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胡適：兩大名校導師的對決

梁啟超與胡適

兩大名校導師的對決

大道西向東

牽著北大的左手和清華的右手

成日奔波在成府路的博雅君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

很久很久以前

成府路還沒有牽上北大的左手的時候

北大清華兩大著名導師之間

一場意義深遠的對決

感謝張勇《梁啟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為本期微信提供的文字支持。發表評論談談你對這次學術對決的看法，將有一位幸運書友獲得贈書《梁啟超與晚清「今文學」運動》一冊，獲獎名單明日評論區吉時揭曉。

派系背景

研究系 從民國初年的進步黨脫胎的一個政治派系,得名於1916年在北京成立的「憲法研究會」,其領袖人物是梁啟超。由於研究系始終想憑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中國,所以曾經在政治上先後依附袁世凱、段祺瑞軍閥勢力而與國民黨相對立,作為研究系言論機構的《晨報》名聲不能不因之受損。

1919年中國歐洲考察團在巴黎，中間者為梁啟超

北大派 近代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個統一、明確而固定的所謂「北大派」的概念。但在時人的評論中，「北大派」代表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知識精英新勢力的自我認同。這股新勢力又是以胡適為核心的。

沈嘉蔚油畫作品《寬容》展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北大學者，胡適位於陳獨秀、蔡元培之間

競賽誘因

在所謂「研究系」和「北大派」之間是有著較自覺的「我們」和「他們」的界限的；作為兩派旗幟人物的任公與胡適之間也存在一層「競爭」（胡適稱之為「爭勝」）的關係。尤其是任公一派人，帶著政治上的失意而進入已成聲勢的「新文化運動」中，由於勢單力孤，故謀求與「北大派」人「協同動作」的態度更為積極主動；又由於是「後來者」而欲取得主導權，故「爭勝」的心態也更為急切和明顯。

胡適（右）與陳獨秀

任公友好之一的周善培，曾注意到任公晚年的這樣一種行事方式：「任公常以不知一事為恥，因此，如胡適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種極無價值的東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這種不值得研究的東西研究一番，有時還發表一篇文章來競賽一下。我常常勸他道：『論你的年輩，你的資格，應當站在提倡和創造的地位，要人跟你跑才對，你卻總是跟人跑。不自足是美德，但像這種求足的方式，天下學術無窮，你已年近六十，哪一天才能達到你足的願望呢？』任公當時也一再點頭，而始終控制不住一個『名』字，因此就造就成一個無所不通的雜家。這也是一件可惜的事。」周善培看出任公有意與胡適「競賽」，這是事實；但將任公的「跟著跑」歸之於「求足」、好名，卻又不盡然。有見於胡適當日的赫赫聲名及對青年人的影響力，已被輿論劃入落伍者之列的任公，要想實現其為本黨培養新一代青年政治、學術人才的既定教育方針，要想影響青年，也就不能不在同樣的題目上與胡適展開「競賽」（即「跟著跑」）。此時的任公，應有這樣的感慨：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1920年起梁啟超在清華開始系統講學

任公與胡適的「競賽」，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之前，以《墨經校釋》《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所謂「最低國學書目」等最稱典型事例。

擦槍走火

《墨經校釋》是任公1921年完成的著述，該書的緣起固然早在《新民叢報》時期任公對墨子學說的介紹，但直接的著述動因，則與胡適的墨經研究有關。《墨經校釋》成書後，任公要求胡適為之作序；然該書出版時，卻將胡序作為「後序」置於書末，而將任公回應胡序中批評意見的「復胡適之書」置於「正文」之前。任公的這一做法，被胡適斥為「未免太可笑了」，多年之後仍難釋懷；而在任公來說，胡適於序中直接批評他的「方法錯誤」，當然也不能接受。如胡適所說，此事雙方都有點「介意」。

更讓胡適「介意」的是，任公在北京大學公開演講《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1922年3月4、5日，任公應北大哲學社之邀，在北大三院禮堂演講，講題是「評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專門批評胡著的「欠缺或不對的地方」。任公以為，胡著以「知識論」為中國古代哲學的唯一觀察點，因而有偏宕狹隘的毛病；其有關「各時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種思想的來龍去脈」的敘述分析，存在「好些疏漏和錯誤之處」；且因其提倡「實驗主義」而不免懷有成見，有「強古人以就我的毛病」。任公這樣打上門來的「批評」，被胡適視為「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最終胡適還是忍不住到會，在任公演講之後，「說了幾句話」，以回應任公的「批評」。這在聽眾看來，「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

兩種「國學」態度

任公對胡適《哲學史大綱》的公開批評，也是在表示他對於當時頗興盛的「整理國故」的意見。1923年1月，任公在東南大學演講《治國學的兩條大路》，區別「國學」為「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兩部分，提出「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即「整理國故」）；「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並認為「德性」之學是「國學」最重要的部分，只有以德性之學為基礎，才能做好那「整理國故」（文獻之學）的工作。而德性之學主要是孔子和儒家的人生哲學，以及中國化的佛學。任公關於「國學」的這些主張，其基本精神，顯然與其對胡適《哲學史大綱》的「批評」是相通的。

梁、胡二人有關「國學」認識上的差異，又由所謂「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事表現出來。

1923年2月，胡適應《清華周刊》記者的請求，開出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以供「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的國學知識的人」閱讀之用。胡適的這一書目，由「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三部分組成，後二部則依照所謂「歷史的線索」作為書目的順序，共開出書目近190種，其中「文學史之部」又「注重總集」（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唐文粹》《全唐詩》《宋文鑒》《元曲選一百種》等），故此書目實際所涉及的書籍又遠遠超出其標示的種數之上。胡適的這一《書目》刊載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首載於《東方雜誌》第20卷第4號（1923年2月25日），又載於《努力周報》增刊《讀書雜誌》第7期（1923年3月4日）。後，《清華周刊》的記者又致信胡適，表示對此《書目》的意見，認為其「範圍太窄」（僅涉及思想史和文學史）且「程度太深」（就即將出國留學的清華學生而言），要求胡適另外再擬「一個實在最低的國學書目」，可供各專業的學生閱讀，而讀後「對於中國文化，能粗知大略」。於是，胡適又在原書目中圈出38種，加上一部《九種紀事本末》，作為「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認為這39種「真是不可少的了」。

起初，《清華周刊》記者在向胡適提出開列書目的要求時，也對任公有同樣的要求。任公當時正養病，故遲遲未予答覆。及見胡適《書目》，任公遂作《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又附《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治國學雜話》《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三種，一併發表。任公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分為「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意涉覽書類」五類，共130餘種，每種附有簡短介紹，涉及對該書的評價和閱讀方法等；其《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共25種，以為「若並此未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其《治國學雜話》，提示讀國學書的一些方法，諸如「抄錄或筆記」、精讀與泛覽、以及對「最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要「熟讀成誦」等；其《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則明確表示不贊成胡適的書目，指出其失誤在於，第一「不顧客觀的事實，專憑自己主觀為立腳點」；第二「把應讀書和應備書混為一談」。而胡適書目的最大缺點在於把史部書一概摒絕：「《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為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真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思想之部，連《易經》也沒有，什麼原故，我也要求胡君答覆。）」

比較胡、梁的兩種「書目」，可見二人對所謂「國學」的認識差異。在胡適看來，「國學在今日還沒有門徑可說」，尚處於需要系統整理的階段；今日治國學的下手方法，「就是用歷史的線索做我們的天然系統，用這個天然繼續演進的順序做我們治國學的歷程」，而他的《書目》就是依照這一觀念擬定的。這一觀念也就是任公所說的以整理文獻（即「整理國故」）的方式來治國學的路數，由此擬出的書目，也就正合胡適本人正在從事的「整理國故」的工作（思想史、文學史）及旨趣（因對禪宗的注意而多列佛經，因提倡白話文學而以白話小說為正宗，因重視「異端」而排斥「正史」，等）所在。任公《書目》的出發點，是為使青年學生具備作為中國人所應有的「國學常識」，因而不同於胡適立足於「整理國故」對青年的引導。然而其所擬《書目》依然表現了他對國學的認識：既然以「德性」之學（人生哲學）作為國學的最重要部分，故其《書目》就以「修養應用及思想史關係書類」居首，並強調讀書於身心踐履修養的作用；既然認國學的「文獻之學」部分中「最浩博最繁難最有趣的，便是歷史」見前揭《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所以主張青年讀書「除先秦幾部經書幾部子書之外，最要緊的便是讀正史、《通鑒》《宋元紀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關係史學之筆記、文集等，算是國學常識，凡屬中國讀書人都要讀的。」

最能表現胡適此時關於「國學」（即「整理國故」）見解的文獻，自然應是在「最低限度國學書目」稍前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正是這一《宣言》，引出了任公的《近三百年學術史》。

2016年12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國學研究》第38卷，《國學季刊》的衣缽傳承至今

各舉大旗

《國學季刊》創刊於1923年1月，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發行的最重要的期刊，胡適是該刊的主任編輯。《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刊載的《發刊宣言》，由胡適執筆，被認為是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文獻，胡適晚年回憶仍稱之為「這便是我們新國學的研究大綱」。《發刊宣言》首先總結「自從明末到於今」三百年古學研究的成績和缺點。以為三百年古學研究的成績有三，即「整理古書」「發現古書」和「發現古物」；而缺點也有「三層」，即「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太注重功利而忽略了理解」以及「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借鑒三百年的這些成績和缺點，《發刊宣言》提出了「現在和將來」國學研究的三個「方向」：「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

任公對「清初學術」的特別注重，既表明任公對「清學」價值所在的「新認識」（相對於《概論》和《發刊宣言》而言），也反映任公關於當下學術路向的「新主張」（其實又是根深蒂固的一貫主張）。就前者而言，是不贊成將近三百年學術的價值僅限於「整理舊學」亦即《發刊宣言》所總結的三項成績，而以為「清初學術」以「經世致用」為標幟，不僅氣象闊大，開啟清代學術的各種門徑，而且成為晚清新思想的最初動力和重要思想資源；因此，清初的「經世致用之學」，更能代表近三百年學術的真精神，或至少是其不可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樣的價值估量，實際上是回到了其20年前所著《近世之學術》的立場。就後者而言，則代表任公對當下的學術發展仍應朝向「經世致用」的大路發展的期望，這既是又一次的自我批評（對《概論》強調「為學術而學術」的反撥），也是對時下青年趨於所謂「整理國故」的不滿。

要而言之，任公於1923年下半年在清華講授《近三百年學術史》，其心意中實存有《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這一重要的參照。其所以很快將講授的重點部分整理髮表，也可視為對「發刊宣言」的一種公開地回應。這一看似曲折的回應，實表現出任公在「如何評估清學（近三百年學術）的價值」這一問題上與「發刊宣言」的分歧。而所以有這樣的分歧，固然有梁、胡持續「競賽」的因素，二人在「整理國故」（亦即當下學術方向）問題上的不同主張也是重要的原因。由此來說，《近三百年學術史》又只是反映了特定語境中，任公對於清學史的重點關注所在；明乎此，則《近三百年史》由三個可以獨立的部分所組成的「未完成」結構，似也就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