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這張牌
說過:「我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不知魯迅生前說沒說過類似的話,不過魯迅的妻子許廣平在文革中有一篇發言《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文章中提到:「魯迅對我們最敬愛的毛主席是無限地崇敬和無限熱愛……魯迅的心,嚮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拋棄文革中慣用的語言模式,許廣平倒是替魯迅作了回答,魯迅與偉人的心也是「相通」的。
毛澤東對魯迅評價極高,以延安時期為甚。延安時期是毛澤東革命人生開始走向輝煌燦爛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他寫了大量的「革命著作」,其中有多篇提到魯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延安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上毛澤東稱魯迅為「黨外的布爾什維克」,把魯迅同古代的孔子相提並論,說魯迅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現代中國的聖人」。還用了一「政治的遠見」、二「鬥爭精神」、三「犧牲精神」來說明魯迅的特點,並相應作了一番解釋,進而高度概括為「魯迅精神」,號召人們「學習魯迅的這種精神,把它運用到全中國去」,「帶到全國各地的抗戰隊伍中去,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
《新民主主義論》的標註時間為一九四零一月,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一篇極為重要的重要文獻,後人認為這篇文章「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規律」。在這篇文章的一二節「中國文化革命的歷史特點」中,毛澤東先是把魯迅稱作「二十年來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接著稱讚魯迅:「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為魯迅獻上了一頂頂光芒四射的桂冠,「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英雄」。那些桂冠旁邊還有令人驚嘆不已的的修飾語,四個「偉大」,七個表示最高級的「最」(這不僅會讓人想起文革時期如出一轍的副統帥對正統帥的話語),這還不包括意義相近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性格「最可寶貴」。這麼多的頌揚讚美之詞毫不吝惜極為慷慨地(不知是不是諛辭)用到一個文人身上,可以說在毛澤東所讚賞的中國文人中是前所未有的。
建政前的激情燃燒歲月,毛澤東可能是真心實意地喜歡魯迅、欣賞魯迅、稱頌魯迅、崇敬魯迅。可是,同樣是毛澤東,也同樣是魯迅,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和老朋友的一次座談會上,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卻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這段歷史有多人進行了披露,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在其著作《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用補白的手法透露出了這個問題,但言語寥寥,而且文中欲言又止、躲躲閃閃,不能令人詳細了解其中的情況。著名的電影演員黃宗英和丈夫趙丹曾經於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一起參加了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談會,會上黃宗英親耳聆聽了毛澤東與羅稷南的對話,在其《黃宗英自述》一書中對這場談話的前前後後著墨頗多,還透露了一些歷史的細節。她以當事者的身份對當年這件「空氣頓時也彷彿凝固了」、「手心冒汗」、「尖起耳朵傾聽」的毛羅對話予以確認還是第一人。黃宗英回憶,當毛澤東對照名單掃視會場時,發現了自己的老朋友羅稷南。羅稷南在回答毛澤東的問話「你現在怎麼樣啊?」當眾大膽地提出了別人不敢問只在私下裡嘀咕的問題,「現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沒有迴避,也並不覺得尷尬不好回答,「沉思了片刻」,說:「要麼被關在牢里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
牛漢曾經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之一,在其晚年的自述中,提到了一個比毛羅對話內容相似,時間卻更早的歷史細節。據牛漢說,在一九四九年獲一九五零夏天,就有讀者向人民日報寫信提出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羅稷南的問題,如果魯迅活著,黨會如何看待。此信後來被轉到國務院文化工作委員會郭沫若手裡,郭沫若答覆:魯迅和大家一樣,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據改造實際情況分配適當工作。郭沫若的回答就是代表了黨的回答,改造特別是思想改造。像魯迅這樣的人能接受思想改造么?我們很難想像!以魯迅的一貫作風能默不作聲么?我們也很難想像!
從奉為「最英勇的旗手」、「中國的第一等聖人」、「現代中國的聖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空前的民族英雄」到可能蹲班房當囚犯或不作聲,毛澤東對一個人的看法在短短的十幾年中竟會發生如此大的變化,產生令世人炫目的反差!有可能嗎?問題是聯繫建政後毛澤東對一些昔日老朋友、老戰友的做法,就會明白,朋友可以變成壞人,戰友可以變成政敵,昨日宴上賓,今天階下囚!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往往會變作可能。天還是這片天,地還是這塊地,人還是這幫人,可是一旦從山溝溝里走了出來,土窯洞變成了紫禁城,小米飯變成了紅燒肉,土布褂變成了中山裝,思想心理就起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已經不是以前看人臉色、低三下四、受制於人跑龍套的了,現在可以激揚文字、指點江山了,成主角、成主人了!我的地盤我做主,我說了算。真是一幅暴發戶的嘴臉!
現實是殘酷的,歷史是無情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魯迅的周圍匯聚了一批充滿熱忱、充滿激情的文學青年,他們勇敢、真誠、善良,無私愛國、甘於奉獻、無畏犧牲。可是魯迅影響下的這批人都沒有什麼好下場,除去被國民黨當局坐牢殺頭的幾個外,很多魯迅身邊的朋友、戰友在建政前後一個個被批鬥被打倒,成了革命的對象,成了黨領導下的文藝界的對立面,成了新社會的反面人物。想想蕭軍、馮雪峰、胡風、聶紺弩等人在建政後的不幸遭遇、坎坷經歷吧!說明什麼呢?
為什麼毛澤東在建政前和建政後對魯迅的態度發生如此大的改變呢?是詩人的浪漫情懷,還是政治家的巧妙利用?是偉人的革命豪情,還是市儈的現實功利?馮雪峰是「第一個向毛澤東全面介紹魯迅的人」,也是「為毛澤東和魯迅相知架橋」的人,馮雪峰是否留下回憶當年的文字,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從牛漢那裡得到些許的了解。建政後,牛漢和馮雪峰都曾經被貶為異類,不受重用。上個世紀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期間,牛漢和馮雪峰在同一個部門。牛漢把馮雪峰看作自己的師長、朋友,二人關係頗為密切,無話不談。馮雪峰曾經多次說起毛澤東和魯迅,他們二人之間的關係,也深知毛澤東樹立魯迅「文化旗手」、「文化革命主將」的內情。馮雪峰說,延安時期他特意送給毛澤東三本紅皮的一九三八年上海版的《魯迅選集》,「但毛澤東並不認真看」。「毛澤東1942年的『講話』不提魯迅人道主義,人權……毛澤東認為根據地思想已統一了,應以毛澤東思想為主導。當時劉少奇已宣揚毛澤東思想,但國統區的文化人對共產黨、毛澤東卻不了解。為了政治需要,國統區要有一個眾望所歸,可以號召輿論的人,能團結大家的人,這才根據革命的需要選上了魯迅,樹立魯迅。」馮雪峰可能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對牛漢隨意亂說,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他看得很清楚,他有事實做根據」。
馮雪峰對牛漢講述的毛澤東極力稱讚魯迅、樹立魯迅的原因為我們解開了幾十年來的謎團——為什麼毛澤東對魯迅的態度前後差距如此之大,魯迅原來是政治家毛澤東手中的一張牌。毛澤東自己就說過,在我們的解放鬥爭中,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僅僅依靠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文化戰線需要一個領軍人物,這個人物首先是毛澤東領導下的黨能接受的,其次這個人物同這個黨是站在一條線上,再次這是一個眾望所歸的人物,無論根據地還是國統區,文化界的人士都能接受。符合這個條件的領軍人物自然就落在魯迅的頭上。可以說政治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使得魯迅這個名字擔負起了歷史的重任,成為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一面旗幟。眾多文學青年、文化界人士匯聚在這面旗幟下,團結起來,匯成一股洪流,同毛澤東領導下的黨並肩作戰。
既然是政治的需要、革命的需要,那麼必然會帶上濃厚的功利色彩,拉攏爭取之時不利於團結的因素、有礙自己的東西可以忽略不計,要「擱置爭議」。一旦自己的革命理想、政治目的得以實現,不再需要拉攏爭取了,那麼以前忽略不計的、「擱置爭議」的東西就會擺在面前,還能像往常那樣海納百川、大度慷慨地忽略、包容、擱置嗎?想想張東蓀吧。一九五零年,剛剛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大功的張東蓀,毛澤東「豎起大拇指」稱讚他的話言猶在耳,不久就因為所謂「美國特務案」(當然這是官方說法),被打入另冊,始終處於「如來佛手掌之中」。看看梁漱溟。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澤東的好朋友梁漱溟,僅僅在人民政府的一次會議上對當時中國農民的窮苦生活表達了一下同情,結果惹得毛澤東暴跳如雷,破口大罵,一轉眼梁漱溟就成了「用筆杆子殺人」的「野心家」、「偽君子」。瞧瞧潘漢年。一九五五年三月,為毛澤東領導下的黨立下汗馬功勞的潘漢年在北京開會期間,響應毛的號召,高級幹部要主動交待歷史問題。於是交待自己奉黨之命與特務漢奸會面,結果毛指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不久就被捕入獄。……
建政後我們的歷史上這樣的例子還很多,不論是那些高級民主人士,還是自家同志戰友。有時翻閱書頁看到這樣的歷史紀錄時,腦海里馬上就會蹦出漢語辭彙里那些表達事情成功或達到目的後就忘了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的詞語,「得魚忘筌」「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兔死狗烹」……形象生動準確,還有什麼樣的語言能比這些詞語傳遞概括出的信息更完整、更暢快淋漓、更一語中的!
其實毛澤東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就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很好的詮釋過這一革命功利性的政治策略。為了抗戰,對屬下農村的地主階級也報以團結,為了打敗蔣介石,不惜革地主的命,建政後對新解放區的地主階層更是徹底鬥爭。城市的資產階級也經歷過地主階級相似的命運,先是團結,後是鬥爭,最後消滅。一九五七年七月正是毛澤東施展「陽謀」誘敵上鉤,毒草瘋長、鯊魚露頭的關鍵時刻,穩操勝券,成竹在胸!這個時候問如果魯迅活著會怎樣,毛澤東自然會說要麼蹲班房要麼閉嘴。這倒是實話!
參考資料:
1、論魯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刊印
2、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1966年7月橫排本 第658頁
2、馮雪峰:為毛澤東和魯迅相知架橋 《百年潮》2001年第9期
3、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 李晉西編撰三聯書店 2008年7月 第116頁,第162頁
4、黃宗英自述 黃宗英著 大象出版社,2004年2月,第67——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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