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亞洲的日本」到「日本的日本」：日本憲制簡史 · 中篇（一）建武中興 | 冬川豆

在《御成敗式目》的庇護之下，各地的武士團體、名主和土豪勢力有了進一步成長。新的政權，無論是足利家族的政權還是吉野朝的政權，都是把這些武士當作統戰對象，依靠動員這些更基層的各國武士集團來相互鬥爭的。在這個憲法演變的背後，一方面是土豪集團的深化發展，另一方面是以伊勢神道為代表的神道教的再發現。

們要知道，建武中興是日本憲制複雜化的一個關鍵點。按照後來產生出來的憲法學家和神話學家的意見，建武中興是王政復辟的第一波，是明治維新的預演，但是實際上恰好相反。建武中興是鎌倉幕府以後的進一步分化，它並不是公家政權的一個復辟，而是公家政權抄了武家政權或者是以鎌倉殿為代表的東國王權的後路，把東國王權蔭庇之下進一步產生的地方性的各武士團體發動起來，反對鎌倉殿。鎌倉殿的崩潰並不像是在後白河法皇那個時代，在公卿的壓力之下頂不住了，而正是由於鎌倉殿自身的成功，在《御成敗式目》的庇護之下，各地的武士團體、名主和土豪勢力有了進一步成長，就像是一個老母雞孵出了許多小雞一樣。新的政權，無論是足利家族的政權還是吉野朝的政權，都是把這些武士當作統戰對象，依靠動員這些更基層的各國武士集團來相互鬥爭的。在這個憲法演變的背後，一方面是土豪集團的深化發展，另一方面是以伊勢神道為代表的神道教的再發現。

京都大覺寺正寢殿。鎌倉、南北朝時代，圍繞皇位和領地的繼承問題，皇統分裂為大覺寺系和持明院系，經鎌倉幕府干預，兩統交替即皇位。出自大覺寺系統的後醍醐天皇建立建武政權，崩潰後，足利尊氏擁立持明院系統（北朝）

hhh我們要注意，「神道教」這個概念和「天皇」的概念本身一樣，第一，它是日本的化身，跟佛教和基督教這樣的外來文化不一樣，它是日本文化的本體；第二，它不是像後來的神話製造者說的那樣是一個始終如一、自古以來、從神武天皇以來就一如既往、沒有發生過變化的實體，而是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地再發現和重新塑造的。最早被稱為神道的那些東西，實際上跟希臘羅馬的地方崇拜——赫拉克勒斯死後成神或者是亞洲大陸那些文天祥、關羽死後成神的體系差不多，又加上了一些具有內亞風格的道教理論，它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種真正的神道或者真正的日本文化。那時候的神道之所以會被佛教用垂跡的理論統戰過去，就是因為它缺乏上層文化和上層文化的承載者——也就是神官體系。最早的神道，就是鎌倉時代以前的神道，實際上就是本村的祭祀人，跟本村的土豪之間的關係是非常模糊，專業化程度很低。

hhh鎌倉時代以後到室町時代，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專業神官階級的產生和神學理論的產生，這兩者都跟土豪集團的分化和武士集團的產生是同步的。或者乾脆地說吧，武士集團和神官集團實際上是同一個幹細胞分化出來的兩個次級細胞，兩者都是公地公民制衰退以後，土豪獲得私有財產權以後，經濟社會全面深化發展的產物。鎌倉幕府在憲法上的意義就是私有財產的保護者，用當時的術語來講就是「安堵」。源賴朝和北條政子的歷史作用就是，為新興的自己開墾田地、渴望獲得土地私有權的那些土豪說話；而公家的公地公民制不能為這些人說話，最終被這些人拋棄了。然後這些人在鎌倉殿和《御成敗式目》的保護之下不斷地培養自己的習慣法，培養自己的地方特色。很快，他們在公家已經軟弱無力的情況下，各國、各地和各個系統之間都有了自己的分化。這些分化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神道本身的分化，因為日本的憲制和日本的國家意識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円覚寺舎利殿門。傳說曾面對元兵的刀刃吟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里斬春風」的無學祖元（1226-1286）應鎌倉幕府執權北條時宗邀請，東渡日本，出任鎌倉建長寺第五世住持，後成為円覚寺開山主持。

hhh平安時代的公家文化是一種唐風文化，或者說是亞洲大陸的國際主義文化；鎌倉殿時代的佛教文化則是一種宋風文化，或者說是一種東亞性的、亞細亞性的文化。它們本身都不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所以才會出現白居易變成了日本的某一位神道，死後投奔兜率天，然後就到日本來跟日本的神道賽詩這樣的故事，或者「電光影里斬春風」的主角祖元禪師來到鎌倉，鼓舞北條家族抗擊蒙古人的鬥爭。顯然在祖元禪師這種人的角度上來看，他輔助日本和宋朝抗擊蒙古的鬥爭本質上是沒有什麼矛盾的，去日本跟去宋朝其他地方是沒有什麼區別的，東亞還是整個一體，跟遣唐使的時代差不多。

hhh但是鎌倉時代以後，到足利時代，神道教就開始復興，復興的結果是，日本的特殊意識開始產生。足利時代以後，日本的上層文化開始有意識地以日本文化體系自居，最後演變成為江戶時代國學自以為比外來的佛教或者儒教更高、跟日本的歷史傳統不可分割的意識形態。明治維新的憲法意義就是，最終使依附於佛教的神道教重新獨立起來，通過神佛分離取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其實這是一個伏脈千里的過程，最早的發展就是在鎌倉時代的晚期。

伊勢神宮御園祭，此祭祀是在神宮御園為祈禱蔬菜水果的豐收而舉行的

hhh御廚和御園，也就是神社本身擁有的土地，這種體制的產生也是隨著公地公民制的衰退、隨著武士團體的產生而產生的，只不過武士團體得到他的封地以後，就變成了世俗化的私有財產的保護人。而如果是寺院本身的土豪呢，他就不會把自己稱之為武士，也不會是單純保護世俗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是要保護自己的神社體系。擁有自己的御廚和御園，這樣的土豪也就不再像是一般的土豪那樣自稱為武士，而是自稱為神官，儘管從性質上來講他們都是名主。所謂「名主」，就是相當於新經濟政策的富農，土地經營的代理人。他們在公地公民體制之下沒有法定的土地所有權，但他們是土地的實際經營者，也是最精明強幹、真正能夠提高土地生產率的人，所以他們有強有力的動機把自己非正式的土地所有權扶正。這是他們支持鎌倉殿的主要動機，也是他們發明伊勢神道、重整神道教的主要動機。

hhh鎌倉時代產生的神道五部書，用托古改制的方法，自稱為產生於奈良時代。也就是說，你不要以為你們公家人的唐風文化很古老，我們產生於唐風文化還沒有產生、渡來人還只是剛剛來到的那個比你們更古老的時代，我們才是最古老的。但是實際上，他們產生的時代應該是在鎌倉時代的晚期。豐受大神宮是伊勢神宮是外宮，神道學家度會行忠是這次宗教改革的主要發起人，可以把他看成是神道教的馬丁·路德。神道五部書包括《造伊勢二所太神宮寶基本紀》、《伊勢二所皇太神宮御鎮座傳記》、《天照坐伊勢二所皇太神宮御鎮座次第記》、《豐受皇太神宮御鎮座本紀》和《倭姫命世記》。

伊勢神宮內宮皇大神宮神楽殿

hhh這五部書不單純是神學。神道教的特點是，神學和民族發明學是連在一起的。尤其是《倭姫命世記》，它跟蘇我家族後來沒有流傳下來的《天皇記》以及後來藤原不比等和藤原家族流傳下來的《古事記》有相似之處，等於是把日本的歷史和天皇制度重新發明了一遍，發明的結果是把天皇的制度重新解釋了一下。這五部書稱為「禁河之書」，一方面是只有高級神職人員才能讀到，一般資格不夠的人讀不到，另一方面，它是一種密學。密學跟顯學對立，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要對武家至強者和公家至尊者這個二元體製做出重新解釋。這裡面頗有干犯鎌倉憲制的地方，所以在時機成熟以前最好是不讓大眾知道。只有最高級的神職人員在年滿六十歲以後、純粹為了研究學問才能夠閱讀它，有野心的、比較年輕的人是沒有資格去讀的。

hhh這五部書講述的理論是什麼呢？我們從後人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它們跟江戶時代末期的國學家講述的理論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也跟但丁時代的基督教世界對教皇權力和皇帝權力的解釋頗有相似之處。他們解釋說，「至尊的天皇是唯一合法、真正合法的體系，全日本人都是天皇的後裔，是天皇不同支系的產物，所以最古老的天皇的權力才是真正合法的權力。鎌倉殿的權力只是一個為辦事需要的權力。鎌倉殿無論多麼強大，他都是一個凡人，他所統帥的武家之眾跟世俗的聰明能幹的人——醫生、武士、工程師、商人之類的沒有什麼原則性的不同，他們除了能力強以外沒有什麼特別的，也就是說其實是任何人都可以當武士、都可以變成武家的。一個人有了醫學方面的天賦和一定程度的鑽研就可以變成醫生，或者是以同樣的方式就可以變成建築師，或者變成優秀的農民，優秀的商人，百工百業的優秀者，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方式變成武家的優秀者。

室町幕府初代將軍足利尊氏（1305-1358）捐予篠村八幡宮神社的一副大鎧，高95.3厘米，腰圍約55.9厘米，重17.3千克。現藏於大都會博物館。

hhh「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合法性的象徵和日本本身的象徵。鎌倉殿所崇尚的宋人的外來文化跟日本本身是格格不入的，只是第二流的東西，真正一流的東西是我們所代表的神道，只有我們才保存著天皇制度自古以來的秘密，真正的正當性都在我們這一邊。鎌倉殿的文官大體上是五山的僧侶教育出來的，深受大陸文化的影響，不是真正純粹的日本人；而我們伊勢神宮所傳的這個系統是自古以來直接通向古老的太陽神崇拜的系統，只有這個系統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

hhh伊勢神道不是神道教唯一的復興，但它是神道教復興中最早而且最典範的。後來的吉田神道，按照他們自身的理論解釋的時候也是托古改制，其實也是吸收了伊勢神道的許多內容。伊勢神道跟後來的其他各種神道之間的關係，有點像是孔門弟子跟諸子百家的關係一樣，不僅它自身是產生最早的，而且後來的神道大體上是諸子百家和伊勢神道對話的過程，就像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其實是百家跟孔子對話的過程。孔子和百家的地位並不平等，不僅是顏孟以後的儒家，而且是其他各百家對孔子都有一種對前輩的尊重，只是後來勝利的儒家把孔子算到了自己的系統裡面。伊勢神宮也是這樣的。

伊勢神宮外宮豊受大神宮。內宮供奉的是天皇的祖先神天照大神，外宮供奉的神叫做「豐受大神」，掌管食物和產業。因為天照大神是皇祖神，其尊貴地位一直受到承認，而外宮的豐受大神作為食物神，地位低於內宮，得到的尊敬自然比不上內宮，而這又影響到信眾對於外宮的經濟支持，因此外宮方面從鎌倉時代開始就對此現狀很不滿意，想方設法提高自身的地位，比如以「二宮一光」來解說二宮關係（內宮是陽，是女，具有火德；而外宮是陰，是男，具有水德等）。

hhh一方面他們製造出了新的神學，這個神學等於是否定了中世以來的神宮寺和本地垂跡的理論——這樣一種理論實際上是把神道教作為佛教的附庸來處理的；另一方面，它產生了專業化的神官管理體系。有了專業化體系和沒有專業化體系是不一樣的。可以說，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如果沒有武士團體的產生的話是不穩固的，始終面臨著被公家侵襲的危險，而在它隨時可能被公家侵襲的情況下，普通的農民也就沒有開墾荒地的動機，土地生產力也就不會精益求精地擴大了。神社的情況也就是這樣。神社的組織變得強大和規範化，有產生規範化神學的動機，神職的專業人員在文化各方面產生出特殊的建設和特殊的利益集團，都離不開神官體制。神官體制也是伊勢神道最開始設置的。內宮外宮的一光體制，是神官體制能夠在制度上對抗強大的佛教體系、能夠渡過中世這個關鍵時刻、把日本文化復興或者發明起來的關鍵因素。

hhh說日本文化是在中世末期、在室町幕府時期發明出來，比說日本文化是從上古以來一脈相傳傳下來，其實是更合理的。最古老的時代，就是天皇還被稱為「大王」的時代，日本西部和東部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世界，比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的差別還要大。西部各豪族跟天皇之間也是相持不下，九州系統和大和系統也是相持不下。京都公家的國際主義文化起了一個上層整合的作用，鎌倉時代培養各國的基層文化起了一個下層發展的作用。神道教的再復興，與其說是復興了舊文化，不如說是以復興古老日本文化為說法，產生了一種真正全新的文化。

高尾山藥王院權現堂，這裡供奉的是經過神佛習合後的不動明王化身的日本神——飯繩權現

hhh在這種文化產生以前，日本的文化跟亞洲大陸的文化沒有顯著的不同，跟韓國或者宋國的文化沒有明顯的區別；在神道教文化產生以後，日本文化就變成了一種有獨立意識的特殊文化。神道以天皇為重心。「天皇」這個詞在剛剛產生的時候，跟唐高宗的「天皇」還是沒有什麼明顯區別的；但是經過伊勢神道重新解釋以後，天皇的特殊性就凸顯出來了。伊勢神道的理論全面展開，還是在建武中興以後；它的展開又引起了吉田神道藉助室町幕府的再展開；最後則是垂加神道在德川幕府的保護之下做了再展開的再展開，再修正的再修正。

hhh這裡面關鍵性的轉折還是建武中興。建武中興跟大多數歷史事件一樣，它可以說是必然的，也可以說是偶然的。說是必然的，是因為在鎌倉殿時代，武士團體和土豪團體逐步地長大了，像是長大了的小雞不再需要老母雞的庇護一樣，新興的武士團體——像楠木正成、新田義貞這種人感到，他們已經不再需要受北條家族的武斷之治的統治了。在北條家後期，文治或者合議制的產生已經對武斷之治施加了重大的抑制力量，《御成敗式目》在這個時期也由一個簡單的條目變成了林奈氏分類學之下眾多習慣法的一個駁雜的綜合體，也就是說，分國製取代幕府制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新田義貞，河內源氏義國流新田氏本宗家八代當主，足利尊氏的戰友與宿敵

hhh在建武中興的初期階段，擁護公家的武士團體和擁護新幕府——足利家族的武士團體，其實都是比鎌倉殿更基層的力量。可以說，京都的公家代表了國際主義的勢力，它並不僅僅屬於日本列島；而鎌倉的武士團體代表了東國的勢力，是權力中心的一步重大的下移。而建武中興鬥爭雙方所依賴的地方武士團體的核心，又由鎌倉和京都兩地降低到各分國，它們使聯邦制的性格進一步發展，基層進一步充實。鎌倉時代京都和鎌倉的幾次鬥爭都是以京都和鎌倉本身為中心進行的，而建武中興時期的鬥爭則是以分國為中心進行的，所以這段歷史給人的印象就是要散碎得多。北條政子的那個時代，東國武士自然而然地就會聚集到鎌倉，跟京都相對抗，好像地方上並不是十分充實一樣；而足利和京都朝廷作鬥爭的時候，雙方的勢力都分散到各國，沒有一個東國和西國之間的普遍界限。足利家族第一次戰敗以後要逃到鎌倉，第二次戰敗以後就逃到九州去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們並不是有一個東國的現成的基地，而是依靠各分國之間的地方武士團體。

hhh結果是，東北方既有朝廷的勢力，又有武家的勢力，西南方也是同樣的，既有朝廷的勢力，又有武家的勢力。並不是像通俗的說法那樣，南北朝，以為東北方就是武家的勢力，吉野或者南方就是朝廷的勢力。即使是在太宰府一帶，朝廷的勢力和武家的勢力之間也是錯綜複雜的。或者準確地說，這個朝廷的勢力根本就不是公卿的勢力，公卿在這整個過程中間繼續在京都搞他們的文化事業，並沒有戰鬥力，也沒有投入鬥爭；擁護朝廷的勢力，無論是在京畿附近的楠木、新田，還是在太宰府一帶的地方豪族，他們都是武士團的分支。

「後醍醐帝笠置山皇居霊夢之圖」。傳說後醍醐天皇在笠置山向天下招募勤王的武士時，夢見紫宸殿的庭院前有一棵常綠樹，伸向南面的那條樹枝長得特別好，樹下的上座沒有人坐。天皇感到奇怪，這是為誰而設的座位呢？兩個童子忽然出現，跪在天皇面前用袖擦淚說：天下暫無陛下棲身之處，但在那樹下有朝南的座位，請暫且坐在那裡吧。兩童子說完便向天上飛去。天皇醒來後，召來了夢中暗示的尊王武士楠木正成。

hhh他們跟擁護足利幕府的武士團沒有階級意義上的真正區別，而只是出於外交上的需要經常倒戈。不僅他們經常倒戈，連尊王派的主要代表楠木的家族和幕府本身的核心足利家族本身都是經常倒戈的。楠木家族的後人會倒向北條，支持足利幕府；而足利直義在跟高師直掐架的時候，也會投奔南朝，拿著南朝的皇命去討伐幕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和足利家族本身都只是一個相當空洞的旗號。地方上的武士團體組成了像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各諸侯那樣的鬆散團體，不斷地根據地方上細節的利益改變自己的立場。其基本邏輯就是，無論是理論上的公家還是理論上的武家，只要願意認可權力向各分國下移，都會贏得他們的支持和贏得他們的倒戈。

hhh從後世德川時代和明治時代浪漫化的武士道的角度來看，建武中興以後，室町時代到戰國時代這段時期，武士的忠誠是很成問題的。按照後來那些浪漫化的神道家和武士家的看法，他們會認為這些武士是不忠不義的。後來明治時代的憲法學家把北朝說成是不正統的，嚴厲譴責足利幕府的不忠，不僅是譴責足利幕府本身，而且是譴責這一時期的武士這種朝三暮四的行動。但這種朝三暮四的行動實際上是跟獅子亨利時代神聖羅馬帝國的各諸侯的行動一樣，這些各諸侯實際上是日耳曼人在東歐地區的殖民者，他們真正要的是皇帝和教皇的勢力保障他們向東開拓的土地的合法所有權，至於教皇和皇帝誰更合法一些，哪一個皇室是更正統一些，這些高級政治他們其實是不感興趣的。高級政治家為了贏得這些基層武士和土豪的支持，不得不遷就他們。表面上是上層人士在指揮下層人士，實際上是中間層的土豪在擴張自己的勢力，像是冬蟲夏草一樣，替代了上層文化的基本機制。

京都國立博物館所藏「騎馬武者像」，近年來有人認為畫中人物是高師直。高師直是將軍足利尊氏的執事，極有權勢。在幕府中同樣舉足輕重的尊氏之弟足利直義與高師直矛盾很深，雙方多次交戰，直義被逼出家，後又倒向南朝

hhh《神皇正統記》就是在雙方武士團體這種亂戰、不斷發生下克上、相互犬牙交錯的狀態下產生出來的。這時候的戰爭就不是北條政子時代十幾萬武士集結在鎌倉、一下子就能夠把公家打垮、通過幾次合戰就能夠解決問題的戰爭了，而是各分國之間的戰爭。各分國的武士團體通常只有幾百人或者幾千人，勢力範圍不出一國，一派人打出公家的旗號，一派人打出武家的旗號。從京都或者江戶來的大人物跑到這些分國來，可以被這些地方上的武士團體捧成名義上的領導人，但是實際上，他們只是這些地方武士團體需要打出的一面旗幟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神皇正統記》產生了。

hhh《神皇正統記》的產生是建武中興解放了伊勢神道密學的直接產物。表面上看它的邏輯是順著伊勢神學和南朝的邏輯，強調只有公家才是正統的政權，鎌倉或者足利的幕權都是非正統的權力，正統的權力終歸會取得勝利；但實際上，支持它的力量不是京都公卿的力量，而是北國和東國武士的力量。這些北國和東國武士強調天皇朝廷，並不是真正希望讓公卿復辟，而是，他們不僅不能夠忍受京都公卿的專政，而且連鎌倉殿的執權的專政都已經不能忍受了。鎌倉殿是武士集團反抗京都公卿的工具，而《神皇正統記》和南朝正統理論則是各分國武士反對關東幕權的鬥爭。

位於奈良縣五條市西吉野町賀名生的北畠親房墓。北畠親房是後醍醐天皇的重臣，南朝公卿中的柱石，在轉戰關東期間撰寫了《神皇正統記》。

hhh他們之所以形式上支持京都的公卿和天皇，只是因為這些力量對他們來說比鎌倉的權力離得更遠。這就與瑞士諸邦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間為了反對奧地利公爵的勢力、提出他們願意忠於神聖羅馬皇帝和羅馬教皇的邏輯是一樣的，因為羅馬皇帝和羅馬教皇是更加遙遠的、抽象的權力，而哈布斯堡的公爵則是具體的領主，他們為了打擊這個具體的領主，當然可以遠交近攻，把神聖羅馬皇帝抬出來。佛羅倫薩人或者米蘭人在反對地方領主的時候，也照樣採取過類似的措施。這就是建武中興時期各分國實力發展的真正奧妙。

hhh《神皇正統記》是他們培養憲法理論的一種，當然不是唯一的一種，當時產生的憲法理論還有好幾種。順著鎌倉殿原有的憲法理論，像高師直所說的那樣，天皇就應該是一個泥雕木偶，我們最好把真正的活人的天皇流放掉，如果非有天皇不可的話，我們用金或者玉雕一座更好的天皇像，把它供在京都，象徵性的就行了，我們不要一個活人的天皇在這兒不斷地給我添亂。但是高師直的憲法理論沒有成功，因為即使是足利家族也需要一個活的天皇，活的天皇可以對憲法不斷進行重新解釋，以符合他們自己的需要。儘管有的時候天皇也會落到其他人的勢力當中，做出不利於他們的裁決，但是即使是這樣他們也還是想著，最好還是要有一個活的天皇，等到把這個天皇奪到自己手裡面，像把玉奪到自己手裡面一樣，對他們產生的利益比一個金雕的天皇像還是要大得多的。

神皇正統記

·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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