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倫理觀（下）

06-30

4、「禮」的內涵。《禮記·冠義》認為，禮是區別人與動物的標誌（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儀也）。《左傳·隱公十五年》認為，禮是治國安邦的根本（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荀子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荀子·禮論》）人生下來都會有慾望，有慾望就要去追求，如果追求不到，就會發生爭鬥，一發生爭鬥，社會就混亂了。所以先王們為了避免社會的混亂，就不得不制定禮儀，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級。然後根據每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和對社會的需要來分配給他一定的物質，這樣就使欲和物之間的這種需求和供給達到一種平衡。

北宋大學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說得明白，「何謂禮？紀綱是也」，司馬光認為，禮就是分清人們等級關係的政治制度。「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這是分清和維護等級關係，也就是維護政治和社會秩序的一套政治制度。這個秩序就是「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司馬光解釋說，這樣，上層統治下層，一級制一級，就如同人的大腦支配自己的手足一樣，「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其實，禮還有禮儀、禮貌和禮節這樣的含義。即「禮儀之規」。中國是文明古國，重德行、貴禮儀。「禮」最初是原始社會祭神祈福的一種習俗和儀式。當時還沒有明確把「禮」作為一種道德規範、道德準則和道德理念來倡導。但隨著歷史的發展，禮的外延擴大了。周公將禮從巫術獨立出來，成為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支柱。用文明取代野蠻，以禮製取代暴力，以共和消弭紛爭。這是周公解決政治問題和建立社會秩序的基本特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的內容有了創造性的變化，開始將「禮」作為道德準則加以提倡和規範。禮是對人性合理的制約。民眾原本就有中正的本性，這是治國的根本。通過禮的方式，把民眾人性中動物屬性轉變為理性，這是治國平天下最大的道。

中國的倫理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禮儀文化」。禮在倫理制度和倫理秩序的層面，是「禮制」和「禮教」；從待人接物的形式上說，是「禮節」、「禮儀」；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係，便是「禮讓」。孔子認為，禮的根本是仁。禮涵蓋了中華民族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禮貌、禮讓、禮節、禮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文明的象徵。

中國自古就十分重視禮的作用。春秋齊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曾提出「禮儀廉恥，國之四維」的治國理念，他把「禮」放在道德規範之首，表明「禮」已經由原來的一種習俗和儀式，逐步演變為一種道德教化和道德理念。著名學者錢穆先生認為，在春秋時代，禮已經成為以道德為核心的國家典制。「（禮）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中國周代制訂典制，強調一定要符合禮的原則。「禮」在中華傳統文化和美德中有著重要位置。

過去我們一講到禮，就將其理解為封建秩序。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大陸曾掀起的一場「批林批孔」運動，認為孔子所提倡的「禮」是想恢復沒落奴隸制的「周禮」。其實這種批判，除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出於政治目的之外，就純學術觀點來看，是對孔子主張的嚴重曲解，明顯屬於望文生義。不錯，孔子提出過克己復禮。他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如果哪一天大家都克制自己的私慾，來恢復過去良好的社會秩序，那麼天下就充滿了仁愛。而根本不是當時解釋的：一旦實現了克己復禮，天下就都歸順你的統治了。由於徹底否定了禮，結果使中國大陸連起碼的社會秩序也沒有了。

5、「智」的內涵。「智」，是指辨是非、明善惡和知己識人的能力，即「智謀之力」。「智」作為中華傳統美德的基本要素之一，很早就出現在文字記載里。它首先是指明辨大是大非的能力。光有技能，卻不能明辨善惡，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者。

孔子曾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什麼叫「知（智）者不惑」？我們無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能讓內心更加寬闊和堅強。當我們明白了如何取捨，那麼煩惱也就沒有了，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知者不惑」。大家熟悉的《論語》名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是說人的知識再豐富，總有不懂的問題。知道的就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的，只有持這樣實事求是的態度，才能學到更多的知識，才是智慧聰明，才是真正的智者。孔子、孟子在繼承和發展唐堯、禹舜、商湯等關於認識自我、認識社會、認識是非、認識善惡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豐富了「智」的具體思想內容，提升了「智」作為一種道德要求在道德規範中的地位，使之成為新的道德概念和價值取向。

在德性與智能的價值取向方面，儒家傾向於德性價值高於知識和智能的價值，「智」應當從屬於「仁」，服務於「仁」。一個人如果沒有良好的品德，那麼他的學識和能力即使再好，再強，也不可能對社會對他人有益。倘若一個人品德惡劣，那麼他的知識越多，手段越高，害人越深；權勢越大，地位越高，對社會的破壞越大。時至今日，儒家的德性價值高於知識和智能的價值的說法，仍然具有現實意義。比如，人們在發明運用科學技術時，必須考慮其可能帶來的人倫道德後果；在運用智謀時，絕不能不講道德不擇手段。

6、「信」的內涵。「信」，是指誠實守信、堅定可靠、相互信賴這樣的品行，即「誠信之品」。「信」不是簡單的誠實，信用才是「信」最基本的內涵。它不僅要求人們在自己的行為上要誠實和守信，同時也反映出人們對某一個事物、某一種理念認識上的堅定可靠，反映出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相互信賴的關係。孔子說「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一個人不講誠信在社會上是無法立足的，是要被淘汰的。他還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為規範弟子言行的基本要求，把誠信看作做人立世的基點。歷代賢人聖哲關於「信」的強調不絕於書，《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載說：「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意思是說統治者有「信」是立國的根本，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礎。老子說：「言，善信」。意思是：說話要恪守信用。「信」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歷來被人們所肯定、所推廣。誠信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整體形象和民眾的價值取向。由於種種原因，中國人在誠信問題上存在著比較大的缺憾。這個問題，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里做專門的論述。

從五大要素的關係看，它們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大廈的根基。從基本內涵來看，「仁」主要是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互相尊重和互相愛護的情感，是世間萬物共生、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一種道德規範；「義」是超越自我、正視現實、仗義公道的做人態度；「禮」是建立人際關係、社會秩序的一種標準和規則；「智」是人認識自己、了解社會、解決矛盾、處理問題的眼光和能力；「信」是人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相互信賴的關係。

7、「五常」至今仍有積極的價值。在資產階級革命興起時，「仁、義、禮、智、信」仍然得到資產階級革命家的繼承和發展。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指出：「必須人人尚道德，明公理」，要踐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常規道德規範和「智、仁、勇」三大德。同時，孫中山還提出要推行「忠於國家、忠於人民」的新的道德理念，認為人無道德便不能革命，人人不具備好人格便不能夠造就一個好國家。因此，他認為革命黨人要具備「不求做大官，只求做大事」的優良品格，足見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對推進社會變革的重要意義。

在韓國，中國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至今仍是社會共同遵循的道德。

應該說，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倫理，中國的家庭或社會注重人的義務，而不是權利。這一點，與西方國家注重實踐自我有本質的不同。無論他是誰，無論他是什麼職務，都重視盡義務，盡自己的責任。如「父慈子孝」，父親的責任或義務是慈，兒子的責任或義務是孝。還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親朋相善等等。

有學者曾提出：如果要對「五常」進行改造的話，新五常八德（道德規範）應該是：忠、信、慈、孝、廉、禮、勤、儉、勇。即；對國家的忠誠、誠實守信、深切的同情、愛敬父母、亦可稱為廉恥、禮節、勤勞、節儉、勇毅。這是中國多年來形成的倫理觀。倡導了這樣一種倫理觀念，有利於改善人際關係，有利於改善社會風氣，有利於造就優良品格，有利於培養民族精神，有利於推動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