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為什麼要殺商鞅?
公元前339年即秦惠文王元年主導秦國改革變法的商鞅因謀反罪被政府軍擊殺，屍體被車裂。作為一個改革者、政治家，商鞅對秦國的強大，可謂功不可沒。商鞅先後於孝公6年(公元前356年)和孝公12年(公元前350年)在秦國主持進行了兩次大的變法改革。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方面，與其他各國變法相比，商鞅在秦國實施的變法最為全面、最為徹底也最為成功。商鞅變法的效果也極其明顯——《戰國策》稱讚商鞅變法的效果：「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諸侯畏懼」。用今天的話來說，商鞅變法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於提高了綜合國力。商鞅變法使一個落後的弱小的秦國，變為一個強國。為秦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政治、經濟、軍事基礎。那麼秦惠文王為什麼要對秦國做出如此卓絕貢獻的商鞅痛下殺手呢？過去傳統的說法是秦惠文王還是太子的時候曾和商鞅發生過衝突，所以繼位後打擊報復。既如此我們不妨看看秦惠文王和商鞅究竟因何事結怨：
據史料記載：秦惠文王嬴駟還是太子的時候商鞅已在秦國大力推行變法，當商鞅作出遷都咸陽改行縣制的決策時碰上了一個燙手的山芋——原來當時的咸陽並不是秦國君主直轄的土地，而是秦國世家大族的封地，而且這塊封地的主人正是太子嬴駟的舅舅。可商鞅為了順利貫徹自己的變法措施不僅毫不猶豫地收走了這塊封地，順便把這塊封地方原主人（也就是太子嬴駟的舅舅）處死了。這下秦國的世家大族坐不住了——連太子的舅舅都敢殺，他們的封地乃至身家性命還能保得住？於是這些老世族們聯合起來唆使太子違犯商鞅頒布的新法。商鞅將此事如實告知秦孝公，孝公的答覆是「秦國可以沒有太子，但寡人不可沒有秦國」，雖然有了孝公如此明確的答覆，商鞅也不敢貿然對太子施予刑罰，於是他想到了一個變通的辦法——割掉太子的老師公子虔的鼻子，又在太子另一個老師公孫賈的臉上刺字，以此表明自己鐵腕護法絕不姑息養奸的決心。
按說商鞅殺了太子的舅舅，又對太子的兩個老師施予大刑，太子嬴駟對其恨之入骨也是正常之事。然而嬴駟偏偏不是一個常人——他雖然殺了商鞅，卻保留了商君之法，而且在位期間頗有作為。如此一位大有為之君如果說是為了報復一己私仇而下此殺手未免小看了他。那麼秦惠文王之所以殺商鞅是否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呢？
司馬遷寫《史記》時一般都會在每一章節的結尾以太史公曰進行總結，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司馬遷對商鞅的總結是「天資刻薄少恩」。依司馬遷的意思：商鞅死於性格。意思是他為人刻薄少恩，不講人情，沒有朋友，沒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負惡名，只有死路一條。在我看來：這話一語中的，但失之片面——商鞅之死的確和他本人的性格有相當大程度上的關聯，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命運實際上已經與時代、社會、國家和各方利益相連，性格有時候只是造成他結局的一個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改革變法觸動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的利益。司馬遷也說：「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這點其實司馬遷自己也提到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
變法之前舊貴族的爵位和俸祿是世襲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但商鞅獎勵軍功的新法規定，凡是沒有建立軍功的舊貴族，都要從宗室貴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許無功受祿。相反，有軍功的平民也可以按軍功封爵受賞，成為新貴族。過去，貴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殺大權。商鞅廢除分封制，將貴族封地改設為由國君統一領導的郡、縣，大大削弱了宗室貴族的權力。商鞅變法的一個核心內容是集權，削弱原來宗室貴族的權力，強化王權。這種集權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卻得罪了秦國宗室貴族集團，損害了一大批宗室貴族的利益。
事實上隨著改革變法的不斷深入，商鞅與宗室貴族集團已經成為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只是這個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時還不至於不可調和，由於秦孝公始終信任商鞅，只要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雙方還暫時表現為勢均力敵。然而秦孝公一死去，這個矛盾就必然發展轉化為不可調和。由於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間發生傾斜。商鞅曾經不看當年太子而今國君的面，對太子師傅用刑，這只是一個潛在原因，並不是主要原因，但這個潛在原因的確加重了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的決心。
自古以來功高震主都是人臣大忌，尤其是新君繼位之初和先君時代的輔政大臣之間幾乎必然會產生矛盾，秦惠文王和商鞅並不是唯一的案例類似之事在日後的歷史中不斷重演——秦始皇和呂不韋、劉禪和諸葛亮、唐高宗和長孫無忌、萬曆帝和張居正、康熙帝和鰲拜等等，除了劉禪和諸葛亮之外其他新君和權臣都已撕破臉告終，劉禪是因為除了諸葛亮無人再能輔佐朝政才裝出面和心不合，實際上他寵幸宦官黃皓就有培植自己勢力以削弱諸葛亮之權的意圖。如果我們站在秦惠文王的立場上考慮：滿朝文武只知有商君，而不知道自己這個一國之君的威嚴，他會怎麼做呢？
此時的商鞅已成為君權與貴族利益衝突的焦點。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權得到加強，貴族遭到削弱，貴族們不敢對君權發出不滿，但要把這種不滿發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為貴族的眾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所以新國君秦惠文王剛剛即位，公子虔等人就誣告商鞅謀反。是殺死商鞅？還是繼續得罪宗室貴族集團？這是一個單項必選題。對於新國君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遠比得罪貴族更為明智。商鞅對新秦君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變法已經全面實施，改革已經走上了正軌，效果也十分明顯。況且商鞅是先君任用的老臣，新王殺他沒有感情障礙，也不會有什麼內疚感，而宗室貴族集團既勢力強大又還有充分的利用價值。此時對秦惠文王來說：殺死商鞅、解決君權與宗室貴族集團間的利益衝突是最好的選擇。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別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國，嚴刑峻法，殺人無數，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個志在圖強的國王支持下進行，必然觸動、犧牲貴族集團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而任何一個國君都不會長生不老，一旦倒台和駕崩，那些原來被犧牲了利益的集團佔了上風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會人頭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會被從墳墓中掘出，鞭屍示眾。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對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說：「在列國變法都是要死人的！」然而他又說「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請自嗣同始」。譚嗣同為變法圖強不惜殺身成仁的精神值得每一個中華兒女敬佩，但他所說的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是單純指的他們所推動的近代變法圖強運動而言，實際上回溯整個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為變法而流血者絕不只有戊戌六君子，商鞅就是第一個因變法而死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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