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錯在哪裡

進入近代，東北亞一直成為中國外交的難點，始終困擾，甚至牽制著中國。東北亞問題的癥結在如何看待朝鮮，中國只有弄明白這一點，才能找到解決東北亞外交困境的鑰匙。在這個問題上，外交史專家蔣廷黻的一些論述最具啟發意義。

蔣廷黻認為，在光緒初年，日本、俄國、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等六國都曾試圖與朝鮮發生關係。李鴻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國對高麗有領土野心，而其他諸國則只是為了通商與傳教。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主張借用英法德美四國的力量對付俄國和日本，於是他從光緒六年起就竭力勸說朝鮮放棄閉關自守政策，想方設法誘導朝鮮與西方各國簽訂通商友好條約。

在李鴻章的勸說下，朝鮮於光緒八年與各國訂約，朝鮮半島的大國均勢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後來，李鴻章的朝鮮政策終歸失敗，其原因據蔣廷黻的分析主要有兩個：

第一，朝鮮地瘠民貧，內政不修，經濟未得開發，致注重通商的國家無大利可圖。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戰爭不得不爆發的時候，英美法德都覺得與己利害關係不大，無積極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國始終不願改變舊的宗主國對藩屬的觀念。朝鮮對中國的重要全在國防，在國防上中國所怕的不是朝鮮，而是別的帝國主義國家利用朝鮮為跳板向中國作進一步的侵略。朝鮮果能獨立自保，中國的國防目的即可達到。

光緒十年，德國駐朝鮮總領事根據這些理由曾向李鴻章建議，化朝鮮為遠東的比利時，由列強共同擔保其獨立和中立。這種建議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鴻章也表示反對，因為這個辦法不合乎中國在朝鮮的傳統宗主權。以後在袁世凱的積極運作下，宗主權幾乎變成了統治權。結果，美國輿論嘩然，反對中國改變朝鮮的現狀。而朝鮮內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對中國的失望而有意於聯合日本或俄國，朝鮮半島的局勢日趨複雜。

1894年春，東學黨起事，日本遂借口保護日僑向朝鮮派遣重兵。世界各國均知局勢嚴重，中國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們主張即時動員，力主軍事解決。在朝的一些軍政要員多年來想倒李而屢屢失敗者亦堅決主戰，以便借對外來對內。李鴻章拿到這個難題竟無法交卷，因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協濟北洋軍餉，其理由就是對日備戰。甚至他過去反對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對付俄國和法國等，也都是為了集中力量保護朝鮮，以免朝鮮落入日本人手裡。現在朝鮮形勢吃緊，李鴻章如再不以強硬的態度對付日本，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也必然將喪失自己的誠信。李鴻章處於戰和兩難之間。

恰當此時，俄國公使喀西尼路過天津，李鴻章臨時抱佛腳向俄國求援，喀西尼也覺得如果讓日本的陰謀得逞獨佔朝鮮，將損害俄國的利益，於是答應李鴻章的請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國的答應，李鴻章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他覺得日本怕俄國，有了俄國人出面，日本肯定會撤兵，朝鮮危機就可以旦夕化解。於是他在對日外交上取強硬姿態，不肯退讓，但他在軍事上也不積極準備，以防患於不測。他期待不戰而勝，期待列強幹預。

喀西尼的答應是不負責任的，俄國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預。俄國的真實態度早被日本方面所獲知，因此日本不僅無意撤兵，反而加緊了向朝鮮進攻，逼迫李鴻章應戰。結果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日本獲得了戰爭的勝利，中國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敗。

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由此決定了遠東地區的政治格局，遠東的政治領袖終於由中國移交給日本，中國從此開始了從屬的地位。在戰前，中國只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從此之後，中國則要面臨東西洋的夾攻和侵略了。所以說，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僅是軍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軍事失敗的緣由大體上說有這樣兩層：一是中國西化的水準低於日本；這一層的責任主要應該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來承擔；二是中國此時的軍政太過腐敗；這一點，李鴻章應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至於中國外交失敗的根由也可以分為幾個層面。第一，像戰和這樣的軍國大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僅憑一個公使的談話就貿然決定，不僅公使的談話不能算數，即便是外交部長的談話也不能當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經雙方全權代表正式簽字並經元首批准方有相當的把握，儘管依然不是絕對的把握。而李鴻章過於輕信喀西尼的談話，鑄成了大錯。這也表明李鴻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國政府根據其整體利益決定不採納喀西尼的建議，李鴻章就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導致了重大失敗。

第二，假使當時中國駐俄、駐日公使深知所在國的真實情形，又假使他們知無不言而言又無不盡，再假使李鴻章和其他主政者對外交官的報告加以相當的考慮和信任，那麼中國在甲午之役期間的外交或許能夠兼顧利害和力量。蔣廷黻指出，政策的發動當然根據國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貫徹要靠國家的力量。個人負重若超過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圖，縱使是正當的，倘超過國力，必致誤國。所以外交必須知己知彼。這種工作，唯獨健全的外交機構始能負荷。中國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運用機關，李鴻章當然也不例外。當然，前面所說的三種假設也不存在，當時中國駐外使對所在國的國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種種顧慮而不能盡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結果就是李鴻章因偏信喀西尼而採取外交積極、軍事消極的誤國政策。

蔣廷黻還指出，當時李鴻章雖不能濟事，但其見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於一般的士大夫，他們除了發表不著邊際的高調外，別無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風波，李的才能足以度過，在甲午及甲午以後的大風浪中，李鴻章實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後來，他愈不濟事。在作戰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國均借詞搪塞。這不是李鴻章的過錯，因為當時中國的國力實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國家的政策。外國雖不援中國於未敗之先，卻又援中國於既敗訂約之後。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本是不懷好意的，以後瓜分的禍根就種於此。所以，蔣廷黻強調，中國對「友邦」的所謂「友誼」不可太憑一時的情感和幻想。我們愈研究國際關係，愈知道國與國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沒有永遠的敵人，更沒有永遠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關係。

後人能夠責備李鴻章的是他甲午之後的聯俄政策。沙皇俄國假借援助中國的美名，行割中國的實際政治。最初修中東鐵路，因而引起以後嚴重的東北問題，一直演變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變。中東鐵路是李鴻章聯俄的代價。戊戌年春，俄國又假助中國的名義，強迫中國許它修築南滿鐵路和租借大連旅順。這兩個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國於甲午戰後幫助中國用兩千萬向日本贖回的。

三國的援助，若清算一下，僅使中國白白地拋棄了兩千萬兩銀子也就罷了。這還不夠。1900年，俄國趁義和團運動時期的混亂派兵侵佔東北。在北京交涉的時候，它又假助中國收復平津的美名，強迫中國向它割讓東北的一切權利。當時英美日三國竭力支持劉坤一、張之洞抗俄，而李鴻章則堅持與俄國訂約。李鴻章末年的荒唐簡直不敢想像，幸而條約未簽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後來的情形還會怎樣發展。

李鴻章去世之後，中國的外交路線發生了重大變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對付俄國。當時中國輿論傾向於加入這個同盟，留學日本的學生甚至發起成立義勇軍，準備協助日本與俄國作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中國政府雖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實際上對日本表示出相當的同情，地方勢力如張作霖甚至還以實力去幫助日本作戰。由此可見當時中國人的傾向。

蔣廷黻就此指出，李鴻章的聯俄政策不但失敗了，而且簡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聯俄制日，後來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想聯日制俄。李鴻章的成績固然不好，其後果也不堪問，但後來者的成績亦更不值得誇耀，與李鴻章相比，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戰爭之後，中日兩國在南滿開始摩擦。由此又可證明所謂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國力發展未到相當程度的時候，是不可靠的。無論是聯東以制西，或是聯西以制東，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小心的時候，代價還要過與當初所要避免的損失。

蔣廷黻分析民國外交時指出，民國以來，中國的外交方案並無根本的變動。與前不同的就是在內亂時期，黨派的競爭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內。大概說來，在朝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低；反之，在野的黨，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對外所願付出的代價高。同時還有一個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負實際的政治責任，說話行事比較謹慎；反對政府的人，因不負實際責任可以隨便給政府出難題，對社會唱高調。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發生誤會，以為官僚不努力、太消極，甚至於不愛國。反之，反對政府的人因言論激昂好像是特別愛國，特別有作為。國際關係是十分複雜的，不但在中國，就是在教育普及、新聞事業十分發達的國家如英美，一般人民關於外交問題容易為野心家的宣傳所麻醉。所以在這些國家，後來就有不少公私組織，專門研究國際問題，以圖輿論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黨化。而這種組織在中國卻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遺憾。

總結到抗戰爆發時先前百年的外交，蔣廷黻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中國近百年對外失敗不是由於中國人不愛國。

第二，中國的失敗由於外交者尚屬次要，由於內爭者實為主要。內爭的致命傷即現代化的建設過於零碎、遲緩和不徹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論，中國的失敗一部分應歸咎於士大夫的虛驕，其他部分應歸咎於外交機構的不健全。若再進一步的研究，這兩種弊病都要歸根於中國人的知識、思想及辦公習慣的現代化程度之不足。我們不能不承認，蔣廷黻的分析和結論確實有相當的道理，確乎為智者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