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權歷史

相權歷史　　

回望古中國的政治制度史，君權與相權的鬥爭無時或已，幾乎貫穿了整個封建時代。秦漢時實行獨相制，宰相佐天子，總百官，萬事決於一人之手，容易導致權 相獨大，威脅皇權。從秦漢到三國，位高震主的權相不勝枚舉，因此歷代皇帝都想盡各種辦法，或增設機構，或委要事於身邊低級親信，以分宰相之權。秦代一相獨 大，漢代即設三公鼎立。尚書台原本主管禁中文書傳遞，長官稱為尚書令，宦官擔任則稱中書令。（司馬遷被漢武帝嚴重傷害之後就做了中書令，所以對剝奪他出任 尚書令資格的武帝一直很有意見。漢朝的中書令一般由宦官擔任，切記切記，要做中書令得做唐朝的^_^）漢武帝時開始有意抬高尚書台的地位，宰相職權逐漸轉 往尚書台，魏晉之後從內廷獨立出來，成為中央執行政務的總機關。尚書權勢既大，皇帝又謀削弱，將中書省從尚書台裡面分割出來，地位逐步提高，成為實際上的 宰相。到了南北朝時期，門下省的地位又開始上升，其長官侍中原本不過是皇帝身邊的侍臣，幹些捧痰盂之類的服侍工作（有時候也捧夜壺，看情形需要^_^）， 因朝夕得見天顏，得到皇帝信任，皇帝處理政事每每徵求侍中的意見，門下省也開始參知政事，侵奪宰相職權。特別是北朝，政多出於門下省，成為中央政權機構的 重心。至此，三省並立的局面已初具雛形。　　　 　隋文帝楊堅取代北周統一全國之後，對昔日關隴同僚頗為顧忌，因此捨棄秦漢舊制，而沿襲北朝的政治體制，正式確定了三省六部制，將秦漢以來一人之下、萬人 之上的丞相之權一分為三，以中書制詔（隋代稱為內史省），門下審駁，尚書執行，三省長官均為真宰相。然而，隋代的尚書省既參預中樞決策，又統轄六部，集人 事、財政、司法、軍隊等全國軍政大權於一身，其地位遠非中書門下二省所能比，宰相議事皆在尚書省。中書門下二省不能制約尚書省，只是起輔助決策的作用，還 常因中書的制詔常被門下駁回而鬧得不可開交。權臣楊素擔任尚書令的時候，就連皇帝楊廣也甚為忌憚。故此李淵攻入長安後便自任尚書令，登基後又讓兒子李世民 擔任此職，總之不落於外人之手。不過，武德前期李世民常年在外征戰，武德後期又因兄弟爭位李淵有意削其權柄，其尚書令職權幾被架空，左右當時朝政的為僕射 裴寂。也就是說，最遲武德年間，已經實現了以左右僕射代行尚書令職權。然而，尚書省的許可權依然很重，武德年間的裴寂被人目為「周公」，其權勢之盛可略見一 斑。「三省分權，相互制衡」的真正實現還是太宗時代的事。　　　　高祖開國，太宗建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之後大刀闊斧地採取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奠定了大唐盛世的雛形，其中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以門下省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的確立。針對尚書省權勢過重情況，太宗虛置尚書令，大力抬高中書省的決策權 以及門下省的封駁權，使尚書省決策與行政權逐步分開，演化成單一的執行機關，三省並重的局面終於得以實現。針對中書門下屢起糾紛的弊端，太宗創設政事堂制 度，集三省宰相於門下省政事堂集體議政，輪流秉筆紀錄，六部及御史台高級官員均可參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問題可以得到慎重而迅速的解決，工作效率大為 提高。政事堂設於門下省，突出了門下省的審議封駁許可權，詔旨無論出自中書還是皇帝本人，都可視情況駁回甚至塗歸（即直接在聖旨上批註退回）。魏徵即以門下 省給事中的身份駁回過太宗的親筆詔旨多起，成為千古流傳的佳話。　　　　政事堂設置之後，成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按照唐制，凡屬皇帝 命令，必須政事堂會議正式議決通過，方可頒行生效。而未經政事堂簽署通過，直接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被認為是違制的，不能為國家各級機關所承認。皇帝不 得用硃批，只能用墨筆，封袋也改用斜封，稱之為「斜封墨敕」，在當時已經被認為是不得了的事了。學者余英時即認為，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以初唐時的政事 堂制度最為接近儒家「聖君賢相」互相制衡的政治理想，因君權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明確的限制，而唐初三省制初行時卻居然對君權的範圍有所劃定。唐人李華所 作《中書政事堂記》說：「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人，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指黎民）。此堂得以議之。」余英時引用了這一段文字後，由衷地 感嘆道：「此記明白規定君主有四不可，真是中國制度史上一項極可珍貴的文獻。更重要的是最後一項，即君不可以對人民無道。此記絕非李華個人的意見，而是代 表了唐初（特別是貞觀）以來的政治傳統。照這個傳統。宰相（政事堂）至少有制度化的『議』君的權力。然，與古代宗法制度下的貴卿比，政事堂的權力並不算太 大。因為齊宣王問孟子『貴戚之卿』，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而政事堂卻並不能『易君』。但就秦統一後的情勢言，『議』君之權見諸明文，已極為難得。因此，從這個文獻看，唐初三省制度下的集體相權不但非宋以下可比， 而且也超過了漢代。」[2]　　　　政事堂雖然有這樣大的權力，但卻是眾宰相的群言堂，權力並不集中於個人之手，皇帝可放心地依賴他們治理國家，而不必擔心某位權相會威脅帝位。唐代多名相卻少有威勢足可易主的權相，即是為此了。　　　 　現在裴炎任中書令，即把政事堂從門下省遷往中書省，標誌著門下審議許可權的衰落和中書地位的加強，而他自任秉筆宰相，即每次開會議由他主持紀錄，儼然為首 席宰相，除宰相外其他台省官員如要出席，必須經過首席宰相的批准，政事堂慢慢由群言堂變為一言堂。尚書省在太宗之後已逐漸簡化為單一的執行機關，如今門下 省的職權又受削弱，三省並重的局面漸漸失去平衡，中書省的地位日漸重要。從此之後，無論是尚書僕射還是門下侍中，如不帶同中書門下的名號都不得進入政事堂 議政聽政，唯獨中書令被視為真宰相，不必接受這項封號，由此可見中書省的獨尊地位。不過，門下省的監督職能不僅是針對權相，也是針對君主，武后之所以同意 裴炎的請求，固然主要是為了滿足裴炎的權力欲，但對她自己也未必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