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朱玉麒：康熙、雍正、乾隆如何宣揚平定西域的戰功
朱玉琪近照澎湃新聞：作為歷代中原王朝對邊疆地區武力征服的象徵紀念物，邊塞紀功碑的傳統是怎樣形成的？朱玉麒：紀功碑這種方式，不僅限於對戰爭的紀念，也不僅是中國人的發明，而是人類的發明。人們在完成一件事功之後，總是希望通過某種媒介傳達給後代，來彰顯自己做下的巨大功德。你去伊朗（波斯）、埃及、印度等地，會發現世界各個文明古國都會用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功德記錄在一個比人類的個體生命更長久的物質上，從而流傳後世。這個物質可能是金屬品，可能是石刻。譬如移植在法國巴黎協和廣場上的方尖碑，就是三千多年前埃及記載其民族歷史的象形文字紀功碑。人類相信「金石永固」，金石上的銘刻體現了延續人類生命的強烈觀念；而通過研究金石，來看以往的人們怎樣把他們的文化信息、文明傳遞給我們，這就是金石學。所以，金石學不僅是中國的一門傳統學問，其實是世界各人類文明的傳統學問。 中國的古人比較偏好用文字的形式把這種意識記錄在石刻上，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紀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肯定還有；至少目前我們知道的是：公元前八世紀左右的中國，就有這樣的石刻出現了。晚清時期的葉昌熾在《語石》中，根據功能，把紀功碑分成了幾種類型，如秦始皇東巡刻石，也是紀功，但它不是為了紀念戰爭的勝利。戰爭勝利的紀念碑只是紀功碑的一種，葉昌熾歸納為「邊庭諸將之紀功碑」，我把它簡稱為「邊塞紀功碑」，因為大量的戰爭是發生在邊疆地域上，發生在西域的戰爭紀功碑，我們也簡稱「西域紀功碑」。關於邊塞紀功碑，我們現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源頭，是燕然刻石。現在蒙古高原上的杭愛山，史書上稱燕然山。東漢時期發生在漢與匈奴之間的無數次戰爭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這個地方有過一場決定性的戰役，使匈奴離開了漠北高原，往西遠遁。作為漢軍統帥的車騎將軍竇憲為了紀念這一場重要的戰爭，把記載勝利的文字刻在了杭愛山的摩崖上，史稱《封燕然山銘》。這一摩崖我們到今天也沒有找到，杭愛山現在已經屬於蒙古國了，俄羅斯、蒙古國包括中國的學者從阿爾泰山往北找，都沒有蹤跡。不過，它的文字被記錄下來，因為那是當時跟隨竇憲參加戰爭的班固所寫，在《後漢書·竇憲傳》中保存。因為一直找不到這個摩崖，時間長了之後，人們就覺得燕然刻石只是一種戰爭神話，是虛構的。不管是不是虛構，在中國歷史上，類似這種邊塞戰爭還有很多，所以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後來的邊塞吟詠中傳頌不絕。現在電腦方便了，搜一搜「燕然」這個詞，就會有一溜的唐詩出現，宋詞也是。如果比較一下，特別有意思：唐朝人是「佇見燕然上，抽毫頌武功」（李嶠《餞薛大夫護邊》），人還沒有到達邊關，就可以推想到這將來的戰爭必勝，一定可以提筆來寫燕然勒銘的續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歸無計」（《漁家傲》），已經駐守在了西北邊關，還覺得是「燕然未勒歸無計」，絲毫沒有凱旋的信念。唐詩宋詞，確實有它各自的時代氣息在裡面。燕然刻石雖然找不到，但並非不存在。從清代以來，陸陸續續在離杭愛山不遠的新疆天山的東部，發現了漢人與匈奴戰爭之後留下來的石刻，有些距離燕然勒銘的時間只有四年。用這些後來的石刻，是可以印證燕然勒銘的存在的。1981年，在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當時自治區博物館館長李遇春在調研中發現了一塊1965年搜集來的石刻，字跡斑駁，但李遇春發現裡面留下了一些關鍵字，使得碑文的大概內容已經明了。時間、地點、人物，都有。時間是永元五年——公元93年，即公元89年燕然勒銘以後的四年；有一個叫任尚的人，在巴里坤湖畔留下了這一塊碑刻。巴里坤與杭愛山的直線距離不遠，在燕然山戰爭的前後，大部分的匈奴人已經據守在巴里坤湖一隅——漢人習慣把這個湖稱作「海」，這塊永元五年碑和後面說到的《裴岑碑》都這樣表示——與漢軍僵持，所以這裡是匈奴在東漢後期的大本營。這個碑刻記載的，肯定是任尚跟匈奴余部戰爭中一場新的勝利。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任尚這個人，在《後漢書》的記載中，出現在永元三年以來歷次重要的漢匈事件中。雖然那塊石刻只留下了十幾個字，但是任尚的名字留下來了，年代留下來了，地點又在漢匈戰爭非常重要的戰場；而任尚呢，恰恰跟隨竇憲參加了燕然山戰爭，因戰功被任命持節衛護伊吾，天山東部這一守土的職責就交給他了。因此，可以推想：任尚是在此地的某次勝利之後，學習了他的前首長竇憲的方法，刻石紀功。任尚在刻石紀功形式的發揚光大上作出了貢獻，它不僅印證了竇憲勒銘燕然的事實性，也將燕然刻石紀功約定俗成為邊塞戰爭勝利的必然程序。這塊碑，後來稱作《任尚碑》。比《任尚碑》的年代稍晚，在此地被發現的是另外一方稱作《裴岑碑》的紀功碑。這塊碑銘刻的時間是永和二年，即公元137年，與《任尚碑》相隔四十多年。《裴岑碑》在雍正年間就被發現了，《裴岑碑》的文字保留非常完整，講的是敦煌太守裴岑帶著三千人的部隊和匈奴呼衍王作戰，「斬馘部眾」，把所有匈奴軍隊都滅了，然後「立海祠以表萬世」，就是讓世世代代人都能記住戰爭的勝利。
裴岑碑原石現狀（新疆博物館藏）這個事件在史書中沒有記載，後來馬雍先生分析，可能是東漢晚期很多史料因為戰亂而丟失，加之歷史書的編纂本身也有選擇史料的問題。《裴岑碑》在雍正年間被發現，在緊接著的乾隆以來樸學興起、碑學興盛的背景下，從歷史和書法考證的角度，都得到了很大的重視。因為它是從中國最西部的地方新出現的漢文資料，不僅其由篆入隸的書寫軌跡可辨，且也證明了漢匈之間的戰爭細節。這塊碑也因此不斷被捶拓、臨摹。 再後來，又發現一塊紀功碑，碑文刻鑿的時間距《裴岑碑》僅三年，即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它的發現與《裴岑碑》一樣，和清代在西域的戰爭有關。清軍在征服準噶爾的戰爭過程中，常走一些偏僻的山路，這些路在兩千年以前也是農耕與游牧民族之間非常重要的戰爭之路。戰爭的相似性使清軍在與漢代重合的行軍途中發現了這塊叫「煥彩溝石刻」的大石頭。碑文寫的是「雲中沙海侯獲」在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發生的一個事件，無疑，它也跟匈奴的戰爭有關係。 所以，這五十年間發現的紀功碑可以反證：燕然刻石是作為一種傳統被後世繼承下來了，每次戰爭取得成功，總要刻一段文字在石頭上來作紀念——戰爭紀功碑或者說邊塞紀功碑這個類型就形成了。
哈密南山口的煥彩溝漢唐清紀功碑碑澎湃新聞：漢代形成的紀功碑傳統，在後來一直被繼承下來了嗎？ 朱玉麒：這是可以從後世的實物和史書記載中得到證明的。以我從事研究的西域史角度來看，中原王朝在漢以後對西域的經營，以唐為盛。唐太宗的時候，要打通整個絲綢之路，征服吐魯番盆地的高昌國是其戰略的第一步，於是在貞觀十四年（640），派遣侯君集率領交河道行軍前往。當時的高昌王麹文泰見過唐初的凋敝，覺得唐軍的力量遠非隋煬帝時代可比，而且遠行沙磧，輜重糧草都是一大難題，根本無法與自己抗衡。沒想到唐軍輕裝捷行，長途跋涉，兵臨城下。高昌國掌握了漢地的修城技術，深溝高牆，城門也很牢靠。但是唐軍到了已經攻下的伊州即哈密地區以後，才開始製造重型的攻城器械，這是麹文泰沒有想到的。唐軍用天山的松樹造了很多填隍木、撞門車、拋石機，在後來進攻高昌城的決定性一戰中派上了用場。這時麹文泰已經去世，其子麹智盛在唐軍的強大攻勢下，馬上就率眾投降了。兩《唐書》記載，高昌打下之後，「俘智盛及其將吏，侯君集刻石紀功而還」。近百年來，在高昌發掘出了很多石刻，但是侯君集的紀功碑一直沒能找到，然而這也並不代表沒有。在伊州境內，即發現《裴岑碑》《任尚碑》和煥彩溝石刻的東部天山南北，我們找到了唐朝進攻高昌前夕立下的石刻，可以旁證《侯君集紀功碑》的存在。當時交河道行軍的副總管姜行本，在《唐書》中都有記載。他先期到了伊州，帶著自己的小分隊上天山砍伐松樹做攻城器械。在完成了這些裝備之後，看到班超在此地的紀功碑，於是模仿漢代人，也在天山北邊的巴里坤和南山口先前提到的煥彩溝漢代石刻上分別勒銘，我們今天統稱之為《姜行本紀功碑》；分開來說，巴里坤的是新碑，內容比較完整；南山口的是舊碑，文字殘損，但是「貞觀十四年」、「姜行本」等關鍵字都在。它們都是在攻克高昌的戰役還沒開始的時候就立下的紀功碑，表達了對這場戰役必勝無疑的信心。巴里坤的新碑在康熙年間就被發現了，碑文的第一句話就是「昔匈奴殄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可見唐朝人的刻石，確實受到東漢燕然勒銘的影響。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戰爭的紀功碑由漢而唐，實際上是一個系列的。
姜行本紀功碑拓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後來的西域史事，我們在史書中看到，隨著唐朝的西征，打下了高昌，立《侯君集紀功碑》。繼續往西，貞觀二十二年，打下絲路北道的龜茲國，即今天的庫車一帶；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社爾被唐朝派遣為崑山道行軍大總管，所以征服龜茲之後所建碑就稱為《阿史那社爾紀功碑》，《新唐書》的《阿史那社爾傳》和《龜茲傳》於此事也都明確記載有「刻石紀功而還」、「勒石紀功」字樣。高宗年間，蔥嶺以西的許多國家也都紛紛效忠唐朝，唐朝在這些地區建立了羈縻州，龍朔元年（661）派了一個叫王名遠的人到吐火羅地區即現在的阿富汗境內立了一塊《唐西域記聖德碑》。而在吐火羅北部的草原地區，即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地區以碎葉為中心，後來成為西突厥的大本營，也被唐朝征服，調露元年（679）由裴行儉立碑碎葉，後世稱《裴行儉紀功碑》，兩《唐書·裴行儉傳》都強調了「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唐朝在蔥嶺東側（後來又以碎葉替代了焉耆）建立的安西四鎮，標誌著唐王朝取代西突厥對這裡進行了有效的控制。因此在開元三年（715），唐朝軍隊還在張孝嵩的帶領下出擊今天烏茲別克境內的費爾干納盆地，擊敗了拔汗那的國王阿了達，建下了《張孝嵩紀功碑》，《資治通鑒》有「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的記載。 從以上的概括可以看到，唐朝的疆域一直向西拓展，唐代西域紀功碑隨著唐王朝的開疆拓邊，形成以哈密為中心的漣漪向西輻射，遍布在西域大地取得節節勝利的任何一個地點，一直到蔥嶺以西。這些在史書中記載的紀功碑，在今天的刻石中也找到一些旁證，比如《姜行本紀功碑》，就是《侯君集紀功碑》的旁證；王名遠立碑，也由趙明誠的《金石錄》和更晚近發現的《阿羅憾墓誌》得到印證；在碎葉故城周圍，也找到了很多漢文碑刻，雖不能確證是《裴行儉紀功碑》，但都是唐代征服碎葉的明證。 這些史料記載和石刻旁證都能夠說明，漢文化的紀功碑傳統被唐朝所繼承，在包括蔥嶺以西的地區被發揚光大，揭示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經營；而且作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它的約定俗成，影響到了以後西域紀功碑的出現，也為唐以後西域史的研究提供了素材。這些跨越時代的石刻，確實是燕然勒銘的戰爭紀功碑的延續，它成了中國軍事文化和邊塞戰爭的有機組成元素。
格登山紀功碑現狀澎湃新聞：清代作為非漢族入主中原的政權，他們對西域的征服也採用了漢唐的紀功碑傳統嗎？ 朱玉麒：漢、唐、清三代，是中國歷史上對西域經營最有力度的時期。如前所述，漢唐時代，紀功碑的出現證明了中原王朝的實力在西域的巨大影響。清代對西域的經營是分為兩個階段進行的，也有更為豐富的紀功碑被建立起來。 首先是針對北疆草原上的準噶爾汗國。蒙古高原的喀爾喀蒙古部落和我們稱之為西蒙古的衛拉特蒙古部落之間隨著各自力量的消長，紛爭不斷。衛拉特部的準噶爾部強大起來，建立了以伊犁河為中心的汗國，同時控制了西藏，利用藏傳佛教的宗教力量在幾個蒙古部落之間爭奪主宰地位。從康熙時代開始，準噶爾對喀爾喀的戰爭不僅侵入到漠北、漠南的蒙古部落地區，也對北京造成了巨大壓力，迫使康熙皇帝三次御駕親征，北征朔漠；而在雍正時期，也有平定青海和碩特蒙古的戰爭。因此，康、雍兩朝都與西部蒙古發生過戰爭，雖然也取得勝利，也都建立了紀功碑——這個後面我們再說——但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部落又捲土重來。乾隆年間，準噶爾蒙古再次強大起來，造成蒙古部落之間新的緊張。乾隆皇帝決定促使整個蒙古成為一個統一體，完成統一西北大業，於是在乾隆二十年（1755），利用衛拉特蒙古的輝特、和碩特部東來投順的機會，再次西征。清軍分兩路西進，一直深入伊犁河谷，在格登山取得了勝利。那時達瓦齊是準噶爾蒙古的統領，達瓦齊及其軍隊的所有核心力量都在這場戰爭中覆沒，所以格登山大捷是平定準噶爾部落非常重要的戰爭；達瓦齊本人在亡命翻越天山以後不久，也被烏什的回部首領霍集斯俘獲，獻給了清朝。這場平定準噶爾叛亂的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乾隆皇帝撰寫了《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立在格登山，這就是平常說的《格登山紀功碑》。同時在伊犁九城之首的寧遠城（今天的伊寧市）也立了《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而在乾隆二十二年，原本歸順並參與平定達瓦齊的輝特部首領阿睦爾撒納反叛，清軍再次出師平定，乾隆帝為此又撰有《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碑》。這是北疆草原的平定。 從北疆翻過天山以後更大的範圍，是南疆，或者稱回疆，當時主要是今天稱為維吾爾族的族群生活的地區，是葉爾羌汗國的範圍。準噶爾汗國興起之後，兼并回疆，其部落宗教首領也被作為人質扣押在伊犁。準噶爾部被平定後，清軍將已經去世的酋長瑪罕木特二子布拉尼敦和霍集占放回南疆統帥回部。這兩個人就是清代史籍中的大、小和卓，當時的清軍把維吾爾語後綴的「我的」的發音「木」也理解為稱謂，所以乾隆皇帝的詩文中稱之為大、小和卓木。這兩個曾經表示要率回部歸順清朝的頭領回到南疆之後，就領兵叛亂。這當然是清朝所不能同意的。清朝對整個西域的經營管理，還是受到了漢唐的影響，即是說，蔥嶺以東的地區，從地緣上是一個整塊。從漢武帝建河西四郡、設立西域都護府以來，蔥嶺以東地區與中原內地必須是一個獨立、完整的王朝，才能成功地經營、管理。所以平定回部的戰爭接續準噶爾的平定而再起硝煙。到乾隆二十四年，決定性的戰役發生在帕米爾高原上巴達克山的伊西洱庫爾淖爾——一個高山湖泊畔，現在屬於塔吉克東部地區的巴達赫尚地區，現在多翻譯作葉什庫里。乾隆皇帝得到捷報之後，也御制了《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碑》《平定回部勒銘葉爾奇木碑》，分別立在戰爭之地伊西洱庫爾淖爾和當年回部的葉爾羌汗國都城——今天的莎車城中。 立在戰爭之地的紀功碑，在新疆史的研究當中都被充分地討論過，甚至每一個字都被作過注釋、今譯。《格登山紀功碑》非常有意思，晚清衰落之際，在同治四年，與俄羅斯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把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四十四萬平方公里都割讓了，伊犁西南邊的格登山也為俄羅斯所佔；恰好又發生民變，連伊犁也被俄羅斯代收代管。後來左宗棠收復新疆，與俄羅斯談判歸還伊犁，格登山因為有乾隆御碑在，所以光緒與慈禧都堅持要把老祖宗立碑的地方劃回來，所以現在看伊犁的邊界，在昭蘇縣的格登山上下與哈薩克的國界是鋸齒狀的。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探險家從俄羅斯進入中國時就說：格登山像一艘軍艦的艦首一樣駛進了俄羅斯的大地——這個話當然應該反過來說。晚清的政治家對收回伊犁談判中中國方面的這一點點勝利很不以為然，《新疆圖志》說：「自中俄分界以來，西北山川蹙削數千餘里，而格登以碑故僅存。所謂能讓千乘之國，而見色於豆羹簞食者也。」他們說，我們已經讓出了千乘之國，卻為了一塊小小的地方爭執不休；意思是即使把它爭取回來，它仍然是國家弱小的象徵，因為連它在內的四十四萬平方公里本來就是我們的。
中哈邊界上的格登山紀功碑亭 但就是這點勝利也是難能可貴的。平定回部的巴達克山紀功碑——《平定回部勒銘伊西（洱）庫爾淖爾碑》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英俄爭奪中亞的勢力範圍之際，帕米爾高原的劃界於1895年被他們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個時候的中國剛剛結束了甲午戰爭，喪權辱國，哪裡還顧得上西部的分界，要求暫時擱置。但是俄羅斯和英國徑直分割了帕米爾。伊西洱庫爾淖爾就在這時被劃給了俄羅斯，這塊碑在當時的紛爭中被砸碎。一個英國的探險家經過此地，看到了幾塊碎石，拓下來找認識漢文的人看，才知道就是乾隆平定回部的紀功碑。光緒年間，中國的軍人在那裡駐守，又重新立了一塊。但當這一地區劃歸俄羅斯之後，新的紀功碑被運到了塔什乾的博物館。 清代的這些紀功碑毫無疑問是對漢唐傳統的繼承，它和漢唐碑刻不同的地方，在於同一塊碑上用了多種文字來記錄相同的內容，如留存下來的《格登山紀功碑》就用了漢文、滿文、藏文和蒙古文，這說明乾隆皇帝對統一的大清帝國新的民族構成的自覺性。這其中，漢文應該是最早完成的文字，而其餘則由漢文翻譯而來。一方面，我們從趙翼《檐曝雜記》記錄其在軍機處所見乾隆皇帝親自撰寫的碑文情況可以印證；另外的旁證是，我的同事黨寶海曾經研究過一塊乾隆滿漢碑，是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駐蹕京城南郊的良鄉迎接出征準噶爾和回部凱旋的將士而寫的《郊勞詩》，他也證明了這一碑文是先有漢文、後有滿文的。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漢文化傳統作為東方文化的一個制高點，成了清朝政治文化的主體，已經是根深蒂固了。紀功碑的傳統，無疑也應該作如是觀。澎湃新聞：可是，平定西域的紀功碑陸續在內地被發現，這是怎麼回事呢？ 朱玉麒：我本來覺得，研究清代西域史，西域紀功碑有上述各種研究成果，也就到此為止了。我寫過《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但是清朝的西域紀功碑，一直想不到很好的角度來寫。很久以後，我讀到一篇文章，論述在河南鎮平縣的一方《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河南會出現跟準噶爾有關係的碑？上網查閱之後發現，在中國很多地方的文廟（因為祭祀的對象是孔子，也作「孔廟」），清代的府、州、縣學所在地，陸續公布了一些平定碑，比較完整的是在一個廟裡可以發現四方平定碑，最早的是《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是雍正三年（1725）發生的平定和碩特蒙古叛亂的碑，接下來乾隆十四年的《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再下來，才是《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即所謂「四大平定碑」，這在很多文廟裡都被發現了。 這些告成太學的碑，都與西部邊疆的平定相關，也是一種紀功碑，只是它的立碑、告成地點，不在戰爭的發生地，而是京師的太學。但是又有不對的地方，所謂的「太學」只有一個，即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怎麼會在內地的縣學、州學、府學有這些碑呢？所以我覺得，紀功碑在清代不僅發生了上述的使用多語種文字的變化，還有一個形式上的巨變。因此我去看《清實錄》和清代前期的上諭檔和地方奏摺，去第一歷史檔案館看檔案，還有翻地方志等史料。然後發現，一場戰爭發生之後，怎麼樣做好後續的宣傳工作，這是清朝皇帝所考慮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平定中國西北邊疆的過程中立的紀功碑，確實形成了一個比歷朝更為豐富的系統，形成了一個廣告天下的宣傳攻略。 清朝從康熙以來，在歸化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金川、格登山、寧遠城、伊西爾庫爾淖爾、葉爾羌這些戰爭發生和經行之地立紀功碑，是對漢唐紀功碑傳統的繼承，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保存下來。譬如平定金川的一方紀功碑，全稱《御制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之碑》，在今天金川縣的安寧鄉保存下來了，怎麼保存的呢？文化大革命期間，要建一個紅軍烈士陵園，找不到好的碑材，於是把那塊平定碑用磚砌起來，外面寫上紅軍紀念碑的文字，逃過了一劫。現在把它剝落以後，這塊碑才重見天日。
平定金川勒銘噶喇依碑繼承之外，最重要的是，通過追查檔案史料和地方實物之後才發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皇帝首先寫的是平定該地而告成太學的碑文，然後才是戰爭之地所立的紀功碑文。最早的平定朔漠戰爭，在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寫了《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立於京師太學；到了四十二年，才御制了《敕賜歸化城崇福寺碑記》的紀功碑文，分別立石於曾經駐蹕的崇福寺（小召）和參加誦經法會的席力圖召寺（延慶寺）。乾隆年間的情況與康熙時候一樣，格登山之戰發生以後，乾隆皇帝寫了《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等到同年六月達瓦齊被俘，被押解京師獻廟，這塊碑已經在太廟立起來了。此後又按傳統在格登山這些地方立碑，雖然撰寫碑文的時間也在當年，但立碑的時間拉得很長，什麼時候找到合適的碑材再立。最後據說是乾隆二十五年找到合適的碑材之後才開始施工，二十七年完成，因此《格登山紀功碑》是在平定準噶爾戰爭結束多年以後才在格登山立的，它只是一種繼承傳統的象徵，紀功碑的真正意義，已經為在太學立碑所替代。 乾隆十四年，在平定金川之後，皇帝就規定了每次戰爭功成之後的凱旋禮儀，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祭告天地、廟社、陵寢，釋奠於先師孔子，並勒碑太學，然後是編定方略。在戰爭勝利之地和戰爭經行之地都可以立碑，是到了平定準噶爾戰事結束，才在完成以上儀式之後增添進去的。平定準噶爾、回部而告成太學的紀功碑，因此也更為隆重。甚至，乾隆帝在平定西域的戰爭之後，比起乃祖、乃父做得更多，如製作包括西域在內的《乾隆內府輿圖》，甚至拿到法國去刻版；同時也繪製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也拿到法國製成銅版，刷印之後分贈王公、大臣。而告成太學的紀功碑，也在乾隆年間被大規模地仿製到地方的文廟中。
北京國子監大成殿前的平定碑亭澎湃新聞：這些紀功碑是有意識地傳播到各地的嗎？是否代表了皇帝的某些意圖，這些意圖達到了目的嗎？ 朱玉麒：如上所述，乾隆年間，告成太學的平定碑得到了更大的重視，歷次的告成碑完成後，拓片都要分贈給封疆大吏，各地布政使以上的大臣都能得到。拿到拓片的封疆大吏，都心領神會，一邊上折謝恩，一邊也在琢磨應該在地方學宮中立碑，讓當地士人都了解皇帝的旨意。所以本來是一塊告成太學碑，最後被總督、巡撫、布政使按照拓片，原形摹刻在了各地官學的文廟裡。這個過程也是有變化的。乾隆二十五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在接到《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的拓片後，曾經上奏要在「畿輔九府、六直隸州」的文廟各摹勒一碑，但皇帝說在保定立一塊即可；方觀承又回復說要將《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一併立了，皇帝應允了。按照以上的奏摺和批複，地方豎立的這些告成碑，也只有在總督府所在的府學立碑，全國也不會有幾塊。但是上行下效，很快這個限制就被打破。 四年之後的乾隆二十九年，記錄了一則有關各地造碑的諭旨，它是在回復甦州布政使蘇爾德奏「平定準噶爾碑文各省學宮地勢不一不必拘定尺寸並遴委通曉清文旗員摹寫刊刻」一折的。顯然，蘇爾德及其部屬在立碑過程中發現了問題而上報：第一，如果按照原拓摹勒，碑石太大，而各地文廟和學宮形制不一，能不能縮小尺寸；第二，南方找不到書寫滿文的人，能不能專門選派通曉滿文的旗人前來摹寫。乾隆覺得這是個問題，於是決定，「各省、府、州、縣、衛學宮」可以根據其形制酌量隨宜製作，而外省士子不諳滿文，可以省略滿文的刻入，並且要求各省周知。
乾隆二十九年宮中檔案關於平定碑的上諭從這一諭旨可知，乾隆帝默許了地方州、縣學宮立碑的事，反映了乾隆皇帝對於地方建立告成碑只要達到為外省士子閱讀目的的實用態度，以及急於求成、務必周知的迫切心情。告成太學碑隱藏著的「告成天下」、特別是告成於漢族知識分子，才是乾隆皇帝所代表的清代統治者所追求的真正目的。而且，這一諭旨也幫我們確立了乾隆二十九年的坐標，根據各地平定碑的形制，了解到它們製作的大體年代。 地方文廟立這個告成碑能夠達到這樣的宣傳目的嗎？我們知道，從唐朝開始，建立在都城的國子學或稱太學，其中一定要建孔子廟，逐漸形成了「左廟右學」的廟學制建築群。士子入學，必四時釋奠於孔子。這個形制在唐朝前期也逐漸普及到地方州學、縣學，並一直被沿用到清代。所以，希圖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每一個讀書人，都必由各地的學宮開始其人生旅程。當告成太學碑逐漸造作於各地文廟的時候，它不僅確立了我們現在所見文廟的空間格局，而且這個格局必使各地漢族精英知識分子在祭拜孔子的時候熟悉了平定碑。所有平定西北而告成太學碑的內容，主要是張揚大清的武功使得西北邊疆已經成為中華一統的地理疆域。如《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以批駁放棄邊疆的「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論調，而強調「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宣告清代中華帝國建立的新的疆域與民族概念。這個新的「共同體」概念如何成為知識精英、特別是漢族知識分子的共識，正是這一告成太學的凱旋禮儀最終達到的目的——由告成太學而實現告成天下的宣傳攻略。所以，從乾隆年間開始，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新疆的認識跟原來讀到的漢唐的西域連結在一起，讓他們形成了西域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的非常明確的概念。 這種概念我們可以從清代士人的心態中看到。乾隆皇帝為了鞏固西域，在平定天山南北之後，把流放地從東北擴展到了西北。大量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在犯了過失以後就被流放到西北，但他們思想里沒有絲毫的懼怕，因為他們覺得去的地方還是中國，而且從精神上又覺得回到漢唐時代「為國戍輪台」的盛世了。有一個鮮明的例子，嘉慶四年，洪亮吉因為言事獲罪被發配到新疆，不到百日即賜還。他後來寫《天山客話》，說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在常州溫習舉業，半夜三更睡著了，夢見自己身輕如燕，從窗戶飛出去，飛到很遠的地方，看到萬松稜稜，下面是沙丘，忽然之間又醒過來了。等到晚年發配新疆的時候，從哈密翻天山到巴里坤，果然是「千松萬松同一松」的景象，而山下沙海無際，他感覺這和自己三十多年前的夢境一模一樣，覺得這是命中注定。
洪亮吉後來開創西北歷史地理學的徐松，也在嘉慶十七年發配到新疆。他走進伊犁被指定的房子，進去一看，驚呆了，這個院子和他十三歲時夢境中的小院也分毫不差。他晚年回到京師，還專門把這個院子畫了下來。在洪亮吉和徐松這些人看來，自己命中就該來西域，因此毫無怨言。到了稍晚的魏源，他寫過《海國圖志》，寫過《聖武記》，很多內容都跟西域有關，但他沒有去過西域，所以在一首詩里感嘆說：「平生第一傷心事，未見天山萬里雪。」這種對於西域的親切感，我想是與乾隆以來一統江山的宣傳攻略有關的。流放西域的詩人王大樞撰《西征錄》，友人蔡世恪寫序說：自乾隆年間「春闈發策，始識新疆」，可見在科舉試題中以西域為題，也是與告成太學的平定碑一樣，達到使士人普遍認識新的中華疆域的宣傳目的。作為舉子而熟悉新疆的例子，還有浙江仁和的龔自珍，在嘉慶年間寫了一篇文章《西域置行省議》，他認為要保證西域的長治久安，就必須跟內地一樣置行省，而不是當時的軍府制度。六十年以後，左宗棠實現了他的理想。浙江湖州附郭有兩個縣，烏程與歸安，現在都已經撤銷而屬於湖州市了，這兩地在清代考取功名的士人很多。其中有個人叫沈垚，他在還沒考上舉人的時候就寫了一篇文章《新疆私議》，談的是新疆問題要得到解決，不能光靠內地的協餉，還應該實行屯墾。徐松看到後，覺得沈垚這個人非常了不起，足跡還沒跨過長江，就能寫出這麼有見地的文章來。後來他去京師考進士未果，就留在徐松家裡，一起研究西域史地。沈垚雖然四十歲英年早逝，但他對新疆問題有非常深刻的研究。這些深刻的見解從哪來？就是從那個宣傳攻略來，長期以來大一統的概念已經完全植根在漢族人的頭腦里了。從這裡可以看到，乾隆平定告成太學碑的方略實際上是成功的。
蘇州文廟前的四大平定碑澎湃新聞：這些在各地州府縣的紀功碑，您目前發現了多少？朱玉麒：對平定西北邊疆的告成太學碑這一清代獨有的紀功碑形式的發現，使我的研究將書本記錄和實地考察結合了起來，因為清代的文獻檔案很難將這一宣傳攻略在地方上的表現一一記錄出來，這就需要田野調查。而我發現，在很多地方，這些碑被意外地留下來，但是當地都還沒把它太當回事。譬如說蘇爾德擔任布政使的蘇州，蘇州滄浪區2000年的大事記裡面講到，滄浪區在重新建文廟為蘇州碑刻博物館的時候，拆危房時發現了四塊平定碑。蘇州是當年江蘇布政使的駐紮地，而學政駐紮在江陰，那時候江陰有很大的文廟，去年年底到江陰調查，發現這四塊碑也存在，被砌到了明倫堂的牆上。不僅這些府、州的文廟裡有，江蘇的丹陽、宜興、溧陽、吳江等縣學也都有發現。過去屬於江蘇的上海地區也有，上海寶山區的陳化成紀念館就是當時寶山縣的文廟大成殿，寶山區的吳淞中學網站上公布他們的鄉土教材，提到了三塊平定碑。我去找的時候，發現很多碑都被摞起來了，字面朝下，以防日晒雨淋的破壞。我找最大的幾塊碑，從側面或者把地下的泥土掏空，拿相機伸進去拍攝，也只能照到最邊緣的字跡，但一看，寫著「平定回部」、「平定青海」等字樣，就明白了，是這幾塊碑。
上海寶山平定碑現狀嘉定區有一個思賢堂，《嘉定碑刻集》記載有平定回部的告成太學碑，去年「十一」陶喻之先生陪同我去訪問，也看到了砌在牆上的屬於嘉定縣文廟的原碑。所以我說，我們今天是因為對新疆的援建，而使江南許多人了解了新疆。但是在清代，各地學宮的紀功碑，就讓江南士人在尋常生活中熟悉了整個西北。因此，用文學一點的說法，是：清代新疆，是一個在江南任何地方都可以開始敘述的故事。 不僅江南，在西南地區的雲南紅河彝族哈尼族自治州，一個很偏遠的地方，那裡有個建水縣，縣裡有一個文廟，文廟裡面也豎立著高大的平定青海、平定回部的告成碑。陝西西安碑林，大家都很熟悉，最輝煌的並不是碑林後面的三個室裡面放了幾百個漢唐的碑刻，而是前面的六方平定碑，它們各自立在六個碑亭里，可見當年西安府學的文廟形制。陝西的黃陵縣，半截《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也留下來了。我跑到陝北的米脂縣，米脂的東關小學是過去的文廟所在地，大成殿被保存下來，有一塊乾隆三十年刻的《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仆倒在那裡做台階。乾隆二十九年，皇帝曾經說過，各地平定碑上不用刻滿文，碑也可以根據當地文廟的情況縮小尺寸，米脂縣的這塊碑確實如此，當年縣令刻的時候用的當地人的書法，沒有滿文，碑也小。
陝西米脂大成殿下的平定碑根據我目前不完全的調查，今天的十四個省區都有這些碑文，北到山西、河北，南到廣東、廣西，西到四川、甘肅，東邊的山東、江蘇就更不用說了。這些地方文廟平定碑的存在，有時是地方志的記載，有時是實物，有時又是圖書館的拓片等等。如山東的青州文廟已經不存，遺址蓋成了青州賓館，但是北大圖書館保存了一份青州的《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拓片，證明那裡肯定是有過。碑刻之學，多重古昔，繆荃孫編《金石分地編目》，只收各地元代以前的石刻。所以明清的碑刻，並不在過去的研究者視線之內，現在從我們研究清代邊疆史的角度來看，這些笨重而晚近的、書法水平欠佳的平定碑石刻，其實也還是歷史學研究的富礦。
西安碑林平定碑與碑亭澎湃新聞：清朝紀功碑的傳統在漢唐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告成於太學而不是告成於太廟，這是清朝的發明嗎？朱玉麒：在中國平定邊疆的過程中，這種紀功碑的文化是延續的，是完全按照漢文化的系統來運作的，不過到了清朝，它更加重了用紀功碑昭告天下的含義。過去的皇帝功成歸來，奏凱獻俘，一般都是告成於太廟，即告成於他們的祖宗家廟，甚至祖陵，確實從來沒有告成於太學的。魏源注意到了這點，他在《聖武記》中說：「古帝王武功，或命將，或親征，惟以告於廟社，未有告先師者，在泮獻馘，復古制，自我聖祖始。」聖祖就是康熙皇帝，他在平定朔漠碑中提到：「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復周禮的古制，成為其平定碑「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的目標。這個《禮記》中的「告成太學」禮儀，確實從魏晉以來就沒有在軍禮當中實現過，是清代皇帝的發明。 康熙的這個復古制，是他表明正朔、力求正統的表現；而它帶來清朝紀功碑告成太學的方向改變，實際上是把地方區域的平定從帝王一己之私事變成了天下一統的共識。過去的地方平定，只是告於帝室的祖宗，因為這是帝王的私事；但是現在告於太學，便要讓天下景仰先師孔子的文化精英都通曉此事：重新建立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共同體，是大清臣民都需要周知的事實——當然民族國家共同體這個概念當時是沒有的，而《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中「皇清之中夏」所包含的意思就是這樣。從康熙時的《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開始，到乾隆皇帝諸多平定碑的宣傳攻略，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在宣傳一個統一中國的民族共同體。從它的宣傳裡面看到的肯定是「一個中國」這個概念。光緒十年（1884）新疆放棄了過去的軍府制而建行省，此後的發展與內地同步，堪稱突飛猛進。晚清的時候全國實行新政，新疆的表現非常出色。如果不是辛亥革命重新開始新的制度，新疆漸漸走到中國各省市的前列是完全沒問題的。我們從1911年編訂的《新疆圖志》裡面看到，晚清新疆的官員已經提出了很多改革的理念，包括因地制宜發展經濟、重視工業、建設鐵路、雙語教育等等，這些很超前的意識，我們在一百多年以後的今天才開始逐步實現。清朝對新疆包括其他邊疆地區的管理確實在與時俱進，雖然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由此探討一個統一中國如何去完成一個近代國家的演變，對於我們今天正在熱烈討論的清代民族邊疆區域經營理念、對於今天的邊疆建設，也是具有啟發性的。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拓片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澎湃新聞：清朝是異族入主中原，告成太學碑這種形式，是否也反映出他們在心態上和漢唐的不同？朱玉麒：這是一個老問題，前面也已經點到。可以說，相對於漢文化為主體的中原政權，清朝的滿族統治者作為異民族的警惕性還是有的，這是出於族群自身利益的考慮。入關以來，他們也不斷在調整自己的意識，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的接受就是重要的表現。為了建立這種王統繼承者的身份認同，他們也採取了很多的辦法。我的導師啟功先生晚年寫過一組《清代學術私議》的文章，其中講康熙、乾隆的下江南，不要以為是去尋找一種繁華的享受，而是蘊藏著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政治行為。他們下江南的時候去曲阜祭孔，又祭明孝陵，以儒家文化和明朝王統的繼承者自居，使得漢族知識分子反清復明的追求無所適從。它也用科舉考試的方式使漢族知識分子走上執掌國家、地方的仕途，滿族統治者的這種文化的認同使漢族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出仕清廷。這種在正統追求上有意為之的警覺心態，是清史研究早已揭示了的事實。從紀功碑在戰爭之地的確立，到發展出告成太學碑在京師和全國各地的建立，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就是要突出他們比之前的王朝在繼承周公、孔子的理想國方面更為正統的境界。而這個有意為之的心態，帶來的實際效果，確實是使大一統中國的新局面成為普遍的共識。我想，通過紀功碑的演變，以及在清代的影響，是我們充分認識清史以及邊疆、民族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實習生吳越安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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