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陣前騎斗之風：尚武文化促使大將單挑

唐末五代藩鎮混戰，猛將輩出，戰場上除講求統軍列陣的嚴整外，個人戰技與應變能力，亦足以構成當中的成敗關鍵。變革期內武人每喜以騎斗方式，作為兩軍混戰前的序幕，充分表現爭霸過程中的英雄主義，與歐洲中古時期騎士對斗的精神有著相似之處。唐宋之際，中國進人割據分裂局面，通過無數戰事完成統一，軍隊間的短賓相接，幾成為解決糾紛的共通方式。其間，作戰理論正不斷深化，與實戰經驗互相印證，促使戰爭文化邁向高峰。單騎決戰，常於兩軍屯駐、列陣對壘下臨時激活，反映兩軍權衡利害，以挑戰與應戰的形式，達至軍事勝負。學者研究唐宋戰爭，素來重視行軍與兵法的理論方面，較少從動態角度探析騎斗于軍事戰略中的意義，本文冀於此問題上略作補白，以作為變革期內軍事文化的一個側面考察。

一、唐代的軍陣理論與騎戰的勃興 唐代重視戰陣部署，代表著中國中古軍事至成熟的階段。春秋戰國，隨著鐵器廣泛使用於兵器戰具上，車戰的主力逐漸由騎兵和步兵取代，無論是左中右三軍或前後左右中五軍的布陣，馬隊均配置於前列及兩側位置，參雜步兵，負責急擊行動，並作為居中主帥和後勤軸重的必然掩護。隋唐行軍列陣的心得，繼承自漢魏南北朝，史稱唐代名將李靖創置的花軍陣，即從諸葛亮的八陣變化中加以改良而來，加速馬步軍之間的成熟配搭。六花陣法，就是以馬軍為作戰主體，將馬步兵種相夾於六個方陣之內，即右虞候軍、右前軍、右後軍、左虞候軍、左後軍、左前軍，連同置中的中軍，構成流動行軍時隨時可開列的七軍形態。在(李衛公問對》一書內，且提及李靖認同曹魏治騎兵的理論，主張作戰時應以「戰騎居前，陷騎居中，游騎居後」，至於「回軍轉陣，則游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的三個互為庇護的層次。而戰騎一陷騎一游騎的職分，使我國中古時期的馬軍日趨精銳，成功建立起前線作戰的階梯。

唐太宗以輕騎掃除群雄，顯示馬軍的機動應變能力，有效作為突襲奇兵的一股新力量。為應付突厥人侵，武則天於萬歲通天二年及聖歷二年，于山東、河南、河北等處成立武騎團，以加強國內馬軍實力。這些地方的馬兵團，加上各種城傍兵及步兵種類，最終演為藩鎮團結兵的基礎。就河朔三鎮的軍力而言，大曆十二年(777)的魏博七州和恆冀七州各擁兵五萬，而平盧十五州則有十萬之眾，與建中四年(783)幽州十二州的兵數相約，已經是較強的藩鎮。小型藩鎮如襄陽六州(777)、鳳翔一府一州(830)和澤潞五州(765)等，兵員約二至三萬人。藩鎮之間的戰爭，常止於聯合數州四五萬的兵力作定點招討，與唐前期動輒以十萬大軍於境外作戰，本質上呈現明顯的差別。藩鎮私兵有限，戰爭的動員規模與作戰方式也相對靈活，在中央行軍部署中常作先頭作戰的虞候角色，在藩鎮行軍體制中迅速冒升，擔任藩鎮禁衛軍的領導力量。例如唐末五代時期，後梁將領徐懷玉「雄豪自任，勇於戰陣」，以輕騎屢破敵軍，任左長劍都虞候;後唐將領梁漢顆「善騎射，勇于格戰」，伐蜀時為中軍馬步都虞候。王晉卿為周世宗北征的先鋒，「督戰有功，詔權控鶴都虞候，而韓重贊則「從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轉(鐵騎)都虞候"。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反映行軍作戰對地方軍制具有一定的啟迪作用。

藩鎮用兵，講求部隊的精良及行動的敏捷，馬軍的奔沖廝殺能力，尤為決勝的戰爭工具。山澤河野的不同割據局面，令敵我之間行軍部署時，強調隊伍的結陣方式。由於各藩鎮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戰事上取得壓倒性優勢，將領間傾向採取速戰速決的彈性策略。於是，一種在戰將之間流行的對決方式蔚然成風，成為衝鋒陷敵前的序幕戰。從兩方對壘列陣，然後作出邀戰與迎戰，再發展至彼此大軍合戰，將帥間固守著一套戰鬥步驟，將武人的戰鬥禮儀推向高峰。宋代《武經總要·百戰奇法》後集卷之第七門「挑戰」條謂:「凡與敵戰，營壘相遠，勢力相均，可輕騎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軍可破。若敵用此謀，我不可以全氣擊之，法日遠而挑戰，欲人之進也。此處說明由唐五代人宋的戰爭經驗，每當敵我實力均等，尚存相當作戰距離，一方會先遣輕騎作主動挑釁，從而測試敵軍虛實。值得注意的是，彼方雖深諳來者的試探動機，惟於不肯示弱下，依然願意派員應戰，由此容易觸發格鬥的局面。在一決勝負的共同心理下，勝者乘勝追擊，敗者喪師而逃，形勢立時成為強弱立判的轉折點。

戰將的對決行動流佈於整個中國中古時代，經歷魏晉南北朝的胡漢融合，至唐五代尤盛於產馬的華北地區，已非胡族軍人專利。《武經總要·後集》載:「隋竇榮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於此可見，一騎獨斗的傳統與胡漢武人之間早有共識，有助簡化本來複雜的軍事對峙，不失為斗將建立聲名的快捷方式。唐前期名將輩出，擁個人絕藝而揚威陣前者不在少數，例如尉遲敬德於陣中奪稍，薛仁貴以三箭鎮撫天山等，皆為陣將的單挑對決立下英雄典範。至唐代後期，騎將格鬥的手段更加多元化，或以弓矢作中距離的對射，或用槍矛棍棒為近距離的衝鋒，並備短刃隨時埋身搏鬥而藩帥坐陣觀斗，於計量戰爭成敗之餘，亦可藉此審視部下的勇藝才具，寓戰鬥於娛樂的尚武意味。

二、挑戰與響應:唐末五代軍人的陣前對決

唐末五代藩鎮據地稱雄，梁唐晉漢周的五代政權，基本上就是河南、山西及河北地區藩鎮混戰的結局。唐末以降，朱全忠建立的後梁，自始至終與沙陀部族的李克用父子周旋，時刻養兵蓄銳。後唐庄宗存渤、明宗嗣源以至晉漢間的石敬塘、劉知遠，無不繼承沙陀軍隊的好戰精神。而後周至宋初倚仗侍衛及殿前親軍，也孕育出周世宗柴榮和宋太祖等能征慣戰的統治者，完成先南後北的統一方略。因此，由唐至宋的整個轉折階段，肇始於武力割據分裂，也透過武力完成統合。

在頻繁的戰役當中，藩鎮帝王和將領的軍事主從默契至為重要，藩帥立於中軍大陣，對魔下諸將臨陣作戰的表現特別重視。《新五代史》卷22《張歸霸附弟歸厚傳》記載:「秦宗權攻注，歸霸戰數有功。張旺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並以其馬賜之。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架，能以少擊眾。張旺屯赤岡，歸厚與9獨戰陣前，旺憊而卻，諸將乘之，旺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兩軍對疊，以取得制高點一方佔優，所謂「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凡主帥必坐陣高丘，制置指揮，由左右偏將衝鋒陷陣。大本營鎮駐高丘，既易於觀戰定奪，眾將士能望之而團結，亦有統軍之利。秦宗權的部下張旺於赤岡挑戰，梁祖先遣善戰的張歸霸迎敵，是玉成二將決鬥。兩者互以弓矢擊射，受箭傷的歸霸居然能反勝克敵，因而深受梁祖獎賞。歸霸之弟歸厚亦善用弓架，與張睡處同一戰場交手，史稱兩者「獨戰陣前」，當與其兄接受陣前挑戰的形勢相若，結果亦不負全忠所望。歸厚為梁之出色斗將，在九里山與徐兵相遇，「叛將陳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因鎮目大罵，單馬直往，期於必取。其勇斗本色又見於淮州之役，史載:「郴王友裕攻邪，屯A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邪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邪兵才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邪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集步斗。太祖還軍中，遣張摘馳騎第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摘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異歸宣武。全忠攻哪，親率部隊與郴王友裕所部脫節，遭增援的邪兵圍困。後梁的廳子軍雖著於陷陣，惟敵眾我寡，歸厚只有棄傷馬而持架步斗，以掩護帝主脫險。所謂步斗乃相對於馬上格鬥而言，格鬥者「短兵接斗，兩兩相當，以力角力，，加上歸厚領軍直突敵陣達二十餘合，其中自是一番激斗。如歸厚的陣前斗將，實肩負合戰前的挑戰和接戰的多重任務，至混戰之間亦須身先士卒，隨時作殊死戰鬥。朱全忠魔下勇武親從眾多，如王彥章、寇彥卿、葛從周和張廷壽等，皆以陷陣見稱。 梁之斗將為表現曉勇一面，往往自動請纓出戰，與好鬥的李克用軍相遇，自是展開一番角逐。陳章和周德威的對斗，便是典型例子。《舊五代史》卷56《周德威傳》載:「初事武皇為帳中騎督，曉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汁將氏叔瓊率眾逼太原，有陳章者，以唬勇知名，眾謂之"夜叉"，言於叔瓊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崛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偽退，陳章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撇擊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在近距離的騎斗中，將領多以最熟練的武器應戰，陳章所持者為戰將常用的稍槍，德威所用的則屬於長柄鐵鎚。周德威在晉軍中以勇見稱，但陣前非旨在與陳章死斗，其以退為進的手法，結合了心理與技藝兩種戰術。德威微服雜卒，同時佯作走避，令急於求成的陳章見獵鬆懈，未及應付突如其來的變速反擊。

類似的對戰手法，同見於德威與燕將單廷硅的騎斗。《通鑒》卷268後梁太祖干化二年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硅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硅日:"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撇反擊廷硅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硅，燕曉將也，燕人失之，奪氣。」關於兩者獨斗時的技術操作，胡三省於該條注曰:「單廷硅之馬方疾馳，勢不得止。周德威側身避其鋒，馬差過前，則德威已在槍里，奮撇擊廷硅，廷硅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墜馬也。」又謂「格鬥之勢，刀不如棒」，似乎說明馬上持M，如能靈活使用，其橫掃力度與角度較單向的槍尖衝刺為大。前後兩仗，德威戰技如出一轍，可知斗將言勇之餘，須善觀敵者作戰心理。在梁唐的重大戰役中，周德威常作陣前挑戰，成功動搖敵軍士氣，令梁軍敗陣告終。例如天佑七年，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注、宋等兵七萬人擊趙，晉遣德威赴趙州救王銘。史載「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斗數十里，至於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汁、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德威遂乘梁軍東偏塵起，其西偏訛謂魏、滑軍已走，又磨其東偏訛謂梁軍亦走，促成梁陣潰敗。蓋斗將出擊在立陣以後，具經驗者往往能洞悉敵陣的漏洞所在，恃機狙擊。鬱南會戰，梁之東西軍陣容鼎盛，本非晉所遣三百先頭部隊可以濟事，德威虛言煽惑敵陣，是為工於心計。德威行軍進退持重，務必穩中求勝，每先挑引敵方驕兵出戰，再乘彼之鬆懈而急攻軍中兩端，繼而沿途截擊殲滅，幾成為其戰鬥的獨特風格。

後唐與敵交鋒，騎上獨斗的戰例特多，沙陀民族的曉勇喜戰是其中不能忽視的因素。斗將獨戰，本無固定回合，視乎相方戰意與實際勝負而定。對鬥武器亦無嚴格限制，但一方若先採騎射方式，即意味對手多以同類的方法還擊，造成互射的對斗局面。由於引弓騎射，須多次發矢始能擊中目標，故戰鬥者往往身披數創而仍處於酣戰狀態。後唐攻燕，李嗣源與元行欽的決戰便為一例。《通鑒》卷268後梁太祖干化三年三月《考異》引《周太祖實錄》載:「嗣源與行硅追攝至廣邊軍，行欽帥騎拒戰。行硅呼謂行欽日:"與公俱事劉家，我為劉家守城，爾則稱留後，誰之過也?今日之事，何勞士眾，與君抗衡以決勝負。"行欽曉猛，騎射絕眾，報曰"可!"行周馬足微撅，將路，嗣源躍馬救之，樹擊行欽幾墜。行欽正身引弓射嗣源，中稗貫鞍。嗣源拔矢，凡八戰，控弦七發，矢中行欽，猶抹血酣戰不解。是夜，行欽窮整f固守廣邊軍，晉兵圍之??翌日，行欽面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為假子。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嗣源與行欽凡八戰始決勝負，後因愛其才而養為假子，輾轉為庄宗所用。元行欽早年效力劉守光，與劉守文及契丹、吐谷暉軍作戰，表現尤為強悍。史載相方對陣，「守文單馬立於陳前，泣渭其眾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除元行欽之外，因與嗣源·庄宗交鋒而深受對方賞識的類似情況，也見於其它梁將身上。例如庄宗「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衰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苛上自鏤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眾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 唐末五代戰鬥文化興盛，以庄宗為例，熱愛親戰程度幾至於沉迷，惟出人重圍均愛以身犯險，無形中加重前鋒施救的負擔。《舊五代史》卷25《元行欽傳》載:「庄宗好戰，勇於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斗翼衛之。庄宗營於德勝也，與汁軍戰於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庄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為注軍數百騎攢稍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注軍乃解圍，翼庄宗還宮。庄宗因流涕言曰:"富貴與卿共之!"自武皇駕崩，庄宗李存顫即面對宗室李克寧叛亂及後梁攻襲，不得不以軍事強人的姿態展開親征。在對梁的潞州戰役里，庄宗及其精銳部隊即以精騎突襲，大破梁軍的圍城策略，助長存爵親戰的信心。此種戰法特殊，每以極迅速的時間與途徑直攻敵陣，達至以寡敵眾、防不勝防的效果。一旦彼方預知突襲而早設重兵駐紮，則相對勝算機會不大。除李紹榮須為此苦戰外，晉王左右的將佐均以行軍持重為理由極力反對，造成內部戰術部署的不協。《通鑒》卷270後梁均王貞明四年八月載:「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銘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日:"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陣，將士之戰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髻而還。他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日:"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堤下;王引十餘騎度堤，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傳》所載略同。綜觀上述記載，庄宗大舉攻梁，本有德威與鎮、定軍左右護翼，自己領軍居中，又以李存審負責沿路軸重，行軍列陣可謂四平八穩。但是，庄宗好率精銳挑戰，不意為梁伏兵圍困。李存審領兵在前，急於從外圍殺人營救，管下軸重由是驟失統序，反擾亂德威一軍作戰，釀成德威父子敗亡。由此可知，斗將之間的好戰與迎戰，應視現實環境，若一方於陣前勉強為之，容易為敵所乘，對全軍而言並非絕對有利。

值得注意的是，武人單騎對斗並不止於陣前的序幕戰f兩軍陷於混戰，一方主帥敗北而逃，勝者認為機不可失，速以獨騎追擊，亦可延續相方的較量。(通鑒》卷270後唐庄宗同光元年十月壬申條:「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鄲州，中夜，進軍瑜汝，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日:"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遂擒之。」從庄宗李存m、明宗李嗣源，下啟晉漢君主，皆為沙陀親從部隊的親信成員。石敬塘為左射軍使，劉知遠為橫衝兵馬使，出人戰陣無數。五代後期，統一戰事從華北戰場延展至淮南，主將仍習以騎斗為決勝關鍵，後周世宗摩下親軍將領趙匡1lL追戰皇甫暉又為另一實例。《東都事略》卷一《太祖本紀》:「(顯德)三年，世宗征淮，以太祖領親騎翼從，敗淮人於渦口。唐將皇:TR暉、姚鳳率眾十五萬塞清流關，太祖擊走之，暉退保滁州斷橋自守。太祖追至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以出，太祖擁馬項直人，左右馳突，大呼日:"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予劍擊暉，生獲之，並擒姚鳳，遂下滁州。」世宗親征南唐，唐將皇甫暉所率大軍為後周軍擊敗，自清流關退守滁州斷橋。皇甫暉自知須臨危一戰，遂邀敵戰於陣前，匡撒果然應約縱馬直擊，並呼籲左右無得干預兩人擊斗，展現出不以眾欺寡，公平對決的武人氣度。從皇甫暉「願成列以決勝負」，以及「整陣以出」的序次觀之，一騎戰雖謂偶發性，但亦具客觀的進行條件，常於雙方布陣以後，再由主將的獨斗意願責成。"

三、從騎斗至混戰的操作條件

唐宋間的陣前決鬥雖然盛行，但非每戰均能如期產生獨斗場面，個中天時與地利條件，至影響作戰的形式。例如在一方未戰而先處於逆勢下，縱然勉強對壘，亦務求持重為上。按唐代常見的布陣經驗，軍隊若在平原，固可順應行軍次序，諸如右虞候、右軍、前軍、中軍、後軍、左軍、左虞候等，開列為圓陣或方陣。若據半險之處，至少可縮為半圓的月陣。一旦「諸賊徒恃險固、阻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為豎陣」。

豎陣是搶山的較佳戰法，必須齊集弩手、弓手和戰鋒隊順次居前，兩側夾有駐隊，隨鼓、角及黃旗訊號作攻堅準備，因而減少主將獨戰的機會。例如梁晉胡柳之戰，梁軍先據土山，居高列陣，晉軍以兵鋒仰戰，故晉將帥只能選擇擁眾而上，一騎斗的場面也就不能凸顯。《新五代史》卷25《王建及傳》記載:「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蔑葦埋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庄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旦暮不可戰0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因白庄宗曰:"請登高望臣破敵!"即呼眾曰:"今日所失軸重皆在山西，益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戰場上兩師交鋒，首選各據山頭陣地，整列陣式後始行決定攻略。若兩軍山下會戰皆為平原，彼此可進可退，則較方便主將公平地一決勝負。李存箭協防趙州時曾謂:「平原淺草，可前可卻，真吾之勝地」，其意即在於此。如今建及率銀槍軍登奪梁軍山上陣營，在兵家而言至為逆勢，蓋容易為陣于山上者奔衝擊潰。晉以精銳的銀槍軍壓陣，一反傳統而決意攻克，逼使梁棄山轉陣，再次反映後唐軍隊的精戰。 梁自崛起以來，作戰方略全盤審慎，於新占土地上每能悉心經營，與晉軍精於攻取而弱於整固，剛好成一強烈對比。梁之將帥明知晉軍好戰，多采持重策略，刻意迴避，由此減少相方對決的可能性。《新五代史》卷25《劉那傳》:「是時，庄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郡營，尋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郡，使出戰。庄宗與諸將謀曰:"劉都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潛兵貝州。那果報末帝日:"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庄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那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卻，追至故元城，庄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部為圓陣以御晉人。兵再合，那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人於晉，降郡毫州團練使。」存爵及嗣源挑戰，都皆閉城避戰，誠如晉軍所言非怯於戰事，而是盡量保留實力，待晉師稍退時始行偷襲。庄宗遂佯作班師，遂出師魏城，結果被晉軍合師擊敗。劉那習六韜，深知晉軍作戰實力，態度上已偏向不正面交鋒，劉郡最終以圓陣抵抗庄宗及存審方陣攻勢，是為敗兵之後不得已的守戰而已。

五代晉漢周以降，侍衛與殿前親軍制度日益繁衍，中央對外戰爭規模不斷擴大，軍團與軍團的集體戰鬥亦較陣前獨斗的機會為多。由於雙方布列的陣、容相若，每以前後左右中五路軍師推進，各軍遂有相對的攻擊對象。例如晉末楊光遠的前軍與契丹的先頭部隊之戰，是「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契丹主的左右軍繼而攻晉陣之東偏，結果「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在一次決定性的戰事中，「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最後晉軍巧乘風勢縱火揚塵，成功橫截契丹的圍攻。又如周世宗親征高平，前鋒與北漢軍初戰，令北漢兵稍卻，於是，L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衰軍其西，眾頗嚴整」，而後周軍則由「白重進_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形成互以三軍對峙的局面。最後，北漢軍隊乘東北風轉南風之際，以張元徽的東軍擊後周右軍，使樊愛能、何徽部隊先潰，賴張永德召集善左射者充當左翼，趙匡撒引兵為補右翼的位置繼戰，世宗才得以轉危為安。理論上，兩軍嚴陣以待，仍必然發生挑釁與迎戰的先頭衝突，問題蓋出於樊愛能與何徽的避戰態度。史載「高平之役，兩軍既成列，賊騎來挑戰，愛能望風而退，何徽以徒兵陣於後，為奔騎所突，實時潰亂，二將南走。」此種現象，當反映參與大規模戰役的將領戰略趨於保守，不敢冒與敵對決的軍事風險。高平戰役，趙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璃「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殿前右番行首馬全又「自變數百騎進陷陣」，凡此皆為兩軍合戰之後軍團混戰形態，旨在反敗為勝，與將帥間陣前獨斗的本意已略有不同。

四、簡短結論 唐末五代，中國由中世轉向近世階段，武人戰爭成為結束此一時期的必然手段。在殘暴的戰場殺戮背後，仍須依賴一套理性的戰術操作原則，透過作戰者全盤精密的攻略部署，始達至最後的軍事勝利。從行軍列陣至陷敵混戰，傳統兵法加上武者作戰才具，將戰爭文化推向高點。本文所述的陣前騎斗，是兩軍合戰前常見的序幕戰，挑戰者與迎戰者的交鋒較量，決定著整體軍陣稍後的作戰部署，可謂攻勢策略中不能不觸及的重要課題。觀察各種實例，斗將雖以各種馬上技擊見稱，惟始終不能忽略實戰時的心理素質，以充分掌握形勢、知己知彼者佔優勢。唐宋之際，割據與統一戰爭反覆開展，陣前悍將不絕於史，成功塑造動蕩時期的尚武精神。從藩鎮、親軍將領而帝王的發跡階段，武人智勇兼具的形象至受時代推崇，並層累形成更為系統的兵學理論，不斷為後代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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