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光中∣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社會科學院」誕生在哪裡？

無論從時間上、規模上以及辦學的目的乃至於中國社會的影響方面，稷下學宮都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學術文化中心。稷下學宮從設立的時間上來看，與柏拉圖學園相差不到20年。雖然古巴比倫、古埃及乃至古代的印度、中國也有不同形式的神學院或是「官學」，但這些大學或者是與現實社會不能產生良好的互動，或者是研習的「學問」過於單一而不具有自由開放的特性。稷下學宮在辦學性質上既不像西周時期的純官學，也不像孔子創辦的純私學，而是介於官學與私學之間的「國立」學術研究機構，相當於今日的「社會科學院」。

稷下學宮的設立，是戰國時代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史發生髮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直至2000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再度審視稷下學宮這一重大文化事件時，仍然會驚嘆不已。

這就如同一個人從少年成長為青年的過程中，接受了某種系統性的教育，其性格、思想的形成以至於今後的人生命運均與這一時期的教育與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

「稷」是齊都臨淄一處城門名，「稷下」即齊都臨淄城稷門附近，齊國君主在此設立學宮，學宮因處稷下而稱為「稷下學宮」。戰國時代，儒、道、墨等諸子百家具有體系性的思想正在形成之中，而稷下學宮一百餘年的存在恰恰加速了這一歷史進程，中華文明從此由自發、孤立、分散式的文化創作走向自覺、普遍、集中式的文化創造。這一脫胎換骨的變革過程彷彿是將中國文化從手工作坊的生產模式帶入到機械化的工廠化大生產的時代。從此，中國政治與知識實現聯姻，官僚階層與士階層融為一體。

在很大程度上說，稷下學宮正是中華文明早熟的催化劑，它代表著中國戰國時代的知識分子群體的智慧性文化創造，並且將知識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演化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強大勢能。

今天的我們如何認識稷下學宮及其產生的巨大作用？

讓我們走進戰國初年的齊國。

田氏代齊，是春秋末期大夫專政奪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據史料記載，田和取代姜氏而為諸侯，僅二年而卒，其子田午繼位，是為桓公（前374年—前357年在位）。桓公深知人才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於是效仿春秋時期姜齊之桓公的「嘖室之議」，為招攬人才而設立稷下學宮（學術界對於稷下學宮是否由桓公設立存有爭議）。東漢徐幹《中論·亡國》篇中說：「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自孟軻之徒皆游於齊。」至桓公之子齊威王在位時，稷下學宮有了進一步發展。史載齊威王初即位時，喜好聲色，飲酒作樂，常常通宵達旦而不理朝政。「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淳于髠以大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為隱喻勸諫齊威王，終於激發起他的雄心壯志。鄒忌彈琴論政，使齊威王由彈琴的道理悟出了治國的方法，齊威王賞識鄒忌的才能而授予相印。在鄒忌的輔佐下，齊威王開始了改革。首先是整頓吏治。威王將政績不好而善於鑽營的阿大夫以及接受其賄賂的大臣一併烹殺，而厚賞政績顯著的即墨大夫。其次是廣開言路，懸賞納諫。第三是以賢人為寶，唯才是舉。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齊宣王在位期間，藉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為稷下學者提供優厚的物質與政治待遇，「開第康莊之衢」，修起「高門大屋」，政治上授以「上大夫」之號，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勉其著書立說，展開學術爭鳴，鼓勵他們參政、議政，吸納他們有關治國的建議和看法。因此，吸引了天下眾多賢士彙集於稷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說：「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這即是說，繼齊威王時稷下學興起之後，齊宣王時再度興盛起來，從而達到鼎盛。直至齊襄王（前283年—265年在位）時，稷下學宮猶存。《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敘述荀子「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正值「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此中所謂「列大夫」、「祭酒」等，都是稷下學宮中的職位或尊稱。前265年，齊襄王卒，其子建即位。齊王建年幼，權力由其母執掌。這個時期齊國政治黑暗，所養賓客多被秦國收買，不再效忠齊國。君王后等人對於稷下先生的忠言直諫，要麼不以為然，要麼大動肝火。荀子可能就是因為進諫齊相「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荀子·強國》）而致使「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國最終為強秦所滅，稷下學宮也隨之衰亡。

稷下學宮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為什麼首先會出現在齊國呢？

稷下學宮的設立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文化現象，而是建立在深厚的齊文化土壤之上。齊文化具有開放包容的特點。齊文化從其淵源來看，融合了東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多元複合體。齊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注重吸收歷史文化遺產，並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進行理論創新。在以開放包容的胸襟吸收他國文化的同時，也將齊文化傳播到其他國家。

東夷文化產生於以今山東為中心的東部地區。從距今8300年前的後李文化起，歷經北辛文化（距今約7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500年）、龍山文化（距今約4500年）、岳石文化（距今約3900年），都是東夷人所創造出來的不同階段的文化。據《竹書紀年》和《後漢書》東夷傳記載，夷有九種。「九」實際上是「數量很多」的意思。也就是說，東夷族不是一個完整的、統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個部落組成的龐大部族和部落聯盟。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風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東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龍、蛇、鳳、鳥、太陽為圖騰，以鳥類圖騰居多。 在東夷族的歷史上，最為著名的部落首領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到了少昊氏時代，設官分職已經精細化，這也說明東夷部族初具早期國家的形態了。齊文化正是在東夷文化的基礎上孕育、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姜太公受封之後仍尊重東夷人原有的生活習俗——「因其俗，簡其禮」，很好地保留了舊有的文化傳統，促進了齊文化的繁榮。

姜炎文化是姜炎族創造的文化，其主要發祥地位於關中平原西部的渭水流域。其部落首領炎帝，又稱神農氏，是一位很有影響的傳說人物。姜炎族是一個崇拜火與太陽，初以羊後以牛為圖騰的古老部族。在上古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其足跡遍布中華大地。根據郭沫若的研究，炎帝後裔有四個重要的分支：一是烈山氏，二是共工氏，三是四岳，四是有邰氏。在炎帝的後裔中，四岳被認為是最有頭緒的一支。四岳源於伯夷，其後代在先秦時期歷歷可考者，有申、呂、許、齊。齊就是從呂分化出來的一支。對此，《史記·齊太公世家》中說：「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

殷商文化。商族起源於東方，原為東夷族的一支，直接證明這一點的是其圖騰標誌。《詩·商頌·玄鳥》中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中也有相關傳說的記載。玄鳥氏是少昊部落的24個鳥氏族之一，可知殷商源於東夷族無疑。殷商西進入主中原以後，與中原華夏人民創造了一道創造了以青銅文化為主要特徵的文化，即商文化。殷商文化是一支開發很早、發展程度很高的文化。齊地在殷商之時，或為商之屬國，或為商之勢力範圍，因而，商文化對齊地土著文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周文化。周部族本來是殷商統治下的一個方國，是從一個古老的部族發展而來的。這個部族傳說是帝嚳的後裔，姬姓，屬於黃帝系統。周族逐漸強大後，最終滅亡了商朝。周朝分封諸侯，「以潘屏周」。姜太公呂尚因輔周滅商有功，受封建立齊國。齊為周之封國，齊國和周王室及周之宗國有累世聯姻的關係。周文化在齊文化形成過程中起到了巨大而明顯的影響。

齊文化中有一種尊賢尚功的傳統。姜太公受封時，只得到了齊地的封土和齊地的百姓，隨同他一起來到齊國的大概只有高、國二卿。姜太公沒有遵從周朝的宗法傳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宗法制的局限性，廣泛吸收有才能的人，特別是團結齊地的人才共同治國。「尊賢尚功」由姜太公首倡，齊國國君代代遵從執行。齊桓公任用射殺自己未成的管仲為相，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實用一系列的改革，使齊國成為春秋第一霸主。一百餘年後，被齊景公任用為相的晏嬰，注重將禮的作用與治理國家的舉措聯繫在一起，使齊國在思想文化上有了新的發展。

稷下學宮的設立適應了文明價值體系重建的需要。春秋末年，出現「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和「陪臣執國命」的亂象，周朝禮樂文明的基本精神趨於崩潰，而新的價值體系尚未建立。在春秋戰國亂象紛呈的時代，人們生存於困惑不安之中苦苦思索著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及其蘊含的變化邏輯，而這正是稷下學宮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之所以出現的歷史根源。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中寫道：「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此後，家臣執掌國政，大夫世代保持政位，六卿獨攬晉國大權，無論征伐還是會盟，威勢都在諸侯之上。到田常殺掉齊簡公而自任齊相，諸侯卻無動於衷不予討伐，這標誌著海內已經圍繞怎樣保持本國的軍事實力來爭鬥了。韓、趙、魏三國最後終於瓜分了晉國，田和也吞滅姜齊而據為己有，六國並立的局面由此開始了。（這些國家）首要之務在於壯大軍事力量，兼并對方，因而權謀詐術得到普遍應用，合縱連橫的學說也相繼興起。各種謊言騙局蜂湧而出，誓詞盟約毫無誠意，即使互派人質，剖符為憑，也不能相互約束。

稷下學宮的設立滿足了「田齊」統治者為尋找其政權存在合法性內在根據的需要。齊國在諸侯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齊桓公姜小白曾成為公認的霸主，盛極一時。到春秋後期，霸政局面近於尾聲，而且，姜氏之國大權旁落，漸為卿大夫田氏所控。齊國的田氏原是陳國公子完的後裔。公子完在齊桓公時，因避陳之內爭，奔齊國，姓田氏，任齊「工正」，即掌百工之官。昏庸的齊景公執政時期，田桓子之子田乞，即田僖子，採取了一些爭取民心的有效措施。他用「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於是「齊之民歸之如流水」，田氏以厚施於民的方式，得到了齊民的支持，然後又開始以計謀翦滅齊國的大族。前490年，齊景公死，田氏乘機發動武裝政變，打敗了國氏、高氏，立景公的另一個兒子公子陽生為國君（齊悼公），田乞為相，掌握齊國政權。田乞死後，其子田常（田成子）繼續為相。田成子仍然採用田僖子所制定的政策，用大斗出、小斗進的辦法大力爭取民眾。田氏行德於民，取得了極好的效果。齊悼公即位四年之後被弒，其子壬即位，是為齊簡公。齊簡公對陳乞懷著極大的戒心，依靠監止執政，疏遠田氏。前481年，田常又發動武裝政變，把幾家強大的貴族如鮑氏、晏氏等全部消滅，並殺死了齊簡公，另立簡公之弟驁為國君（齊平公），政權完全控制在田氏手中。齊平公不敢有任何反抗，在位25年而卒。其子積立，是為齊宣公。田常的兒子田襄子、孫子田莊子相繼為齊宣公相。齊宣公在位51 年而卒。齊宣公死後，其子貸立，是為齊康公。到田常的曾孫田和時，於前391年廢掉齊康公，自立為國君，完成了田氏代姜氏之齊的過程。田氏乃自立為齊君，仍定國號為齊，史稱田太公和，前386年，齊太公與魏文侯會於濁澤（今河南臨潁縣西北）。這時，韓、趙、魏三家已經分晉，並得到周天子的承認。太公和乃求魏文侯向周天子說情，請承認田和為諸侯國君，周天子許之。從此，田和正式成為諸侯國君。田氏貴族代替了姜姓貴族的統治，完成了田氏代齊的大業。齊國的江山從此改姓。 戰國時代的齊國往往被稱為「田齊」。田齊統治者之所以創建稷下學宮，除了受魏文侯尊賢禮士、廣開言路以及受到子夏建立西河之學的影響之外，更是為了鞏固田氏政權統治的需要。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田常（田成子）殺齊簡公後，害怕諸侯們群起而攻之，於是「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趙、魏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從中可以看出，田齊統治者害怕在歷史上落下篡弒的惡名，他們總不忘為「田氏代齊」的合理性製造輿論，尋找理論根據。

稷下學宮的設立，滿足了田齊統治者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戰略需要。前319年，齊宣王即位。當時齊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壯大。《戰國策·齊策》載蘇秦說齊宣王說：

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踏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

這段話的意思是，齊國領地方圓兩千里，戰士有數十萬，糧食堆積如山。軍隊戰車精良，士兵訓練有素，調動迅速，快如飛箭，作戰威猛勢如雷電，分散變動疾如風雨。即使發生戰事，敵人也從未越過泰山，渡過清河，到達渤海。齊都臨淄有七萬戶，依我推算，根據最低標準估計，每戶至少有三個男子，三七就二十一萬人，不必調遣遠地的兵力，就憑臨淄的士卒就已經有二十一萬了。臨淄的百姓十分富裕殷實，人們無不會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賽狗、下棋、踢球。臨淄的街道上車水馬龍，行人摩肩接踵，連起衣襟可成帷幔，接起衣袖可搭幕帳，揮灑汗水就成大雨，家庭殷實，百姓富足，人人志氣高揚。以大王的賢能與齊國的強大，堪稱天下無敵。

齊宣王在位期間，藉助強大的經濟軍事實力，一心想稱霸中原，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為此，他像其父輩那樣廣招天下賢士而尊寵之，大辦稷下學宮。稷下學宮在齊宣王時期達到鼎盛，既是齊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產物，也是當權者重賢用士、思想開放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本文引用的史料部分參考了《齊文化與中華文明》，邱文山著，齊魯書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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