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謝脁與西邸文學集團

在謝脁的生平事迹與文學創作活動中，他曾於齊武帝永明年間（公元483－493年），與沈約、王融等人結為「竟陵八友」（又名「西邸八友」），並隨竟陵王蕭子良移居雞籠山西邸參與各種文學活動。由於當時參加的文學家之眾，而形成了為後人所稱道的「西邸文學集團」。剛步入仕林未久的謝脁，在這一文學群團中不僅充當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詩歌創作方面還呈現出了兩個鮮明的特點。同時，他還以其不斷地藝術實踐，而成為「西邸」諸人中對「永明體」貢獻最大的一位詩人。前人認為沈約的貢獻大於謝脁的說法，其實是不符合歷史的真實的。

一、關於「西邸文學集團」

西邸文學集團的組織者與開創者，是竟陵王蕭子良，《南齊書》本傳記載了其與謝脁　等人在京師建康雞籠山西邸「游集」的盛況。其云：「（永明）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待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1］。」（《南史·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傳》所載同）又，《梁書·武帝紀》云：「竟陵王開西邸，招文學，高祖（即蕭衍）與沈約、謝脁　、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2］。」另《梁書·沈約傳》、《南史·陸厥傳》等，亦有類似記載。除「竟陵八友」外，當時游集於蕭子良雞籠山西邸的文學家，據《梁書·庾於陵傳》、《梁書·江革傳》、《南齊書·陸厥傳》、《南齊書·樂志》、《南史·虞羲傳》，以及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等可知，還有劉繪、江孝嗣、徐勉、柳惲、虞炎、虞羲、釋寶月、蕭文琰、丘合楷、江洪、江革、王思遠、王僧孺、謝昊等人。其文士之多，在先唐文學集團中幾無可比。

蕭子良移居西邸，據上引《南齊書·蕭文良傳》所載，雖然是在永明五年，但西邸文學集團的形成，實則應始於永明元年，這是因為，蕭子良被封為竟陵王乃在是年。而且，蕭子良在未遷居西　邸前，即與眾多「西邸」文士關係密切。由永明元年至蕭子良之卒的隆昌元年，其間正好十年，此即西邸文人群體的大致活動時間。在中國文學史上，自西漢初期的梁園文學集團始，文士雅集交遊唱和便成為一種時尚。而誕生於齊武帝時期的西邸文學集團，則以活動眾多，成就巨大，影響深遠而著稱。「西邸」的文學活動及其成就，大而言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整理故舊，抄編群籍　這是屬於學術範疇的一種文學活動，《南齊書》與《南史》中的《蕭子良傳》均有記載，且文字全同：「五年……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千卷本《四部要略》的編抄，在當時可以稱得上是一項前無古人的浩大文化工程。所謂「四部」，乃是據曹魏時期荀朂《新簿》而為。其具體所指為：「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說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3］。」據《隋書·經籍志》總述的記載，劉宋時期，因「戰爭相尋，干戈是務」，不少典籍遺散流失，謝運靈任秘書監時，特編撰《四部目錄》一部，「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蕭齊永明年間，秘書丞王亮等人又合撰《四部書目》「一萬八千一十卷」。由蕭子良組織並主持的《四部要略》的編抄工作，則是在謝靈運、王亮等人編製書目的基礎上，「編為簿錄」，即對當時秘閣尚存的群籍進行了全面的文本整理。遺憾的是，《四部要略》與《四部目錄》、《四部書目》等均已亡佚。

（二）應教聯唱，同題共詠　　這是「西邸」最重要的文學活動之一。這一文學活動的特點是集體賦詩，互為傳唱，極大程度地豐富了文學創作的多樣性，使文學團體的文學特徵得以充分反映。《南齊書》、《南史》等，對此多有記載。如《南齊書·樂志》有載云：「《永平樂歌》（《樂府詩集》、《謝脁集》均作《永明樂》，是）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為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於樂官也。」這是一次重要的集體創作活動，其創作成果據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十五《雜曲歌辭十五》所載，現僅存者為謝脁、王融、沈約三人的作品，具體為：謝脁　10首，王融10首，沈約1首，共21首。類似的創作，僅《謝宣城集校注》中就錄載了多起唱和之作，如卷二之范雲、謝脁　、王融、劉繪《同沈右率諸公賦鼓吹曲》，卷四之沈約、虞炎、范雲、王融、蕭衍、劉繪諸人的《餞謝文學》及謝脁的《和別宛右率諸君》，卷五之王融、虞炎、柳惲、沈約《同詠坐上所見一物》等，即有助於我們窺其一斑。「西邸」的這類文學創作，遠紹漢武帝時期的《柏梁詩》聯句，近承王羲之等人的「蘭亭唱和」，而又所有所發展與變化，其中最明顯者是「西邸」的聯唱，大都具有音律諧暢、偶對適切等特點，而類乎近體。

（三）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漢字四聲在齊武帝永年間的發現，是對中國傳統音韻學的一天突破。據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四聲設於周顒，八病嚴於沈約」［4］的自注，知漢字「四聲」與「八病」的創製，均與「西邸」詩人相關。而謝脁、沈約等人又以之進行詩歌創作，因而便誕生了「永明體」。對此，《南史·陸厥傳》有載：「（厥）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脁、琅琊王融以氣類相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制，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徽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四聲的發現與聲律論的建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永明體」，在當時乃至後世，均可稱得上是文學史上的大事。這一成就的取得，不僅是「西邸」諸人不斷藝術實踐的必然結果，而且也是這一詩人群體表現在審美追求方面的最佳反映。而據《文鏡秘府論》所載沈約有關聲律論的文字還可知，「西邸」詩人對於詩文聲韻之美的追求，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自覺的程度。

（四）聚集名僧，講經說法　蕭子良是南齊著名的崇佛人物。上引《南齊書》本傳，稱其曾在永明年間大集僧侶於京師，講經說法，造經唄新聲。而《高僧傳》卷十一《釋僧祐傳》則載云：「尤精律部，有邁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眾常七八百人［5］。」同時，蕭子良還常在西邸舉辦齋戒，嘗設「六疾館」以濟民。當時著名僧人如慧次、慧基、玄暢、僧柔、法安、法度、寶志、法獻、法護、法寵、智藏等，均與其交往殷密［6］。另據南宋僧人志磐《出三藏記集》［7］卷十二，知蕭子良曾撰著佛學著作十六帙，統稱為《齊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共116卷，今存者僅為一卷，載《廣弘明集》卷二十七。蕭子良所舉行的這些崇佛活動，不僅「西邸」諸人均曾參加，而且對於「永明體」的創製與形成，也是頗具貢獻的。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在論及此時曾說：「齊武帝永明七年，竟陵王蕭子良大集僧侶於京城，造經唄新聲，實可為辨明『四聲』的一大功力，而周顒、沈約也曾參加子良的考文審音工作，故『四聲』之明確於此時及周、沈等人，是並非偶然的［8］。」所論極精審。由是而觀，可知舉行於「西邸」的各類崇佛活動，對於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永明體」這一新興詩體的問世，乃是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的。

以上的情況表明，西邸文學集團的詩人們，各以其廣博的學識與非凡的藝術才華，為南齊永明年間學術與文學的繁榮，乃是作出了重要貢獻並取得了極為引人注目的歷史性實績的。而且，這一實績對於齊、梁、陳三代乃至李唐初期的文學發展，也是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的。

二、「西邸」時期的謝脁詩

謝脁加入西邸文學集團的時間，應當始自他的解褐之年。《南齊書·謝脁傳》云：「脁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據同書《武帝紀》記載，豫章王蕭嶷官太尉之職，事在建元四年（公元482年）三月，則謝脁之「解褐」為是年夏秋間，當可論斷。建元四年，謝脁19歲，翌年，即齊武帝永明元年，蕭文良封為竟陵王，二人相識。之後，謝脁即與沈約等人結「竟陵八友」之游，並成為西邸文學集團中的重要成員。永明九年（公元491年）春，謝脁隨隨王蕭子隆赴荊州鎮，與西邸文學集團作別。臨別時，沈約、虞炎、范雲、王融、蕭琛、劉繪等西邸成員各賦一首《餞謝文學》詩以替謝脁餞行，謝脁則寫了《別沈右率諸君》一詩以致謝。這樣看來，可知謝脁在西邸文學集團中的時間，前後應有整八年之久。

西邸文學集團在當時是一個典型的京城派文學群體。作為這一文學集團中之一員的謝脁，在八年的時間中，不僅參加了屬於「集團」範疇包括崇佛在內的各種活動，創作了大量的詩賦作品，而且重要的是還為「永明體」的形成，做出了超越時人的巨大貢獻。據不完全統計，謝脁在西邸文學集團的八年內，共創作詩歌有近50首之多，賦則為5篇。在這50首左右的詩歌中，值得特別稱道的是其凸顯出了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其一為「以山水作都邑詩」［9］，其二即「已有全篇似唐人者」［10］。這兩個方面的特點，雖然貫穿於謝脁畢生的詩歌創作之中，但卻發韌於這一時期。

我們先看第一個特點。眾所周知，謝脁是先唐文學史上繼謝靈運之後的又一位著名山水詩人。但謝脁的山水詩與謝靈運的同類之作相比，卻有著諸多的不同，如「以山水作都邑詩」即為其一。在中國文學史上，最早以都邑為創作對象的文人作品，當首推東漢初期杜篤的《論都賦》。該賦假主客問答的形式，將長安與洛陽這兩座都城進行了反覆對比，認為漢光武帝欲定都洛陽乃權宜之計，唯長安才是「帝王之淵囿，守國之利器」。此賦開檔漢京都賦之先聲。其後，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以及左思《三都賦》等的問世，形成了中國賦史上的著名的京都賦派。而在詩人的作品中，最早涉筆這一題材者，乃首推曹植《贈丁儀、王粲》、左思《詠史》等詩，至鮑照《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等詩的問世，則標誌著都邑詩這一山水詩的新品種已基本確立。受上述詩賦作品的影響，謝脁則于山水詩的創作中，有意識地選取當時的京城建康為描寫的對象，從而創作出了一系列被明代竟陵派文學大師鍾惺大加稱道的「山水都邑詩」。如《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晚登三山還望京邑》、《直中書省》、《觀朝雨》等，即均為謝脁集中山水都邑詩的代表作。

謝脁在兩邸文學集團時期創作的山水都邑詩，主要有《和江丞北戍琅玡城》、《入朝曲》等。前詩有云：「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滄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琅玡城在今江蘇南京西北金川門外，齊武帝於永明元年將琅玡郡的治所由句容遷置於此，並於當年的九月在此親自講武與教習水步軍（《南史·齊武帝紀》）。詩題中的「江丞」即江孝嗣，其「北戌琅玡城」即在斯時。翌年春日，江孝嗣寫《北戍琅玡城》一詩，謝脁讀後便以「和」的形式寫了《和江丞北戍琅玡城》詩。這是先唐文學史上的最著名的都邑詩之一。詩人以白描的手法，將春陽照射下的琅玡城進行了極簡練地勾勒，這裡層樓高聳，宮閭朴地，清江白練，悠悠東流。《入朝曲》是《鼓吹曲》組詩中的第四首，寫於謝脁欲離「西邸」而隨王蕭子隆赴荊州鎮之際。全詩為：「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南獻雲台表，功君良可收。」此詩開首從金陵的地理形勢與歷史沿革寫起，以統攝全篇。接下來六句，寫詩人遠脁近觀之所見：江水如帶，蜿蜒曲折，朱樓遍地，隨地勢而起伏；街衢兩邊的高甍凌空欲飛，垂楊結蔭遮覆著皇宮裡的御溝；城內城外，笳聲徐緩，鼓點繁急，充滿了達官顯宦冶遊的熱鬧氣氛。最後兩句，寫京都的繁華壯觀激發著人們建功立業的豪情。全詩工於發端，描寫細緻，造語精麗，意境高雅，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謝脁的這類都邑詩，不僅擴大了山水詩的表現領域，豐富了山水詩的題材與內容，而且也反映了詩人表現在山水詩方面的新的審美追求。由於受謝脁的影響，與之同時的沈約、王融、范雲等詩人，也都介入到都邑詩的創作行列，而使齊梁詩壇上出現了一股新的創作潮流。

再看第二個特點。南宋著名的詩評家嚴羽，在其所著《滄浪詩話·詩評》中這樣寫道：「謝脁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謝脁詩在什麼方面「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呢？嚴羽在《滄海詩話》中並沒有說明。為弄清楚其之所指，我們不妨藉助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集說》［11］中的有關評論，以進行具體討論。方伯海評《入朝曲》云：「清麗工整，漸開五七言近體。」（121頁）沈確士評《玉階怨》云：「竟是唐人絕句，在唐人中為最上者。」（189頁）孫月峰評《同謝諮議詠銅爵台》云：「婉似初唐風調。」（196頁）陳胤倩評《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云：「『天際』二句（指「天際識歸小舟，雲中辨江樹」兩句－筆者注），竟墮唐音。」（221頁）又陳胤倩評《宣城郡內登望》云：「『寒蟬城』二句（指「寒城－以眺，平楚正蒼然」兩句―筆者注），漸近唐人。」（227頁）何義門評《游敬亭山》云：「『茲山』領起，直入有勢，以『即此陵丹梯』叫轉，警絕。前四句的總寫，一半寫景，一半寫情。唐人律詩作法，俱是此種。」（242頁）孫月峰評《游東田》詩云：「淺顯工縟，是初唐源本。」（261頁）孫月峰又評《郡內高齋閑坐每件事呂法曹》詩云：「盡情妙，然風格之漸入唐。」（283頁）上述諸例之評脁詩，或著眼於「清整工麗」，或立足於「淺顯工縟」，或以「唐人律詩作法」為審視點，所涉皆屬藝術的範疇。即是說在嚴羽看來，謝脁詩在藝術方面（含詞藻、聲律、音韻、體式等）是「還有全篇似唐人者」之特點的。這實際上是對謝脁詩藝術成就的高度肯定。謝脁創作於「西邸」時期且具「已有全篇似唐人者」之特點的詩歌，如《新亭渚別范零陵雲》、《奉和隨王殿下》、《入朝曲》、《和江丞北戍琅玡城》、《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過劉先生墓》等，即皆為其之代表。這些詩歌，或章法宏放，縱盪汪洋，或造語精麗，艷韻英秀；或屬對工整，音韻諧和；或興象蒼渾，氣調警拔，直開唐詩妙境與近體之先聲，給初、盛唐詩壇以明顯影響。

除了上述詩作與特點外，謝脁在「西邸」時期還創作了一些短小精悍、清秀雋永的「絕句體」樂府小詩。如《永明樂》十首即為其一。這組詩是專門用來配「永明樂」而演唱的歌詩。如第三首云：「朱台郁相望，青槐紛馳道。秋雲湛甘露，春風散芝草。」亭台樓閣，星羅棋布，綠柳青槐，列於道旁，秋雲飄來甘露紛降，春風吹拂著靈芝仙草，一派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的景象。再如第四首：「彩鳳鳴朝陽，玄鶴舞清商。瑞此永明曲，千載今為皇。」彩鳳長鳴，旭日東升，雲、玄鶴起舞，清商鳴奏，上下千年，何如今日之輝煌！這十首詩重在歌頌京都建康的富麗氣象，所以寫得音韻鏗鏘，詞采華麗。而《玉階怨》等小詩，卻又別具韻味，如《玉階怨》寫一位宮女，因得不到君主的愛幸，而日復一日地在夜深人靜之時機械地縫製著羅衣。詩人在這首小詩中所著力揭示的，是宮女一往情深地渴慕君王愛幸而不得的幽怨心理。全詩意致凄涼，而又含蓄蘊藉，顯示出一種嫵媚風流的韻致。其它如《王孫游》等，也大都如此。謝脁集中的這類樂府小詩，一般而言，主要為他寫於「西邸」時期。從總體上看，這類小詩無論是同詠酬唱，抑或接句聯吟，以及自製新題等，均具有感情真摯，意境優美，語言情新，風流蘊藉等特點，而獨樹一幟於六朝的文人樂府之中。

三、謝脁的「永明體」貢獻

對於謝脁在「西邸」時期與「永明體」即新體詩的關係，以及其對新體詩的貢獻諸問題，在已行世的幾種有代表性的《中國文學史》中，只有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在其章節的標題中，明確以「謝脁與新體詩」標目。而如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則以「永明體的興起」與「謝脁的詩歌」分而言之，因為其節目所標乃為「沈約、謝脁與永明體」 。袁編《中國文學史》的這種安排，顯然是受了《南齊書·陸厥傳》影響的結果。蓋因據上引《南齊書》是《傳》可知，其在列舉永明體詩人之名時，乃是先沈約次謝脁，再次為王融與周顒的。與之相佐者，是鍾嶸《詩品序》的記載：「王元長（融）創其首，謝脁、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持與鍾嶸《詩品序》相同觀點者，為《南史·庾肩吾傳》。其云：「齊永明中，王融、謝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逾往時。」那麼，究竟誰才是在永明體形成時「創其首」的詩人呢？或者換而言之，對永明體之形成貢獻最大的詩人，究竟是沈約還是王融抑或謝脁呢？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據現有的材料進行考察，在沈約、謝脁與王融三人中，只有記載沈約與聲律論的相關材料存在。現存沈約與聲律論相關的材料，主要為《宋書·謝靈運傳·論》、《南史·沈約傳》、《南史·陸厥傳》。而其中，《南史·陸厥傳》錄載陸厥與「沈約論聲律書」，以及沈約「答陸厥書」二文，最為重要，因為其真實記載了沈約與陸厥對聲律論的切磋與討論，認為運用四聲平仄進行詩歌創作，可以獲得「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的音樂效果。但儘管沈約在當時與陸厥等人對對聲律認進行了討論，並創製出了所謂的「八病」，然而永明體的產生與問世，關鍵在於詩人們以之所進行的藝術實踐。而《南齊書·陸厥傳》記載「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云云，所指即此。這就是說，對聲律論的提出與「約等文皆用宮商」實際上是兩個概念，前者是屬於語言學理論範疇的，後者則為藝術實踐的範疇。而永明體在當時之所以能夠產生，關鍵就在於後者。如此就涉及到沈約、謝脁、王融三人對永明體的藝術實踐諸問題了。按沈約、謝脁、王融三人的作品集，現所存最早者均為明人輯本，其集名分明為《沈隱侯集》、《謝宣城集》、《王寧朔集》。但這三種明人輯刻本所收三人詩歌的數量，均較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12］中之《沈約詩集》、《王融詩集》與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為少。為對三人的永明體作品進行一番具體的認識，因此，下面特以逯欽立本與曹融南校注本為據，對其各自的五言詩（五言聯句未計入），作如下的具體統計：（一）沈約總數為154首，其中4句式28首，6句式19首，8句式51首，10句式15首，12句及以上者41首。（二）謝脁總數為142首，其中4句式16首，6句式0首，8句式49首，10句27首，12句及以上者42首。（三）王融86首，4句式30首，6句式1首，8句式31首，10句式10首，12句及以上者14首。

在上述三人6種句式的五言詩中，4句式屬「齊梁絕句」，6句式與12句及以上式均為五言古體，可以不論。8句式與10句式，一與五律相近，一具五排的雛形，故其大都為文學史家認定為「新體詩」。以此計之，三人永明體之作的具體數量分別為：沈約68首，謝脁76首，王融41首。這一數據表明，立足於對永明體的藝術實踐與探索的角度言，謝脁是三人中次數最多、貢獻最大的一位。若著眼於沈約年長謝脁20餘歲、謝脁在永明九年春即離開「西邸」以論，則謝脁顯為三人中之傑出者。

在謝脁現存的永明體詩作中，有許多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聲律論」藝術高度，如寫於「西邸」時期的《奉和隨王殿下》十六首，即為其代表。這組詩為標準的五言八句式，全由四聯構成，各聯之間除了未能粘著之外，余則幾乎可以合格的五律目之。如第十四首：「分悲玉瑟斷，別緒金樽傾。風入芳帷散，缸華蘭殿明。想折中園草，共知千里情。行雲故鄉色，贈此一離聲。」這首詩前四句為一個「平仄段」，後四句為又一個「平仄段」，全詩在平仄上雖不協調，但每四句的平仄則與律詩完全相合（唯第七句的「鄉」應仄而平）。再看第十五首：「年體豫已滌，夜艾賞方融。新萍時合水，弱草未勝風。閨幽瑟易響，台迥月難中。春物廣余照，蘭萱佩未窮。」這首詩只有三、四兩句的平仄需調整外，余則皆對仗工整，與律詩全合。再如其《入朝曲》（全詩引見上），全詩除開首兩句犯了所謂「平頭」的聲病外，其餘亦對仗甚為工整。

沈約雖然是「八病」說的首創者，但檢核其詩（主要指其集中的51首八言句式），幾乎都與其理論倡導不相符。如其名作《別范安成》：「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此詩在聲律方面雖無大的問題，但屬對則極為不工。其它如《登北固樓》、《懷舊詩》九首等，或有「平頭」「上尾」之犯，或以「平平仄平仄」替代「平平平仄仄」，等等，均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理論倡導與創作實踐不相符合的情況。

總體而言，永明體的產生與形成，雖然是永明時期西邸文學集團詩人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其也與竟陵王蕭子良在永明七年大集僧侶於京師，「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關係密切，而其中貢獻最大的詩人，則是非謝脁莫屬的。

注釋：

［1］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1977年版。

［2］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1976年版。

［3］魏徵《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

［4］嚴羽《滄浪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

［5］慧皎《高僧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

［6］任繼愈《中國佛教史》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7］志磐《出三藏記集》，中華書局1987年版。

［8］胡國瑞《魏晉南北朝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

［9］鍾惺、譚元春《古詩歸》，《詩歸》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嚴羽《滄浪詩話》，《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

［11］曹融南《謝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2］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版。

（本文原載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先唐詩人考論》第八章第一節，第244—2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