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立明 ： 還原日本「鬼子」的真面目

【一】

我是帶著批判性的眼光看《永遠的零》的，這部高度還原太平洋戰爭的小說，被國內一些電視節目批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被認為「史觀有問題」。然而，翻完它最後一頁，我還是流下淚來。

是不是立場有問題？我問自己。我是一個愛國者，看過不少抗戰片，痛恨侵略行為，痛恨日本軍國主義。對於日本軍人（即「鬼子」），我是存在著抗拒心理的。在戰場上，他們是好鬥的、兇殘的，十惡不赦，殺人再自殺，完全不把生命當一回事，「完全缺乏對上帝的敬畏」。在一部紀錄片里，一個美國上尉看到神風自殺戰機時，感到十分恐懼，「那不是一枚『飛彈』嗎，開飛機的人是惡靈嗎？」

不過，在書中描寫的飛行員群像，也是「與我們一樣的人」。儘管也有少數人品行不端，但大部分還是溫和的普通人，有情感、有牽掛、有鄉愁。作者美化了他們？沒有。他們的缺點及局限性，作者沒有迴避。仇恨先放一邊，我認為這種描述接近於真實。其實，他們就是人，來自普通百姓家庭。

如果他們不壞，那是什麼讓他們變成了惡靈？

結合書中暗示的一些情節，我查閱了大量書籍，試圖要揭開這個謎底。一個幽靈附到了他們身上，讓他們瘋狂，讓他們喪失判斷力，再讓他們殺人、自殺。這很關鍵，作為一個對政治學有獨特嗜好的人，我深深了解「壞制度將好人變壞人」的道理。變化的原因在哪裡，軍國主義的實質到底是什麼？

需要指出的是，我這裡指的是《永遠的零》這本書，而不是這部電影——電影的講述功力，還遠遠不及它的文本。電影是否有些避重就輕，是否與右翼思潮「秘密接頭」，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

（《永遠的0》）電影劇照

【二】

本尼迪特克的《菊花與刀》被認為是解讀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著作，此書講出日本人本身存在的矛盾——好鬥而和善，尚武而愛美，野蠻而文雅，順從而富於抗爭，源於「島國心態」；

山本七平的《何為日本人》一書，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既承認是「東亞最落後的民族」、又是「跑在人類史前面的民族」，從神話、宗教、家族、契約等方面，講述了日本精神內核的形成機理；

橘玲的《括弧中的日本人》則勾勒了21世紀日本人的大眾心理：「日本人始終認為快樂地度過現實就是一切，只認可靈驗的神祗和能帶來好處的權威」。

……

對於「民族性格」的討論，我向來很謹慎，因為存在太多不確定性。大而化之的概述，無法展現「鬼子」的真實面貌。我更傾向於從具體角度切入，政治身份決定行為模式。

首先，他們是平民百姓。走上一線的士兵，大多是因為貧窮、卑微、被迫投身戎馬生涯。他們普遍在20歲左右，幾乎沒受過完整教育，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受極端主義的宣傳和教育而變得狂熱的愛國者。尤其是明治維新之後兩場戰爭的勝利（日中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使其民族主義猛烈膨脹。這些人，幾乎沒有自己的語言，只有「日本萬歲」、「天皇陛下萬歲」之類的口號。他們被軍官教導，即使落敗也要與敵人「同歸於盡」，這就是無知的底層日本人。

但是，哪怕在瘋狂的歲月里，也有人性尚存。

在小說中，主人公宮部久藏是一位年長的士兵。他出生於富裕家庭，上過中學，甚至跟隨瀨越大師（吳清源的老師）學過圍棋。後來，因家父暴亡，家業中落，被迫入伍。所以，他與別的士兵不同。他愛惜生命，畏懼死亡。他多次跟日軍同僚們說起，「死很容易，但活下去卻需要極大的勇氣。」 在每一場戰鬥中，他的目標就是「活下去」。

他怕死，實際上是包含了對妻女的愛。戰爭初期，他答應妻子一定會活著回來。「不管是斷了手，斷了腳，都一定會回來。」他飛行技術高超，但總在空戰中有意遠離戰場，他很少與美軍飛機發生正面衝突。「我們那個年代，很少有人會把愛掛在嘴上，我覺得這句話——『我要活下去』，就代表了愛。」宮部一位倖存到戰後的戰友說，可是當時卻被認為是「懦夫」。

幾個日本年輕飛行員，雖然懵懵懂懂，但依然是有牽掛的。他們雖然愛國，但內心深處依然惦掛著未婚妻、父母、弟弟。在與宮部交往之後，人性的美好部分也被點燃。

文中提到一處奇妙的情景。日本飛行員井崎與美國飛行員湯尼，在1970年的聖路易斯航空展中相遇，他們曾經在拉包爾上空交鋒過。兩人見面後，認出了彼此，短暫地講述了那場戰役，隨後就聊各自的生活——孫子、工作、啤酒、陽光……這種談話是那麼自然，隨意，和諧。井崎轉過身後，痛哭失聲：「為什麼與眼前這麼親切的人互相殘殺」？

儘管只是小說情節，但我相信這種情境是存在的。在某個時刻，人們沖昏了頭腦，舉著道德的旗幟，從而相互開槍。

【三】

「我死了，對於戰局影響不大。日本還是會亡國。但是，對我的家庭，影響一定很大。」

宮部是這樣想的。這是他消極應戰的原因。可見，國與家，在他心中有一個清晰的權重。愛國主義的說辭再漂亮，但自己的生活、家人才是真真切切的。

「集體就是放大鏡，放大憤怒、亢奮、自豪；集體就是春藥，加速荷爾蒙分泌，催化熱情燃燒。」梅斯奎塔在《獨裁者手冊》中指出。在浪漫主義美學上，戰士們渴望犧牲。戰機一旦中彈或失控，首先想到的不是逃生，而是撞向美軍艦艇，沖向櫻花般的毀滅之路。這令我想到了電影《浪潮》，獻身的願望像關在籠子里的猛獸一樣，只要有人打開了這個籠子，將隨他而去無論天堂還是地獄，這與利益無關。

「青春是危險的，它特別容易被煽動，打著正義的旗號傷害他人。」在描寫法國大革命的小說《九三年》里，維克多·雨果透露了這樣的信號。

但是，事實上，在日本封建體制下，這些頭腦發熱的愛國青年，仍然是可以任意犧牲的棄棋。

（資料圖：1945年5月26日，抱著幼犬的Yukio Araki下士和其他「神風敢死隊」隊員在鹿兒島（Kagoshima）合影，年僅17歲的Araki在第二天的戰鬥中對美軍戰機實施自殺攻擊時死亡。）

在總部部署下，3萬日本士兵在瓜達康奈爾島參加征戰。這3萬軍人在連續發動猛攻後，但很快發現問題所在——沒有軍餉跟進。總部認為，只要取勝，就能奪得美方的軍事物資。可是戰場上的東西怎麼能說得准呢？後來，包括將領在內5000人戰死，剩下的2.5萬人是活活餓死的。當他們命懸一線之際，美國士兵還考慮過救援，但他們卻不知好歹地開槍。最後，美國人只能開著裝甲車把他們活生生地碾死，場面非常殘忍。

「當時的日本，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書中發問。

宮部領到命令，被迫參加神風攻擊，戰場上軍歌響起。而書中提到，一位軍官突然大哭起來：「讓這麼優秀的人送死的國家，不如滅亡了算了！」

這些戰場上的士兵，這些我們在抗戰片中見到的「窮凶極惡者」——哇哇亂叫的「鬼子」，其實在日本就是如螻蟻般低賤的人。他們沒有文化，被洗腦、被玩弄，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生命也不被尊重。既然他們不被當人，所以便在戰場中成為了魔鬼。他們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他們大多死在戰場，存活下來的，也在鄙視和困頓中度過餘生。本質上，他們未必是壞人，卻都是時代的幫凶。

很多年後，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菲利浦·津巴多提出了「路西法效應」，分析人們在特定的系統中變成了惡魔。「一套制服，一個身份，一個指令」就可以讓人性格大變，通過「創造了敵人」，系統利用影響和溝通向下創造統治性的等級階層，當權勢精英想摧毀敵國，宣傳老手就會施行製造仇恨的激化，讓一個社會群體憎恨另一個社會群體，通過「敵意想像」這種心理建構，隔離他們、殺害他們。津巴多指出，「敵意想像是戰士最有力的動機，它能讓裝滿仇恨和恐懼彈藥的槍聲響起……犁刀變成了刺刀」。

【四】

我查了很多史料，日本當時的權力結構，雖然引入了西方政治模式，但本質依然是森嚴的等級制度。天皇位於權力的最高峰，軍部高層把握了權力，壓制了文官團體。掌權的軍部高層是特權階級——通過發動戰爭而鞏固自己的權力。

他們很少直接參与戰鬥，更是基本上不上前線。我們抗日片中出現的一些高級軍官——比如《金陵十三釵》出現的那位彈鋼琴的軍官，實際上是大學生軍官。在二戰後期由於軍力不足，只能將大學生軍官調到前線。雖然軍銜、地位略高，但在大本營中看來，依然是隨時可以放棄的棋子。換個角度想想，本應過著多姿多彩生活的青年，卻因為時代的錯誤，莫名其妙地投身於戰場，又不明不白地死掉，也是一種悲哀。

「他們膽小得要死，又慾望膨脹。一心只想著陞官。下面打了勝仗，他們就可以向天皇邀功。」在《永遠的零》中，作者直接說出，「他們甚至不願意想像，士兵也有家人，也有所愛的人，正因為他們缺乏這種同理心，所以禁止士兵投降，禁止他們當俘虜，強迫他們自決或和敵人玉石俱焚。」

當時，高級將領沒有被追究任何責任，而是繼續陞官，他們把責任推到第一線作戰的低階將領。很多連長級的軍官都被要求以死謝罪。

利益集團的醜惡嘴臉暴露無遺。日本為什麼要侵華？為什麼攻打美國？學界認為，軍部為了奠定在內閣中的權利，就要不斷提升自己的重要性，陸軍與海軍在政壇上爭寵，於是就有了日本的雙線作戰。太諷刺了，亞洲戰場、太平洋戰場上數千萬人死於非命，就是為了軍部的政治野心。

由於新聞不自由，媒體在當時被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坐在辦公室的知識分子，天天在宣揚著「大東亞共榮圈」，歌頌英雄，歌頌戰爭。尤其是「玉碎」這個詞，反覆出現，令人覺得死亡是一件非常唯美的事情，千方百計將暴力、戰爭浪漫化。小說中，老兵武田就與一位報社記者有一段激烈的爭論。他說：「我認為你們報社應當負主要責任，大部分國民受了報社的煽動。」我想，在當時的體制下，報社想獨立發聲是不可能的。對此，我翻閱了李卓博士寫的《沉重的媒介——侵華戰爭時期日本報界的法西斯化過程》，此書還原了報社從抗爭到妥協、到淪為政府宣傳工具的過程。當時根據「總力戰」推行的需要，千方百計地加強對新聞報道的管制，壓縮言論自由的空間，制定言論統製法令、法規，完善言論統制機構。這樣，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一種思想——那就是「開戰」。這種輿論氛圍造就了集體狂熱。所以，日本走上了歧路，就再也不回頭。

當日本全線潰敗之時，有人提出了神風自殺襲擊方案。且不說能取得多大的效果，對飛行員來說，就是死刑判決書。作決定的人，當然是軍隊的高層。他們也明白大勢已去，叫飛行員送死，是為了面子上好看？展示日本國的風采？笑話。但死的不是他們。「他們對特攻隊員說，你們並不孤獨，我也很快會跟隨你們的。」他們一個也沒跟著去送死，在戰爭結束後，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當時，有一位反對自殺的軍官，他叫美濃部正，他在會議上大聲批駁這種想法。要知道，抗命是軍人的禁忌，他的反對是冒著生命危險的。我查了這位軍官的材料，他雖然此前也參與過不少侵略戰爭，但這一刻，他至少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包括宮部，他在戰爭最後階段參加了特攻，這個精通圍棋、彬彬有禮的男子，被撞得支離破碎，死得極其慘烈。諷刺的是，他攜帶的炸彈，居然沒有爆炸。

【五】

如果是現在，日本要發動戰爭，多少人持積極態度？有國際機構作了一個社會調查，結果答案只有15%，在所有參與統計的40多個亞洲國家位列最低。

因為在這個時代，年輕人都認可宮部的想法。戰爭、暴力，無論出於什麼理由，都非常牽強。「很難想像拿槍對著一個人，哪怕你是軍人。」我記得一位年輕的日本留學生，曾在一個文化沙龍上這樣說過。他連美國的反恐戰爭都不贊成，令中國學生都感到愕然。

（齋藤邦雄漫畫作品）

日本漫畫家齋藤邦雄，在1941年被強征入伍，被迫參加了對華戰爭。戰爭結束後，他將自己的經歷繪成了漫畫《陸軍步兵漫畫物語》。畫中，他畫了侵華日軍的狼狽下場，包括被豬追趕、遭遇地道戰、半夜鬧鬼等。該漫畫在日本相當暢銷，被評價為具有「自嘲精神」。可見，作為個體，日本人並不好戰。這與《永遠的零》不謀而合。

回看中日關係，我們常常進入一個誤區，就是痛恨日本這個民族。實際上，日本普通百姓與我們一樣，除了語言、習俗有點不同外，其餘沒多大區別。

在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缺乏新聞自由的等級社會之中，不僅個體沒有自由，同時也可能是戰爭的發源地。極權主義的幽靈，如人類歷史一樣長久。有時它會依附在日本人身上，有時會依附在德國人身上，甚至也有時會依附在我們身上。它會傷害自己，也會傷害別人。它是醜惡的，但又有蠱惑性——「它有美妙的身段」。它會以集體的名義，排斥一切個體，它會強調集體之美，矮化個體之價值。它會採取一切動人的辭藻，說服你使用暴力、發動戰爭、自我獻身。它會告訴你，你奉獻的是人類最美好、最偉大的事業。所以，讓你義無反顧地去送死……

1795年，康德曾寫下著名論文《論永久和平》，提出了一個概念：大多數人們永遠不會在投票中支持發起戰爭，除非是出於防衛。也因此，「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是共和國，戰爭便永遠不會出現了，因為先行的侵犯永遠都不會產生。」這一說法在上世紀中葉突然在國際政治學界受到重視，成為了著名的「民主和平論」。絕大多數人民都厭惡戰爭，因為他們了解戰爭毫無意義，因為攻打別的國家不會對自己的生活帶來什麼私利，相反，自己或自己的親友還有喪命的可能。歷史上，非民主國家之間的戰爭則相當常見，已經有將近1.7億人因為極權政府的政策而失去了生命。

「戰爭是魔鬼。」每個人或者都會這樣說。但我認為，真正罪惡的根源，在於極權制度。「極權主義是一台巨大而嚴密的過濾系統……人就處於一種容易感到幸福的狀態中。」歷史學者、影評人魏勇曾寫道，「在那些被侮辱、被傷害的群體中，最有可能產生法西斯的擁躉，因為弱勢所以渴望力量，因為無助所以渴望英雄，因為受傷所以渴望溫暖，因為受辱所以渴望正義，這些訴求恰恰是法西斯承諾願意給予的。」

走上前線的這些人，卻是歷史的棄兒。

可見，民主的機制、以及民眾獨立的判斷，是多麼的重要！要是政府中、軍隊中、媒體中，都有像很多像宮部這樣的人，一起對天皇說「不」，以文字、以選票、以輿論，一起抵擋這場無意義的戰爭。那麼，日本還能走向侵略之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