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作家應找到個體與時代之間的張力

　　4月25日，青年小說家徐則臣憑藉力作《耶路撒冷》摘得第十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桂冠。主辦方在授獎詞中寫道：「《耶路撒冷》，人物不斷地走向世界，又不斷地返回故鄉，在出走與回歸的描繪、詮釋和辯證中，徐則臣逼視了一代人深層的心事，也由此挺立起了一種倔強的生存意志。」近日，記者專訪了徐則臣，請他談談《耶路撒冷》的創作過程。徐則臣說，「70後」的宿命感，是走出去後又想回來，但回來時發現回不來了，因為他們與故鄉還沒建立起「一個血肉般牢固的契約」。

從獲獎小說《耶路撒冷》談寫作

徐則臣：作家應找到個體與時代之間的張力

　　　　徐則臣 　1978年生於江蘇東海，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居北京，做編輯。著有《耶路撒冷》、《跑步穿過中關村》、《居延》、《古斯特城堡》、《通往烏托邦的旅程》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騰訊書院文學獎、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等。

《耶路撒冷》書影

　　小說《耶路撒冷》的情節這樣展開：少年時代，初平陽和小夥伴們在運河邊一座搖搖欲墜的斜教堂外，聽見一個文盲老太太獨自在裡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初平陽一直以為是這個詞的漢語發音足夠動聽和神秘，才讓他多年來念念不忘。直到博士畢業前夕，在一個從以色列來的猶太教授的追問下，他才發現，自己對耶路撒冷的嚮往，不僅源於漢語發音的誘惑，更是內心裡隱秘多年的懺悔和贖罪之結……「70後」這一代人有一種宿命般的悲劇感，想走出去，但又想回來，最後發現回來好像也不適應。在「70後」作家徐則臣看來，這一代人的宿命感不在於他們走出去後可能又想回來，而在回來時發現回不來了，因為他們與故鄉的關係根基尚未深厚到可以在故鄉遭到篡改或消失時，依然堅信他們與這片土地之間的牢不可破的關係，他們的鄉愁暫時還經不起故鄉與世界之間強烈的差異和變動。

　　1980年代後期，中國城鄉的現代化改革已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那時候很多人想必都懷揣著「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夢想。徐則臣認為他們出門尋夢，繞了一圈發現夢可能就在家門口，千里迢迢趕回來，卻發現家鄉已經變了。似乎還沒有哪一代人像「70後」這般十八歲出門遠行後，趕上了急劇變化的世界，同時趕上了風捲殘雲般的城市化進程，故鄉在「現代化」中迅速地面目全非：根還沒扎牢，大地卻在消失。

　　「留下來的東西越來越少，都在城市化，都在現代化，都在全球化，都在迫不及待和被迫地扔掉『老東西』，因為這些老東西不夠洋氣、不夠現代、沒法跟啥啥啥接軌。」徐則臣說，現在春節除了貼對聯、放鞭炮這些十分形式的東西，傳統的年味都過沒了。我們都學會了變通：城裡不舞文弄墨的家庭不太貼對聯了；為不污染環境鞭炮也免了；餃子哪天都可以吃，那大年三十就不吃了吧；唯一興盛的是簡訊、微信、QQ拜年，哪天連這些高科技也玩膩了，拜年可能也省了。

　　「年啊節啊風俗習慣等的辨識度越來越小了，節與節之間，地域與地域之間，全世界的確在慢慢過成了一個村裡的。即使放炮仗、吃餃子、包粽子，其實很多人對為什麼要在這一天干這件事也知之了了，最可怕的消失是後者，一種『精神』沒了。」這些改變，徐則臣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是必然還是偶然，他只知道此類的「天下大同」思之令他揪心。

　　魯迅先生說過，「誰說中國人不善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徐則臣在《耶路撒冷》中寫到初平陽的故鄉「花街」的歷史建築改造，「他們」為了讓它成為一處旅遊景點才進行改造，其中牽扯到各種人的利益。這種這幾年才興起的歷史建築改造最終只是讓它符合他們的利益而已。

　　當走出去的年輕人「回到故鄉」不適應了，或許不僅只是「70後」這一代人「在回來時發現回不來了」。

對話

「我的小說讓歷史和時代退回為背景」

　　晶報：通過《耶路撒冷》，我看到您的寫作正在緊貼著個人的時代經驗，您是怎麼處理小說中歷史背景與人物的關係的？

　　徐則臣：歷史和時代很重要，但我不會拋開個體去大而無當地談論歷史和時代，我也不會以既有的主流歷史觀和時代觀去解構我的小說，我必須把這些宏大的、抽象的東西打碎以後融入個人化的日常經驗里呈現出來，或者說，我要用個人化的日常經驗呈現出我對歷史和時代的看法。大歷史和大時代很重要，但對個體來說，大歷史和大時代只有進入他的日常細節以後才有意義，一個作家要做的，就是找到人物的個體經驗與歷史和時代之間那種曖昧的張力。我們習見的「史詩」多是歷史和時代站在舞台最前面，人物被壓抑退居到了次席，成了歷史和時代的牽線木偶；我要做的是讓人物重返舞台的最前沿，歷史和時代退回為背景：人永遠是主角，任何理由都無權取消人物經驗和內心的複雜性與可能性。這是文學應有之義。

　　晶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王朔一部小說的名字。《耶路撒冷》第二篇專欄題目就用了這個名字，「對於這一代，人生也罷，愛情也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才美不勝收。」有什麼特別的意味嗎？

　　徐則臣：這專欄的確用的是王朔小說的題目，我很喜歡這個表達。一半一半，當然未必恰好一半，人就該這樣，有深沉理性的一面，也有激情熱鬧的一面，該靜的時候靜，該動的時候動，有很多優點，同時也得有很多毛病，否則單面的一個人，不管他是海水還是火焰，你都受不了。全方位無節制地偏到了某一端，人生就太無趣了。

　　晶報：剛獲得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莫迪亞諾說過，一個作家即使寫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也必須採用真實生活中的某些元素，然後使它們變奏。從您的經歷來看，這部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您的自傳？

　　徐則臣：在一定程度上，所有小說都是作者的自敘傳。問題是多大的程度。作家有兩種：一種是寫經歷的，幹了什麼才能寫什麼；一種是寫經驗的，事情你沒幹，但你可以通過文學的方式「同化」為你的經驗，不管是寫道聽途說還是純屬虛構，你設身處地地去感同身受，也可以很好地表達出來。這兩種寫作中，有一點是共通的：故事背後的精神和看法應該是你自己的。這個意義上，我認同小說是作者的自敘傳。很多看完《耶路撒冷》的讀者，都想知道初平陽跟我啥關係，除了作者和小說人物的關係之外，就是我們都在大學裡教過書，都在北大念過書，都在未名湖邊的小屋裡住過，別的沒了；初平陽的愛情故事，他的前女朋友舒袖，跟我沒半點關係，就是他們倆，也是開始寫小說了以後我才讓他們認識的。這小說里其他的真實部分，是水晶，我故鄉江蘇省連雲港市東海縣產世界上最好的水晶，我就把它寫進小說了。

　　晶報：小說最後一章提到專欄的新名字《2019》，而初平陽走出世界的故事還沒開展，未來有可能寫續集嗎？

　　徐則臣：可能會寫。小說寫完後，我突然想，十年以後他們會怎麼樣了呢，要不再寫一部小說看看。《2019》沒有寫，一是這樣可以保持小說在形式上的對稱，我希望得到這種貌似可笑的在結構上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此外，我的確也不知道如何寫，2019年還沒到，山不轉水轉，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