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傅雷在1966
1966年9月3日凌晨，義無再辱的傅雷夫婦，對自己的生命做出了決絕選擇。
江蘇路284弄安定坊的跟前如今新造了條地鐵，從地鐵口上來，這座小小入口的花園裡弄就在手邊，一拐進去，5號的黑色鐵門就赫然在眼。總共是5幢18單元的聯列式洋房，5號稍顯不同，不僅裝了大鐵門，還有一塊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的石牌貼在門邊，寥寥幾字，任你心照不宣。
出入鐵門的人對門口逡巡的人都目光警覺，很快地把門一鎖。聽說，很多知情者想來參謁，有爬牆進來拍照的，居民很反感，反映道「這都是私人的房子啊」，確實，這房子在文革時「大換血」，他們都是70年代搬入的，沒一個見過之前的男主人傅雷。
為了不讓這房子拋頭露面，極其講究私密性的老上海人跟政府討價還價，只能把「傅雷故居」的介紹牌貼在裡面，於是你需要有機會走進鐵門，湊上那座假三層、褐色粘卵石鋪面的德式別墅，才看見一塊失色的銅牌按在一根方柱挑空的門廊底下，因為門廊朝西洞開，檐下光照黯淡。
岐山居委會一個姓李的主任說，按傅雷的知名度，這房子該做成故居對外開放的，但這裡的居民很怕煩，傅家的後人更是沒見過一個，同個裡弄里錢學森的故居就已經「談好了」可參觀，但傅雷的房子有點特殊，「畢竟對他兩個兒子來說，這也是傷心地，人家也是有點忌諱的。」她這樣說，帶著點同情地揣測。江蘇路、愚園路這帶文風熾盛，解放後，這裡是弄堂、棚戶區和老洋房首尾相接、交雜分布，但在工人階級的「掩映」下，傅雷、施蟄存、顧聖嬰、杜重遠、錢學森等在此撐出另一番世界。50年來，這帶的勞動群眾對傅雷多少有點耳聞，並不因為他的翻譯，而是夫婦倆的自縊和傅聰的「叛逃」，這在文革時都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也是最極端的悲劇。
1966年9月3日
如今的5號住著四戶人家，1936年造的房子，一律朱漆木門，格局至今未動。房子L型站在小院西南角，方方正正、稜角分明，狹長的鋼窗冷落地開在山牆上，讓房子顯得像碉樓。傅雷一家曾住的底樓如今大門緊閉，其實朝南的陽台外有個100平的大花園，66年前是傅家整個租了這宅子，花園就是獨享的，所以抄家時花園裡被掘地三尺的英國月季都是傅家協同里弄里的文化人精心研究嫁接的。66年後，這花園隨宅子變集體所有。
二樓的王炳貞71年時住進來，如今89歲耳背地厲害，他記得當時四戶人家都屬三軍，這房子是軍產，跟我反覆嘀咕著當年是四人幫指示三軍複員缺住房，而這邊是「自殺的自殺，坐牢的坐牢」，房子空出來……因為底樓有150平，慢慢演變成三家，終日雞犬不寧，最後被一家獨佔，後來這家也另有住房，底樓被走馬燈般地出租出去，現在底樓開了個私人會所，「做了飯店吵得不行」。
50年暌違，回到1966年8月30日，傅家迎來最後的風聲鶴唳。下午，區房管局先來搜家，晚上7點多離開。11點多，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來了，領頭人是上音鋼琴系教師、後升上音副院長的李名強，他曾是傅聰的琴友，50年代時他還是傅家的座上賓，常去他家聽傅聰從波蘭寄回來的音樂會唱片。進門就呵道「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你混蛋」，傅雷回敬。抄家持續四天三夜，也讓義無再辱的傅雷走上絕路。多年後，李名強曾在香港告訴過媒體記者，紅衛兵把袖章給他戴上，「我能不去嗎？誰會願當反革命？」
9月2日中午抄家隊離開時，傅雷和朱梅馥三晚沒有合眼，花園被搗翻、地板被撬開，四周貼上大字報。即使陷入人生最後的絕境，夫婦倆以閉門隔絕的方式阻擋住來自外界的關切，8月30日深夜，好友周朝楨聽見他家一片嘈雜聲，屋裡燈火通明，去敲了門，朱梅馥站在門前與他對視片刻，默默把門關上。31號，朱梅馥之弟朱人秀致電傅家，被朱梅馥換做陌生人的聲音掛斷……
那天晚上，他們和保姆周菊娣照樣三人對角坐在書房裡，傅雷伏案寫東西，「兩個人還有商有量」，周菊娣事後這樣告訴過朱家的人。8點的時候，朱梅馥叫她早點休息去，「明天小菜少買點」。翌日早8點半，周菊娣一直沒有等到主人的卧室門開，按照傅雷刻板的作息，他們是七點就起床的。一直到九點半，她在敲門無人應後緊張地推門而入，眼前的慘狀轟然撞碎入傅家11年來的斯文印象，1985年，在報告文學作家葉永烈的回訪後，當年是自縊還是服毒的謎團漸漸明朗。
按照《傅雷之死》的考證，長寧區派出所的戶籍警左安民是第一個進入現場的人，「夫婦倆一左一右吊在鋼窗的橫檔上」，他進門時勁兒太大，傅雷頭上的繩子斷裂，整個人掉在了藤椅上。他們的繩索是那年代才有的藍格土布床單，撕成長條打個結，地上的棉花毯亦被後世稱道為臨死的優雅和尊嚴而流傳不休，這是為了不在深更半夜驚擾外人。屋內檯燈昏昏，暗示著發生在天亮前。
可以想像，兩人一個是穿著短褲汗衫、另一個穿著睡衣被車送走的，送他們最後一程的只是周菊娣的哭天搶地，這位45歲的浙江鎮海農婦和傅先生、傅太太情如至親，去誰家都沒有在他們家幹得那麼長。因為傅雷是有爭議的名人，當天車是開到上海市公安局法醫處進行屍檢，在他的頸下發現了馬蹄狀索溝，傅雷在圈子裡出了名的清高孤傲，死後的斯文體面便身不由己了，周菊娣念在他倆是光著腳上車的，翌日買了兩雙黑布軟底鞋給送去殯儀館。
左安民在《傅雷之死》里有段自述，「當時，我管的地段，文化界的人很多，五百多戶中有二百多戶被抄家。一開始，遇上抄家，我就趕去查看有沒有抄家證明，著名影星祝希娟也住在那地段。當一些中學的紅衛兵抄她家的時候，我趕去了，一問，他們沒有證明，我就不許他們抄。後來，抄家的越來越多，後來，抄家的越來越多，根本不跟派出所打招呼，社會上越來越亂，我也顧不上。」
「傅雷家，本來我以為不會有什麼單位來抄家的，因為他不屬於什麼單位。上海音樂學院跟他們家沒什麼關係。他們的紅衛兵來抄家，沒跟我打招呼。所以一直到傅雷夫婦死了，我才知道。」
傅家本可逃過一劫，傅雷在1958年被劃入右派後，徹底成了個無職無銜的自由派文字，靠人民文學出版社預支的翻譯稿費養活一家四口。音樂學院的造訪另有其因，那是因為傅雷寫給上音鋼琴系主任李翠珍的一封私人之信，後者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學，後因丈夫在香港曾幾度赴港團聚又不肯返滬，非常時期被劃入特務，上音的紅衛兵在抄家時發現傅雷一封信，信里勸說她返滬，於是一併有了特務之嫌。但以傅雷直如竹筒、口無遮攔的剛硬脾氣，也許因李翠珍被抄家是偶然，但趨於決絕是特殊時期的必然。
悲劇的誕生
「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傅雷留給朱人秀的遺書中說道。」在夫妻倆精心列就包裹的遺物清單里，這封寫給朱人秀的遺書格外悲切卻沉靜。因為兩人曾在夜深時去花園裡觀察月季生長習性，這座花園就被懷疑埋藏著「變天罪證」，變天罪證沒有挖到，卻找到新的反革命線索。
那是朱梅馥三姐朱純寄放在傅家閣樓的一隻箱子，裡面有一個印蔣介石頭像的圓鏡和一幅宋美齡的舊畫報，「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朱梅馥的親侄女、朱人烈之女朱佛容向我回憶起那兩件把柄至今難以心緒難平，她告訴我，那是朱純夫婦在解放前曾在安慶某銀行任職，一直想調來上海工作，便曾在傅家寄存過物品，不料正值上海解放，舊系統無法存續，兩人就一直沒能落腳上海。這個寄存的箱子，也讓朱純在親戚的怪責中抱恨終身。
在2013年重編版《傅雷家書》里，矚目處之一是一封1966年8也12日寄去英國的信「對於一個在舊社會中生活逾四十年，滿腦子『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反動思潮』的人來說，他(毛澤東)的『自我改造』自然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我們正在竭盡所能、出盡全力去滿足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加諸身上的種種要求。」這是他寫給在英國的傅聰的最後一封信，曾因逸散而沒有在舊版中出現。但這封信透漏著他最後的心路。
上海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王樹華告訴了我段插曲，傅聰曾經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這封信，「我敦促他一定要找出來，因為它折射傅雷已經有自殺的想法」。最後憶起信是給了一位香港記者，對方卻也找不到了，如今面世的只是英文報紙上擇段刊出的半封信，由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金聖華轉譯。
「想像我們的孫兒（傅聰之子傅凌霄）在你們的客廳及廚房裡望著我們的照片，從而認識了遠方的爺爺奶奶，這情景，又是多麼叫人感動!儘管如此，對於能否有一天親眼看見他、擁抱他，把他摟在懷裡，我一點不抱希望。媽媽相信有這種可能，我可不信。」傅雷晚年也是多疾纏身，白內障、腎下垂、還間而伴有三叉神經痛，58歲的身體猶如風燭抵抗蕭蕭暗夜，他在信末已寫，每次只能看五分鐘書，「報上的長文都是媽媽念給我聽的，這封信是我口述由她打出來的。」
決絕的種子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就在他心中醞釀，傅雷常怒髮衝冠、橫眉豎目的，從不避諱自己近似儒家殺身成仁的念頭。1958年4月30日，他被「補劃右派」，那時他任上海市作協的書記處書記，也是他生平最後一份「正職」，兼任《文匯報》社外編委。那天深夜他回到家後，燈下曾對朱梅馥對坐而嘆:「如果不是因為阿敏（傅雷二子）還太小，今天我就…..」
現年81歲的朱佛容向我回憶起這個姑父，不無對他的悲劇性性格有所喟嘆，「他這個人剛正不阿，嫉惡如仇，不怎麼懂在現實的人情世故上迴轉，劃右的時候就說要自盡了，我聽我媽媽說，我姑姑說不許你自殺，我還有兩個小孩呢。」在她印象里，姑父的脾氣性格絕對不好伺候，「我姑姑因為他吃了不少苦。」
1966年8月23日，他又說了同樣的話，周菊娣曾經在當年事後的公安筆錄里提過，那天里弄突擊讀報回來後，兩人就開始整理字畫古董，第二天晚上傅雷就在書房講：「音樂學院可能要來砸，要砸讓他們砸，最多大不了兩條命」。朱梅馥高中同學張原我的女兒艾方惠曾經敘述過這樣的細節，那是在當年8月27日，她和母親最後一次造訪傅家，把寄放傅家的首飾拿了回來，傅雷很坦蕩，說這次無論如何不願再受辱，「他要帶著梅馥一起走，我母親力勸，老傅，如果要走，你能不能把梅馥留下？他說他不能讓她一人活著受苦。」
無恆產的弄堂人家
在王炳貞老人家二樓的陽台上俯瞰花園，一片綠蔭如蓋，已很難想像當初滿園月季的景象，最初的竹籬笆圍欄也不復蹤影，用高牆代替。底樓的會所擺了幾件遮陽傘、桌椅在外面，一股適憩的安寧氣沁人心田，曾經作為傅家的花園也曾高朋滿座，比如，住在愚園路1028號的施蟄存只要折過一街角就來到了他家。
這是傅雷在上海最後一個家，從1949年起住了17年。雖然夫婦倆都是上海南匯周浦人，卻像多數漂泊滬上的文人家庭，一生無恆產。這房子本是上海的翻譯家宋淇的，後者的身份曾是港中大翻譯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張愛玲後期作品的重要出版人，在解放後移居香港。傅家租下房子的時候，宋母還住在二樓，一樓就做了傅家的客廳、書房和主卧，傅雷是埋頭書齋的喜靜之人，兩個兒子就住在頂上的閣樓。
傅家在那條弄堂里算不上殷實，甚至是拮据的。按照遺書上的說法，房租是55塊，據周菊娣透漏，每月的伙食費在48塊，還有大筆開銷用在傅聰的鋼琴學費上。但根據當時上海的社會環境，傅家雖非大富大貴，也算過得小康----60年代上海的雙職工家庭月入在百元左右，也有丈夫一人養活一大家的情形，如果工資過百，女方也可賦閑做家務。傅家就是這種情況，傅雷靠非固定的大筆稿費維持家用，朱梅馥雖由教會女中畢業，但15歲訂婚後就中止學業，一生操持家務。這個看似並無特殊的家庭，在波瀾不驚的集體主義大環境下挑出一個極其不尋常的精神世界。
縱使傅雷因譯著豐碩而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繞不開的翻譯大家，但縱覽他的履歷，卻從未有過顯赫的職業身份。數個任職，都潦草短暫：1931年，剛從巴黎大學藝術理論專業學成歸國，他在上海美專教授過兩年美術史和法文；1935年作為「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成員去洛陽調研龍門石窟，這個機構是國民政府行政院所屬專事文物管理的職能部門，他很快便因賬目報銷問題與內務部會計起紛爭，之後「憤然辭職」；四年後遷往昆明，任國立藝專教務主任，兩個月後與介紹人騰固發生口角而辭職，理由是為劉海粟的專業地位問題評價不一，翌年就回了上海。
解放後，他的官方身份復又起色，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協會理事、55年到57年曾任市政協委員，直至58年劃入右派時，他是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從此斷送官職。無論是為哪朝做事，他都沒有善終，歸根到底跟不事權貴的性格有關。他曾在1937年寫給史學家羅香林的一封信上有過一番自省，「實緣弟秉性憨直，不慣作吏」。
施蟄存在一篇《紀念傅雷》的文章里寫到他1939年在昆明拂袖而去的情形，「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後來知道他的別號就叫『怒庵』，也就不以為奇。從此，和他談話時，不能不提高警惕。「回上海後的傅雷成為自由人、特約翻譯，一家住在今重慶南路的巴黎新村4號，「知道他息影孤島，專心翻譯羅曼羅蘭」，《紀念傅雷》一文道。
在孤島上海，他蟄居巴黎新村，靠變賣南匯祖宅之地維持一家開銷。1948年大陸易幟的當口，這位無黨無派的邊緣知識分子又開始糾結矛盾，「宋淇知道他的脾氣不受官家待見，勸他去昆明躲一躲」，朱佛容告訴我，當時，宋淇幫他出主意以開辦進出口行為由遷居昆明。朱人秀曾對葉永烈回憶，他不懂黨的政策，以為蘇區打土豪分田地，自己也會因南匯的地主家世受牽連，於是變賣剩餘土地、典當老宅，來到昆明，差點到了香港又決定「死也要死在自己國土上」，又動身回滬，搬入宋淇在安定坊的房子。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樓適夷的一段描述里，可見50年代初傅家的狀況。「全國解放後，傅雷譯書最早由平明出版社出版。1952年，我從抗美援朝部隊由中共中央宣傳部調回北京，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即親赴上海，與傅雷訂約，其譯書全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並作為特約譯者，預先經常支付優厚稿費，以保證他的生活。他沒有工資。直到『文革』中他逝世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支付他的稿費，是他唯一生活來源。」
怒與剛
1961年，傅雷摘帽，施蟄存摺過街角去看他。「他還在譯書，而我已不幹這一行了，那幾年，我在熱衷於碑版文物，到他那裡去，就談字畫古董。他給我看許多黃賓虹的畫，極其讚賞，而我卻又有不同意見。我以為黃賓虹晚年的畫越來越像個「墨豬」了。這句話又使他「怒」起來，他批評我不懂中國畫里的水墨筆法。」
在施蟄存幽默的筆調中，並不隱晦於他乾柴烈火般的脾氣，「1966年八月下旬，我已經在里弄里被『示眾』過了。想到傅雷，不知他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我就踱了回家。大約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們兩夫婦已撒手西歸，這是怒庵的最後一『怒』。」
8月13日，當朱佛容在寓所向我談及傅雷之怒時，我方始理解為何朱梅馥在一封1961年的家書中這樣苦口婆心：「我對你爸爸性情脾氣的委曲求全，逆來順受，都是有原則的，因為我太了解他，他一貫的秉性乖戾，嫉惡如仇，是有根源的。」知夫莫若妻，信里所謂的「秉性乖戾」，與朱佛容哭笑不得似的描述隔空暗合。
傅雷的「怒」是一以貫之的，對外對內都顯示著種絕對而鮮明的性格特徵，孔子說「吾未見剛者」，施蟄存嗅到他身上的一種主調「剛勁」。朱梅馥用「乖戾」形容他，不是沒有道理，他曾一度與劉海粟決裂，理由是為畫家老朋友張弦打抱不平，那時劉海粟對張弦在創作報酬上做扣壓，後者染痾死後劉海粟都不願為其賣畫籌款，傅雷悲憤之下把劉海粟罵個半死，公開交惡。
在家裡他象徵絕對的威嚴和父權，「我爸曾想把我寄養在他們家，那我不要嚇死的哦，傅雷那個臉不要太凶哦，其實他人蠻好的，就是上海人說『吃相太難看』（指態度不好）」。朱佛容說著就習慣性調回上海話，就像姑媽姑父在家也說上海話一樣，他們的國語說得都不好。
他喜歡安靜，卻不時在書房裡豎著耳朵聽傅聰的琴聲。住在巴黎新村的時候，朱家人去看望朱梅馥，總在客廳里絮叨家常，這時，坐在門口廊道邊琴房裡的傅聰開始淘氣亂彈，「聲音響得蓋過你說話」。不料傅雷從三樓書房衝下來，就是一頓打手心。楊絳在《憶傅雷》中也寫過類似的場面，兩個小孩鬼頭鬼腦地偷聽大人在客廳談話，「只聽得傅雷厲聲呵喝，夾雜著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著扯談。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
傅雷在家中一上火氣，有什麼扔什麼，花瓶、蚊香盤、鞋子，朱佛容都親眼見過或是聽大人描述過。在知識分子的斯文外殼下，其實這就是個典型的望子成龍的父親、為自己樹立權威的家長，雖然也喝過洋墨水，但身上有根深蒂固的江南鄉紳望族的儒家文化傳統，指引其不自覺地締造一種嚴正威儀的家風。
所以朱佛容記得，他家規矩太多，各種講究，中飯是11點半吃，晚飯是7點，吃點心也有時間，都是鐵律。有次她去傅家吃飯，他家是分餐制的，每種菜都在自己的盤子里夾好，飯桌上的格局是夫婦倆在長桌的兩頭對坐，兩個兒子靠著母親坐在一邊，朱佛容坐在表哥和表弟的對面。「他遠遠看見我這沒菜了，梅馥，給阿潔（南匯人在家中各取小名）添點菜。兩個兒子沒菜了是把盤子往媽媽這裡挪一挪，『媽媽，給我夾點菜』，我想我還是吃了快走吧，哪裡敢多要。」
60年代初在安定坊，剛生了小孩的朱佛容去姑姑家找她拉家常，無事從不打攪在書房的傅雷。「保姆菊娣走出來跟我說，潔小姐，傅先生叫你進去坐一會兒。他的面孔還是跟我小時候時一樣，『你怎麼那麼瘦，你不是認識很多醫生嗎，去驗個血不是就決絕了嗎』，他就是這種口氣，說著在我的通訊錄里寫上個醫生的電話，叫我去看。」但她記得，他對外婆，即自己的岳母是非常盡孝的，那時外婆住在傅家，他每頓葯都親自拿上跟前。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朱佛容與傅聰曾先後被送進毗鄰巴黎新村的西城小學，校長是朱人烈朋友的太太。傅聰沒讀一會兒就退學了，原因是他太調皮，經常被老師耳朵拎得哇哇直叫，傅雷對此有意見，「你教育不來我的兒子」，於是就索性將他接回家中請私教上課，很多朋友對這種管教法不以為然，施蟄存說「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沒有幾個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他自己就是棍棒之下出來的，所以在那種特定的文化環境下，他相信棍棒之下能出孝子。」傅雷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樹華這樣解釋。朱梅馥知道他的童年是「清教徒般的生活」，他1908年生於南匯縣漁潭鄉傅家宅，即在今日的南匯航頭鎮王樓村，傅家是當地的望族，上世紀80年代時尚有160多戶。傅雷祖上曾持田產千畝，後漸家道中落，至他父親傅鵬飛不圖守業濟家，飄然在外，被惡人陷害獄中。
他對清貧的看法就頗能說明他的精神底色，「清貧二字為何連在一起，清則貧，亦唯貧而後能清」。這點從他對美國的厭惡里的也可映鑒，1965年，他給在美國旅行的傅聰寫「換了我，恐怕比你更受不住二十世紀高度物質文明的生活，和極度貧乏的精神生活的對照，的確是個大悲劇」。更悲劇的是，他從精神上抗拒資本主義式物質生活，又在新中國的集體主義海洋上摸不到精神停靠的邊際，政治上天真樂觀得很。
「國內文化大革命鬧得轟轟烈烈，反黨集團事諒你在英有所聞，我們家也為之驚心動魄，萬萬想不到建國十七年，還有殘餘資產階級混進黨內的分子敢如此狂妄向党進攻。」這是1966年6月3日的家書，那時他已坦言「工作的苦悶比你厲害得多」，那年的信中總透漏著來日無多的情緒。他自感童年的陰影在心中紮根，「年紀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像枚宇宙粒子漂浮於塵世。
2013年，傅雷骨灰正式入葬上海福壽園海港陵園，墓志銘上刻的是他在家書中的原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王樹華覺得，這句話恰好地概括了他孤獨和不群的一生。「我們覺得孤獨是這個世界難得的品質，傅雷的精神價值就在這裡。」他說。2011年，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後，王樹華髮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每次他把在北京的傅敏請來南匯開研討會，會有意識地把傅家在南匯的遠親近鄰介紹給他，「他都不認識的，他說從來不知道我們家有那麼多親戚」。朱佛容曾經告訴過我，傅家極少有親戚走動往來，「感覺他（傅雷）沒什麼親戚，所以想想蠻悲慘的。」她指1966年的變故。
說起傅雷骨灰的安葬，王樹華也費盡周折，「要反過來去找他們的」，他指傅聰和傅敏。傅雷的骨灰曾因他是「自絕於人民」而流落民間，又差點被銷毀，1979年平反後一直寄放在龍華烈士陵園，家中一直沒人再提入葬之事。但王樹華在南匯籌辦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又兼著南匯博物館的事，一直想把骨灰的事落實。「我跟傅聰、傅敏說，他不僅僅是你們的爸爸，他現在是公眾的傅雷，但傅敏跟我說這不是我爸爸的風格，你們就撒大海吧。」
朱佛容覺得，表哥和表弟在性格上繼承了些傅雷的淡泊和不食人間煙火，當時，福壽園的領導通過南匯的同鄉也來找過她好幾次，希望把傅雷請進福壽園，她去做兩兄弟的工作，「你知道傅敏怎麼說，他說我爸爸這個人脾氣很怪的，葬在旁邊的人他不喜歡會合不來的。」目前的傅雷墓中並沒有朱梅馥的骨灰盒，只是在1979年追悼會時，傅聰捻取了點母親的骨灰放入父親的骨灰盒，後來母親的骨灰盒在烈士陵園裡遺失了，那也是一段人為的疏忽。
本來，寄放費都是朱佛容一手操辦，1999年她去美國定居了一段，關照兩兄弟不要忘記續繳費，後來他們果然忘記了，朱梅馥的骨灰被當作無主並處理掉了。「這件事把我氣得半死，傅敏反而過來安慰我。我只能托王樹華，跟他說你一定要幫我找回來。」在她眼裡，姑姑是一個世俗維度上前所未有菩薩心腸的人，她懂得在丈夫面前維護他的威嚴，也在孩子面前竭盡慈母的慰勸，如果沒有她，父子三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得以長久的維繫，也不會有《傅雷家書》。
朱佛容是從上海交通大學船建學院退下的力學系副教師，朱家的命運曾也一度受到「傅聰叛逃」和傅雷事件的影響，導致在事業上各有插曲。五十年後，她說到這對夫婦還是禁不住失聲了，「我娘娘（姑姑）很和氣，繼爹脾氣不好，但他們都是好人」。1966年9月3日之後沒兩天，她知道了這個消息，在悲痛與驚栗中慌亂地自顧著，她記得她與親哥哥把家裡的《約翰克里斯多夫》精裝本封皮面費勁地扯下來，特地走到人民廣場找了個垃圾桶扔掉。「路上我和哥哥哭得不行，兩個人互問怎麼會這樣，我哥哥有點神經質了，我還得把他控制住，不要被人發現。」
70年代後期，家中同樣被批鬥的朱佛容搬到了烏魯木齊北路上一座電梯式的德式公寓，從安定坊沿著愚園路走一公里路就到了那裡，愚園路是條知名的幽靜小馬路，8月盛夏更是梧桐斑駁灑滿一路、和兩邊洋房的牆頭坡頂。我從安定坊走到朱佛容的家，在五十年不變其貌的馬路上曾想，如果她的姑姑和姑父挺過了那個年代，也許真的會在一個朗朗乾坤般的午後，走過愚園路去她家，像最普通的家庭那樣閑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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