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朝鮮眼中的明清易代——漫談燕行與燕行錄

06-30

雖說中韓兩國是近鄰，歷史上也一直保持著頻繁的交流。然而對於韓國歷史和中韓交流史，一般民眾則並不是很熟悉，更不用論「燕行」和「燕行錄」這兩個歷史專有名詞。1392年高麗王朝將軍李成桂在朝鮮半島上建立起的崇奉程朱理學的朝鮮王朝（即通常所說的李氏朝鮮，亦稱李朝），幾乎伴隨了我國明清兩代，延綿了五百餘年。我國大多數民眾有關朝鮮王朝的認識，大概是來源於韓國古裝劇。這些古裝劇里偶爾會出現這樣的橋段，即朝鮮政府為了完成相關的政治外交任務常常會派遣使節去中國。比如時間設定在丙子胡亂後的韓劇《宮中殘酷史：花兒的戰爭》中就多次出現了朝鮮仁祖大王派遣使節前往中國的場景。這些被派往中國的使節即所謂的燕行使。燕，即北京舊稱。考慮到使節承擔的政治外交任務，所謂燕行，簡單說來就是去北京公幹。1636年爆發了朝鮮所謂的丙子胡亂後，李氏朝鮮的宗主國由明變成了清。從此之後，朝鮮自身對此使行和使節的稱呼也逐漸發生了變化，明代的時候，稱為「朝天」和「朝天使」，而到了清代，則改稱為「燕行」和「燕行使」。

▲航海朝天圖 (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這種稱呼上的變化直觀地展現出當時朝鮮對明清易代的看法和情感變化。在崇奉程朱理學講究華夷之辨的朝鮮看來，明才是正統中華文化的代表，朝鮮初期的名臣權近甚至寫下過「願言修職貢，萬世奉皇明」的詩句。朝天，「天」自然指的是以明為代表的天朝上國，其中暗含的崇敬之意毋庸贅言。而「燕行」，則不過是普通的陳述名詞，已不再含有類似於「朝天」的崇敬之意。這些使節往來中國，留下了不少相關記錄。這些或單獨結集，或散見於個人文集中的有關出使中國的記錄通常被稱為「燕行錄」。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的記錄都是以「燕行錄」命名，記錄者也時常會給自己的燕行錄單獨命名，比如最出名的燕行錄之一的朴趾源的《熱河日記》。另外如前文所說，明代的出使行為被稱為「朝天」，那麼相關的記錄自然也常被稱為「朝天錄」。雖然燕行在嚴格意義上指的是清代的朝鮮使節前往中國的行為，以「燕行」代指整個前近代時期的朝鮮派遣使節前去中國的事情，且以「燕行錄」命名整個朝鮮王朝時期使節及隨同人員的出使中國的個人記錄，實際並不太準確（因此也有學者建議以「使華錄」，「中國紀行」等名稱指代所有的朝天錄和燕行錄），但是考慮到學術用語的慣性還有現在整理出來的記錄總集多以燕行錄命名的情況，所以本文中仍採用燕行和燕行錄的名稱。從使行名稱上來說，從1637年到清朝入關的這一段時間內，朝鮮定期向清派出的使行有「冬至行」，「正朝（大年初一）行」，「聖節（皇帝生日）行」，「歲幣（供物）行」四種類型，根據實際情況，兼行（合併兩種及兩種以上類型的使行）的情況也經常出現。到了清朝入關之後，使行被併合為冬至使一行，這一類型的使行派遣行為一直延續到宗藩關係結束的清末。除此之外，根據使行目的的不同，也存在名為「奏請行」，「陳慰行」，「進香行」，「告訃行」等臨時使行。在使行路線上，明代存在海路﹑陸路和海陸兼用三種類型，而到了清代，則被統一為陸路。這一路線是從漢陽（今譯為首爾）出發，經由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連山關，遼東，瀋陽，廣寧，沙河，山海關，通州，最後到達北京。總行程約3100餘里，去程的所需時間大概為50-60天，回程約需50天上下。加上清政府把使臣在北京的滯留期限放寬到了最多60天，所以一趟行程下來，差不多需要半年左右的時間。因為使行具體目的的不同，在使行人員的構成上會存在一些差異。不過大體說來，使行團一般包括正使1名，副使1名，書狀官1名（這三者通常合稱三使），另外還有大通官3名，押物官24名，這30名人員統稱為正官。除此之外，還有各類隨行人員和僕役。這些人員合計在一起，構成的使團規模一般在200-300人上下。

▲燕行路線圖

朝鮮王朝在五百年間年復一年不間斷地往中國派譴使節，這些使節和隨行人員把自己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的很多內容都記錄在自己的燕行錄中。這其中有不少中國自己習以為常而沒有記錄下來的內容，也有很多是當時忌諱而中國人不敢記錄的內容，當然，最多的還是朝鮮人以自己角度打量中國的觀察日記。就像韓劇熱衷於絕症﹑失憶﹑車禍的老梗一樣，年年重複相同的路線往返於中國的朝鮮使節，他們寫下的燕行錄里的老梗其實也不少。拿朝鮮後期即相當於我國清朝時期的燕行錄來說，最明顯的特色就其崇明反清的基調。在朝鮮人看來，甚至還不如自己的胡人（從「丙子胡亂」這個詞就可以看出朝鮮對當時滿人的鄙視），即少數民族的滿洲入主中原，完全是華夷顛倒，天崩地裂的巨變，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迫於現實，朝鮮不得不奉清朝為宗主國，但是，這不過是政治外交層面無可奈何的臣服，在文化層面，朝鮮是絕對不承認清朝在中華文化上的正統性。他們認為，明亡之後，朝鮮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人。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朝鮮頗以「小中華」而沾沾自得。

▲燕行圖帖 (藏於韓國崇實大學基督教博物館)

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剃髮易服，在當時看來，中華文化最明顯的標誌就是衣冠。所以朝鮮使節出使清朝，最念念不忘的事情就是向當時清朝的漢人顯擺其「大明衣冠」。這種顯擺出現在很多燕行錄中，可以算是燕行錄里最著名的一種「老梗」。比如乾隆中期作為隨行人員出使清朝的洪大容在中國時就時常向與其交流的中國人打聽對其衣冠的看法。在和文人鄧汶軒交流時洪問「君見吾輩衣冠以為如何？」「鄧生曰：甚好。」。不過接下來提到剃頭時，鄧似乎就沒按洪預想的一樣接話了。「余曰：此中剃頭之法。亦好否？鄧生曰：自幼習以為常，頗覺其便。余曰：髮膚不敢毀。非聖訓乎？鄧生曰：威顏咫尺，休為此言。」之後洪在和文人周應文問答時則進一步炫耀其衣冠和朝鮮的尊明感情，「帽子世傳箕子遺制。無明徵。衣服專遵明朝舊制而間有未變俗者。書明朝。故低一字。以示尊之之意。」（以上皆摘自洪大容《湛軒燕記》）不可否認，當時朝鮮的衣冠保留了相當多明朝衣冠的元素，但就此一概而論「漢家衣冠已無存」或是「大明衣冠在朝鮮」，則有失偏頗，畢竟朝鮮是朝鮮，明朝是明朝。咸豐年間出使中國的朝鮮使節金直淵在其燕行錄《燕槎日錄》里這樣記載當時他所見到的清代漢女的服飾。「婦人服飾，則長衣大袖，尚傳中華古制。不宜視之胡服也。我國婦女，獨未變胡元之制，而眼慣耳熟，不知所以為恥。」在金看來，清代漢女服飾尚保留明朝的特色，反而是朝鮮的女裝承襲了元代的風格。另外，在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裡，朝鮮半島衣冠的國俗化進程一直在進行，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自我風格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當時朝鮮使節一再強調大明衣冠在朝鮮，既有維護朝鮮王朝政治文化上正統性的目的，也有朝鮮使節個人炫耀其文化上高於清人的需要。雖然崇明反清一直是當時朝鮮思想界的主流論調，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也漸漸出現了變化。朝鮮英祖時期領議政（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宰相）李光佐甚至說：「清人雖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朝鮮王朝實錄》「英祖十四年二月十四日條」）這種思想變化也從普通朝鮮民眾的行為中表現出來。咸豐年間出使清朝的徐慶淳在其燕行錄《夢經堂日史》里形象地記錄下當時朝鮮人「哈清」的模樣。「朝鮮人自年五六歲，稍有知覺，則求物產之奇巧者，必曰大國之物。語人物之杰特，必曰大國之人。至於文章書法山川宮室，皆稱大國。以不得一見為生平恨。」筆者以為，燕行錄中最有意思最有價值的部分當屬朝鮮文人和清朝文人的筆談。前近代時期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通用文言文，所以雖然各自說的話不一樣，但是利用筆談，可以方便地進行交流。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洪大容，他就是利用筆談和相當多的中國文人進行了交流。由於明代對朝鮮使節和中國人接觸的限制，少見明代的筆談。清代中期開始放寬此限制後，朝鮮使節和清代文人的接觸就變得非常普遍，留下了相當多的筆談，其內容也非常廣泛，不僅僅只是圍繞著兩國，甚至也提及到了日本。在此介紹《冬至使申在植會友錄筆談》中一則個人覺得比較有趣的記錄。

月汀（即清朝文人李璋煜）曰：貴國書有《吾妻鏡》（即日本記錄鎌倉幕府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又稱《東鑒》），有刻本否？是說經史耶？抑或小說筆記耶？余（即朝鮮使臣申在植）曰：聞是日本書，而吾東無此刻本，亦未及見之矣。甘泉（即清朝文人汪喜孫）曰：日本有《皇侃論語疏》，中國所無。貴邦有此書否？月汀曰：聞日本近甚好學，刊書頗多雲矣。余曰：日本隔海通信亦罕，不可詳知。而前年適有使介之往來，蓋聞其不甚高明矣。

申是作為1826年冬至行副使出使中國，根據這段記錄，在此之前《吾妻鏡》和《皇侃論語疏》這兩本日本書籍就已經被中國文人所知曉。《吾妻鏡》具體是何時傳入中國已不可考，但可考翁廣平在嘉慶十九年（1814年）曾參考日本國史數十種，創作出《吾妻鏡補》。《皇侃論語疏》即蕭梁時期皇侃創作的《論語義疏》，中國的藏本在宋朝的時候就已經亡佚，乾隆年間日本的藏本流傳回中國，後收入四庫全書。上文汪喜孫大概提及的就是這段故事。

當時朝鮮王朝政府不僅向中國派遣燕行使，也間或向日本派遣通信使，所以朝鮮對日本的情況還是有不少了解，日韓之間亦有相當多的書籍交流，實際上日本版的皇侃《論語義疏》此時也已傳往朝鮮。但與申同時代的朝鮮著名文人成海應對其評價甚低，他說：「倭人素好贗作。近又書籍寢盛，益滋其詐。皇侃疏流傳海外者，誠亦無怪。彼與今何晏本異者，皆偽撰也。」（《題倭本皇侃論語義疏後》）直斥日本版是偽造。關於此書的真假問題，留待古籍版本學專家去研究，本文就此略過。不過，上文筆談中透露出前近代時期，中日韓之間對彼此學界動向的把握與好奇心，則值得進一步研究。燕行錄在研究前近代中韓交流史和明清史方面自有其獨特的價值，不過並不能把燕行錄完全當信史來用。首先是朝鮮的崇明反清思想，造成其在客觀認知清朝方面多有欠缺。其次，朝鮮使臣來中國只是過客，匆匆而來匆匆而返，其記錄中多有街談巷語，很多隻不過就是流言而已。再次，考慮到清代嚴酷的文字獄，清代文人和朝鮮使臣的筆談中吐露的未必都是真心之語，也有很多話根本不敢說。最後，燕行錄里的記錄也好筆談也好，都不免二次加工的成分，畢竟朝鮮也有自己的忌諱，當時在朝鮮傳抄或者是出版的燕行錄自然會刪去一些容易在朝鮮引發爭議的部分。所以作為現代讀者的我們，在閱讀燕行錄史料時，尤其需要注意辨別。

作者：丁晨楠，韓國延世大學博士

來源：《禮記》2014年9月，原題為《漫談燕行與燕行錄》。

註：本文旨在科普文史，不足之處請給於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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