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 作者: [美]基辛格 譯者: 胡利平 / 林華 / 楊韻琴 / 朱敬文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2-10 一個美國外交官含蓄地看中國。這不是一本歷史事件回憶錄，內容也不僅限於他本人的外交經歷。這是一本全面論述中國的書。基辛格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化學者。他談傳統、談歷史，都是為了解決當下與將來中美交往中的問題，作為歷史現場中的目擊者，基辛格對中美關係一路走過來的重大事件都有深入參與，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將他捕捉到的信息進行重組，並提供一種外交思路。 序 1962年10月，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召集一批高級軍政領導人到北京開會。距首都2 000英里外的中國西部，在氣候惡劣、人跡罕至的喜馬拉雅山脈地帶，中印兩國軍隊在雙方有爭議的邊界線兩邊互相對峙。爭議起源於對歷史的不同解釋：印度堅稱英國統治下劃定的邊界有效，而中國堅持以當年中華帝國的疆界為準。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認定的邊界一側建立哨所，中國則包圍了印度的陣地。解決領土爭端的談判以擱淺告終。 毛澤東決定打破僵局。他追溯歷史，借鑒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國古典傳統。毛澤東告訴手下的軍政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和印度打過「一次半」仗，北京可以從中汲取經驗。第一次中印戰爭發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國出兵支援印度王國打擊非法作亂的敵手。中國出手干預後，中印兩國之間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繁榮的宗教交流和經濟交流。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場戰爭給人的啟迪是，中國和印度並非註定是宿敵。兩國仍可以長期和平相處，但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談判桌上來」。在毛澤東的腦海里，那「半次仗」發生在700年後。當時的蒙古統治者帖木兒攻陷了德里。(毛澤東認為，由於蒙古和中國當時同屬一個政治實體，所以這是「半次」中印戰爭。)帖木兒大獲全勝，然而他的大軍進入印度後屠殺了10萬多名俘虜。這一次毛澤東叮囑中國軍隊要做到「有理有節」。 毛澤東召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正是他們領導著矢言要重塑國際秩序、與封建歷史決裂的新中國——然而在座的人中沒有一人質疑過距今久遠的歷史先例與中國當前的戰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據毛澤東闡述的方針，中國開始制訂進攻計劃。幾周之後，中國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設想發起突然襲擊，給予印度的陣地致命打擊，然後旋即撤回到戰前的實際控制線，甚至還退還了繳獲的印軍重武器裝備。 難以想像，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領導人會借用千年之前戰役的戰略方針作出一項牽動全國的決定。同樣難以想像，他確信他的同事能夠領悟他借鑒歷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哪個國家享有如此悠久的連綿不斷的文明，抑或與其古老的戰略和政治韜略的歷史及傳統如此一脈相承。 其他社會，包括美國，都聲稱自己的價值觀和體制普世適用。然而，唯有中國在歷史長河的變遷中始終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並使四周鄰國默認這一觀點。從公元前3世紀中國崛起為一個統一的強國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 中國一直佔據著歷史悠久的東亞國際體系的中心地位。中國的皇帝高踞一個涵蓋宇內的政治等級體制的頂峰(而且得到大多數鄰國的認可)，其他國家的君主在理論上都是他的諸侯。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是文明的標誌。哪怕是地區性的競爭對手和外來征服者也分別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華文明，作為自己合法性的標誌(常常是走向被中國同化的第一步)。 雖然中國歷經劫難，有時政治衰微長達數百年之久，但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始終沒有泯滅。即使在貧弱分裂時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檢驗地區合法性的試金石。中外梟雄競相逐鹿中國，一俟統一或征服它後，即從中國的首都號令天下，對中國乃宇內之中心這一前提從未有過任何異議。其他國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徵命名，而中國稱自己為中國——「中土王國」或「中央之國」。若要了解20世紀的中國外交或21世紀中國的世界角色，必須首先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即使可能有過於簡單化之虞。 讀點：基辛格論中國 文/張耐冬 經觀書評 作為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亨利·基辛格的名字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1971年，美國派出以他為首的秘密訪華團，邁出了中美最高層交流非常關鍵的一步。在密訪中國大陸四十年後，基辛格的新著《論中國》英文版由企鵝出版集團出版發行，《論中國》中文版的面世恰值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四十周年。《論中國》並非基辛格的中美外交親歷記或回憶錄，作為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親歷者，基辛格願意將自己參與其間的外交行為作為觀察對象，他自己則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將中國作為美國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進行考察。 全書著墨最多的是中美如何從冷戰環境下相互對抗甚至兵戎相見的敵對狀態走向和解，如何為維護世界秩序、保障本國發展而積極合作的歷程。這部分內容中的很多事件，基辛格都是歷史的當事人，即便有些歷史事件發生時他還未成為美國國家戰略計劃與外交事務的參與者，他作為觀察者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在基辛格看來，共和國與美國之間對立關係的形成與敵意逐漸消減的歷史可以作為一面鏡子，為今日的決策者提供思路上的幫助。共和國建立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的美中新關係恰巧符合兩國利益，朝鮮戰爭爆發，打亂了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才造成了共和國在外交上向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局面，事實上這只是為了與美國對抗才做出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共和國與蘇聯陣營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美中兩國內部政治格局與東亞局勢都發生了改變，兩國才重回到艾奇遜所規劃好的道路上。 如果當時在東亞不存在中美之外的強大勢力，中美兩國是否會走向和解？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審視中美關係的思路：在中美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假如東亞世界某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國家政局發生變化，並牽動中美國家利益的衝突，解決衝突的最好辦法，要麼是兩國都不率先進行軍事介入，要麼是杜絕中美之外的任何強大力量介入其中，以免出現複雜的三角關係。 在書中，基辛格多次強調堅持「平等」與「務實」這兩個原則的重要性。中美外交中，曾有過不平等與不務實的情況？ 基辛格提出中國外交失誤中本國傳統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戰略思維、制夷策略對古代中國的外交策略影響甚深，在外交方面，中國決策者既有以宗主國自許的傲慢，又有利用某一外邦作為牽制另一外邦的外交手腕，這些表現都是以儒家的等級秩序觀念為基礎的。一旦自身的實力不足以稱雄，他們就會按照獨特的戰略觀來經營勢力，這種戰略觀是一種整體思維，並且強調在對峙中不求速勝、重視實力對比中漸變的作用。基辛格以18世紀末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遭遇挫敗事件為例，對清國以「天朝」自居而無視外交活動中的平等原則，以及在涉外談判中更多從其宗藩體制出發而不求務實的情況進行了解析。 對外交事務極其敏銳的基辛格感覺到，共和國領袖們的身上依然部分存留著中國傳統的制夷策略、戰略思維與宗藩觀念。這種描述不假，但不準確。毛澤東身上有中國傳統決策者的特點，特別是其善於利用他國間的矛盾為共和國謀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幾乎就是古代「以夷制夷」的現代翻版；他對亞洲格局的設想，也頗有重建宗藩體制的意味。不過，從鄧小平開始，情況出現了變化。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高決策者的神秘色彩在鄧身上仍有體現，但在外交場合，他能夠堅持平等原則，注重務實，而這種外交態度也被之後的共和國決策者所繼承。 基辛格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化學者。他談傳統、談歷史，都是為了解決當下與將來中美交往中的問題，並提供一種外交思路。因此，他並未深入地分析中國傳統的文化類型，也未對歷史上的中美邦交進行更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為歷史現場中的目擊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將他捕捉到的信息進行重組，以資來者。 他十分關注「中國崛起」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在外交角度，他看到共和國謹慎地強調「和平崛起」對東亞與世界的益處，並在各種場合表現出和平的態度；在具體外交事件中，維護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使共和國不時表露出強硬姿態。同時，他也注意到在共和國內部呼籲在亞洲乃至世界確立強勢地位的思潮。基於各種現象，他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中國強大後，中美在亞洲是否會有不可調和的衝突？ 一戰發生前，英德兩國在歐洲大陸的利益出現衝突時，英國外交家艾爾·克勞提交給政府一份備忘錄。備忘錄中指出，基於國家利益的結構性衝突必將導致英德矛盾的不可調和。 基辛格強調，如果將國家利益的摩擦視為不可調和，衝突就在所難免，那隻會出現零和博弈，即最終依然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如果承認摩擦不可避免，但可以通過外交努力進行策略上的調整，使摩擦控制在兩國都能接受的範圍，就會維持和平局面。 在他看來，能否避免克勞所預言的結果，主要在於兩國能否將中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利益摩擦視為可以解決的問題。他承認，隨著共和國的強大，中美之間在國家利益上必然會出現摩擦，不同的體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放大這種摩擦。 他還注意到「崛起」背景下共和國內部的某些輿情，如《中國夢》和《中國不高興》等所反映的國家觀與對美情緒，特別是這種情緒中反映出的零和博弈思維與克勞備忘錄的共同點。對此，他一方面表示了對這種看法未被政府採納的慶幸，另一方面也不無憂慮。他的慶幸與憂慮，都帶有一種美國式的天真，他對共和國內部出現的思潮理解有些簡單化，而且出現了誤讀。在中國大陸，要求政府在對外事務上立場強硬的呼聲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曾有過爆發，當時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攪動了民族主義情緒，而《中國不高興》只不過是在新時期下步前者之後塵。這兩部相隔十年的暢銷書，都不過是為經濟利益而煽動、取悅受眾的劣作，而其受眾對「說不」、「不高興」的呼應更多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洩，對國家外交政策並無有效影響。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間歷次大事件中，共和國內部民族主義的高漲與國家的處理策略之間的關係，例如1999年轟炸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美國女演員莎朗·斯通的「報應」言論事件等，而這些才是真正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 讀書筆記：《On China》（1976年以前部分） 文/木遙 （豆瓣網友） 所有 On China 這本書的書評，無論是來自 NYT，NYT Book Review，FT 還是 Economist，都一致同意基辛格是寫這樣一本關於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傳奇性崛起的著作的最佳人選。作為一個歷史的親歷者乃至締造者，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一個世界級的外交家，一個素養深厚的學者，基辛格的資格和分量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 但是這本書究竟不是一本關於歷史事件的回憶錄，其內容也不僅限於他本人的外交經歷。這是一本評論中國的書，也因此，它面對著的是更高的標準。它不僅僅需要回答「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更重要的是回答「這些事意味著什麼」。考慮到中國歷史的複雜性，要回答這一問題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事務專家來說都是艱巨的任務。 基辛格並不是只專精於中國事務的專家，但是無可否認，他為寫這本書做了大量的功課。無論是關於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並不簡略的）綜述，還是關於現代中國故事的詳細考察，基辛格在背景資料上所下的功夫都是令人敬佩的。他關於中國古代外交戰略顯示出他對這些歷史並非只有浮光掠影的理解，對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歷史的敘述整體來說也相當公允。他對現代中國政治的複雜細節的了解常常讓人印象深刻。例如，儘管他對周的傾慕盡人皆知，但在談到周的歷史評價時，他在引用鄧的著名談話的同時也提到了另一派對周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觀點。在談論林在文革中的作用時，他敏銳地注意到除了官方定論（認為林比毛更左）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當代意見認為林實際上是在毛的右方，是周鄧潛在的同盟。在所有關於歷史問題的敘述里，我只注意到一處錯誤：他把「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說成是毛本人的俏皮話，但是責備基辛格不了解趙匡胤顯然是有點過於苛刻了。 而基辛格最大的優勢在於，作為一位當代地緣政治大師，他對歷史事件背後各方行為邏輯的評論常常極具說服力。他關於朝鮮戰爭前中美俄朝四方在戰略層面勾心鬥角的故事的講解異常精彩，讀來可以下酒。事實上，在每個中國所參與的國際軍事衝突的背後，基辛格都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毛（以及他背後的其他中國人）在想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想，並且他的回答往往相當精闢（雖然有時有事後諸葛亮之嫌）。基本上，這可以看做是這本書的主要價值所在。 但是他最大的優勢也同時構成了他的劣勢。對戰略博弈的專註（和專長），使得基辛格幾乎總是以一種觀摩棋局的心態來評論和玩味中國歷史，而忽略了很多不那麼戲劇性的部分。例如，同樣是發生在五六十年代之間，中印戰爭在書中所佔的篇幅大大超過了大躍進和大饑荒，而後者對中國發展的影響顯然遠勝過前者。 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讓基辛格傾向於給每件歷史事件尋找一個環環相扣的邏輯上的解釋。在很多時候，這種解釋讓人覺得他是誇大了當事各方的理智程度。他本人當然是以一個現實主義地緣政治觀念聞名於世的外交家，這種現實主義讓他得以拋開意識形態的藩籬去促進長期和宏觀的國家利益，這正是他一聲功名事業之所系。但是他有時似乎忘記了這世界上並不是每個政治家都具有同樣程度的現實主義，都能夠在處理國際爭端時完全不受意識形態的干擾，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家們。事實上，他好像從未真正理解過五六十年代的意識形態狂熱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深刻到什麼程度。很多當時中國所採取的表面上似乎違反常識的戰略步驟在他看來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其起因並不是當事人的智慧，而恰恰是他們的愚蠢。 基辛格對意識形態爭論的冷淡和對現實謀略的熱衷，常常讓他在外交生涯中西方被攻擊為對紅色中國過於軟弱。在這本書中，基辛格同樣著重於對毛的戰略的現實評論，而這種技術性討論似乎壓制了他對毛和他的同僚們的世界觀的理解。它當然遠勝過完全從冷戰視角出發的充滿意識形態口號的歷史敘事，但它也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認為意識形態的後果和影響可以完全被現實謀略所調和。他並未完全忽視毛治下中國發生的巨大人道主義災難，但他的興趣顯然完全不在於此。 這一切都使得這本書讀起來常常令人充滿興趣，但也常常帶來失望。因為任何一個身在局中的中國人都了解，中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戰略問題。意識形態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是幾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家們無論如何也迴避不開的。 讀書筆記：《On China》（1976年以後部分） 文/木遙 （豆瓣網友） 在談論冷戰期間中美俄三國外交的時候，基辛格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在七十年代初從聯俄轉向聯美固然是在國家利益驅動下的明智之舉，但是如果別的國家也根據相同的邏輯行事的話呢？他在書中討論到中國領導人當時的困擾心理： 「它依賴於各方就具體情況做精密計算的能力。中美日歐的聯合固然足以遏制蘇聯，但是既然它們之間不存在形式上的同盟，如果其中的一部分別有考慮怎麼辦？萬一其中有的國家如中國人所擔心的那樣覺得和蘇聯聯合而非遏制它更有利於世界局勢平衡怎麼辦？如果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的一方試圖抓住機會改變這個三角平衡而非維繫它怎麼辦？簡而言之，如果每個國家都像中國一樣純粹從自我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怎麼辦？??中國的獨立自主觀念蘊含著內在的矛盾，就是它無法確信它的夥伴也願意維持夥伴關係。」 基辛格引用了好幾大段他和毛以及周的對話來討論這個矛盾，但是他並未明確地回答上述這些問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實上中國所擔心的美蘇合作孤立中國的情勢從未真正出現。美國在七十年代選擇了聯華抗俄，中美關係在八十年代一路走穩，而蘇聯卻因為四處出擊四處碰壁而漸漸從高峰跌落下來，終於在劇變中崩潰。事實上，蘇聯的劣勢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已經如此明顯，以至於中國反而要考慮重新疏遠美國靠近蘇聯以維持三角關係的平衡了。 但是上述問題在本質上並未消失，並且在蘇聯覆滅中國崛起的今天以新的面目更尖銳地存在著。中國的外交戰略，究其根本，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戰略。它拒絕參與任何會導致自己喪失折衝樽俎靈活性的同盟，永遠以以自己的利益為唯一的出發點來進行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公平而論，對一個近代以來始終處於國際政治的弱勢地位的國家來說，這樣的選擇並非不合情理。但是它在邏輯上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無法相信任何友誼，而是以徹底的叢林法則來看待國際社會。中國的官方辭令總是說我們「珍視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但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了解，我們其實誰的友誼也不珍視。只要有必要，中國可以在任何時候把任何國家當做敵人，正如在中國心目中，任何國家也都會隨時把中國當做敵人一樣。 這心理當然其來有自，它是一百年屈辱歷史所釀成的一種古怪的自卑和自尊的混合體。中國從那段經歷中所得到的根深蒂固的印象是任何既定的國際秩序都是列強的遊戲。中國永遠不可能——也不應該——是這個秩序中普通而平等的一員。整個國際社會都是我們潛在的敵人，早晚有一天，中國會從它的壓迫中掙脫出來。1900 年慈禧對十一國的宣戰詔書，其荒謬之處，在很多人看來，僅僅在於它不合時宜。它的基本思想在中國人的民族心理中從未消失過。 基辛格已經可以算是西方世界最了解中國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他並未真正體認到這樣一個事實：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中美關係看起來似乎轉折了好幾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普遍敵視是一以貫之的。從 1950 年全國開展「三視」（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帝國主義）教育至今，美國的負面形象在基層百姓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到了一種近乎神經質的程度。即使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後，這種負面形象也只是變得更為生動而已。基辛格在書中談論了宋曉軍的《中國不高興》和劉明福的《中國夢》這兩本書和它們背後的民族主義思潮，但他只把它們理解為代表了一部分知識精英的看法。他討論了 911 對中美關係在現實層面的促進作用，但他並未談到（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或者是否能夠理解）911 事件發生後中國舉國狂歡的民眾情緒。歸根結底，基辛格恐怕不能想像一個政府怎麼可以做到一邊在外交場合同美國人觥籌交錯，大談建設一個和諧的國際社會，一邊利用自己控制的輿論工具在自己的人民中間盡一切可能促進對方的形象的妖魔化。雖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在這一點上，他終究還是個地地道道的西方人。 在全書的後記（這是我覺得格外有趣的一章）中，基辛格討論了德國在一戰前的崛起是如何導致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及為什麼很多人相信同樣的故事會發生在今日的中國身上），並且儘力解釋這一切不祥的預言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為什麼有可能得以避免。在我看來，他的討論雖然相當深刻，但結論卻頗為孱弱。事實上，讀完這一章之後，我的悲觀程度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他正確地指出中美之間要想建立一個和平的未來，雙方必須對此都堅決而全力地向這一方向推動才有可能。問題是，至少從中國這一面看來，這種期待能夠成立么？ 他很可能看不到答案了，但是我們會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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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 作者: [美]基辛格 譯者: 胡利平 / 林華 / 楊韻琴 / 朱敬文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2-10 一個美國外交官含蓄地看中國。這不是一本歷史事件回憶錄，內容也不僅限於他本人的外交經歷。這是一本全面論述中國的書。基辛格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化學者。他談傳統、談歷史，都是為了解決當下與將來中美交往中的問題，作為歷史現場中的目擊者，基辛格對中美關係一路走過來的重大事件都有深入參與，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將他捕捉到的信息進行重組，並提供一種外交思路。 序 1962年10月，中國革命領袖毛澤東召集一批高級軍政領導人到北京開會。距首都2 000英里外的中國西部，在氣候惡劣、人跡罕至的喜馬拉雅山脈地帶，中印兩國軍隊在雙方有爭議的邊界線兩邊互相對峙。爭議起源於對歷史的不同解釋：印度堅稱英國統治下劃定的邊界有效，而中國堅持以當年中華帝國的疆界為準。在此之前，印度沿自己認定的邊界一側建立哨所，中國則包圍了印度的陣地。解決領土爭端的談判以擱淺告終。 毛澤東決定打破僵局。他追溯歷史，借鑒了他正打算破除的中國古典傳統。毛澤東告訴手下的軍政領導人，歷史上中國和印度打過「一次半」仗，北京可以從中汲取經驗。第一次中印戰爭發生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國出兵支援印度王國打擊非法作亂的敵手。中國出手干預後，中印兩國之間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繁榮的宗教交流和經濟交流。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場戰爭給人的啟迪是，中國和印度並非註定是宿敵。兩國仍可以長期和平相處，但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不得不使用武力「敲打」印度，迫其回到「談判桌上來」。在毛澤東的腦海里，那「半次仗」發生在700年後。當時的蒙古統治者帖木兒攻陷了德里。(毛澤東認為，由於蒙古和中國當時同屬一個政治實體，所以這是「半次」中印戰爭。)帖木兒大獲全勝，然而他的大軍進入印度後屠殺了10萬多名俘虜。這一次毛澤東叮囑中國軍隊要做到「有理有節」。 毛澤東召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正是他們領導著矢言要重塑國際秩序、與封建歷史決裂的新中國——然而在座的人中沒有一人質疑過距今久遠的歷史先例與中國當前的戰略需求是否相干。根據毛澤東闡述的方針，中國開始制訂進攻計劃。幾周之後，中國基本上按照毛澤東的設想發起突然襲擊，給予印度的陣地致命打擊，然後旋即撤回到戰前的實際控制線，甚至還退還了繳獲的印軍重武器裝備。 難以想像，除了中國還有哪一個國家的現代領導人會借用千年之前戰役的戰略方針作出一項牽動全國的決定。同樣難以想像，他確信他的同事能夠領悟他借鑒歷史事件的深意。然而中國是獨一無二的，沒有哪個國家享有如此悠久的連綿不斷的文明，抑或與其古老的戰略和政治韜略的歷史及傳統如此一脈相承。 其他社會，包括美國，都聲稱自己的價值觀和體制普世適用。然而，唯有中國在歷史長河的變遷中始終視自己為世界的中心，並使四周鄰國默認這一觀點。從公元前3世紀中國崛起為一個統一的強國到1911年清王朝的覆亡， 中國一直佔據著歷史悠久的東亞國際體系的中心地位。中國的皇帝高踞一個涵蓋宇內的政治等級體制的頂峰(而且得到大多數鄰國的認可)，其他國家的君主在理論上都是他的諸侯。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治體制是文明的標誌。哪怕是地區性的競爭對手和外來征服者也分別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華文明，作為自己合法性的標誌(常常是走向被中國同化的第一步)。 雖然中國歷經劫難，有時政治衰微長達數百年之久，但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始終沒有泯滅。即使在貧弱分裂時期，它的中心地位仍然是檢驗地區合法性的試金石。中外梟雄競相逐鹿中國，一俟統一或征服它後，即從中國的首都號令天下，對中國乃宇內之中心這一前提從未有過任何異議。其他國家或以族裔、或以地理特徵命名，而中國稱自己為中國——「中土王國」或「中央之國」。若要了解20世紀的中國外交或21世紀中國的世界角色，必須首先對中國的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即使可能有過於簡單化之虞。 讀點：基辛格論中國 文/張耐冬 經觀書評 作為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亨利·基辛格的名字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1971年，美國派出以他為首的秘密訪華團，邁出了中美最高層交流非常關鍵的一步。在密訪中國大陸四十年後，基辛格的新著《論中國》英文版由企鵝出版集團出版發行，《論中國》中文版的面世恰值尼克松總統首次訪華四十周年。《論中國》並非基辛格的中美外交親歷記或回憶錄，作為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親歷者，基辛格願意將自己參與其間的外交行為作為觀察對象，他自己則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將中國作為美國未來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進行考察。 全書著墨最多的是中美如何從冷戰環境下相互對抗甚至兵戎相見的敵對狀態走向和解，如何為維護世界秩序、保障本國發展而積極合作的歷程。這部分內容中的很多事件，基辛格都是歷史的當事人，即便有些歷史事件發生時他還未成為美國國家戰略計劃與外交事務的參與者，他作為觀察者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在基辛格看來，共和國與美國之間對立關係的形成與敵意逐漸消減的歷史可以作為一面鏡子，為今日的決策者提供思路上的幫助。共和國建立時，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幫助的美中新關係恰巧符合兩國利益，朝鮮戰爭爆發，打亂了東亞地區的戰略格局，才造成了共和國在外交上向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局面，事實上這只是為了與美國對抗才做出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共和國與蘇聯陣營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隨著美中兩國內部政治格局與東亞局勢都發生了改變，兩國才重回到艾奇遜所規劃好的道路上。 如果當時在東亞不存在中美之外的強大勢力，中美兩國是否會走向和解？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審視中美關係的思路：在中美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假如東亞世界某個極具戰略意義的國家政局發生變化，並牽動中美國家利益的衝突，解決衝突的最好辦法，要麼是兩國都不率先進行軍事介入，要麼是杜絕中美之外的任何強大力量介入其中，以免出現複雜的三角關係。 在書中，基辛格多次強調堅持「平等」與「務實」這兩個原則的重要性。中美外交中，曾有過不平等與不務實的情況？ 基辛格提出中國外交失誤中本國傳統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戰略思維、制夷策略對古代中國的外交策略影響甚深，在外交方面，中國決策者既有以宗主國自許的傲慢，又有利用某一外邦作為牽制另一外邦的外交手腕，這些表現都是以儒家的等級秩序觀念為基礎的。一旦自身的實力不足以稱雄，他們就會按照獨特的戰略觀來經營勢力，這種戰略觀是一種整體思維，並且強調在對峙中不求速勝、重視實力對比中漸變的作用。基辛格以18世紀末著名的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遭遇挫敗事件為例，對清國以「天朝」自居而無視外交活動中的平等原則，以及在涉外談判中更多從其宗藩體制出發而不求務實的情況進行了解析。 對外交事務極其敏銳的基辛格感覺到，共和國領袖們的身上依然部分存留著中國傳統的制夷策略、戰略思維與宗藩觀念。這種描述不假，但不準確。毛澤東身上有中國傳統決策者的特點，特別是其善於利用他國間的矛盾為共和國謀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幾乎就是古代「以夷制夷」的現代翻版；他對亞洲格局的設想，也頗有重建宗藩體制的意味。不過，從鄧小平開始，情況出現了變化。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高決策者的神秘色彩在鄧身上仍有體現，但在外交場合，他能夠堅持平等原則，注重務實，而這種外交態度也被之後的共和國決策者所繼承。 基辛格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文化學者。他談傳統、談歷史，都是為了解決當下與將來中美交往中的問題，並提供一種外交思路。因此，他並未深入地分析中國傳統的文化類型，也未對歷史上的中美邦交進行更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為歷史現場中的目擊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將他捕捉到的信息進行重組，以資來者。 他十分關注「中國崛起」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在外交角度，他看到共和國謹慎地強調「和平崛起」對東亞與世界的益處，並在各種場合表現出和平的態度；在具體外交事件中，維護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使共和國不時表露出強硬姿態。同時，他也注意到在共和國內部呼籲在亞洲乃至世界確立強勢地位的思潮。基於各種現象，他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中國強大後，中美在亞洲是否會有不可調和的衝突？ 一戰發生前，英德兩國在歐洲大陸的利益出現衝突時，英國外交家艾爾·克勞提交給政府一份備忘錄。備忘錄中指出，基於國家利益的結構性衝突必將導致英德矛盾的不可調和。 基辛格強調，如果將國家利益的摩擦視為不可調和，衝突就在所難免，那隻會出現零和博弈，即最終依然只有一個超級大國。如果承認摩擦不可避免，但可以通過外交努力進行策略上的調整，使摩擦控制在兩國都能接受的範圍，就會維持和平局面。 在他看來，能否避免克勞所預言的結果，主要在於兩國能否將中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利益摩擦視為可以解決的問題。他承認，隨著共和國的強大，中美之間在國家利益上必然會出現摩擦，不同的體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放大這種摩擦。 他還注意到「崛起」背景下共和國內部的某些輿情，如《中國夢》和《中國不高興》等所反映的國家觀與對美情緒，特別是這種情緒中反映出的零和博弈思維與克勞備忘錄的共同點。對此，他一方面表示了對這種看法未被政府採納的慶幸，另一方面也不無憂慮。他的慶幸與憂慮，都帶有一種美國式的天真，他對共和國內部出現的思潮理解有些簡單化，而且出現了誤讀。在中國大陸，要求政府在對外事務上立場強硬的呼聲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曾有過爆發，當時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攪動了民族主義情緒，而《中國不高興》只不過是在新時期下步前者之後塵。這兩部相隔十年的暢銷書，都不過是為經濟利益而煽動、取悅受眾的劣作，而其受眾對「說不」、「不高興」的呼應更多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洩，對國家外交政策並無有效影響。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間歷次大事件中，共和國內部民族主義的高漲與國家的處理策略之間的關係，例如1999年轟炸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美國女演員莎朗·斯通的「報應」言論事件等，而這些才是真正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 讀書筆記：《On China》（1976年以前部分） 文/木遙 （豆瓣網友） 所有 On China 這本書的書評，無論是來自 NYT，NYT Book Review，FT 還是 Economist，都一致同意基辛格是寫這樣一本關於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傳奇性崛起的著作的最佳人選。作為一個歷史的親歷者乃至締造者，一個敏銳的觀察家，一個世界級的外交家，一個素養深厚的學者，基辛格的資格和分量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 但是這本書究竟不是一本關於歷史事件的回憶錄，其內容也不僅限於他本人的外交經歷。這是一本評論中國的書，也因此，它面對著的是更高的標準。它不僅僅需要回答「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更重要的是回答「這些事意味著什麼」。考慮到中國歷史的複雜性，要回答這一問題對於任何一個中國事務專家來說都是艱巨的任務。 基辛格並不是只專精於中國事務的專家，但是無可否認，他為寫這本書做了大量的功課。無論是關於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並不簡略的）綜述，還是關於現代中國故事的詳細考察，基辛格在背景資料上所下的功夫都是令人敬佩的。他關於中國古代外交戰略顯示出他對這些歷史並非只有浮光掠影的理解，對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歷史的敘述整體來說也相當公允。他對現代中國政治的複雜細節的了解常常讓人印象深刻。例如，儘管他對周的傾慕盡人皆知，但在談到周的歷史評價時，他在引用鄧的著名談話的同時也提到了另一派對周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觀點。在談論林在文革中的作用時，他敏銳地注意到除了官方定論（認為林比毛更左）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當代意見認為林實際上是在毛的右方，是周鄧潛在的同盟。在所有關於歷史問題的敘述里，我只注意到一處錯誤：他把「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說成是毛本人的俏皮話，但是責備基辛格不了解趙匡胤顯然是有點過於苛刻了。 而基辛格最大的優勢在於，作為一位當代地緣政治大師，他對歷史事件背後各方行為邏輯的評論常常極具說服力。他關於朝鮮戰爭前中美俄朝四方在戰略層面勾心鬥角的故事的講解異常精彩，讀來可以下酒。事實上，在每個中國所參與的國際軍事衝突的背後，基辛格都在試圖回答這樣的問題：毛（以及他背後的其他中國人）在想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想，並且他的回答往往相當精闢（雖然有時有事後諸葛亮之嫌）。基本上，這可以看做是這本書的主要價值所在。 但是他最大的優勢也同時構成了他的劣勢。對戰略博弈的專註（和專長），使得基辛格幾乎總是以一種觀摩棋局的心態來評論和玩味中國歷史，而忽略了很多不那麼戲劇性的部分。例如，同樣是發生在五六十年代之間，中印戰爭在書中所佔的篇幅大大超過了大躍進和大饑荒，而後者對中國發展的影響顯然遠勝過前者。 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讓基辛格傾向於給每件歷史事件尋找一個環環相扣的邏輯上的解釋。在很多時候，這種解釋讓人覺得他是誇大了當事各方的理智程度。他本人當然是以一個現實主義地緣政治觀念聞名於世的外交家，這種現實主義讓他得以拋開意識形態的藩籬去促進長期和宏觀的國家利益，這正是他一聲功名事業之所系。但是他有時似乎忘記了這世界上並不是每個政治家都具有同樣程度的現實主義，都能夠在處理國際爭端時完全不受意識形態的干擾，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家們。事實上，他好像從未真正理解過五六十年代的意識形態狂熱對中國政治的影響深刻到什麼程度。很多當時中國所採取的表面上似乎違反常識的戰略步驟在他看來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其起因並不是當事人的智慧，而恰恰是他們的愚蠢。 基辛格對意識形態爭論的冷淡和對現實謀略的熱衷，常常讓他在外交生涯中西方被攻擊為對紅色中國過於軟弱。在這本書中，基辛格同樣著重於對毛的戰略的現實評論，而這種技術性討論似乎壓制了他對毛和他的同僚們的世界觀的理解。它當然遠勝過完全從冷戰視角出發的充滿意識形態口號的歷史敘事，但它也似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認為意識形態的後果和影響可以完全被現實謀略所調和。他並未完全忽視毛治下中國發生的巨大人道主義災難，但他的興趣顯然完全不在於此。 這一切都使得這本書讀起來常常令人充滿興趣，但也常常帶來失望。因為任何一個身在局中的中國人都了解，中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只是一個純粹的戰略問題。意識形態在這裡所扮演的角色，是幾十年來的中國政治家們無論如何也迴避不開的。 讀書筆記：《On China》（1976年以後部分） 文/木遙 （豆瓣網友） 在談論冷戰期間中美俄三國外交的時候，基辛格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在七十年代初從聯俄轉向聯美固然是在國家利益驅動下的明智之舉，但是如果別的國家也根據相同的邏輯行事的話呢？他在書中討論到中國領導人當時的困擾心理： 「它依賴於各方就具體情況做精密計算的能力。中美日歐的聯合固然足以遏制蘇聯，但是既然它們之間不存在形式上的同盟，如果其中的一部分別有考慮怎麼辦？萬一其中有的國家如中國人所擔心的那樣覺得和蘇聯聯合而非遏制它更有利於世界局勢平衡怎麼辦？如果中美俄三角關係中的一方試圖抓住機會改變這個三角平衡而非維繫它怎麼辦？簡而言之，如果每個國家都像中國一樣純粹從自我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怎麼辦？??中國的獨立自主觀念蘊含著內在的矛盾，就是它無法確信它的夥伴也願意維持夥伴關係。」 基辛格引用了好幾大段他和毛以及周的對話來討論這個矛盾，但是他並未明確地回答上述這些問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事實上中國所擔心的美蘇合作孤立中國的情勢從未真正出現。美國在七十年代選擇了聯華抗俄，中美關係在八十年代一路走穩，而蘇聯卻因為四處出擊四處碰壁而漸漸從高峰跌落下來，終於在劇變中崩潰。事實上，蘇聯的劣勢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已經如此明顯，以至於中國反而要考慮重新疏遠美國靠近蘇聯以維持三角關係的平衡了。 但是上述問題在本質上並未消失，並且在蘇聯覆滅中國崛起的今天以新的面目更尖銳地存在著。中國的外交戰略，究其根本，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戰略。它拒絕參與任何會導致自己喪失折衝樽俎靈活性的同盟，永遠以以自己的利益為唯一的出發點來進行國際間的合縱連橫。公平而論，對一個近代以來始終處於國際政治的弱勢地位的國家來說，這樣的選擇並非不合情理。但是它在邏輯上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無法相信任何友誼，而是以徹底的叢林法則來看待國際社會。中國的官方辭令總是說我們「珍視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但是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了解，我們其實誰的友誼也不珍視。只要有必要，中國可以在任何時候把任何國家當做敵人，正如在中國心目中，任何國家也都會隨時把中國當做敵人一樣。 這心理當然其來有自，它是一百年屈辱歷史所釀成的一種古怪的自卑和自尊的混合體。中國從那段經歷中所得到的根深蒂固的印象是任何既定的國際秩序都是列強的遊戲。中國永遠不可能——也不應該——是這個秩序中普通而平等的一員。整個國際社會都是我們潛在的敵人，早晚有一天，中國會從它的壓迫中掙脫出來。1900 年慈禧對十一國的宣戰詔書，其荒謬之處，在很多人看來，僅僅在於它不合時宜。它的基本思想在中國人的民族心理中從未消失過。 基辛格已經可以算是西方世界最了解中國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他並未真正體認到這樣一個事實：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中美關係看起來似乎轉折了好幾個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普遍敵視是一以貫之的。從 1950 年全國開展「三視」（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帝國主義）教育至今，美國的負面形象在基層百姓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到了一種近乎神經質的程度。即使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後，這種負面形象也只是變得更為生動而已。基辛格在書中談論了宋曉軍的《中國不高興》和劉明福的《中國夢》這兩本書和它們背後的民族主義思潮，但他只把它們理解為代表了一部分知識精英的看法。他討論了 911 對中美關係在現實層面的促進作用，但他並未談到（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注意到或者是否能夠理解）911 事件發生後中國舉國狂歡的民眾情緒。歸根結底，基辛格恐怕不能想像一個政府怎麼可以做到一邊在外交場合同美國人觥籌交錯，大談建設一個和諧的國際社會，一邊利用自己控制的輿論工具在自己的人民中間盡一切可能促進對方的形象的妖魔化。雖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在這一點上，他終究還是個地地道道的西方人。 在全書的後記（這是我覺得格外有趣的一章）中，基辛格討論了德國在一戰前的崛起是如何導致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及為什麼很多人相信同樣的故事會發生在今日的中國身上），並且儘力解釋這一切不祥的預言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下為什麼有可能得以避免。在我看來，他的討論雖然相當深刻，但結論卻頗為孱弱。事實上，讀完這一章之後，我的悲觀程度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他正確地指出中美之間要想建立一個和平的未來，雙方必須對此都堅決而全力地向這一方向推動才有可能。問題是，至少從中國這一面看來，這種期待能夠成立么？ 他很可能看不到答案了，但是我們會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