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歸來」

張藝謀說他不是職業導演出身，不太會跟演員進行專業性的說戲，他的方法是，跟演員一塊討論：如果是你，如果是我，我們在人的正常層面，這個事應該怎麼做。 （南方周末記者 何立斌/圖）

我很榮幸被大家認為「帶了歪路」。中國電影太大了，我一個人帶不動，也不能說今天徐崢把中國電影帶上了歪路。

現實主義的電影缺乏，不客氣地說，還真跟審查沒什麼關係，這是市場的選擇，它們不是賣錢的榜樣。

計劃經濟年代，電影廠廠長手中握有生殺大權，頭兒對我們的幫助是非常直接和給力的。今天時代變了，年輕導演不需要直接為他們做什麼，所以不會看到第二個吳天明出現。這絕不是說上一代漠不關心。——張藝謀

「拍個電影怎麼還跟常委有關？」張藝謀把「長尾市場」，理解成了「常委市場」。

張藝謀學到了很多新名詞，雖然他還是沒記住「G2」和「O2O」的區別，但並不妨礙他看好互聯網這個方向。樂視來找他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樂視」是哪兩個字。

在張藝謀看來，加盟樂視，算是「閃婚」。和張偉平分手之後，他跟很多公司接觸過，希望找一個能給他「足夠的尊重和創作空間」的東家。

樂視影業的CEO張昭，美國紐約大學電影系留學，加盟過上影集團，後來創建光線影業，出品發行了二十多部影片。2011年，張昭創立了樂視影業——只比張藝謀「發現」樂視早了2年。

張昭說服張藝謀加盟的原因是，樂視影業是一家「互聯網時代的電影出品/發行公司」。

跟「非互聯網時代」比，拍片有什麼不同，張藝謀目前也不知道。他在樂視的工作室2013年5月16日成立，工作室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也是張藝謀新片《歸來》在國內正式公映的日子。

個體戶張藝謀是帶著已經成熟的《歸來》劇本進樂視的，他準備好了，要是樂視不同意拍這個，那就再報一個。沒想到對方當即表態：你喜歡就拍，我們絕不干涉。

「賺不賺錢是樂視的事。」張藝謀沖南方周末記者一樂，「我收穫的是最大的尊重和創作空間。」

樂視一直念叨的O2O（online to offline），就是線上交易線下使用——票在網上買，電影還是得到影院去看；不同的是，能知道買票的觀眾是誰，在哪兒，還買過什麼……得出的是另一個流行詞：大數據。

張藝謀聽錯的「長尾市場」，則是把互聯網當成永遠放映無數電影的影院，想看的人隨時隨地能看，一部電影的價值就不僅僅靠兩三周的票房來體現。

「那後頭看的他付你錢嗎？」張藝謀立刻抓住了要害。

「收費肯定是發展趨勢。」張昭對張藝謀解釋，「你看《紙牌屋》，大家的創作心態、銷售方式、價格關係都變了。」

G2是美國經濟學家伯格斯滕提出來的概念，指中、美兩國組成集團，代替舊有的八國集團（G8）。現在被中國電影界廣泛借用——中國的電影產業全球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

對張昭和樂視來說，G2是未來的中美電影合作戰略。對張藝謀來說，就是去好萊塢拍片，跟世界合作。

「我是個閑不住的導演，身體也很好，我願意不斷幹活。過兩天我下一部電影就開始了。」《歸來》還沒上映，張藝謀已經去了美國看景。

2000年張藝謀拍攝的《英雄》，至今仍是國產片在北美票房榜上排名第一的作品，影片開啟了中國式大片時代，也被認為是把中國電影帶上了一條「歪路」。

「中國電影太大了，我一個人帶不歪它。」張藝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你也不能說徐崢把中國電影帶上了一條歪路。還是時勢造英雄。」

張昭覺得，《歸來》對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影響，「不亞於《英雄》」，也是因為「恰逢其時」：「處在互聯網這樣一個變革時代里。」

「一個人對一個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地歸來，其實是人類最重要的情感。」張藝謀說，他想在《歸來》中呈現給觀眾的，是暗流涌動一個大時代的痕迹。 （劇組供圖/圖）

南方周末：《英雄》開啟了中國式大片的類型，現在來看，這部片子，對你、對中國電影產業，帶來了什麼？

張藝謀：還是時勢造英雄，我不認為自己創造了歷史，把自己抬太高了。那時候正好是轉型期，是中國電影市場開始進入高速發展的階段，恰巧我拍了一個《英雄》，一下子就成了一個事件。如果沒有《英雄》，也會有其他電影成為標誌。你很榮幸擔當了這個事件當中一個重要角色。

南方周末：也有人說，《英雄》、張藝謀把中國電影帶上了一條歪路。

張藝謀：我很榮幸被大家認為「帶了歪路」，要不然就是張三李四，誰都有可能的。中國電影那麼大，我一個人帶不動它，那時候中國電影市場就是到那個點上了。也不能說今天徐崢把中國電影帶上歪路。

南方周末：大家都在提中國電影的數字，「220億」，「每天增加13.8塊銀幕」……我們在數字上好像能和美國形成「G2」，但內容還是沒法對等？

張藝謀：我們張口就說數字的情況，我估計還會持續五到十年。

差距在哪裡？首先是在質量上，但這只是中國一家的差距嗎？全世界跟美國都有差距。就像NBA一樣，全世界組織個聯隊也打不過它，歷史條件擱在這。類型片的質量，藝術片的質量，方方面面的質量差距，但抓質量又是那麼長遠的事。電影是文化，是所謂的民族、歷史、傳承、情感、修養、品位、情懷……所有東西集合起來，對吧？如果中國電影要跟美國比質量，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南方周末：至今海外票房最高的中國電影還是《英雄》，你當時接受南方周末訪問時說，對外國人來說，看中國電影，還是要動作、武打片。

張藝謀：對，現在也是。可能再往後十年二十年還是。中國電影的輸出在類型上現在還很難突破單一化。人家就買這個，沒辦法。這種現象不可能短時間改變。

說心裡話，你舉例的《英雄》，像這種動作也是五年八年才有一個受關注的。沒有的話，真的就變成一碟小菜，常常還不能上桌，他想起來要盤花生米，來吧，想不起來，花生米沒有了。

你得一年有十個、二十個，而且要在市場上反映不錯的。在這種類型上有許多文化符號的普及，你借水行船，你老有，多輸出，慢慢地他對其他東西開始感興趣了。

咱們不能老抱怨說這個市場十年了，還是這一個類型——就這一個類型也還不是年年有好東西。

南方周末：今天要你面向海外拍一部片，你還是會選武打、動作片？

張藝謀：一定的，尤其是在美國市場受歡迎的電影，我首選武打片動作片，這是他們的習慣。他們根本就不會看中國的喜劇片，你不能說我非要拍個喜劇片，我吃奶的勁使出來了，把喜劇片拍得全世界最好，你到人家那個市場，他有隔閡，不笑，沒人買，你不也是失敗了。

中國電影如何走向世界，這是特別空泛的話題。你要問一些文藝片導演，中國電影早就走向世界，每年三大電影節都有中國電影，柏林電影節剛剛得獎的，刁亦男的作品就走向世界了。但我們說的是市場類型、主流娛樂類型。

南方周末：全球化合作，我們有什麼，我們能賣出什麼，我們還缺什麼？

張藝謀：好萊塢很現實，它切眾多市場的蛋糕，能合拍就不協拍……既有野心也很謹慎，它選擇一些項目，選擇一些人，選擇一些公司。

好萊塢來，你讓它去掙錢，讓它去分中國市場蛋糕。有蛋糕吃，他們撲上來跟你合作，只要你夠開放，很快水平就能提高，就跟特區一樣。

1980年代初李翰祥來合拍，香港大導演啊，我跟凱歌作為學生輩去參觀。李翰祥導演在哪兒剪輯？在二樓搭了一個橋，從房間進到剪輯車裡頭，在車裡剪輯，我當時多開洋葷。

現在我們是司空見慣了，當年我就印象很深：電影場工，皮帶上串了很多大環，各種顏色的，在片場走來走去，我覺得特神氣。問他這什麼東西？大力膠。什麼東西？膠布。看他拿著膠布咔嚓一撕，照著地上的電線一貼。他那捲膠布太好了，這得多貴啊，咱拿回去自己想辦法用。

反過來，香港大導演來合拍，也是看中內地市場，看中內地人文的東西，李翰祥導演會覺得在內地拍那些清宮戲的東西，地道。一句話各取所需。如果我們大部分人專業水平沒有提高，甚至都不會講英文，他們也干著急，因為他們想掙錢。

南方周末：現在張藝謀到好萊塢當導演，這個國際合作怎樣進行？怎麼選擇你的演員和團隊？

張藝謀：選我能駕馭的劇本，根據劇本選演員，一個方向是外國演員，一個方向是中國演員。我甚至也有可能選擇用英文，我拍過《金陵十三釵》，裡面有一半都在講英文。這個深度合作，你放心，無論是樂視還是好萊塢公司，都會尊重一個導演的專業角度，讓導演選擇一切符合這個電影要求的元素。

我們也不知道這是中國電影還是美國電影，很有意思的合作。我去好萊塢也不是去逛一圈。

南方周末：你的新片叫《歸來》，有沒有「張藝謀歸來」的意思？

張藝謀：我起的名，想了好多，比如說叫《另一個人》，一個詩人的一句話……確實也有我的寄托在裡頭。我沒有大的奢望，也沒什麼大的野心，我只是希望加盟樂視以後，從此能在一個安靜和純粹的創作環境中，也就心滿意足了。

南方周末：你是什麼時候「離開」這種創作環境的呢？

張藝謀：電影市場飛速發展之後。我當然也身在其中，包括你剛才說的是不是走了歪路，帶了一個壞頭等等。我作為一個導演，只是很單純地在想，在這樣一個市場大潮下，無論什麼樣的電影，是不是可以讓它有一些情懷，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文化氣息。

我覺得所有的電影都是這樣的要求。所有類型的每一個導演，拍的時候，其實都是想「有所表達」，沒有人上來就說我要拍一個庸俗劇，低俗是我的目標。

我看《地心引力》，我很驚訝——看的時候也不知道人家後頭能得獎——它突然讓我感覺到人的孤獨。一個人的電影很難拍，它能吸引你，讓你覺得有某種哲學意味：人類生命在太空中從頭到尾都是孤獨的。

看的時候我想了很多，這是大片、商業片，但我怎麼覺得是很藝術片的方向？我覺得導演一定是有意為之的，他不純粹為了娛樂。一個人講故事，講得絲絲入扣，情節要抓人，要有懸念，這在商業上已經很難了，但商業成功之後，它又給我非商業的感受。

人人都想拍這樣的電影，想達到這樣的層次，要看機會，要看能力。我起《歸來》這個名字，也希望傳遞這樣的心態，不管什麼類型的電影，我能不能多一點內涵。

南方周末：一部片子既有情懷，又有內涵，又有價值觀……還要有票房，很理想化，但怎麼實現呢？

張藝謀：像這樣的電影我看全世界每年恐怕不超過3部。全世界經常就是空白年，一部都沒有，那是金字塔尖。像《歸來》這樣的電影，如果能賣得好是了不起的事情。

南方周末：換句話說，拍有情懷的電影，要做好不賣座的打算？

張藝謀：這是按常規預估。我覺得要打破這個魔咒，一是有新的方式來推廣，第二，實際上也意味著電影觀眾的多元化和素質的提高。我覺得我們不能把觀眾看扁了，是不是他們只看一種類型的電影？也許我們可以試一下。

南方周末：《歸來》只挑了《陸犯焉識》後段很短的一部分，還大幅改編了，你當時為什麼會買這個小說？

張藝謀：那個小說我很喜歡，嚴歌苓真的很有才華，很有歷史感。但是我當時買版權的時候就知道，我是沖著後20頁買的。

我定了一個原則：堅持不閃回，不換演員，就講現在。《陸犯焉識》那個故事裡面除了敏感的部分外，還有一大部分是關於1930、1940年代兩個青春年少的愛情。那段很精彩，但是要換演員，意味著閃回一樣的東西就要出現了。把那麼厚的一本書前頭沉澱的東西，點點滴滴，要在這後20頁的故事中，滲透開來，這是最難的。我們選了一條最難走的路來改編。

南方周末：馮婉瑜失憶來產生戲劇矛盾，讓陸焉識喚醒她，這條線改編時一直在嗎？

張藝謀：一直在，這是我特別感興趣的部分。你回到家裡，物是人非，這個故事開始了，這是我的重點。在兩年半劇本改編過程中，好幾次都偏離了這個點，我一直把它扯回來，我就要這個部分，還好我堅持下來了。

南方周末：敘述「文革」的幾場戲，鏡頭非常簡潔，只用了《紅色娘子軍》。

張藝謀：對，二十多分鐘。它是一個形象化的背景介紹，任何事情有因和果，它是一個起因。我自己覺得這一步講得還是比較簡潔明了。

歌苓的小說裡面寫了一大堆孩子，最後刪繁就簡，打算只剩一個人，就在想那個孩子應該是什麼職業。歌苓是正牌舞蹈演員出身，好像就是跳芭蕾舞的。我們聊天她講過很多這類事，突然我說那咱就選這個職業吧，感覺就像是歌苓自己似的。

她那個故事講的是祖父，電影里變成了爸爸，也差不多。選定了這個職業之後當然就會有時代的特徵，就選了《紅色娘子軍》的排練過程。

南方周末：女兒丹丹出賣父親之後，到「文革」結束後再見到父親時，其間三年，她的變化片中並沒有交待。為什麼？

張藝謀：我覺得不需要，你看這個人的眼神狀態，我們做了很仔細的調整，不僅光是髮型，眼神中那種犀利的光芒沒有了，有些茫然，有一些困惑，也有些委屈。形象大於一切，人物就會敘述，給觀眾想像空間就可以了。

我們無需再去討論發生了什麼，應該怪誰。就像宋彬彬是怎麼回事，誰把誰怎麼了，到底真的幹了假的幹了，我們無需去討論它，這就是我們的歷史。我們只是看當下、今天，它如何再往前走。

南方周末：女兒向父親坦白，你選擇讓父親平淡地就原諒了女兒。

張藝謀：尤其在那個時代，這樣的事情太多了。父母永遠不會恨孩子，但是孩子心裡過不去。那場戲演員演得很好，當女兒鼓足了勇氣跟爸爸說是我告密的，你看演員的表演特別輕描淡寫：我知道了。就像討論醬油醋一樣。作為父親，他不想跟孩子討論這件事情，你去認真討論，可能當時會打消他的心理顧慮，但他會知道，你腦海中有深深的刻痕，你今天講的話是安慰的話，他最後還會過不去的。

南方周末：如果換成是你，你的孩子出賣、背叛了你，你會怎麼做？

張藝謀：我一定也是這樣做。天下父母是一樣的，他永遠不會怪孩子，何況在那個扭曲的時代。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孩子覺得你根本不重視這件事情，你甚至忘記了這件事情，孩子就會覺得對你的傷害沒有那麼長久，就會過去。

像這樣的戲，大約也真是要為人父母的導演可以做得好一點，你會把很多時代的東西放在人情世故最基本層面去，你會想一想你自己。

南方周末：整個片子看下來，我覺得好像不能說「張藝謀歸來」，而是「張藝謀朝別的方向去了」。

張藝謀：對。我要對自己擅長的東西進行相當的壓制。很痛苦的，你擅長的東西有時候是一種本能，比如視覺化的，比如說節奏，比如說一種情感的飽滿，聲嘶力竭大悲大喜等等。我喜歡濃郁的東西，我拍電影到現在三十多年了，從第一部戲《紅高粱》就能夠看出來，我一直喜歡濃郁的東西，實際上要走反。

《秋菊打官司》我就是走反的，我反到一個極致，我用拍紀錄片的方法。其實在《秋菊打官司》的紀實體風格，也是濃郁的，也是非常形式化的。

但是現在兩種都不是，不是濃郁的，也不是故意走反，對我來說就是要脫胎換骨。這中間有很多次掙扎，遇到瓶頸的時候，走不過去的時候，回到老路上很容易就過去了，而且還好看，常常會有這樣的誘惑，這時候沒有任何人給你建議。

南方周末：為什麼要避免自己的長項？

張藝謀：我不敢說出來。在心裡很多次我知道，「用我自己擅長的來處理它」，這個誘惑你要扛得住。因為你自己要變身，變成另一個人，非常難。

你也常常會想，這樣變有價值嗎？我在現場經常就說兩句話：是，不是。所有攝影、包括演員的呈現，包括所有東西。你前面準備了三年，是和不是，一秒之間要做決定。是和不是，凝聚著所有的東西。你常常回來會自省，也會焦慮，我做得對嗎？或者說我只是堅持了某種理想的東西，我失去了許多呢？你最擔心的是失去了許多。很痛苦，抵禦這樣一個誘惑，這大概只有自己跟自己做鬥爭才可以。

南方周末：影片娓娓道來，相信人們很容易被裡面的人性、時代漩渦里人的不幸遭遇給打動。但如果這是一個反思「文革」的影片，會不會過於溫情化，或者是理想化？

張藝謀：這個話題應該交給觀眾去討論，我堅信不會。簡單的溫情化，這不是我的初衷。

一個人對一個人矢志不渝的等待，和矢志不渝的歸來，是人類最重要的情感。絕不是簡單的溫情化可以解釋的，恰巧是在這個等待、期待和歸來當中，暗流涌動一個大時代的痕迹。「暗流涌動」四個字特別好說，特別難做到。我相信它不是簡單的庸俗化的溫情，它其實是更高層次的複雜。

所有的故事都是人性故事，觀眾不會去看你對歷史怎麼進行反思。人性故事不是一個價值觀的取向問題，也不是一個對歷史的眾說紛紜。作為電影導演，我們講人的故事，就像《地心引力》，你看到的是一個人在太空中如何回家的故事。

我們覺得有些說教感的東西，或者有一些所謂意念化、做作的東西，常常你的思考沒問題，方向也沒問題，你只是沒有凝聚好這個人性故事，就使得你的野心，或者使你讓人家思考的這種幼稚感亮出來了。

這是一個導演永遠的話題，什麼樣的思考，什麼樣的歷史，最後凝聚在人性故事上來完成它。高下之分，全在這裡，不在思考深度上，甚至不在思考的準確度上。甚至有時候它故意給你謬論，故意是反動，把這些謬論和反動，凝聚在人性故事上，而且故事非常生動，你突然價值觀垮塌了，你接受了這個反動思想。

所以對歷史的思考沒有對和錯，對導演來講，那個人性故事是最難的。我拍《歸來》最大的感受就是我還在學習，我還在學著拍電影，這是我畢生的功課。

南方周末：中國現在越來越少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了，你認為原因是什麼？

張藝謀：市場影響吧。票房的影響是影響到每一個導演。

我在吳天明導演的追悼會上說，我們被票房綁架了，包括我自己。我們的心理在今天，跟第五代最初，第四代最初，是完全不同的。我們心理上每一個人都會考量票房，尤其當我們的社會，有時候會盲目地以票房論英雄的時候，對導演的影響很大。

現實主義情懷，對我來說也是在拍攝中要堅持的東西。現實主義這種類型和現實主義情懷，等等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可以融會在各種類型中的，現實主義跟市場流行的東西是兩回事，需要你要有定力。

《歸來》已經拍完了，喜歡和不喜歡是大家的事情，賣錢不賣錢是樂視的事情。帶給我的是創作後的思考，以後拍電影的心態。我不會只選一種類型，下一部也可能我要開始另一種強視覺化的東西。但是《歸來》給我的感受，人的情感，人的沉澱，人走過的痕迹等等這些東西，應該在每個類型的故事中要高度關注，把它講好。

在不同的類型給它的空間不一樣，爆米花類型給它的空間就20%，但也還是要把這20%講好。

南方周末：但是現實主義的缺乏，真的僅僅是市場的選擇嗎？

張藝謀：有點不客氣地說，目前是。市場上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沒有大賣到10億的，日後也不會有很多。

賣錢的榜樣都不是這一類的，電影沒辦法重複拍兩個三個不一樣的類型去檢驗。有很多產品可以同時做幾種款式，電影是一去不回頭的，只能選擇一種。所以常常會變成惡性循環，一賣錢大家都來，就都是這種類型。香港電影基本就是這樣子死了，一個類型做到爛，一個類型做到精疲力盡再換一個，最後就全爛了。

很賣錢電影的類型，可能會讓市場不自覺地向那個方向走，內地還不會像香港馬上立竿見影，因為內地大。但我說的被綁架心理就是這樣，按照一種成功的類型去慣性滾動。

南方周末：所以跟審查沒有主要關係？

張藝謀：還真跟它沒關係。審查是一直存在的，什麼類型審查都是一樣的，它是一個固定機制。坦率說，今天的審查已經比30年以前好了很多，有一定空間了。當然我們每年都要呼籲，是不是可以更寬鬆、更好，這是要隨著社會和國家發展慢慢改變的。

如果一個現實主義的題材賣到12億，一部低成本賣了12億，你不用操心，明年一定會有50個。50個裡面49個都是垃圾，有一個是很棒的，又賣了15億，你放心，後面就是100個。東西多了才會堆出一個塔尖來。

這種被市場綁架的心理是沒辦法避免的，尤其對年輕導演來說，他們受到的商業壓力要比我們大，製片人對他們提的要求是非常直接的，你必須給我賣夠多少錢。一開始他就修正了他的方向，向收回成本，或者向賣錢前進，這是他的敲門磚，對吧？

投資也罷，資本也罷，所有方面也罷，都是要賺錢的，所以在選擇上就非常功利主義，非常現實。

我很期待《歸來》有好的票房，不是說對我個人的影響，因為這個電影一定不會虧本。我期待這種現實主義的電影真的賣一個好票房，它的意義是在資本市場上，這是很要緊的。

南方周末：但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因為《歸來》有市場考慮，才會放大人性的溫情，縮減或者抽掉現實的殘酷？

張藝謀：恰恰不是。這種類型決定了它的市場有多大，它絕對不會因為這點修正就增加了5000萬票房。這是我自己專門做的，我覺得高級可能就高級在這裡，這是我思考的結果。

如果有一天我們回顧歷史，說今天拍的《歸來》，是2014年的作品，是新類型。所謂新類型，就是我們不要再憶苦思甜，我們不要再控訴，再苦大仇深，讓它用內斂的方式，暗流涌動的方式，甚至內傷的方式，去沉澱那個苦難。這是我有意的選擇，跟票房無關，跟取寵觀眾完全無關。

南方周末：張藝謀好像從沒提攜或者幫助過哪個新導演，這是一種誤解嗎？

張藝謀：我們說吳天明，頭兒對我們的幫助是在那個計劃經濟年代裡，十幾個電影廠的廠長決定所有人的生殺大權，他手中擁有這樣的權力，所以他的提攜和幫助是非常直接和給力的。今天，我認為年輕導演不需要直接為他們做什麼，所以我們不會看到第二個吳天明出現。

但這絕不是說上一代就漠不關心。我們看到有多少老一代藝術家仍舊在做很多這樣的事情，哪怕他只是輕輕的一句話。

我覺得主要還是時代變了。我覺得年輕導演今天在中國，其實是很幸運的，因為我們的市場，因為我們的投資。所有人看到了這樣一塊蛋糕，我自己都知道很多投資人拿著錢就在那兒發現新導演，2000萬，3000萬，也許5個億，想再重複一次《泰囧》、《致青春》這樣的奇蹟。

機會比國外大很多，國外坑都滿了，咱們現在是等雞下蛋，雞屁股底下掏蛋。所有跟過我的副導演，現在全部是導演。

現在開始的10年，是中國年輕導演最好的10年，有才華一定不會埋沒。那些人要掙錢，他就會把你挖出來。

南方周末：你看得到錢在哪裡，可錢未必找得到這些年輕人。

張藝謀：我現在要改編一個劇本，大編劇都被搶完了，有時候就會找一些所謂的槍手來幫我做文筆的工作。中戲、北電文學系剛畢業的，有一點小小的成就我去找人家，人家後5年都簽了，就簽給公司了，買斷了寫電視劇。一個剛剛畢業的學生，一下子付了現金買斷了，結果我連所謂槍手都找不到。

你常常感嘆現在真的是拔苗助長一樣，苗剛一出來，立即人才就缺。馮小剛那句話：人才。誰都看得到人才是生產力，《泰囧》也罷，《致青春》也罷，這幾部新的導演作品，在市場上創造奇蹟，首先就是靠這些人才，靠這些年輕導演的才華，對吧？

外國同行羨慕死了，他們導演系畢業能沾一點電影的邊，聞一點電影的氣，聽兩句電影的詞都感興趣，都簡直燒了高香，大部分連門都沾不上。

我覺得今天對年輕導演來說機會大大的，如果在這樣一個時代下還出不來，怪自己。就是習大大那句話，「打鐵還得自身硬」，這是我們陝西的一句老話。年輕導演機會很多，更多的是要好好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也不用你幫，對嗎？

張藝謀：不是不用，實際上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中國電影的未來要靠年輕導演，我對年輕導演的作品是由衷的肯定。我只是覺得，不必再有像吳天明那種用權力，用真正的東西來扶持你。現在不是說扶上馬走一程，現在是馬滿地跑，你能不能上去，能不能自己做一個騎手的問題了。很多人要拉你上去騎，你只要能騎得好，我覺得對年輕導演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