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因制度優勢 中國式民主大有可為

　　胡鞍鋼：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是制度優勢

　　中國崛起的根本優勢是制度優勢，主要表現為：

　　其一，中國共產黨擁有組合和動員人民群眾的強大能力。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把中國現有的資源，最大程度地調動起來、整合起來，為中國的發展所用，為人民所用。

　　其二，堅持群眾路線，立足基層，進行民主決策的能力。這尤其表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策機制的優越性。決策機制的基礎是群眾路線，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當今的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在中央與基層群眾之間運行的高效靈活的決策機制。

　　其三，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執行能力。由於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最基層的廣大群眾一邊，方才保證了各機構、各地區朝著社會主義道路和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前進。對於共產黨人將理想轉化為現實的能力，英國首相布萊爾也曾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中國制定的目標非常具有挑戰性，絕非輕而易舉就可以完成。但是中國是一個『言必行』的國家。中國的情況是，一旦制定了目標，它就會信守承諾，直至最後實現目標。」

　　其四，「摸著石頭過河」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理論與方法。「摸著石頭過河」是要使改革有利於經濟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改革之「河」的對岸，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宏觀目標——基本實現現代化。「石頭」的標準是發展、穩定；根據發展的速度、穩定的程度確定改革的力度，選擇、調整改革的戰術、戰略、步驟。(《人民論壇》2011年7月)

　　陳紅太：中國式民主政治大有可為

　　中國式民主政治，其內在邏輯和實質是依靠執政黨對時代發展的規律性認識及對「為人民服務」的信仰與忠誠，來實現自我約束和維持政黨的凝聚力，體現了很強的黨性自律和組織化自律。與西方自由民主政體相比，中國式民主政治具有以下五大優勢：

　　一是政治穩定優勢。現代化轉型期也是各種利益主體和訴求多元化和博弈期，國家和社會需要有中國共產黨這種統籌各方利益和各種資源的權威力量，有效地化解矛盾、平衡利益、主持正義，實現國家和社會的持久和諧和穩定。

　　二是集中效率優勢。社會主義制度為全國或區域性資源統籌和相互協作、集中力量辦大事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

　　三是複合組織優勢。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組織、社會組織、企業組織和科教文衛傳媒組織，都可以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組織資源優化整合和一體化配置，從而形成巨大的組織合力和競爭力，齊心協力解決發展中面臨的困難和問題。

　　四是制度創新優勢。執政黨和政府依靠實踐探索和制度創新，可以不斷地把地方和基層探索的實踐創新和制度創新經驗加以總結推廣並實現法制化，從而不斷地滿足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對制度供給和制度變革提出的需求。

　　五是文化包容優勢。共產黨人以解放天下為己任，不僅可以充分借鑒和利用傳統中華文明的智慧和經驗，也同樣能夠借鑒和吸收包括世界各種文明創造的一切有益成果，真正做到海納百川。(《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11年第9期)

辛向陽：中國政治體制的「三個跨越」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會不斷提出一系列新的制度要求，而中國的政治體制通過「三個跨越」，較好地滿足了這些需求，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出有利的穩定的政治與社會基礎。

　　第一個跨越，是用長期自覺選擇培養制度跨越了政治領導人更替的風險。

　　第二個跨越，是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跨越個人專斷的缺陷。國外學者很困惑的一個問題是：中共為什麼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不犯大的決策錯誤？其實，他們不明白，中國的政治體制基本上解決了集體領導的問題，而且越是高層，這個問題解決得越好。鄧小平在1986年11月會見義大利總理克拉克西時講：「我們實行的是集體領導，有事情大家一起商量決定，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這不是謙虛，這是事實。

　　第三個跨越，是用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來跨越單一票選民主的缺陷。票選民主遵循的是少數服從多數原則，至於多數是否掌握真理、是否正確，票決是沒有責任的。而協商民主恰恰可以避免這個問題。協商民主通過協商可以把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真理變成大多數人的共識。

　　這幾個跨越使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始終有一個好的政治環境、好的決策機制，既避免了政治動蕩，又避免了決策失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1年第4期)

　　應霄燕：主權債務危機是當前資本主義的主要危機形態

　　主權債務危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和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各種反經濟危機政策和措施疊加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經濟和政治危機深化的集中表現。主權債務危機20世紀80年代出現在拉美地區，而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面臨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

　　主權債務危機從發展中國家轉移到發達國家，顯示主權債務危機是繼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金融危機之後，影響現階段各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一種主要危機形態。各國應對主權債務危機的辦法，一是增加稅收；二是減少財政支出，縮減財政赤字；三是借債；四是增加貨幣供給；五是貨幣貶值。前兩種辦法，既要受到選民的制約，又會陷入縮減債務與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之中。後兩種辦法並不適合所有遭受主權債務危機衝擊的國家，像希臘這些歐元區成員國已喪失了貨幣供給和貶值的自主權，最可能採取的辦法就是借債來緩解眼下的危機。

　　而美國最可能通過增加貨幣供給與貨幣貶值，向外國債權人轉嫁負擔以減少債務壓力。但是，「以債養債」和重新金融化只會加深和增加不斷引發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國家反危機的歷程顯示，無論是推行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無論是採取國家干預還是自由放任都只能緩解經濟危機而無法根除危機，而每一次反經濟危機的策略措施只能加重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這一切都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是一種落後、衰退的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7期)

楊 斌：從美債危機看美國的民主模式危機

　　當前美國金融動蕩暴露了其民主模式的深刻危機。爆發危機後，美國民主模式明顯缺乏自我調整和自我糾錯的能力，奧巴馬錶面上抨擊金融財團，實際上卻任命其代理人掌管經濟。美國通過輸出誤導性政策、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企圖將金錢操縱政治的虛偽民主模式擴大到全球範圍，這樣有利於極少數金融富豪干涉別國內政並操縱政府決策，廉價控制別國經濟金融命脈並掠奪各國民眾財富。

　　美國民主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表面上是三權分立和相互制衡，實質上卻都主要是為美國最富有階層的利益服務，大財團則為政客從競選到卸任後提供大量金錢、好處。美國民主彷彿是「點廚子不點菜」的不實惠民主，可供民眾選擇的「廚子」是靠金錢「包裝炒作」出來的。儘管政客選舉時能吹得天花亂墜，一旦選舉結束後卻可以自行其是，並不承擔具體的社會責任。可見，老百姓僅僅「點了廚子」，「真正點菜」的卻是幕後的金融壟斷財團。

　　當前金融危機使美國民主模式受金錢操縱的弱點暴露得淋漓盡致，美國民主模式的弱點絕非無傷大雅，而是極為致命的。金融寡頭通過操縱美聯儲濫發美元並輸出嚴重通貨膨脹，甚至已經威脅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財富和生存權利。(《紅旗文稿》2011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