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小慶：康德的「三大批判」並非佳譯

　　康德是人類思想史上不多見的一位思想巨人。他最重要的著作被稱為「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今天看來，將書名中的Kritik （德文，對應的英文是Critique）翻譯為「批判」，實在算不上是一種佳譯。　　綜觀三本書的內容，不難發現，與其說是「批判」， 康德在這三本書中實際上在為純粹理性辯護，為實踐理性辯護，為判斷力辯護。因此，對Kritik 更好的翻譯應是「審辯」，康德的主要著作應是「三大審辯」。　　「審辯」二字來源於《中庸》的「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許多對中國教育和西方教育都有所了解的人的共同感受是，與西方當代教育相比，今日中國教育中最缺乏的就是 critical thinking。以往，critical thinking被翻譯為「批判性思維」， 許多人已經發現，這個翻譯與英文原意之間明顯存在距離。這個翻譯就像把康德的「三大審辯」翻譯為「三大批判」一樣，算不上佳譯。因此，有人主張譯為「評判性思維」，有人主張譯為「審辯式思維」，有人主張譯為「明辨性思維」，還有人主張譯為「嚴謹的思考」，等等。相比之下，似乎「審辯式思維」的譯法更貼切。在「維基百科」漢語版中採用了這一譯法。　　親身經歷過1966年到1969年群眾運動的人大多記得，在那個時代，「批判」是一個使用頻率很高的辭彙。那時，《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的許多社論的標題中都包含「批判」或「大批判」的字樣。例如，《人民日報》1966年6月8日社論的標題是「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社論中說，「七億人都是批評家」，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這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情。七億人都做批評家，是我國人民群眾的偉大覺醒。　　審辯式思維不是「大批判思維」。當我們今天談論審辯式思維的時候，當我們今天強調發展學生的審辯式思維的時候，確實包含著學習毛澤東同志所倡導、所力行的獨立思考精神和懷疑精神。同時，審辯式思維還包含更豐富的內容。　　今天，當我們站在馬克思、毛澤東、維特根施坦、波普爾、庫恩、圖爾敏這些先賢智者的肩膀上開始思考的時候，我們賦予了審辯式思維更多的含義。在我們今天所倡導的審辯式思維中，不僅包含「獨立思考」，還包含「價值多元」。具備審辯式思維的人，不輕易相信所謂的「科學真理」，不輕易相信所謂的「普世價值」，不輕易相信所謂的「普遍人性」。他們不相信唯一的正確答案，不迷信自己關於「大象」的經驗，他們不會為了捍衛自己的一個烏托邦、一個夢想、一個真理去展開「大批判」。他們可以張開雙臂擁抱一個多種烏托邦、多種夢想、多種真理、多種答案包容共存的新時代。他們理解，我可以有我的夢想，我的烏托邦，我的真理，我的答案和我關於「大象」的經驗，別人也可以有別人的夢想，別人的烏托邦，別人的真理，別人的答案和別人關於「大象」的經驗。　　「審辯式思維」和「大批判思維」的區別在於，後者力圖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他人的「謬誤」，前者卻接受多種價值並存的可能性，在堅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時也包容別人的「真理」。　　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可以理解，對於複雜的科學問題和社會問題，常常並不存在唯一正確的答案。對於一個理論、一個觀點、一個命題的論證，不是一個可能立即得到答案的實驗室研究，不是一場可以決出勝負的球賽。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仍然是激烈爭論的話題。「五四」已經過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對於中華民族文化建設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仍然是學術界激烈爭論的話題。「羅斯福新政」已經過去了近80年。今天，對其得失成敗仍然存在巨大爭議，仍然是經濟學家們和政治學家們激烈爭論的話題。對於這些問題，既不存在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正確的（right）答案，也不存在符合形式邏輯的唯一的合理的（rational）答案，僅僅存在若干個普樂好的（plausible）的答案。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會長期地存在下去。　　（謝小慶，北京語言大學教育測量研究所原所長，中國教育學會統計測量分會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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