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道路的三重邏輯

當下中國道路的三重邏輯

鄒詩鵬

　　經過較長時間的現代化歷程及其積累，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30餘年的發展，中國道路愈益清晰地呈現在世人面前。中國道路的總的邏輯是，在全球性的現代轉變格局中，藉助於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完成現代中國的建立及其國族的建構，重構西方及其資本主義主導下的世界歷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並同世界不同文明傳統及其現代轉化一道，共建人類文明及其新秩序。而在當下時代，中國道路的任務則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資本主義的外部空間條件下，立足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推進社會發展及其進步，主動適合當代人類文明的調整，全面開啟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種種情形表明，當下時代正是中國道路的關口，雖面臨更加複雜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及其挑戰，但基本的格局與大勢已定，只要把握當下中國道路的基本理路與邏輯，篤定信念，穩步前行，前景即可期。

　　依我們的探討與觀察，當下中國發展存在著如下三重邏輯。

一

　　第一重邏輯可稱之為「主義」的邏輯。「主義」的邏輯一直貫穿著中國道路，在西方強勢力的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資本主義框架下，更是中國道路的支撐性和主導性的邏輯。須把握中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基本博弈關係，重視資本主義在當代的變革，清醒評估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能力，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擔當與使命。

　　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一博弈關係，以至於如福山等得出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個人」的判斷(「歷史」即社會主義的歷史，「最後一個人」即資本主義)。然而，真正全球性的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首先就不會為西方發達國家所接受，西方也沒有吸納全球的能力，況且，無論資本主義如何進化，均不會改變其資本擴張乃至於帝國化的本質，不會改變並一定會加劇社會的公平公正矛盾。人類社會普遍的資本主義化，只能是人類進步邏輯的終結。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實質恰恰在於通過新一輪的全球資本擴張，保護西方的優勢地位，其所奴役的對象，乃是在可能範圍內的整個非西方，尤其是非西方的人口大國。在這一視域內，置身於全球資本主義之中的非西方，在通過資本發展本國經濟的同時，如何保護自己的國民不在新一輪的資本擴張中再度淪為被剝削者被壓迫者，乃是極端重要的政治任務。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具有道義的正確性，而且必然要求體現為經濟政策的人民性或國民性。在全球資本主義空間中，促進中國人民生活的較大程度的改善與富裕，顯然是了不起的歷史貢獻，這正是中國道路之所以能夠重構世界歷史的現實基礎，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立足點，在這一方面我們欠賬很多。然而，西方激進左翼有關「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批評，雖然尖銳，但也有道理。巨大的資本吸納，必然伴隨各種資本主義問題，在中國面向全球的市場經濟形成過程中，中國老百姓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中國道路終歸還是人民幸福、國家強盛並增益於人類文明。因此，牢記社會主義的價值關懷與歷史使命，對中國發展善莫大焉。

　　把握西方資本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博弈關係，必須對一個多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變化情況心中有數。馬克思所關注的實踐基礎，是十分野蠻和殘酷的早期資本主義。而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70年代的資本主義，是屬於上升及壟斷時期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態勢明顯，其中，對西方社會而言，因生產力以及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福利政策的推行、社會的自主的改良，以及對馬克思等激進左翼思想批判資源的吸納，階級對立與衝突不再像早期資本主義那樣尖銳，因此再拿我們熟悉的早期資本主義那種勞資衝突以及糟糕的社會福利狀況去看今日西方世界，註定會發生嚴重的錯位與迷茫。實際上，今日西方資本主義的矛盾，更多地表現為所謂發達資本主義及晚期資本主義的總體性危機，這是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洞悉到的危機，表現為全面的物化、消費異化以及精神生活的虛無主義處境。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主義運動也在發生改變，在馬克思之後，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逐漸轉向社會民主主義，並進而同英美資本主義匯合，形成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格局，蘇東則逐漸形成受斯大林控制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強調基於民族及國家利益的獨特性，並在毛澤東著名的「三個世界」劃分中對自身的歷史使命作了清晰的規定，這一規定實際上有效地應對了世界格局的新變化，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國國際關係實踐的基本理論資源。中國是第三世界的領頭人，因而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既同西方資本主義相區別，也對第三世界產生應有的引導作用。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資本主義戰略，顯然導致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受挫與低谷，但是新自由主義及其全球戰略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此前早期資本主義時代西方國內矛盾向後發展中國家的轉嫁，是此前帝國主義以及殖民化邏輯的再次上演。這也是當代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理據。

　　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須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能力有一個確當的評估。經濟危機乃資本主義時代的正常現象，經過持續的改革與調整，資本主義已形成了應對經濟危機及其他社會危機的基本機制與傳統。20世紀以來，在從自由競爭資本主義轉向壟斷資本主義之後，西方差不多每隔10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危機，其中1929年更是發生了波及幾乎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殖民地以及半殖民地的經濟大蕭條。危機也導致資本主義的結構性轉變，即從先前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並有效地克服了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抑制了貧富分化，促進了社會的福利化進程。因而，經濟危機，不僅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毀滅，反倒不斷強化了當代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修復機制及其能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成為此後美國應對更為頻繁的資本主義危機的基本制度，在鞏固冷戰期間的西方優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自20世紀80年代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以來，由於發達國家在各方面的優勢，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機制實際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

　　2008年的次貸危機顯然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自身危機。但是，在全球資本主義條件下，西方憑藉經濟、技術、資源、管理以及軍事上的優勢和強硬的國際政治手段，依然在有效地克服經濟危機，且繼續延續新自由主義路線。新自由主義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主要有三種：一是更加強調高技術的優勢地位，大力實施所謂技術殖民，迫使非西方國家走資源型發展模式；二是強化金融資本主義，利用虛擬經濟，通過刺激邊緣國家的興起從而實現金融資本的轉移支付以及經濟矛盾的轉移；三是向廣大的非西方國家施加經濟與政治壓力，如要求人民幣升值，增加關稅等等。由此可見，強化新自由主義以及新帝國主義戰略，依然是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方略，一個更大的全球資本主義空間，更便於發揮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功能。與此同時，當代資本主義甚至已經形成了一種視危機為常態、且依賴於危機與風險的機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文化心理，並在諸如「金融資本主義」、「災難資本主義」、「風險社會」等等框架及論說中得到鞏固。因此，對於當代資本主義的現狀，不能誤判，不能因為其發生了巨大的金融危機，乃至於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便得出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對金融危機及當代資本主義命運的誤判，完全可以導致對當下中國道路的誤判。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分析，迄今為止仍然是最經典和最精彩的分析，這是一種理論上的和病理學層面的分析，其中即蘊含著對資本主義自我修復機制的分析。馬克思本人對當時1857年英國的經濟危機，保持了較為清醒的判斷(當時一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時刻即將來臨)，並且在考察和研究這場金融危機及其相關探索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兩個決不會」的判斷，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如果說《共產黨宣言》中有關兩個必然的判斷(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是歷史的大判斷，那麼，「兩個決不會」則是現實的判斷。①在實際的道路上，「大判斷」經常要求服從於現實的判斷。這一點對於今天的中國道路，依然意義重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命運般地承載著同新自由主義這一西方歷史哲學在當代的呈現方式之間的博弈，由此在一個開放而又競爭的世界中進一步承擔重述世界歷史的使命。實際上，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功能，本身即達到資本邏輯的極限，即運用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來最大限度地實現其自我修復，而全球資本主義的空間，本身也成了當代資本主義自我修復功能的限度。因此，既不能輕視、也不能由此高估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功能。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意味著西方世界力圖通過經濟與技術殖民方式以鞏固西方發達國家的全球地位——在這一意義上，蘇東劇變，註定要承擔由西方發達國家轉嫁的矛盾與風險。但是，100多年來全球激進社會運動的固有邏輯是：凡是資本主義的擴張，必然帶來抵抗。近些年來西方一些左翼理論家傾向於把從形式上擺脫依附模式的拉美模式看成是有效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力，甚至由此把中國道路看成全球資本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從屬形式，但實際上，只有中國道路才是能夠持久有效地對抗新自由主義模式並重述世界歷史邏輯的主力。中國道路是一條迎著新自由主義及其矛盾展開自身的道路，中國道路必然要求明確自身的志向與責任，致力於國家復興、人民福祉、法治社會建設以及文明復興事業，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平台上增益並示範新的人類文明。曾幾何時，在封閉的格局下，我們曾經不切實際地想著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同胞，而在高速發展的今天，倒真正須承擔起大國應有的責任。中國正在全面鋪開的發展道路，對整個人類未來至關重要。

二

　　第二重邏輯乃「建設」的邏輯。在當今時代，仍需持續推進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從革命邏輯向建設邏輯的轉變。因為歷史的原因，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多表達為革命邏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依據中國道路及其實踐，挖掘、拓展和構建馬克思主義的建設邏輯，將革命邏輯轉化為建設邏輯，將黨的先進性同現代性社會的建構有機地統一起來。

　　馬克思主義是新中國的立國基礎，也是中國道路已經被規定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包含兩重邏輯或功能：破壞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前者即革命的邏輯及功能，後者即建設的邏輯及功能，相應地，馬克思主義也應當有兩重理論結構及話語系統，並存在兩種宣傳與解釋路向，即革命理論與建設理論。在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時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展開的是革命的理論，而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起，隨著中國道路在政治上的確立，隨著國家的建設與發展成為主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應當從革命邏輯轉向建設邏輯。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這一轉變的必要性，但因為中國現實的複雜性、國際政治形勢的複雜性，以及中共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錯誤，新中國用了近30年才真正從革命邏輯轉向建設邏輯(改革開放全面真正帶來了從革命邏輯向建設邏輯的轉變)，再過20多年，即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又明確提出共產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

　　相對而言，馬克思主義理論功能的轉變往往要更加滯後。這方面的原因，倒並非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主觀上的不作為，而是因為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偏重於革命邏輯，因為當時的歷史原因，馬克思主義運動史上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多是圍繞革命邏輯展開的，而建設的邏輯則多半出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世界的設想與構建，缺乏最直接的實踐基礎，且多半沒有定論，這本身也為解讀及挖掘帶來困難。換句話說，馬克思主義建設理論，本身就不是現成的，而是須由後來者完成的歷史課題，因而顯然不是單純理論研究的任務，而是歷史實踐的探索任務，這不僅給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也給現代中國的政治家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在於建設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而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於不讓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妨礙建設，對於建設，鄧小平也形成了實踐先行的思想，其中充滿著實踐智慧，但還不是系統性的建設理論。又經過此後近20年的探索，中共幾屆領導人明確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具有實踐及意識形態基礎的理論體系，依然需要結合全球資本主義的背景、中國道路的開放自主以及中華文明復興等進行歷史哲學性質的提升與完善。

　　從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向建設理論的轉化，並非斷裂性的轉變。在馬克思主義建設理論中還要求包含和體現出革命的維度。從實現方式而言，革命的維度包含著自我批判、自我變革與主動創新精神，包含著一種激情與活力；若沒有自我變革精神的參與，建設維度則往往容易因循、容易形成惰性與固化。因此，在建設理論中，也需要滲入革命的元素，具體地說即改革思想。鄧小平講「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實際上就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的建設理論而言的。李克強在2013年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了一句很精闢的話：「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當然，馬克思主義所講的革命，恰恰是要觸及並破解靈魂深處的「物質利益難題」。就問題意識而言，馬克思主義革命邏輯之所以形成併產生作用，其現實背景即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罪惡如何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而這一現實課題同樣有理由成為馬克思主義建設理論的中心問題。馬克思主義建設理論如果能夠清晰地意識到這一點並在實踐中有積極的作為，將會實質性地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從三觀而言，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確定了一種崇高的理想信念：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在和平建設時期，因為利益及慾望等因素的影響，往往容易產生貪腐現象。為了克服這一現象，國家正緊緊依靠法治遏制和預防貪腐，這是一個重大進步。但法治建設仍需要相應的教化，作為公權的執行者，尤其作為由共產黨執政的公權的執行者，必須較普通公民具備更高的道德與政治文明要求，所謂「打鐵還須本身硬」，只要自身具備自我革命的精神，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廣大公民自然會心服口服。面對各種複雜的現實問題與艱巨的建設及改革任務，必須要有一種精氣神，一種積極奉獻、改革創新、攻堅克難以及自我批判精神，方能有效地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持續推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對執政者及管理者的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經過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國共產黨集中了大批優秀人才，但隊伍中無疑存在一些異類，其所作所為影響了黨的形象。這裡，顯然需要對公務人員的要求與黨性意義上的人的要求作出區分。馬克思主義對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黨性即規定了這一要求，在成為這樣的人之前，須看看自己是否具備做公共服務工作的基本要求：把自己的慾望限定在一定的邊界，能夠通過他律而實現自律，但是，多數腐敗者，實際上是在基本的他律意識不具備的情況下，違心地同時也是虛偽地表達黨性，黨性實際上成了這些人大肆貪霍、中飽私囊的幌子，不僅玷污了黨性，也敗壞了黨風，帶壞了社會風氣。在這裡，顯然需要將對公務員的要求與黨性的要求區分開來。前者是職業性的，並必須置於監控體系，後者是信仰性的，並因此表現為不限於職業的社會責任與義務。因此，法治建設，包括通過法治建設遏制和預防貪腐，顯然是實現社會治理的基本途徑，黨的先進性應當與現代性社會的建構有機統一起來，由此，黨的建設及其引導將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產生積極的和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作用。

三

　　第三重邏輯是文明的邏輯。文明的邏輯是人類文化共有且相通的邏輯，現代人類追求並不斷創造現代文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文明即在進行新一輪的文明調整，並顯示其先進性。當今時代的中國道路，作為中華文明的再造，也當跟上當代人類文明調整的節奏，並在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重構中有所貢獻。

　　文明更為全面地標示著社會發展的狀況與質量，中國道路，作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當圍繞文明而展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身也是現代文明所採取的方式，並因此規定了相應文明體的政治性質，但現代文明包含著政治、法治、經濟、科技、倫理、精神、生態等多個方面，依這些維度還可細分為各種文明子系統，如政治文明、法治文明、市場經濟、科技文明、交往倫理、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等等，這些文明子系統各有內涵及論域，也均有限度及局限性，它們集聚於現代文明系統，因此，不能僅僅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分去套解現代文明的所有方面。鄧小平曾富有遠見地指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計劃經濟也不等於社會主義」，健康的市場經濟必然對法治社會有所要求，經歷過20年初期市場經濟洗禮的中國，尤其感到法治建設的重要性，儘管法治建設本身並非萬能，但卻是保證現代社會正常運行的基本形式，法治社會絕不等於資本主義，依此推論，現代文明的其他維度，如法治文明、倫理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態文明，均不能簡單地還原為資本主義的專利。這些看上去簡單的道理，有時候竟會變成令人困惑的理論問題且成一時之迷局，不過終歸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困惑。

　　歷史與現實表明，西方現代文明並不限於資本主義一個維度，在其發展過程中，既汲取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資源，並吸收了社會主義的成分(歐洲最為明顯)，同樣涵括了現代文明的其他維度，並且，因西方現代文明是在一個有所積澱的現代性框架中展開的，因而更加拓展了文明的自我治療與糾偏機制，包括抗禦風險的機制，因而更加顯示出文明的穩定性(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屬於當代文明的自我調整，但因其運行仍然在資本結構調整方面，故仍有其獨特性及其立場)，對於非西方而言，則至少具有經驗性的示範價值。應當承認，西方在現代文明的內涵豐富性及其精神品質上，是優於我們的。那些僅僅基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古典區分從而無法看清或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狀況的觀點，主要說來恐怕與缺乏現代文明的多重維度有關。

　　因此，自我調整是現代文明維持自身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自20個世紀70年代開始(就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之前)，即在已有的現代文明基礎上進行新一輪的文明調整，以應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公平、正義、物化、生活意義喪失，尤其是環境問題，如生活質量運動、羅馬俱樂部、激進的1968運動等等，這些運動都指向於一場現代文明本身的轉變，這一轉變發生於西方接受並實現新自由主義之前，表明西方在向全球推動新自由主義時，自身內部已開始了一場新的文明轉型(實際上，此後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被稱為新保守主義，即包含著西方社會面向傳統生活方式的回歸訴求)。中國恰在此時通過改革開放並逐漸走上市場經濟軌道，但是，市場經濟浪潮對中國既有的秩序有相當大的衝擊，幾十年下來積累的問題也很多，核心的問題是經濟上去了，總的物質文明程度提高較快，但人自身的素質卻沒有上去，時下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狀況與經濟發展很不匹配。當下中國，總體上說還是靠持續的經濟增長來維持社會平衡的模式，但是，一個真正步入現代文明的發展模式，應當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因素的綜合發展，並且即使經濟出現一定衰退，也能保持系統本身的平衡穩定，這一點至關重要。總的說來，當下中國在文明程度上顯然是不夠的。

　　西方推行新自由主義時，已先行開始了自身文明的調整，但非西方之捲入全球資本主義卻完全沒有、也來不及經歷這樣的調整，並且，因為自身傳統的斷裂以及現代性經驗的不足文明程度的不足更加凸顯。我們需要正視並肯定當代西方在文明調整上的努力，就已經地球村化的國際文明秩序而言，我們也許在新一輪的文明調整中落後了。相對於當代人類文明的調整，我們存在著兩個方面的欠缺：一是最近30餘年改革開放及其快速發展，同西方上百年乃至幾百年積累形成的現代文明之間的差距；二是最近30餘年高速發展本身留下的問題，與西方同一時期正在經歷的新一輪現代文明調整的差距。因此，中國道路無論是就自身的完善，還是就其對世界歷史邏輯的重構而言，都應當考慮補上在現代文明建設方面的欠缺。

　　說我們在全球新一輪的文明調整中落後了，主要是就社會的綜合發展及綜合性的現代文明建設而言的，無損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與先進性。今天的中國，已有了正確對待世界文明的底氣與能力，也具有承認自身不足的勇氣與魄力，這的確是因為中國道路將承擔的人類發展責任乃至於人類未來的命運。而且，從最近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道路看，其已經形成了較好的應對困局、不斷進行改革與調整的能力，這一能力在可比的情況下不弱於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能力。相對於不斷擴張的資本邏輯與物化世界，西方現代文明及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依然只是苦於應對，現實地說來，西方的精神文明狀況同樣問題重重，而當西方現代文明通過全球資本主義從而維持西方現代文明的優越性時，實際上轉嫁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危機，並製造和加劇了非西方社會傳統與現代的斷裂程度。當然，我們或許可以從西方現代文明中獲得一些經驗性的啟示，但我們完全無意於將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推給西方，中國道路有著自身義不容辭的道義擔當。實際上，當中國道路解決了佔全球1/4人口面向現代的文明轉型問題時，即已經為全球文明的當代轉變做出了貢獻。當我們通過努力將社會主義在理論上的優越性變成了實踐上的實實在在的優越性時，我們就可以斷定，中國道路實現了對世界歷史邏輯的重構，並藉助於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

　　實際上，就人類的發展而言，一個趨勢越來越明顯，那就是世界各主要的文明傳統，在經歷各自的現代轉化之後，面對全球性的生存處境，越來越趨向於形成一種世界性的文明。世界性的文明必然包含中國文明，而且世界性的文明其構成理念，正應是儒家所謂「和而不同」，而且，對仍然習慣於叢林法則與資本法則的國際政治空間而言，更應該形成社會主義的自覺。人類的未來必然是社會主義。

　　中國道路，作為中華民族復興之路，仍是一條未竟之路。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造福於本國人民，亦為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當下確也面臨諸多問題，但凡發展就必有問題，這並不奇怪，也不可怕，近200年來中國人一路走來，披荊斬棘，歷經千難萬險，一直就在應對各種問題及矛盾，並轉化為前行的動力。而且，對於民族復興的目標而言，儘管面臨更為複雜的局面，但其實已過了最最艱難的時期。雖然在最接近目標的時候，經常也是容易疲勞和懈怠的時候，偶爾還會因為當下的問題而有些茫然，一如黎明前的黑暗，但既然中國道路已經歷史地開啟且浩浩蕩蕩，便一定會依其必然性，奔赴未來，而其向我們提出的要求仍然是：擔當、努力與智慧。

　　注釋：

　　①儘管馬克思直到19世紀60年代才使用資本主義這一術語，不過，從立場及其理路的連續性而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顯然是兩種社會關係即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主體，因而把「兩個必然」解釋為「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並無不妥。同樣，「兩個決不會」，其具體的語境也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社會形態。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作者簡介：鄒詩鵬，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