的性變態和戀污癖境地。《檀香刑》的作者把自己的筆力用在炫耀描寫酷刑的超人天才上(描寫「刀刑」，連續數十刀，「刀刀都不一樣」)。對於缺少人性文明、沒有基本愛心的「文學傑作」，「西方立場」是不會認可的，難道「中國立場」就應當認可嗎？該論者竭力飆捧這種反人性的「傑作」，究竟根據的是哪朝哪代何家何派的「中國立場」呢？如果一定要「正本清源」，恐怕也只有追溯到20世紀西方的某些非理性批評理論，才能找到該論者據以推崇《秦腔》和《檀香刑》的「中國立場」的源頭吧？其實，近來大聲疾呼「中國立場」的某些大牌批評家，在其「文學批評」的實踐中，做得既不怎麼「中國」，也不怎麼「文學」。遠的就不講了，只講2009年末，某位執旗「中國立場」的大牌批評家，不僅以評委身份委身於「盛大文學」網站炒作網路寫手的「搜神」活動，向夢想如《哈利·波特》作者羅琳一樣一夜暴富的寫手們鼓吹「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羅琳」，而且還如此立言：「『粉絲經濟』是後現代文化生產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是數字化時代的一種非常美妙的、美麗的生存方式。過去我們叫做心靈美，現在應該叫粉絲美。」請看，又是以英國暢銷書作家羅琳為楷模，又是以西方後現代文化為平台！這位近來頻頻公開為「中國立場」鳴冤叫屈的批評家，在為網路寫手唱讚歌的時候，怎麼就輕易背棄了「中國立場」，搖身一變，站在後現代文化生產的「西方立場」上放聲高歌「粉絲美」了？高歌「粉絲美」也罷了，為什麼一定要將真正屬於當代國產的「心靈美」置換為消費文化的洋貨「粉絲美」呢？在網路商業炒作的現場，如此忘情於「粉絲美」的「中國立場論」者，真是「大神」附體了。在這位大牌批評家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諂媚市場、崇拜銅板，也還可看到仰鼻息于洋人，但是似乎捕捉不到絲毫「中國立場」和「文學精神」的氣息。魯迅先生早在1926年就痛斥那些「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的「國粹派」是「做戲的虛無黨」。魯迅先生說：「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著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台的架子，總與在後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馬上支日記·七月二日》)我實在不願意來做這令人掃興的揭穿工作。但是，愚直如我者，又不得不坦白說，魯迅先生此言成讖語，穿越84年時空擊中了我所看到的某些「中國立場論」者的做戲的面孔。在做戲的面孔上面，「中國立場」除了在需要時被用作文學營銷的道具外，是沒有任何用處的。準確講，所謂「中國立場」不過是這些「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批評家們以批評做文學營銷時的精神面具。因為歷史和自然的差異，中西文化不同，中西文學當然也不同。但是，在人類文學的偉大高峰上，中西文學是相通的，因為它們都是在揭示人性深刻而普遍的內涵，也都是在展望人類最深刻而崇高的理想。不同民族的文學表現形式和審美趣味是有差異的，但是根本的文學精神是相通的。這種基於人性的相通性，不僅使國際文學的交流和相互影響成為可能，而且也使我們在深層的一致性上能夠超越時代和文化界限對人類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進行判斷和欣賞。歌德和馬克思所提倡的「世界文學」觀念，不僅預示了現代文學在全球化運動中的跨文化交流和融合趨勢，而且以他們的天才的洞見透視了文學至深的人學本質。至少，今天我們應當有這樣的文學精神自覺：文學就是促進人類在世界上協同生長的人學，真正的文學必然是世界文學。世界文學不是消除文學的文化差異而「全球文學一體化」，而是在歷史地追求人性最深刻普遍的文學表達的歷程中表現著人之為人的理想追求。在這個意義上，文學的文化差異是呈現人性理想的豐富和深刻內涵的必要元素，但是文化差異不應該成為限制文學對人性普遍理想表達的前提，當然，也不能成為判斷文學價值的標準。因此，文學標準無中西，而在於我們的文學創作如何提升了語言藝術從而提升了我們人類的理想表達。用所謂國家文化立場(無論是中國立場，還是西方立場)作為判斷文學價值的標準，是歷史一再證明了的狹隘而且錯誤的文學原則。它施行的結果，就是在將文學批評政治化(國家化)的同時，實行文學的自我放逐(擠出世界)。我們今天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文學的發展前景在於，在現今世界上與各國文學「協同生長，掙一地位」，而不是在對世界和歷史的拒絕中「鼓起勇氣」確認所謂「當下中國文學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熱風·隨感錄·三十六》)一個真誠而負責任的文學批評家正應當遵魯迅先生所示奉獻他最大的勞力費心，如是，當下中國文學批評家任重道遠。(肖鷹 清華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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