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李光耀
習近平就李光耀逝世致唁電
李光耀 (1923.9.16—2015.3.23)
綜合新華社、央視報道 據新加坡總理公署23日凌晨發布的最新公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當天凌晨3時18分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病逝，享年91歲。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就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總統陳慶炎致唁電。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並以個人的名義，對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李光耀的親屬表示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在唁電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關係的奠基人、開拓者、推動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共同確立了中新關係發展方向，為增進兩國人民友誼、開拓兩國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損失，也是國際社會的損失。
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克強、張德江、張高麗昨日也就李光耀逝世向新加坡有關領導人致唁電。據外交部發言人洪磊透露，中國領導人將應邀出席李光耀的葬禮和弔唁活動。
李光耀因感染嚴重肺炎於2月5日進入新加坡中央醫院住院治療。新加坡總理公署近日連續發布消息說，李光耀在重症監護病房接受治療，病情不斷惡化。
李光耀1923年9月16日生於新加坡，祖籍廣東省大埔縣。
1955年李光耀當選為立法議會議員。1959年新加坡實現自治後，李光耀出任自治政府首任總理。1965年新加坡成立共和國，李光耀成為新加坡共和國首任總理，直到1990年11月辭去總理職務，改任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
新加坡獨立後，作為「開國元老」之一的李光耀積極推動經濟改革與發展，成功使新加坡在短時間內躋身「亞洲四小龍」。他倡導下的新加坡發展軌跡，也被總結為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認為亞洲國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價值觀行事，認為西方民主不能強加給亞洲人民。在國際事務中，李光耀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使得國土面積上的「小國」新加坡在國際事務中有了「大作為」。
李光耀十分重視並致力於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他曾數十次訪華。正是在他與中國領導人的大力推動下，中新兩國關係得以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了深入發展。
李光耀多次稱讚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新中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並大力推動新中貿易發展與經濟合作。他所倡議成立的蘇州工業園區成為中新雙方互利合作的成功典範。
李光耀「以小搏大」
留下 一座被人交口稱讚的魅力之城
黃翱 王泳桓
李光耀與家人在玩中國象棋
（1965年5月1日，李光耀與家人在玩中國象棋。李光耀1950年結婚，夫人柯玉芝是他在劍橋大學的同學，他們有兩子一女，長子李顯龍，現任新加坡總理；次子李顯揚；女兒李瑋玲。）
2004年8月12日，李顯龍在總理就職儀式上與父親李光耀握手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於2015年3月23日3時18分逝世，享年91歲。
昨日8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先後用馬來語、華語和英語發表電視廣播，他用華語說：「今天，我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領袖，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李先生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在他的領導下，我國成功從第三世界晉陞第一世界，成為一個讓人民引以為豪的家園。他的離去對新加坡和我家人是個巨大的損失。」
新加坡總理公署昨日發表聲明，宣布23日至29日為新加坡全國哀悼期，所有政府建築在這期間下半旗向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致敬。
新加坡政府將在本月29日下午2時於國大文化中心為他舉行國葬。
對生死豁達
李光耀近年健康狀況一直不佳。2008年曾接受手術並安裝心臟起搏器；2011年患上周圍神經病變，有步伐不平穩的狀況；2013年，李光耀因「疑似短暫性腦缺血發作」，伴隨一段時間的心律不齊癥狀，入院治療。
李光耀對於個人生死的態度豁達。2013年，李光耀在其著作《李光耀觀天下》中已預設病危醫療指示，一旦醫生診斷他須依賴插喉管進食、康復無望和無法走路，就拔掉維生喉管，讓他快點死去。書中說，「希望結束要來得快」、「隨著一天一天過去，我現在體力不再旺盛和活躍……萬事萬物都有終結，我希望我的結束要來得快，而且盡量不帶痛楚，不想喪失活動能力，半昏迷卧在床上，喉管從鼻孔插到落胃。」
今年2月5日，91歲的李光耀因感染嚴重肺疾入院，此後一直在新加坡中央醫院接受治療。隨後網路謠傳李光耀過世，但均遭否認。
「李光耀的病情因感染出現惡化，醫護人員對他使用了抗生素，並密切監控其病情。」這是3月17日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的聲明。
一天之後，網上流傳一個冒充新加坡總理公署網站文告的截圖，稱李光耀已經逝世。新加坡總理公署稱未發布任何新信息，已經就這起假文告事件報警。
3月17日起，新加坡總理公署接連發布關於李光耀病情的文告。
昨日，新加坡總理公署發布最新公告，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當天凌晨3時18分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病逝，享年91歲。
「地位無可替代」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昨日8時先後用馬來語、華語和英語發表電視廣播。他用華語說：「今天，我們失去了一位敬愛的領袖，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李先生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是無可替代的，他與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深受人民的愛戴。在李先生住院期間，各階層人士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大家的關懷和慰問。這給了李先生和我家人很大的安慰。我謹代表家屬向大家致以最衷心的感謝。」
李顯龍說到這裡，一度哽咽。他接著說：「由始至終，李先生最關心的就是新加坡的存亡。他把一生奉獻給新加坡，致力團結全國人民，激發大家自力更生。在他的領導下，我國成功從第三世界晉陞第一世界，成為一個讓人民引以為豪的家園。他的離去對新加坡和我家人是個巨大的損失。在這悲痛的時刻，我們要把李先生的貢獻銘記在心。悼念他最好的方式就是繼續發揚他的愛國精神，團結一致，讓這個他付出畢生精力建立的新加坡，繼續繁榮穩定。」
新加坡總理公署昨日發表聲明，宣布23日至29日為全國哀悼期，所有政府建築在這期間下半旗向李光耀致敬。
李家昨日和今日將在斯里淡馬錫（Sri Temasek）總理官邸舉行家庭私人喪禮。李光耀的遺體將從25日至28日停放在國會大廈讓民眾瞻仰。公眾可從上午10時至晚上8時前往國會大廈。新加坡還將在全國範圍內設立18個悼念場所，供各地民眾前往表達哀悼之情。
新加坡政府將在3月29日下午2時於國大文化中心為他舉行國葬。國葬儀式過後，將在萬禮火化場舉行私人葬禮。
喜歡中國四字成語
李光耀出生於1923年9月，祖籍中國廣東省大埔縣黨溪鄉。李光耀從小受英文教育，又努力學習華語和方言閩南話，尤其喜歡學習及背誦中國人的四字成語。他喜歡跑步和游泳，愛喝中國茶。還曾對公眾演講，專門傳授長壽秘訣。他說，要活到老，做到老，對生活感興趣，心態積極，勇於接受挑戰。
李光耀1950年結婚。夫人柯玉芝是他在劍橋大學的同學，是一位頗有名望的律師，祖籍中國福建省同安縣。他們的婚姻生活歷來被外界所稱道。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李顯龍，現任新加坡總理；次子李顯揚；女兒李瑋玲。柯玉芝女士已於2010年10月去世。
李顯龍曾對新加坡媒體表示，李光耀既是嚴父，也是一位好父親。他最欣賞李光耀為新加坡殫精竭慮，一心一意建設國家，給新加坡人一個安全及繁榮的家園。李顯龍說，父親對他的影響很大，「他造就了我。」
在李光耀開始擔任總理之時，他曾直接在家庭會議上請親戚們不要存有仗其權勢發財的幻想。他的父親一輩子做鐘錶生意，沒有因兒子當官而得到一官半職。他的兄弟也如此。他甚至對親密戰友也不徇私情。一個跟隨他多年的老部下、內閣部長因貪污一筆小額公款就被送進了監獄。
創立「新加坡模式」
李光耀早期赴英國留學，1950年回國後擔任律師和工會法律顧問。1955年，他在新加坡首屆選舉中當選為立法議會(後改稱國會)議員。
步入政壇後，李光耀逐步走上事業的巔峰。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成立，而人民行動黨也在自治邦政府的首次選舉中成為立法議院第一大黨，由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
1963年9月，新加坡同馬來亞、沙撈越和沙巴組成馬來西亞聯邦，李光耀繼續任新加坡總理。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共和國，李光耀擔任共和國總理。
新加坡總理一職，李光耀一干就是幾十年。在此期間，新加坡用了不到40年時間，從一個經濟與國防均很脆弱的彈丸之地，一躍成為著名的「亞洲四小龍」之一。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年均經濟增長率8.7%，1970年代（年均經濟增長率）則高達9.4%。儘管1980年代新加坡經濟增速有所下滑但還是維持了年均7.7%的增長。其發展軌跡，被總結為新加坡模式。
英國《金融時報》稱，很可能除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之外，沒有幾個國家像新加坡這樣，如此鮮明地反映出一個人的遺產。李光耀可謂這個國家的建立者，新加坡今日的物質生活水平已經超過了英國、美國和挪威。他像魔術師一樣，將沒有輝煌歷史、地理條件一般的新加坡，變成了一個繁榮的城市國家。
新加坡《聯合早報》評價稱，「新加坡今天的一切，幾乎可說全是李光耀一手打造的。新加坡是精英治理的典範。」
1990年，李光耀不再擔任新加坡總理轉而成為內閣資政。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對外宣布退出新加坡內閣。
儘管李光耀從公眾視野和政治舞台中淡出多年，但是他本人所享有的聲譽以及帶領新加坡創造經濟奇蹟的成就還是讓他成為世界上受人崇敬的政治家之一。
敢「斗」外媒
雖受西方教育，但李光耀對西方思維有自己的看法。在他主政時，他不止一次與西方媒體過招、交鋒，甚至對簿公堂。自1965年至今，李光耀以個人身份訴媒體誹謗案件不下20起，無一敗訴。
1990年，《泰晤士報》專欄作家伯納德·萊文在一篇文章中指責李光耀治國「專斷」。李光耀致信這名記者，邀他在倫敦舉行一場面對面的電視直播辯論。對方沒有「接招」，稱李光耀應該通過報紙而非其他媒介回應。李光耀再次回信表示「遺憾」，《泰晤士報》未予刊載。隨後，李光耀在《獨立報》買下整版廣告刊登這封回信。他說，提出質疑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的批評對象，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劍橋畢業、律師出身的李光耀懂法律，懂媒體，懂政治。面對外媒對新加坡領導人的惡意誹謗，他反應強硬，一招制勝。按他的說法，如果允許外國媒體「拉我的尾巴，掐我的脖頸而沒受到懲罰，那新加坡媒體很快也會效仿」；如果新加坡政府不回擊應戰，本國民眾就會認為「領導人不敢辯駁或者辯不過對方，從而不尊重我們」。
外媒的誹謗、西方的批評，從未動搖李光耀的執政理念和價值取向。他認為，美國和歐洲把自己那套所謂人權、民主標準強加於世界，不可能成功。也正因他對「亞洲價值觀」的篤定信念和長期踐行，才在短短几十年間構建出一個秩序井然、經濟發達、文明富裕的亞洲「微型強國」。
重視對華關係
從政期間，李光耀致力於發展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1976年以來，他曾多次訪問中國，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都曾有會面。李光耀特別重視與中國發展經貿關係，並主導推動了蘇州工業園區的建立。
李光耀認為，隨著中國的強大，推行華語運動顯然為新加坡注入了活力，增加了新加坡的經濟競爭力。在進入21世紀後，李光耀參加多場和華文教育及華語運動有關的活動，對推動華文教育持積極態度。
新加坡高速發展的模式，令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感慨頗深。1992年，在視察南方的重要講話中，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們應該學習借鑒新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模式」，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借鑒的「他山之石」。幾十年來，兩國互鑒互學，共同發展。
2005年5月，李光耀被複旦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並於2008年8月來華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及相關活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這樣評價李光耀：「李光耀是我們尊敬的長者，迄今，他依然不懈地推進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關係，我對他滿懷敬重之情。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我們的雙邊關係做出的重要貢獻。」
「後李光耀時代」
李光耀辭世，新加坡舉國哀痛。《華盛頓郵報》在一篇文章中表示，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全球格局上來講，李光耀的離去對新加坡影響深遠。
「就像所有在後殖民時期塑造東南亞的強人們那樣，李光耀只要還活著，他的影響力就在那兒，」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東南亞中心研究員歐內斯特·鮑爾說，「新加坡正在尋求改變與變革，但他們對此並不確定，我相信他們對此還有一點恐懼與焦慮。」
《金融時報》稱，李光耀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也可以說是稜角分明的。就像一位校長一樣，他打造了一種文化，他只能寄望這一文化可以在他離世之後延續下去。當李光耀辭世之後，新加坡人可能會想，要是他們過去在學習如何自己管理各種事務方面做得更好，那該多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胡逸山稱，新加坡目前已經是一個高度發展的現代社會，已經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他表示，相信在李光耀先生去世之後，新加坡仍會以穩健的步伐邁向公民社會。
「以小搏大」，也許是最適合概括李光耀政治生涯的四字成語。如今，「開國元老」離去，「新加坡模式」還在延續。李光耀留給這個世界的，是一座被人交口稱讚的魅力之城。世人銘記至此，也許就是他最大的欣慰。
與中國五代領導人交往
稱讚習近平有「鋼鐵般的意志」
姚文逋
李光耀在新加坡機場歡迎鄧小平
（1978年11月，李光耀在新加坡機場歡迎鄧小平。這一次會面後，李光耀在書中表示：「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李光耀十分重視並致力於發展同中國的友好關係，是罕有的與五代中國領導人都有過會面的國際政治家。
自1976年首次訪問中國至今的39年間，李光耀共訪華33次，他先後會晤過毛澤東、鄧小平，之後也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見面。李光耀與五代中國領導人的會談和交流，不僅推動新中關係的發展，也對亞太乃至世界格局產生了重要影響。
李光耀逝世後，習近平昨日致唁電錶示，李光耀先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關係的奠基人、開拓者、推動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共同確立了中新關係發展方向，為增進兩國人民友誼、開拓兩國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損失，也是國際社會的損失。
李光耀與毛澤東：第一次訪華開啟新篇章
這是李光耀第一次訪華，年邁而名震中外的毛澤東主席親切地會見了李光耀，並同他進行了交談。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應中國領導人的邀請，李光耀對中國進行歷史性的訪問。這是李光耀第一次訪華，在新中關係史上是個濃墨重彩的新篇章。
隨行人員中，有新加坡外交部部長拉惹勒南、財政部部長韓瑞生等政府官員，還有李光耀的夫人柯玉芝女士和女兒李瑋玲。
在新加坡友好代表團訪華期間，年邁而名震中外的毛澤東主席親切地會見了李光耀，並同他進行了交談。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和李光耀進行了廣泛的交談。李光耀對中國領導人說：「中國是亞洲的一部分，中國的政策對東南亞形勢的發展是一個重大的因素。」「新加坡認為，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中國同美、蘇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對於新中兩國雙邊關係，李光耀重申，基於東南亞形勢的考慮，待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等國同中國建立關係後，新加坡再跟中國建交。李光耀建議，新中兩國應締結一項長期的貿易協定，通過這一協定逐步發展和擴大新中兩國的雙邊往來。
首次訪華期間，李光耀一行還訪問了西安、延安、上海、無錫和廣州等地，遊覽了長城、明十三陵、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和華清池等名勝古迹，看了延安棗園、楊家嶺等中國革命舊址，飽覽了甲天下的桂林山水。這次訪問，為新中各層領導人的互訪、增進了解和友誼以及開展經濟和貿易往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李光耀與鄧小平：「印象最深刻的領導人」
1978年的會面，讓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李光耀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
1980年、1985年和1988年，李光耀又三度訪問中國。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也分別於1978年和1981年訪問新加坡。隨著這一系列的互訪，中新兩國進一步溝通了思想，對國際形勢、區域問題以及雙邊的基本國策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兩國的友好關係和經濟貿易合作日益發展。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中談到了1978年他與鄧小平會面的一段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這位74歲高齡、矮小精幹、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里的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這一次會面，李光耀對鄧小平印象深刻，他在書中寫道：「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關於新中兩國如何發展經濟合作問題，在1985年9月訪華期間，李光耀提出應採取循序漸進的方法：「先集中在幾個合作項目上，期望在一兩年內見效，兩三年內在新的領域達到更高目標。」訪華時，李光耀曾同新加坡記者團暢談過新中合作問題，他對中國經濟改革成功和新中經濟合作前景充滿信心。李光耀說：「跟1976年與1980年不同，如今雙方不再是陌生人，在聯合國大會中，在互相訪問時，部長們多已相識。這是很重要的，雙方認識後，如果他們認為我們可靠，不是騙子，前景就充滿希望，較大的計劃會因之推行，給雙方帶來更大的好處。」
李光耀1988年第四次訪華時，在臨離北京的那天上午（9月17日）會見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在鄧小平主席介紹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後，李光耀真誠地說：「是的，10年改革開放，使中國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未來。新加坡人民看到中國人民在發展經濟中取得的偉大成就，由衷地感到高興。我深信，在閣下深得人心的政策下，中國一定會迅速富強起來，這對世界和平和穩定的局勢具有重大的作用。」
李光耀十分佩服鄧小平主席的機智和幽默，他多次對記者說，自己不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李光耀坦然地說，在國外，例如在中國，他不可能坐上第一把交椅。不是因為他不是中國人，而是他認為在10億中國人中，比他有才華、能幹的人太多了。他說：「我自嘆不如鄧小平。他比我有頭腦，更有幹勁。要是在中國，我爬上頂峰的機會只有0.001巴仙（0.001%）。換句話說，就是根本沒有機會。」
在與鄧小平的會面中，李光耀談到了東亞經濟崛起的現代歷史意義與21世紀的發展前景。李光耀認為，從工業革命以來開始的向現代世界的過渡，即世界現代化進程，迄今為止經歷了三次大的發展浪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50年代到1980年代出現的第三次大浪潮已擴散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區，但中心在東亞地區。鄧小平很贊同李光耀的觀點。兩人暢談了全球經濟和國際形勢，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李光耀與江澤民：雙語交談不需翻譯
1994年江澤民在北京會見李光耀時說：「我有翻譯員，但是我們別浪費時間，你就說英語好了，我聽得懂。而我說華語，你也能聽懂。」
1990年9月15日，中、新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就建交問題達成協議。10月3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和新加坡外長黃根成在聯合國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聯合公報，宣布「自1990年10月3日起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大使」。
1990年10月16日，在中、新兩國建交後不到兩個星期，李光耀總理對中國進行第五次訪問，這是李光耀對中國進行的第一次正式友好訪問，也是他以總理名義對中國進行的最後一次訪問，這之前，李光耀已宣布在11月底把總理的職位讓給吳作棟。
第二天晚上，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中南海會見了李光耀。一見面，江總書記就熱情地說：「中國有兩句古話，一句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另一句是『樂莫樂兮新相知』。今天，我就用這兩句話來歡迎你。」
李光耀緊握著江澤民的手說：「總書記閣下，我對你的熱情表示衷心感謝！」
江澤民說：「我很高興看到中新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發展得很好。」
李光耀說：「通過這次訪問，能更好地了解中國今後所採取的政策。我認為，中國的所作所為對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對亞洲十分重要。」
在中南海的明代樓閣里，李光耀與江澤民越談越興奮，越談越投機。如今，新加坡終於同中國正式建交了，江澤民總書記在會見中，一再讚揚李光耀為發展中新兩國的友誼所做出的努力。江澤民說：「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時，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在五項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互不干涉內政。我想，通過閣下這次訪問，我們兩國的關係必將進一步發展。」
1992年,在南巡講話這一大背景下，李光耀和中國領導人提出了在中國建立工業園區，並把新加坡經濟和公共管理的經驗運用到工業園區的設想。從1992年9月開始，李光耀、吳作棟、王鼎昌等新加坡領導人多次來中國考察和訪問，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嵐清等多次會見了他們，反覆商談了工業園區項目，最終決定將工業園區建在江蘇蘇州。
1994年，李光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江澤民，江澤民說：「我有翻譯員，但是我們別浪費時間，你就說英語好了，我聽得懂。而我說華語，你也能聽懂。有什麼不明白的，我的翻譯員可以幫忙。」兩人當天的確省下不少時間，那場討論也非常熱烈。
1994年11月8日至10日，應新加坡共和國總統王鼎昌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新加坡進行了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在訪問中，江澤民同李光耀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江澤民說：「近年來，中新關係發展順利，兩國各方面的合作勢頭良好。閣下關心並給予積極支持的蘇州工業園區項目已正式啟動，各項工作進展順利。」李光耀資政對江澤民主席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他說：「中國正在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許多國際人士認為，中國的形勢是穩定的，中國的經濟將會有更大的發展。」
2010年時，已卸下領導職務的江澤民還在家鄉揚州宴請李光耀，同這位老友敘舊。
李光耀與胡錦濤：「思考周密、腳踏實地」
2003年李光耀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表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是個「思考周密、沉默寡言、腳踏實地和記憶力超強」的人。
2002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訪問新加坡，會見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胡錦濤稱李光耀是「中國的老朋友」，為中新關係的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
2003年，李光耀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時表示，中共新一代領導人胡錦濤是個「思考周密、沉默寡言、腳踏實地和記憶力超強」的人。
2007年11月16日，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胡錦濤積極評價中新關係取得的新進展，以及李光耀為中新關係的發展作出的突出貢獻。他說，建交17年來，中新關係深入發展。雙方高層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日益增強。兩國經貿合作成果豐碩，人文等領域的交流全面推進。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密切配合。新加坡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反對「台獨」，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大業。我們對此表示讚賞和感謝。胡錦濤表示，當前中國正在學習和貫徹落實中共十七大精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加坡也在實施「重塑新加坡」戰略，這為中新關係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中方願同新方一道，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把中新關係推上更高的水平，以造福兩國人民和地區國家人民。
李光耀對中共十七大成功舉行表示熱烈祝賀。他說，中國的發展無論對亞洲還是對世界都是一件大好事。新加坡將繼續致力於同中國的全方位長期互利合作，為本地區共同成長和繁榮作出貢獻，為推進中國與東盟的合作發揮積極作用。
2009年11月11日，胡錦濤再次在新加坡會見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李光耀表示，新加坡歡迎中國經濟取得更大發展，樂見中國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
胡錦濤指出，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須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同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有廣袤的土地和比較豐富的資源，有潛力巨大的市場，中國能夠主要依靠自己的條件和力量實現發展目標。
李光耀對在新加坡同胡錦濤見面感到非常高興，對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表示祝賀，認為中國發展保持穩定性和連續性對本地區具有重要影響。
胡錦濤積極評價李光耀為兩國關係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他表示，當前中新關係發展勢頭很好，基礎深厚，合作順暢，前景廣闊。蘇州工業園區開發建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天津生態城項目進展順利。中新自由貿易協定有效實施，標誌著雙邊貿易合作進入了更為密切、成熟的新階段。中新合作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
胡錦濤強調，明年是中新建交二十周年，雙方應該以此為契機，發掘潛力，發揮智慧，共同為中新友好合作關係開闢更加美好的未來。
李光耀表示，加強新中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新方將全力開展對華各領域合作。中國是東盟最大貿易夥伴之一，全面加強東盟—中國關係有利於整個地區和平、穩定、繁榮。
李光耀與習近平：有「鋼鐵般的意志」
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李光耀說：「無論你是否說了一些惹他生氣的話，他的臉上總是洋溢著令人愉悅的微笑。」他還稱習近平擁有「鋼鐵般的意志」。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新加坡淵源很深，早在其任職福建省時期，習近平就曾四次訪問新加坡。2007年習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接見的第一個外賓也恰是李光耀。
2010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新加坡，和李光耀一起主持了鄧小平紀念銅像的揭幕儀式。因之前的會談較原定時間為長，儀式延遲近20分鐘。李光耀以主人身份先到場迎接習近平，習近平則禮貌地請李光耀先就坐。主持儀式時，習近平也細心地用手攙扶李光耀起身。結束後，習近平又再次與李光耀握手，並說「很高興跟您會面」。言行之間流露出對這位長輩的尊敬。
2011年5月23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習近平祝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再次贏得大選並蟬聯執政，高度讚賞李光耀作為中新關係奠基人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多年來為促進中新關係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
習近平積極評價中新關係良好的發展勢頭。他說，近年來，中新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兩國領導人保持頻繁交往，相互了解與友誼不斷加深，特別是人才合作方面成效顯著。改革開放以來有數萬名中國各級幹部到新加坡考察學習，在促進雙邊關係和中國現代化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方願同新方一道，繼續加強在經貿、人文、防務等各領域的友好交流與互利合作，繼續擴大各領域人員交流和培訓，共同推動中新關係全面發展。
李光耀高度評價中國發展成就，並表示相信中國的未來一定會更加輝煌。李光耀對新中關係良好發展感到滿意，希望兩國在人才培養和人力資源交流方面加強合作。
李光耀對習的評價也被收錄在2013年出版的新書《李光耀觀天下》中。李光耀表示，「習近平的大氣讓我印象深刻。他視野廣闊，看待問題深刻透徹，但又絲毫不炫耀才識。他給人的感覺很莊重。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我進一步想到他曾經受的磨難與考驗，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鬥，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
而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中，李光耀說，習近平性格內斂，不是說他不與你交流，而是說他不會顯露自己的好惡。無論你是否說了一些惹他生氣的話，他的臉上總是洋溢著令人愉悅的微笑。此外，他還稱習主席擁有「鋼鐵般的意志」。
李光耀之道：
混合社會主義理想的「新加坡模式」
周哲
民眾悼念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2015年3月23日，新加坡，一位母親帶著兩名孩子悼念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李光耀病逝，世界關注。從反抗英國殖民統治開始，這位冷戰時代的政治強人，在馬六甲海峽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帶領一個城市國家走出了一條獨特道路。
李光耀身後，新加坡將向何處去？就此問題，東方早報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歐樹軍，回顧李光耀的政治之道。
李光耀自信新加坡體制「可持續」
東方早報：以內閣總理為核心，新加坡已歷經李光耀、吳作棟以及李顯龍三代。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能否繼續運行下去？
歐樹軍：2011年大選後蟬聯執政地位的人民行動黨曾降低了選舉門檻，開放了網路競選，並且一如既往地對僅僅失去六個國會議席表現出極大的憂患意識。
不過政治爭議的真正焦點，在於新加坡體制在後李光耀時代的生命力有多長，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生前就一直對此深表懷疑，直言新加坡模式本無本質可言、只有「有能力因時而變的李光耀」。
但李光耀在2010年自信已經找到了讓新加坡政治體制長期穩定的關鍵，認為新加坡政治體制實質上是一種「良治體系」：它的運行依賴的是功績而非裙帶，它的靈魂血肉是那些忠誠、有才幹和獻身精神的內閣部長、國會議員和基層領導，它的制度架構是政府、國會、公務員體系，共同確保整個治理體系不會有崩潰之虞。
東方早報：歷來圍繞著如何界定新加坡模式的政治體制與經濟形態，爭議頗多。
歐樹軍：政治一維的焦點在於如何界定新加坡的政治體制。
「行政國」還是「法治國」是第一個政治分野。1970年代，新加坡本國學者認為政府管得太多、體制過度官僚化，所以稱其為「行政國」；2000年代，呂元禮教授認為不管形式上多麼符合西式民主標準，政府治理能力太差，最終也無濟於事，而新加坡是個很好的反證，可以稱之為「好政府體制」。香港學者張炳良稱之為「公務員精英技術官僚主導的非政黨化體制」，這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因為它一黨長期執政、官政合一、以官治國。在法治一面，新法家翟玉忠先生稱之為「以刑去刑」的國家而非「法治國家」。潘維教授稱之為「法治國家與諮詢型政府的混合政治體」。這種行政與法律的二分視角試圖勾勒新加坡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圖景，西方人常由此出發把新加坡稱為「保姆國家」或者「父愛國家」。
第二個政治分野表現為威權體制與民主體制之爭。冷戰時期，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給社會主義陣營扣了一頂極權主義的帽子，這種扣帽子法在後冷戰時代並未自動消失，反而花樣翻新，蘇東劇變後誕生的「後共產主義國家」、「轉型國家」和「後發展國家」又被扣上了威權主義的帽子。詭異的是，儘管新加坡幾乎不屬於上述分類中的任何國家，但其政治體制卻仍然被總括為各種「威權體制」，彼此之間的差別只在於威權的程度或水平。
不僅威權之名琳琅滿目，新加坡的「民主」稱謂也種類繁多，彼此之間的區別也只是距離西式民主的遠近。最差的如「非自由民主體制」；新加坡長期在野的工人黨等反對派稱之為「不成熟的民主體制」；還有人從新加坡強烈的民本色彩出發，稱之為「為民政體」。
第三個政治分野在於新加坡實行的究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在早期曾堅稱自己是「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一直到1980年代，人民行動黨仍堅稱自己是「有新加坡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丹尼斯·約翰·蓋勒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而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林格則稱之為混合了有選擇的經濟自由、私人財產權加對政治生活的強力控制的「威權資本主義」，他甚至把源出新加坡的亞洲價值觀也視為一種新型的威權主義，一種依賴高壓統治、裙帶資本主義、受過良好訓練的技術官僚的專業化腐敗和「寄生」經濟的社群資本主義。
而對新加坡經濟模式的分析，分歧同樣很大。
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新加坡是「典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也就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體制。經濟學家約翰·肯·加爾布雷斯稱之為「典型的政府干預經濟體制」，因為新加坡政府對土地、勞資關係、資源分配、市場運作和商業決策都擁有強大的法律與行政管制權，這是典型的「政府指導式的資本主義體制」。甚至還有人稱之為「計劃經濟體制」，因為新加坡有嚴格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並輔以完善的法律體系保障執行。最負面的將其稱為「土匪經濟模式」，批評新加坡政府有土匪一樣的政治暴力心態、經濟掠奪行為，社會則有政治奴隸心態、經濟受剝削行為。
公屋計劃提升人民幸福感
東方早報：李光耀本人參與建設的人民行動黨，早期具有鮮明的左翼政黨特徵。李光耀本人早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也深受社會主義理念影響。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具體有哪些政治理念佐證了新加坡模式中的「社會主義理想」？
歐樹軍：人民行動黨的政治理念是混合式的，英國工黨理念與共產黨理念相融合，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社會主義相結合，政治民主與經濟社會民主並重。這種新加坡式社會主義在很多重要政治領域都是融合二者的產物。
與工會結盟是人民行動黨從英國工黨和中國共產黨學來的重要政治經驗。人民行動黨執政後，把絕大多數基層工會整合為「新加坡職工總會」，其經費主要由政府撥付，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職工總會」在領導層人事上建立了互派幹部交叉任職的「共生關係」，並建立了勞資政三方協商合作機制，共榮辱，同進退。
最為重要的一點，即人民行動黨開創並沿用至今的公共住房建設五年計劃和居者有其屋政策。從正式執政的第二年即1960年起，設立建屋發展局，為其提供充足的財政、法律和政治支持，連續制定並執行了幾個「公共住房建設五年計劃」，為人民建造公共住房。第一個五年計劃（1961-1965年）就建設了5.5萬套公租房，超過殖民地時期110年間建屋量的兩倍還多，解決了25萬人的住房問題。第二個五年計劃（1966－1970年）新建了6.7萬套住房，解決了30萬人的住房需求，基本消滅了原來環繞新加坡市區的貧民窟。第三個五年計劃（1971－1975年）新建了十萬套住房，此時5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公屋裡。1964年，新加坡政府開始執行居者有其屋的住房自有政策，讓低收入家庭用低於市場水平的價格，分期付款，購買公租房。1968年，新加坡政府允許新加坡人用中央公積金購買政府公屋，進一步提高了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迄今為止，新加坡已建造了90萬套公共住房，93％的新加坡人生活其中，住房自有率已升至87.5%，人均居住面積從1959年的6平方米升至2010年的30平方米，新加坡人的居住狀況得到實質改善。
人民行動黨把公共住房建設提升到了相當的政治高度，它先是通過土地徵用法基本實現了土地國有化，然後通過大規模、持之以恆的公共住房建設，實現了現代化的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新加坡人把公共住房建設五年計劃稱為新加坡的土地改革、土地制度革命，是新加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社會主義行動，最符合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最體現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
因此新加坡儘管基尼係數比較高，表面看來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比較嚴重，但由於公共住房這一最大的社會主義行動及其他福利保障的巨大緩衝作用，人們的失落感、挫敗感、被剝奪感並不像其他貧富差距嚴重國家那麼強烈。
東方早報：新加坡建成了歷史上第一個華人主導的海上城邦，積聚了高度的體制自信，從無到有，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民族國家，並激發了周邊大國的學習興趣，包括中國和印度。三十多年來，中國向新加坡的學習已歷三波，大致以十年為一期，從改革開放、社會管理到體制機制，三個階段側重不同。中國會是另一個新加坡嗎？
歐樹軍：斷然否定抑或全盤肯定都不是科學的態度。單從規模來看，中國人口數百倍於新加坡，面積萬倍於新加坡，規模相差甚大。不過，從比較歷史視角理清新加坡政經體制的真正特徵。「不管新加坡看上去多麼西化，它骨子裡浸泡著根深蒂固的中國性格」。
新加坡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造國家。在殖民時代，「新加坡」還不是個獨立國家，只是個自治邦；「新加坡人」還不是個民族概念，只是個地理概念。在惡劣的東南亞地緣政治環境下，飽含中國人氣質的新加坡人，需要揚棄、改造英殖時代奠定的政治架構，在反殖、自治、聯邦、獨立、去殖等重大事件中，締造一個獨立的國家，一個全新的民族，一個安全的社會。
因此，新加坡的政治發展與政治變遷可以說是觀察「政治的治理化」的好標本，具體包括新加坡對安全的渴求；新加坡如何建構法治政府，將國家機器程序化；新加坡的共識助產術到底是什麼，如何教化民心，影響公論；如何長期執政而保持廉潔、效率，不腐化；如何建構稅收國家、預算國家，如何依靠國有企業保持國家自主性；如何將國家治理的觸角深入社會；如何建構一個標榜自力更生的福利國家；如何實踐上通下達的雙規政治模式，全面吸納大眾，分類吸納精英；如何協調不同利益，爭取政策共識，形成靈活而有彈性的強大政策能力；以及，如何建構基於均值檢驗的格式化國家，治理一個真實的新加坡。
此外，基於新加坡模式的實際經驗，反思「先發展後民主」之說，還可以提醒人們關注二戰後整個東南亞區域政治的進程、結構與體系。去殖、治理、現代化是東南亞政治的三大動力，同樣也是三大任務。東南亞各國的政治差異，主要取決於各國完成這三大歷史重任的程度，而非政府形式的不同。或者說，哪一種政府形式更有能力完成這三大任務，這種形式就是好的政府、好的政體、好的體制。
新加坡的選擇：
現代民主的西方模式，還是傳統儒家的東亞模式？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 羅傳芳
所謂「東亞模式」，是指與西方原發資本主義不同的東亞後發現代化的一種新樣式，它的出現，與20世紀下半葉東亞經濟的快速崛起直接有關。狹義的東亞，主要指中、日、韓諸國，但如果將這一地區的經濟現象和相互關聯作一宏觀考察，則這一概念的範圍可擴大到整個東南亞。
前世界銀行行長普雷斯頓在世界銀行的調查報告《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中，較早提出了「東亞模式」和「東亞奇蹟」概念，其中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東亞和東南亞的八個成績優良的亞洲經濟實體，它們是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等。這樣，原本屬於東南亞的新加坡也進入了東亞模式的考察視野，甚至有人認為它在許多方面「更忠實地反映了東亞模式的顯著特徵」。
由於東亞模式主要是以其卓越的經濟成就令世人矚目的，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多從經濟角度把它解讀為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即以出口導向為主快速崛起的工業化發展戰略。但是，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現代化，它無法迴避的問題是：為什麼二戰後隨著落後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東亞一系列國家沒有遵循歐美原發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而是在其前資本主義的背景上展開了新的歷史形式，實現了資本主義的跨越式發展？而且，這種發展又被深深烙上民族文化的痕迹而與舊的社會結構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
換句話說，「東亞模式」絕不僅僅是對地區經濟發展類型的一個指稱，而是具有與以往的現代化不同的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尤其是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這就為這一地區的現代化賦予了強烈的地方性色彩。在這方面，新加坡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選擇之路，為我們解讀這一模式的意識形態特徵提供了一個完好的觀照平台。
從西化到民族化：「亞洲價值觀」的民族本位
新加坡從上世紀50年代獨立以來，在思想道路的選擇上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一過程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話說，就是「從不再為亞洲人」到「仍為亞洲人的過程」。為民族獨立奮鬥的東亞各國的領導人早年幾乎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如李光耀早年留學英國劍橋大學，曾被英國外交大臣稱為「蘇伊士以東最典型的英國人」，他自己也自稱是「大英帝國的產物」；而被譽為馬來西亞「獨立之父」的東古·拉赫曼也有著與李光耀相似的經歷，他們都是先接受了良好的西方文化的教育而痛感民族的落後和悲慘處境，於是投身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但是獨立後，在他們領導人民用接受來的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經濟、增強了國力，又開始擔心西方思想破壞傳統秩序，威脅其統治，於是便從激進的西化立場一步步後退，最終成為文化上（更是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這一思想蛻變的軌跡，幾乎是非西方的落後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精神困境，也是這些國家民族主義者無法逃脫的歷史宿命。
作為近代落後國家主流意識而發揮作用的民族主義思潮，幾乎貫穿了新加坡近現代歷史的始終和一切方面。這不僅因為它歷史上長期遭受殖民統治，有著強烈的民族反抗情緒，而且也與發展中國家在近現代國際關係格局中的邊緣地位有關。也即是說，這一地區的落後現實和後發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境遇，決定了民族主義必然是伴隨其現代化過程的社會思潮。
民族主義既是一種理念，也是深刻的社會實踐和運動。綜觀新加坡近現代民族主義思潮的發展，大致可以看出幾個重要的階段或特徵，即政治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第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新加坡抓住二戰結束、英國殖民體系瓦解的機會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目標是爭取政治上的獨立（1959年）、建立民族國家（1965年）。第二個階段，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是經濟高速發展、國民生產總值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實現民族經濟騰飛的時期。第三階段，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隨著經濟的起飛，傳統社會賴以維繫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基礎發生了動搖，面對日益增多的社會問題，為了穩固統治、穩定人心，新加坡政府轉而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對內發起了儒家倫理運動（1980年代）；對外則舉起了「亞洲價值觀」的旗幟（1990年代）。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李光耀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在國際舞台上頻頻發聲，力倡「亞洲價值觀」，據此反對西化和西方價值觀，拉開了一個時期東西方論戰的序幕。李光耀被認為是亞洲價值觀的頭號代言人。
「亞洲價值觀」到底包括哪些內容？對此，新、馬領導人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而且他們在不同場合有各自的表達和訴求。儘管如此，新、馬兩國倡導的「亞洲價值觀」卻有著本質上的相同和相似之處：第一，不論是儒家思想還是伊斯蘭教觀念，所代表的都是有別於西方的亞洲民族的精神傳統，因而「民族性」是「亞洲價值觀」最重要的前提和內容；第二，「亞洲價值觀」是與西方價值觀相異或對立的價值選擇，如「國家社會比個人重要」、「個人對社會的服從」等等，而其中最為關鍵、也是亞洲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根本分野則在於：是「普世」民主，還是「東方式」民主。
東方式民主：發展中的選擇與考量
「東方式民主」是亞洲價值觀的核心，同時也是解讀「東亞模式」的一個關鍵。民主本是西方近代以來社會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重要的價值理念，它不僅是現代西方社會思想的主流，也是西方各發達國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形式。然而，這一價值理念和制度選擇在新加坡現代化中卻遭遇到了修正或挑戰。
上世紀90年代，李光耀周遊列國，在國際論壇上發表了大量與西方民主觀不一樣的言論，他的觀點被概括為「東方式民主」。主要包括：
1、民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民主不是形式而是內容。李光耀強調，對於亞洲國家來說，問題不單單是模仿英國、美國或西歐的憲法制定一種制度，而是首先要建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與紀律，因而「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
2、民主必須結合本國國情，樹立與本國文化傳統相一致的民主觀。對於「民主是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標準，李光耀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忽視一個社會的歷史、文化和背景。幾千年來，各個社會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發展。他們的理想與標準也各不相同。20世紀末的歐美標準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不難看出，李光耀強調的「東方式民主」具有濃厚的儒家文化背景，是傳統宗法社會家長製作風的現代翻版；他對民主的解讀，也更多是一種政治考量（實用理性）和統治者的個人意志，這與作為天賦人權（純粹理性）和現代社會基石的西式民主有著本質不同；而最終，「好政府比民主、人權更重要」才是東方式民主的真正註腳，也由此構成了威權主義政治建立的依據。
威權主義：昨日的合理與今日的局限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二戰後東南亞各國普遍盛行的一種政治思潮和政權組織形式，它的特點是：國家凌駕於社會之上，依靠威權向人民和社會團體規定義務並強制執行；實行精英政治，自上而下管理國家；「行政主導」，行政權大於立法權和司法權；經濟上由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意識形態上保持統一性等。
新加坡威權主義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要。從現實需要來說，獨立後的新加坡面臨經濟發展的強大壓力，同時又要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求生存，因而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組織能夠為這一新興國家的建設提供穩定和必要的基礎。從更深層面來看，這樣的需要也得到了這一地區歷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暗合與呼應：儒家倫理中根深蒂固的皇權思想、家長製作風，以及各種民間宗教所具有的與儒家文化相似的對權威的崇拜、等級觀念和忍讓服從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認同和包容了威權主義及其政治。於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不僅新加坡，原本受宗主國議會民主制影響的東南亞各國，都紛紛以不同方式轉向了強政府模式，使威權主義政治體制在這一地區得以順利確立。
新加坡在東亞各國中堪稱威權主義政治的典型。人民行動黨的一黨獨大和長期執政，保證了新加坡威權主義統治的連續性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絕對地位。獨立後的新加坡政府，通過制定合理的經濟發展戰略，有效干預市場，較好地解決了諸如失業、住房等國計民生問題，加強廉政和法制建設，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使新加坡成為亞洲最具活力、國民收入僅次於日本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
不可否認，威權主義的存在在新加坡的現代化發展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所謂合理性，是指它雖在政治上高度集權，但在經濟上順應了現代化導向，是後髮型國家現代化啟動和前期發展不可缺少的內生性力量，正像有人評價的：「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起飛和工業化過程，幾乎都是在專制政體（或一黨執政）條件下實現的，即是由『發展導向型』的『強政府』以超常規的手段發動和推動的……戰後『東亞奇蹟』的出現首先是集權政治的結果，它本質上是一種後發展經濟歷程中特有的政治經濟過程。」
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威權主義的歷史使命在東亞經濟起飛後也面臨了壓力。如上世紀末的東南亞經濟危機，不僅考驗了新加坡的威權主義，也使包括亞洲價值觀在內的東亞模式的主導精神遭遇了挑戰，這種挑戰最終指向了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舊的制度文化和社會關係。東亞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和超越自身，是決定新加坡和所有後發現代化國家未來前景的關鍵性因素。（以上均據東方早報2015-03-24）
李光耀政治遺產給中國的啟示：
廉潔肅貪，以法去亂
早報訊 李光耀走了，新加坡進入「後李光耀時代」。
短短几十年間，他將缺乏經濟稟賦和安全保障的新加坡打造成「亞洲四小龍」之一。
作為一個流著華人血液的政治人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國通」，李光耀留下的政治遺產給中國哪些啟示呢？
穩字當先：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雙贏」
新加坡曾是英國殖民地，二戰時被日本佔領，後又被馬來西亞「拋棄」被迫獨立。從新加坡歷史的動蕩之中，李光耀深刻認識到創造穩定和諧發展環境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以全球為經濟腹地，積極吸引外資，解決就業問題。新加坡頒布嚴厲的《工業關係法令》，並建立勞資政的共生關係，以確保工業安寧，從而使投資者放心。
在民族問題上，李光耀將種族和諧、宗教和諧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任何在公開場合破壞上述和諧的言論都被嚴令禁止。
在媒體監管上，新加坡新聞媒體只能享有「有節制的權力和有約束的自由」。新聞媒體必須服從新加坡的首要需求，也必須服從民選政府的首要職責。
雖然，李光耀開創的這種「新加坡模式」時常被西方媒體批評為「溫和獨裁」，認為其集權、壓制政治對手。但是，社會穩定、政府廉潔、經濟自由、人民安居的良好國情，又讓西方媒體不敢「大放厥詞」。李光耀倔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帶領新加坡實現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雙贏。
同時，在談到中國時，他也坦言「中國有自己的方式」。這與我國一直堅持的「中國道路」不謀而合，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制定適合本國國情的政策才能做到社會穩定。正如習近平所言：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
有序交班：讓政治領導層得以平穩過渡不斷層
正如《聯合早報》昨日社論所言，在李光耀的眾多政治遺產中，領導層有序更新是其突出貢獻之一。
李光耀及其第一代領導同僚積極培育接班人，讓政治領導層有序地更新，並確保政策的賡續性。早在1990年吳作棟擔任總理後，新加坡便平穩地步入「後李光耀時代」。
李光耀在一次訪談中指出，他在1990年就交出大權，有問題的話早就發生了。事實證明，李光耀的離去，不會讓新加坡的政治領導層出現斷層的現象，也不會如美國已故政治學者亨廷頓所說的「人亡政息」。
領導層平穩交班，權力有序交接，這也是中國近三十年的探索和實踐。鄧小平曾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自黨的十二大建章立制新老交替，到十八大完成新一輪中央領導層有序更替，中國共產黨權力的交接總體來看是越發規範化、越發制度化。在30年里，中國遵循的標準與新加坡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是符合中國國情，二是符合時代要求。即不拒絕有益於我們的他國經驗，但也不需要妄自菲薄。
廉潔肅貪：構建清廉官僚體系，全方位反腐懲貪
中國民眾把腐敗高官稱為「老虎」，而在新加坡則被稱為「大魚」。1992年，李光耀曾說過：「把兩三條『大魚』正法，會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大魚」怎麼打？打牢鐵律、高懸利劍。新加坡立國的第二年，國會即通過了《反貪污法》。腐敗的定罪依據注重於看質，而不是量。公務員收受香煙這種「小節」，在新加坡都要受到嚴厲制裁。
而打擊腐敗更根本的辦法,則是一邊繼續拍「打虎蒼蠅」,一邊把制度織得更細密。新加坡公務員須隨時將公私活動記錄在政府所發的日記本上。如有虛假，本人和主管都會受嚴厲的處分。為防止臨退休官員腐敗的「59歲」現象，新加坡規定公務員每月工資的一部分被存入公積金，政府給予補貼。只有清白退休的公務員才能領到這筆大額的廉潔抵押款。重視問題導向和人性基礎，發揮日記本的「細」，主管「連坐」的「嚴」，公積金的「准」使得新加坡官員「不能腐」、「不想腐」，或許可成為中國反腐制度設計、執行的方向。
此外，新加坡當局還曾提醒國人潔身自好：「在亞洲，人們對於傭金、回扣、小費、『潤滑劑』或其他冠上委婉名稱的貪污行為，已經習以為常。它是那麼司空見慣，以致人們接受貪污是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部長和高官們地位越高，妻妾情婦便越多，房子也越大，女人們佩戴的首飾都跟男人的權力和地位相配。新加坡人到這些國家做生意，必須當心，不要把這種陋習帶回自己的國家。」或許，這些都可成為中國反腐制度設計和執行的借鑒。
以法去亂：讓依法治國理念影響每個人
新加坡總理公署還要報警！不錯，這正是3月18日新加坡總理公署對李光耀逝世「假文告事件」的第一反應。報警而不是下達命令，這或許正是新加坡社會最大特點：真正做到了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這一點李光耀自己也不諱言，他曾指出，新加坡成功的關鍵是法治。
在一個華人社會中推行法治，尤其需要決心和意志力，李光耀作出了很好的榜樣。據報道，曾有一個名叫威爾遜·李·弗洛雷斯的人請求李光耀為其所買的《李光耀回憶錄》簽名。而李光耀的秘書則解釋說，每本由李光耀親筆簽名的回憶錄，價值是1萬新元，售書的所有收入則將捐給慈善機構。
拒絕人情關係，實現權依法而定，這是東方社會踐行法治所面臨的共同難題。在我國，依法治國的要害也正在於攻堅權大於法、治官治權。
「決不允許濫用權力侵犯群眾合法權益」，「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習近平也曾為「任性」的權力畫下紅線。在打掉一批違法亂紀者，為依法治國掃清障礙後，還是要從「用」過渡到「道」的層面。
「我們要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在今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再次重申了依法治國的重要性。（據人民日報客戶端）
新加坡的「禁令」為何能行之有效？
查雯
不少人感嘆新加坡城市整潔、有秩序，沒有人亂丟垃圾，也沒有人清早起來在擁擠的地鐵車廂里吃豬肉大蔥餡的包子。
很多人會說，新加坡人素質高，從小接受了良好的環境衛生的教育。但你也許想不到，正如北京和上海一樣，新加坡是一個外來人口多、人口流動大的社會。為什麼這些初來乍到的外籍工人也能很好地遵守社會規則？
這裡，不得不說一下新加坡高額罰款的威懾作用。以新加坡的地鐵為例，到處可以看到各種禁止標誌。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禁止標誌都將罰款金額明明白白地寫了出來，而罰款的額度也是令人咋舌。比如，攜帶易燃物品的罰金高達5000元新幣（1元新幣約合5元人民幣），吸煙的罰款是1000元新幣，而喝飲料與吃東西最高可能被罰500元新幣。
不要小看這些罰款標誌，在新加坡，看到了如此高額的罰款，你的第一反應會是：「我是不是犯法了？」
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在加大處罰的同時，新加坡的市政建設也大大降低了人們遵守規定的成本。有統計顯示，新加坡平均每5-25米遠的地方就有一個垃圾桶，這也為公眾維護衛生環境提供了條件。
如此嚴厲的懲罰也會引起一些質疑。然而，正如所有法規一樣，新加坡的禁令有其不近人情的一面，但並不能因此否定它存在的必要。
絕大多數新加坡人和外來者之所以能夠認可這些禁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家都看到了這些禁令帶來的好處——新加坡能成為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離不開這些禁令。更重要的是，這些禁令並不是設計者的心血來潮之作，也不是某一次運動的產物，相反，它體現出了制定者細緻的設計，更有持之以恆的執行，以及系統性的規劃。
公共住房成推廣核心價值觀重要工具
查雯
公共住房是政府調控最直接的產物。到2007年年底，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容納了81%的新加坡居民。
公共住房政策是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人民行動黨長期以來在民眾中享有的較高的支持率。公共住房政策已經成為了新加坡政府促進社會融合、推廣核心價值觀、加強社會管理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公共住房的普及不僅提高了新加坡普通人的物質生活水平，更帶動了新加坡政府社會管理能力的提高。
在新加坡建國之初，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都有各自聚居的街區，在建國之初，族群衝突是新加坡面臨的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大問題。然而，公共住房的推廣卻扭轉了這一局面。
不僅如此，公共住房在彌合社會階層分化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逐漸放鬆了購買公共住房的收入限制，得益於寬鬆的公共住房政策，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群體的隔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再舉一個例子，新加坡政府推崇亞洲價值觀，反對西方社會流行的個人主義。在社會福利問題上，新加坡政府不支持西方國家的福利主義，認為家庭應該承擔起養老的責任。對政府來說，公共住房成了其推廣核心價值觀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新加坡政府從1978年開始推行「聯合抽籤計劃」，這一計劃允許父母和已婚的子女一起抽籤，並被分配到距離不遠的小區。不同的小區使得父母和已婚子女可以保留一定的隱私，同時，地理上的近便又拉近了大家庭和小家庭的距離，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的相互支持成為了可能。（作者系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講師）
強人李光耀的務實怎麼學
章詩依
死亡帶走他的一刻，中文世界的社交媒體爆發了如潮的悼念。
亮麗的績效單
事實上，李光耀還在世時，世界對他已經堪稱「好話說盡」，不但各國政治家對他讚美有加，就連他的敵人——對威權政治的不遺餘力的批判者，也不得不在李光耀巨大的成就面前俯首致敬。
李光耀手中的績效單實在太亮麗了。1959年新加坡獨立時，人均收入不足600美元，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成為人均收入超過4萬美元、比美國還高的國家。除了經濟指標，新加坡的一些社會指數，比如人均壽命、廉潔指數、經濟自由度指數等，也高居全球首位。
務實主義精神
對於李光耀的成就，有各種解讀，其中，精明的現實主義者大概是交集度最高的評價：不囿於任何意識形態，不拘泥任何現成的教條，一切以新加坡、新加坡人的利益為旨歸來確定現實的經濟、政治政策選擇。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冷戰模式，東西方兩大陣營壁壘森嚴。李光耀帶領小國寡民的新加坡，在兩大集團之間的夾縫中，奮力開闢生存空間，以第三勢力的站位，贏得經濟繁榮，也贏得尊重，靠的正是審時度勢與精明務實的手腕。
李光耀的務實主義精神，貫徹在治國的一切領域。
早年，為了淡化族裔色彩，達成多族和諧共存，身為華人的李光耀，打壓華語教育，關閉南洋華人文化大本營的南洋大學，確立英語為主要官方語言，並在中小學強制推行。但同時他又邀請余英時等人將中國古代典籍翻譯成英語，用中西合璧的方式傳播儒家思想。
但1976年，李光耀又根據形勢需要，開始大張旗鼓在新加坡提倡對華語的學習，他本人更帶頭學習華語。隨著中國邁入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巨大的發展潛力與市場規模讓李光耀與中國走得更近。1990年，中新建交，新加坡在中國大陸開始大規模投資，其中的蘇州工業園項目、天津中新生態城等，都讓新加坡獲利非小。
李光耀的務實之舉，更表現在，儘管有美國提供防務，但他並未放棄新加坡軍事力量的建設。1991年新加坡的國慶日，馬來西亞和印尼軍隊在鄰近新加坡的地區進行軍事演習，此舉給李光耀以很大刺激。儘管他不相信馬、印尼會入侵新加坡，但仍下決心建立一支精銳的空軍。如今的新加坡，年度國防開支128.8億新元，約佔GDP6%；在不足500萬的人口中，常規軍近72000人，其中空軍為13500多人，飛機422架。此外，新加坡實行「全民皆兵」，18歲以上的青年必須服兵役。這些舉措，使得小國新加坡擁有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從而使新加坡可以專心致志從事經濟建設。
對精英社會的推崇
李光耀承認，自由民主有道德優勢，但他仍堅持新加坡需要一個由社會精英領導的政府，帶領新加坡人民朝著既定目標前進。他還做過許多類似的表述，包括「一流政府」「有倫理道德的領導層」「廉潔、有效率、理性、可預期的政府」等。李光耀對社會精英的推崇，幾乎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即使在新加坡國內，也曾招致民眾不滿。
1983年的國慶群眾集會上，李光耀在演講中說，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生如果期望自己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此言一出，激起很大反響，次年的選舉中，人民行動黨的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夫人柯玉芝事前的提醒得到驗證。但是，強人並不為所動，他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使之在新加坡的移民政策中得到貫徹，多年來，堅持大學生與專業人士優先是新加坡移民政策不變的核心原則。
李光耀始終強調，人口比民主重要，秩序比自由優先。他認為，人口，而非民主，將是二十一世紀安全與成長的關鍵因素。對於民主與自由的批判，是李光耀所有著述、訪談中一以貫之、不吝篇幅的內容。他認為，受過教育與訓練、有創業精神、富於合作精神與工作倫理的人口，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說，遠遠比民主制度來得重要。在談到新加坡未來面臨的最重要的挑戰時，李光耀認為，重要的是能持續地物色到優秀人物出任國家總理與部長。
然而，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面臨的挑戰是明顯的。在新加坡的青年一代中，民主意識在增長。新加坡是否一勞永逸地進入了「理想社會」，還有待進一步觀察。（瞭望雜誌社微信公眾號「國是論」）
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
中國彰顯優勢方式不同以往（書摘）
早報訊 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西方國家把李光耀看作「認識中國的領路人」。他經常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論中國，對東西方的地緣政治問題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本文摘錄了《李光耀觀天下》和《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兩本書中他關於中國的部分看法：
●中國已經計算出需要三四十年，也可能是五十年的和平與寧靜，以奮起直追，完善制度，穩步向市場經濟制度轉變。中國必須避免德日兩國的錯誤。20世紀，圍繞權力、影響力以及自然資源的競爭把德日兩國拖入了兩場可怕的戰爭……俄羅斯的錯誤在於軍費開支過大，民用技術投資欠缺，因此它的經濟崩潰了。我相信，中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這樣一點，即如果你和美國開展軍備競賽，你就會輸，相當於自尋死路。所以，避免這一點，避免麻煩，微笑著迎接未來四五十年。
●對中國人來說，理性的考量將是：「我們已經等了這麼久，才等到這個趕上發達國家的機會。何苦因為一時心急，而動搖漸進的崛起？」
●一年前，一位70多歲的中國領導人問我：「你相信我們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場嗎？」我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點要說明。你們這一代人經歷過抗日戰爭、『大躍進』運動、『文革』和『四人幫』，還見證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過程。你們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國要一帆風順地不斷發展，內部需要穩定，外部需要和平。」
●5000年來，中國人一直認為，只有中央強大，國家才能安全；中央軟弱則意味著混亂和動蕩。每個中國人都理解這一點，這也是中國人的根本原則。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國變成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民主國家，但這不會發生。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大國家，文化和歷史都與西方不同，中國有自己的方式。
●雖然新加坡和中國都學習核心的儒家思想，但新加坡在過去40年間努力把英語確立為第一語言，把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為什麼呢？肯定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沒有激起強烈的反對。我們這麼做是為了向世界開放自己，使我們自己接觸並利用那些促進發現、發明與創造力的主要力量，這些力量不僅存在於英語這門語言中，還存在於英語的思維方式中。
●根據中國當前的輝煌成就直接進行推論是不實際的。中國在前進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勢和需要克服的障礙比大多數觀察人士意識到的都要多。在中國的治理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之一就是尚需進一步法治，在巨大的國家裡，仍有一些黑惡勢力在當地橫行霸道。文化習慣束縛人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而獎勵順從；漢語通過名言警句和4000年來的文章塑造人的思維，這些文章說每一件值得說的事情都已經被說過了，而且之前的作者說得更好；漢語對外國人而言極其難學，很難學到自由融入中國社會並被中國社會接納的水平。
●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否則就會崩潰。對此，我相當肯定，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明白這一點。如果你認為中國會出現某種形式的革命以實現西方式民主，那你就錯了。
●中國有成為世界強國的實力。所有政府的對華政策，尤其是中國鄰國的對華政策，都已考慮到這一點。這些政府正在重新調整自己，因為它們知道如果侵犯了中國的核心利益，將承擔一定的後果。中國市場有13億人且他們的收入和購買力不斷上升，中國只需禁止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就能實施經濟制裁。
●中國彰顯優勢的方式肯定不同以往。以當前的東亞為例，中國顯然已經在同其鄰國的關係中確立了經濟主導地位，並利用中國市場准入權以及大規模海外投資實現自身利益。如果哪些國家或企業不認可中國的地位，沒有給予中國適當的尊重，則有可能被逐出迅速增長且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市場。
●中國對東南亞的戰略是很簡單的：中國告訴這個地區的國家「跟著我共同發展」。同時，中國領導人想要給人留下這樣一種印象：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各國需要決定是跟中國交朋友還是與中國為敵。
●美國人權組織抨擊中國，美國國會及美國政府以中國踐踏人權、出售導彈技術為名威脅取消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他們忽視了兩國的文化、價值觀及歷史差異，使雙邊關係的戰略考量服從於美國的國內議程。這種冒進的做法可能把中國變成美國的長期對手。美國不要對中國那麼敏感，多了解一下中國的文化，有助於弱化雙邊關係的對抗性。
●在戰場上硬碰硬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兩個國家都有核武庫，因此也都清楚可能造成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此外，與當年的美蘇關係不同，當前，美國與這個已經熱情擁抱自由市場的中國之間不存在深刻且無法調和的意識形態衝突。中國需要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以保證繼續有機會利用美國的市場、投資、技術和大學，而美國也沒有必要長期與中國為敵。
●一種看法是，中國會靜悄悄地變得強大，靜悄悄地擴大影響力，但不會有欺負人的行為。另一種看法是，中國會顯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認為他們會選擇第一種做法，但同時也會顯示其力量。
從劍橋留學生到總理「國父」
早報記者 王泳桓 整理
李光耀生平
1923年9月16日 李光耀出生於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號住宅，是家中長子，共有3個弟弟和1個妹妹。
1935年至1939年 李光耀12歲進入萊佛士書院接受中學教育，後以優異成績考入萊佛士學院。
1942年至1945年 日本佔領新加坡期間，因為生活所迫，李光耀被迫成為日本官方新聞社《讀賣新聞》社的日文翻譯員。
1946年 李光耀前往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攻讀法律。在劍橋讀書期間，認識其後來的夫人柯玉芝並很快確立戀愛關係。
1950年6月 李光耀在倫敦獲得執業律師資格並在兩個月之後返回新加坡。
1950年9月 李光耀與柯玉芝正式結婚。
1951年 李光耀成為一名執業律師，並在多個工會組織擔任法律顧問一職。
1952年 長子李顯龍出生。
1954年 李光耀發起組織人民行動党進行反殖民地鬥爭並擔任該黨秘書長一職。
1955年 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動党參加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第一次當選立法議員。同年，女兒李瑋玲出生。
1956年5月 李光耀代表行動党參加由首席部長馬紹爾率領的各政黨憲制代表團赴倫敦談判新加坡憲制前途。
1957年3月 李光耀參加由林有福率領的第二個各政黨憲制代表團赴倫敦談判，達成自治協議。
1957年8月 馬來亞聯合邦獨立。同年，次子李顯揚出生。
1958年3月 李光耀同馬共地下組織領袖方壯璧進行第一次秘密會談。
1958年5月 李光耀第三次參加各政黨憲制代表團赴倫敦就新加坡自治邦的憲法進行談判。
1959年5月 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党參加首次自治邦立法議會大選。
1959年6月 人民行動黨成立新加坡第一屆自治邦政府，李光耀出任總理，時年35歲。
1960年 李光耀開始進行爭取讓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活動。
1962年9月 新加坡舉行全民投票，73.8%選民支持李光耀讓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的建議。
1963年9月 李光耀領導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並帶領人民行動黨贏得第二屆新加坡立法議會選舉。同時，他也擊敗他的競爭對手繼續擔任新加坡總理一職。
1964年3月 人民行動黨派出九名候選人參加馬來西亞大選，只贏得一個議席。人民行動黨同聯邦政府的關係逐漸惡化。
1965年1月至7月 修訂馬來西亞憲法的嘗試失敗。
1965年8月 李光耀向新加坡民眾宣布，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獨立後，新加坡設立新加坡國會，原有的立法議會遂告廢除。
1968年 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党參加新加坡獨立後的第一屆新加坡國會選舉。同時他也擊敗他的競爭對手繼續擔任新加坡總理職務。
1972年 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在取得國會選舉勝利的同時又一次擔任新加坡總理職務。
1973年 李光耀把在國外演講所得的演講費全部捐給教育部，以所得利息設立「總理書籍獎」，每年頒發給雙語學習表現優異的學生。同年，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出版論文集《朝向明天》向他50歲生日獻禮。
1976年 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又一次取得國會選舉勝利，他也繼續擔任新加坡總理職務。
1980年8月 李光耀母親去世。
1980年12月 李光耀帶領人民行動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繼續擔任新加坡總理。
1983年 全國公私部門和民間團體為李光耀慶祝60大壽。
1984年 在無競爭對手情況下李光耀再次擔任總理職務。
1988年 李光耀繼續擔任總理職務。
1990年11月 李光耀卸下總理職務轉而擔任內閣資政，總理一職則由吳作棟接手。從1959年6月開始算起，李光耀擔任總理職務的時間長達31年5個月。
1992年11月 李光耀辭去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職務，其先後擔任這個職務長達38年。
1997年 李光耀父親去世。
1998年 李光耀續任內閣資政。
2003年9月 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辦盛大晚宴以慶祝李光耀80大壽。
2004年 李光耀兒子李顯龍就任新加坡總理。
2009年11月 李光耀訪問美國並與奧巴馬舉行會晤。奧巴馬稱李光耀是20世紀和21世紀的亞洲傳奇人物之一。
2010年10月 李光耀夫人柯玉芝逝世。
2010年11月 李光耀在中國會見了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
2011年5月14日 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內閣，標誌一個時代的終結。
2011年11月 李光耀女兒李瑋玲向外界透露，李光耀患上一種罕見的神經疾病，走路出現困難。
2012年 《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一書出版（中文版則在2013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李光耀在書中著重闡述了他對中國、美國以及未來世界的看法。
2013年8月 李光耀在總統府發布新書《李光耀觀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闡述其50多年來的政治生涯和週遊世界的經歷。
2013年9月16日 新加坡國會休會後，議員們為李光耀準備了90形狀的大蛋糕慶祝其90歲生日。
2015年2月 李光耀因感染嚴重肺炎在新加坡中央醫院接受治療。
2015年3月17日 新加坡總理公署發表聲明稱，李光耀的病情因感染出現惡化。
2015年3月23日3時18分 逝世，享年91歲。
李顯龍在總理就職儀式上與父親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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