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德國人被中國文壇瘋狂罵過，但你們一點都不了解他

1827年1月31日，在與愛克曼的對談中，德國人歌德最早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我相信，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對此表示歡迎，並且都邁出令人高興的步子。在這裡德國可以而且應該大有作為，它將在這偉大的聚會中扮演美好的角色。」當時，德國公國林立，300餘個公國間壁壘重重，更鮮有對外交流。

時隔近兩個世紀之後的今天，德國漢學已逾百年，德國也在百年間發展成為歐洲漢學的重鎮，一代代漢學家們沿襲歌德的傳統，不斷為中國文學、文化提供新鮮的觀察視角，同時豐富著自身語言文化和世界文學的維度。

在這場「偉大的聚會」中，德國的確扮演了「美好的角色」。而德國漢學家顧彬，正是其中不可忽略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之一。

沃爾夫岡·庫賓（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顧彬，著名漢學家、翻譯家、作家。波恩大學漢學系終身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德國翻譯家協會及德國作家協會成員。以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和中國思想史為主要研究領域。主要作品和譯著有《中國詩歌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魯迅選集》等。

研究古代典籍，譯介中國詩歌，組織編寫中國文學史，用中文向中國讀者介紹歐洲文學，現年72歲的顧彬不曾有一刻停止思考：語言究竟是什麼？什麼樣的中文才是好的中文？判斷文學作品的標準是什麼？理解和誤解的本質是什麼？兩者的分野何在？

在半個世紀的研究和反思過程中，他逐漸理清了語言的本質屬性和其間蘊含的時間意義：語言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它並非思想的工具或載體，而是思想本身，它不止於今天，還記錄了昨天、透露著未來，語言需要記憶，僅僅言說今天的語言是缺少張力和索然無味的。

中文亦然。它並非一個靜態的結果，而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過程；它與歷史記憶相連，滌盪在蒼茫的時間之流；也曾見證時代的起伏跌宕，一路行至眼下日新月異的互聯網時代；它跨越地區與國家，偶爾駐足於另外一種文化或民族，在現實世界的建造之外開闢一片思想疆土。

今日，明天，它會如何？又將向何處去呢？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張暢

顧彬今年72歲了，他的諸多同輩學者皆已仙逝，他卻每天騎自行車在京城的馬路與衚衕間穿行，每周到綠茵場上踢足球，周末背上背包，一個人到京郊爬山。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一幢磚紅色的教學樓里，滿頭銀髮的顧彬把日子過得極為緩慢。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每個學期開一到兩門課，其餘的時間都用來「工作和思考」；偶爾用漢語寫詩，和同事學者、詩人朋友交談，聊的大多和中國文學、文化有關；養一盆學生送來的蝴蝶蘭，成瓶喝白酒；傍晚就站在辦公室窗前，遠眺夕陽下鑲了一層金邊的西山剪影，「它早上跟我打個招呼，晚上請我看日落」。說話也緩。然而在寧靜的校園之外，顧彬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的發聲屢屢攪動文壇和學界，曾引發一眾學者和作家的「討伐」和「抨擊」。2006年12月11日《重慶晨報》的《德國漢學教授稱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一文，經由媒體有失偏頗的報道和網路傳播，將顧彬推至輿論批評之巔。之後諸如「中國譯者的問題在於母語不夠好」、「中國作家膽子小」、「中國當代作家根本不知道人是什麼」等言論，讓顧彬以類似「鬧劇」的方式闖入大眾視野。而在國內學界和文壇的紛雜之聲背後，那個終生致力於漢學研究的漢學家顧彬；組織編寫十卷本《中國文學史》的文學批評家顧彬；翻譯過百餘部中國的詩歌、散文、小說，並譯介到德國的翻譯家顧彬；出版過數部詩集、熱衷於詩歌創作和評鑒的詩人顧彬，諸多身份與努力大都不為人所知，甚或被無視。大約是被誤解太多，如今顧彬會在講話時突然停下來，一字一頓強調：「可能，我說的是可能。」「這個還需要研究。」反覆確認，「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為找到更確切的詞句，他雙目緊閉，低頭陷入沉思，眉頭間的皺紋蹙疊起來，流露出憂愁痛苦的神色。只有在談及詩人杜甫時，他才大笑起來，抓起桌上的白酒，灌了幾口：「奇怪吧？四十年之後，我終於明白了他的眼淚。」

顧彬夫婦（中）與到場學者和文化名人在北外圖書館外合影留念。

從神學轉向漢學

「我想去尋找真正的屋頂」

1945年12月17日，在德國北部威悉河支流阿勒爾河畔的小城策勒，沃爾夫岡·庫賓（Wolfgang Kubin）出生。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三個月。戰爭在顧彬家附近的森林中遺落下大量炸彈、槍支、子彈、軍用炮，兒時的顧彬就在這些武器中間奔跑、玩耍。上世紀50年代，德國流行一句口號：孩子應該跟克虜伯（Krupp，為德國軍隊製造大炮、裝甲車、坦克、潛艇和各種輕武器的工廠）的鋼鐵一樣硬。在這種教育之下成長的顧彬，一直學不會流眼淚。近幾年，周圍的朋友一個接一個去世，他會難過，可仍沒有眼淚。他也因此一度不喜歡杜甫，因為「男人應該和李白一樣，是不能哭的」。顧彬的父親參加過二戰，負責在飛機上拍攝地面照片。在小說《半場愛》中，顧彬寫下他童年的一段經歷：在家中的閣樓里，他發現了一個主人不明的日記本，其中記錄了主人去往中國的故事。這是顧彬與中國的初次相識。二戰前後，「德國集體罪責」的思潮開始在英美兩國悄然興起。為推動德國民眾反思屠殺猶太人的罪行，美國軍方推出「反親善政策」，其內核是「集體罪責」的觀念：全體德國人都須為納粹罪行承擔責任。「美國人給我們帶來的再教育給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德國的歷史變成我們個人的歷史，雖然我生於戰後，他們還是說是我們殺的猶太人，我們有責任，到現在還是這樣。」顧彬因而深知所謂「時代精神」的「可怕」，但回顧自己的治學之路，仍發現自己「還是受到時代精神的影響」，比如上世紀中葉風靡歐洲的法蘭克福學派。1966年，從德國高級文科中學畢業後，顧彬進入明斯特大學主修基督教神學。那一年，在遙遠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為了解這場「革命」，顧彬「第一次有規律性地看報紙」，在神學院讀到的每份報紙都讓他「變得更憂心」。他也漸漸發現，在神學裡不僅「找不到『人』」，而且「不能像它許諾的那樣解答生命的問題」。一天，顧彬無意間讀到龐德翻譯的李白的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後兩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讓他怔怔出神，陷入哲學性的思考：「船不見了，它還在嗎？我們看不見的，還在嗎？孟浩然走了以後，我們以為他還在，又如何證明呢？」

《中國往事》

作者：顧彬

版本：中譯出版社 2017年4月

這本散文選集收錄了顧彬有關中國的敘述：既有對自己漢學之路的回顧，也有對被其視為第二故鄉的北京城的感慨，以及對詩與酒的鐘愛。

不甘受時代精神的裹挾，卻又難以抗拒時代精神的影響，顧彬於是一頭扎進書本：「我們從書本里來，相信的是古書，而不是什麼所謂的時代精神。直到今天，我也不相信。」從那一刻起，他每日穿梭於明斯特普林齊帕爾廣場，穿過一個箱包店，爬上陡峭的窄木梯，去漢學繫上課，跟隨德國漢學家司徒漢學習古代漢語。漢學和僅存於古書里的渺遠國度，為顧彬彷徨的青年時代掘開一道出口，陽光和風進來了。在明斯特，顧彬讀到《孟子·告子》中的一段：「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當時，這部古代典籍因「封建反動」在中國受到批判。而在顧彬看來，孟子關於牛山的一問在語言上無疑是美的。這個無從解答的困惑讓他「變得沉默」。1968年夏，顧彬離開明斯特，前往維也納學習中文，一年後轉入波鴻魯爾大學主攻漢學，師從德國漢學家霍福民（Alfred Hoffmann）。古典漢學的訓練使得他腦海里的中國逐漸成型——「一個古老、永恆、遙遠的中國」。課堂上描述的北方之都——頤和園、頤和園的撥弦古鋼琴、曲線的屋檐，使他決意前往中國，「尋找真正的屋頂，樹葉叢生的曲線屋頂」，那是他一生「嚮往的一種典範」。

中國往事

「一個人沉湎於大家不想知道的過去」

1974年，利用德國學術交流中心提供的機會，顧彬終於來到中國，在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學習現代漢語。深秋，他來到老師霍福民口中的頤和園，繞著昆明湖走過鳳凰墩，經由綉漪橋，去到西堤的柳橋和鏡橋看鳥。那時的頤和園安靜寂寞，遠沒有今天熙攘的遊客。顧彬坐在河岸邊，喝著三毛錢一瓶的五星啤酒，「看日落，留在那裡，享受黑暗」，第一次感覺「找到了自己」。「七八十年代的北京是自行車的天堂。汽車不多，路好走。人很慢，山很慢，太陽很慢。什麼都慢。不光慢，也不太亮，因為電不夠用。1975年，七點鐘之後的北京是黑色的。」顧彬最後一次在昆明湖看完日落，踩著腳踏車回去，他確信自己「不會再來了」：「西山的最後一縷光，講的是另一種語言——一種徒勞的語言：我走，你來，我們沒有時間了。」三十餘年後，已從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退休的顧彬，來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任全球史研究院特聘教授。雖然西山就在他的窗外靜卧，當年它向他講述的語言卻成了真。「那時我們對北京的低矮平房、周邊的稻田地、清皇陵都很熟。以前過馬路時，我們總是抬頭看天，俯首看地，憑此認路，輕車熟路。」他搖著頭：「一切都變了樣。」鱗次櫛比的高樓拔地而起，香山玉泉峰和香爐峰之間修起了高速公路，頤和園入口桃樹林下建好了寬闊的馬路，圓明園的寺廟被粉刷一新，老衚衕和四合院所剩寥寥。

《野蠻人來臨》

作者：顧彬版本：北京出版社 2017年9月

從漢學與中國、語言的可能、懷疑與行動三個部分，分析漢學的發展，評述語言、翻譯等若干話題。

「現在的北京太快了。有中國朋友對我說，你們歐洲太古老了，太慢了。他們說得對，但我們是故意慢下來。慢自有它的好處。我一直覺得進步很可疑，因為它很多時候都意味著毀滅，它是財富的一堵前牆，但很少能帶來它所承諾的大幸福。」顧彬稱自己是「懷舊者」，喜歡「一個人沉湎於大家不想知道的過去」。上個學期，顧彬在北外開了一門「幸福的哲學」課，從哲學的角度研究人自身。「德國哲學研究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生活的藝術（art of life）——人是什麼？我們要什麼？怎麼過好的日子？」開課當天，只來了一個學生。「現在男孩子娶媳婦一定要有房子有車，無聊死了。中國發展太快了，對人不好，你們60歲之後人就很老了，每天遛狗、聊天，生活完了。從德國哲學來看，中國人失去、丟掉了他們自己，好像根本不考慮自己。」顧彬回憶起八十年代，那時的他是「一個穿著不適宜的中國人，而不是一個衣不得體的德國人」，「曾是孔子的反對者，卻很喜歡坐在文廟古老的雪松下，任由孩子們抱著他的腿嬉戲。」「每個時代都有其相應的映像。」他解釋道。他的心，「更多停留在寺廟內部那些未被觸及的東西」。　　

理解即誤解

「完全理解另外的人或文化，

是乏味和危險的」

不管顧彬在多少場合解釋，他並沒有說過「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這樣的話，反覆重申他指的是用「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的作品，2006年的「垃圾風波」還是會被反覆提及、質疑、批評。顧彬對此的解釋是：「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經常沒有被理解成我原來的意思：這個批評同時也是一種對中國當代語言的批評。因為不少中國人認為語言只是一種用來表達內容的工具。但是語言不能像紙包裹麵包一樣包裹內容，語言本身就是內容。」其實在那場風波發生之前，顧彬就在《幻想與幻滅之間》一文中提到過自己「夢想的幻滅」：年輕時想像中國人一樣學好中文，像中國學人一樣了解中國文化，但「年齡卻是不饒人的，年老之後，很多可能性便不再有了」，他最終發現這是「不可能」的，還加上一句，「這樣最好」。正因為這份略帶失意的不可能，才為跨語際、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多視野和可能，才促使更多人研究、尋求不同文化對話的空間。十年前，顧彬想通了這一點。但他仍需時刻面對那些想不通的人，比如說「外國人有什麼資格談論中國」的人、動輒以「歐洲中心主義」否定他觀點的人。「我當然沒辦法離開我的歷史、教育背景和我的母語等。不過，我經常從王國維或宗白華來看中國文學……為什麼中國人要求我們歐洲人應該從中國來看中國，但自己老從本雅明或從福柯的觀點了解他們的文化呢？難道不是中國人自己才搞他們需要的一種歐洲中心主義嗎？」顧彬的研究興趣涵蓋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各領域。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出版了他的專著《中國文人的自然觀》，學者龐朴評價其「發前人之未發」。受魯迅影響，他轉向現當代文學研究，主持翻譯出版了德文版六卷本的《魯迅文集》。為在德國推廣中國文學，從1989年起，顧彬主編了介紹中國人文科學的《袖珍漢學》和介紹亞洲文化的雜誌《東方向》兩種學術雜誌。90年代後期，他頻繁到中國交流訪學，先後在數所高校用中英文講授中國和歐洲文化。

顧彬主持翻譯出版的德文版六卷本《魯迅文集》。

2008年，就在風波發生後的兩年，顧彬歷時五年半組織編寫的十卷本《中國文學史》問世，其中《中國古典詩歌藝術史》《中國古代散文史》《中國古典戲曲史》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由他親自撰寫。由於當時德語世界尚未有一套完整的中國文學史，這套書一經出版即受到關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顧彬將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置於世界文學的語境之中考察，將三種視角結合起來：站在宗教末世論的角度，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解為一種世俗化的救贖承諾；將作家個體與國家、民族問題聯繫起來；把中國作家放在知識分子的層面分析。他注意到大陸學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過渡主義理論，「無法同意那種將從傳統到現代看作是連續性過渡的流行觀點，而想把這種變化闡釋為一種深刻的斷裂」。2009年6月，在顧彬的推動和主持下，德國波恩大學召開「德國漢學百年」研討會。1909年，德國漢堡殖民學院創辦東亞語言與歷史研究所，福蘭閣（Otto Franke）任教授並擔任所長，成為德國第一位漢學教授。百年來，德國成為歐洲漢學研究的重鎮。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作者：顧彬

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9月

本書側重從思想史角度勾勒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演變史，涉及中國現代性發生的許多重要問題。

在開幕式上，顧彬說：「我們這些漢學家在國內基本上處於邊緣地位，正是由於我們著作的中譯本，才使得我們在中國擁有了比在德國更多的讀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們的書在改變著中國。而這是我們在幾年前從來不敢想的事情。」

詩歌與翻譯

「語言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結果」

「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顧彬常把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這句話掛在嘴邊，他習慣將「家園」說成「房子」，這樣更「接地氣」。學過九年拉丁文、六年古希臘文、五年英文、兩年法文、一年日文、大半輩子中文，顧彬承認自己的德文受到這些語言的影響，「是中文，是語言，讓我找到我的路」。自2011年起，顧彬撰寫、翻譯十卷本的中國古代典籍，其中《論語》《老子》《孟子》《莊子》《大學》《中庸》《荀子》先後在德國出版。因其在學術翻譯上的成就，德意志語言和文學科學院於2013年將約翰·海因里希·沃斯獎授予他，這是德國最高榮譽的翻譯獎項。除古代典籍外，顧彬還投身於中國當代詩歌的譯介工作，將北島、楊煉、張棗、梁秉鈞（也斯）、翟永明等詩人的作品翻譯推薦到德國。

由顧彬翻譯的中國詩人的德文版詩集，由左至右：北島《太陽城札記》（1991）、張棗《春秋來信》（2004）、翟永明《咖啡館之歌》（2004）。

因對詩歌創作和譯介的熱情，顧彬和諸多中國詩人都建立了深厚友誼。有中國作家造訪德國，他會盡地主之誼，盛情款待，張羅「詩歌朗誦會」，請他們到家中喝酒談天，還讓詩人們借住他在柏林的住所。詩人顧城在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訪學柏林期間，就曾和妻子謝燁搬進顧彬的住宅。1993年10月8日，顧城在姐姐顧鄉的紐西蘭家中，用斧頭砍殺了謝燁，而後自殺。顧彬借《碎片——憶顧城、謝燁》一文，悼念兩位舊友：「在憂鬱者眼中，對絕對的渴望是與一種深層次的意識聯結在一起的，以至於一切都顯得枉然。」

顧彬遵守與詩人張棗的約定，於1999年將他的詩集《春秋來信》譯成德文出版。2010年3月8日，張棗因肺癌病逝於德國圖賓根大學醫院。顧彬在祭文《最後的歌吟已遠逝》中寫：「作為一位詩人，張棗是一個天才。然而，不幸的是，他並沒有充分發揮他的天資。他沉溺於飲酒和林地漫遊。我們因此結交，我們也因此分離。」

時至今日，顧彬依然堅持用中文寫作，雖然如今的中文已不再如過去那般優雅迷人：「電視的、街頭的、網路的語言，多半是單調而乏味的；陳舊的、過時的、老套的語言，也無從連接當下的現實。這些都不應是文學的語言。」但他選擇不再批判，就像他選擇重新愛上杜甫的詩一樣。「我們應該寬容一些。我過去的批評有點過分，因為我都是從魯迅的標準來看中國文學的。這可能是錯的。每個時代都有它自己的語言，我們喜歡或不喜歡，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本文整理自新京報書評周刊B01-03版。作者：張暢；編輯：張暢、宮照華、張進。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