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瞿駿 周武：北京與上海，誰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本文刊載於許紀霖書籍·《如何安身立命》

　　 許紀霖：對於紀念史學來說，1915年最重要的百年，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190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來改名叫《新青年》），一般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元年。

　　 一講到新文化運動，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它的中心在哪裡？以前大家都認為是北京。上個月我參加了一個紀念《新青年》創刊百年的學術研討會，一個北京的專家就在會上講：當年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什麼影響都沒有，只是後來遷到北京，與北京大學結合之後，新文化運動才蓬勃展開，有了全國的影響。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理所當然在北京！

　　 我想先把這個問題拋出來，聽聽周武和瞿駿兩位專家的看法，新文化運動是只有一個中心還是有多個中心？

　　 周武：這個看法由來已久，現在仍有不少學者這麼認為，好像新文化運動只有一個中心，而這個中心就在北京，更具體地說，就是一校一刊。其實，這是一個誤解。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近代中國新文化、新知識、新思潮的發祥之地、來源之地，一直在上海。上海與北京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的「新」。上海的重要性和優勢，即在於「新」。這個「新」，就文化而言，就是新知新學。清末民初，上海是新知新學的生產與傳播中心，也可以說是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中心。

　　 現在確實有這麼一種說法，認為《青年雜誌》雖然在上海創刊，但影響不大。《新青年》是搬到北京以後才產生了影響，新文化運動才起來。不錯，如果從量上面統計的話，《青年雜誌》剛創辦的時候發行量是不大的，最初每期只有一千本。它的鼎盛時期確實是在北京，最高的發行量達一萬五千本到一萬六千本。但是，大家可能忽視了一點，《新青年》在隨陳獨秀、胡適到北京大學任教而遷到北京以後，事實上並沒有割斷和上海的聯繫。它的編輯部搬到北京，但它的印刷和發行仍在上海，在上海印刷，在上海發行。為什麼呢？因為當時的北京根本不具備這種能力。

　　 那麼，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又何以能夠發展成為一場席捲全國的思潮、運動和現代中國最具深遠意義的文化事件，究竟是什麼力量促成了這種變化？回答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它取決於三大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上海是個中心口岸。我總覺得，過去我們對這個口岸的認識和理解是非常單面的。大家都知道，近代上海是個大碼頭，「中華第一碼頭」「亞洲頭號商埠」，基本上是從貿易、經濟這個角度去看的。其實，上海不僅僅是貿易的碼頭、不僅僅是經濟的碼頭，它也是新知識的碼頭、新思潮的碼頭、新智慧的碼頭。概括的說，是新文化的碼頭。單純從貿易、從經濟這個角度來看上海，是非常片面的。碼頭是四通八達的，上海不單「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而且同整個東亞世界乃至全球網路息息相關。上海是一座「兩個世界之間」的樞紐型城市，一頭連著世界，一頭連著廣袤的內地，上海的重要性和「傳奇性魅力」即是在這種連結中突顯出來的。藉助這個通達世界各地的網路，新的知識、新的思想、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戶，然後由上海逐步傳播出去。沒有這個網路，新文化怎麼可能迅速席捲全國。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當時中國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

　　 第二個因素是帝都的政治文化。在中國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氛圍裡面，上海儘管做了許多事情，成為最大的新文化碼頭，但沒有經過帝都的認證、加持。《青年雜誌》在上海時沒什麼影響，到北京以後影響就放大了。這是跟中國的政治文化有關。因為北京是帝都，而北京大學又是北洋時期唯一一所隸屬於教育部的國立大學，地位非常特殊。《新青年》到北京，又是由北大的一幫教授撰稿編輯的，《新青年》的編輯還是原來那幫人，但發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時完全不同。帝都北京天然具有一種類似麥克風的功能，因此在那裡發言，聲音易被放大。而上海是萬商之海，市井鼎沸喧囂，很難形成一種強有力的聲音。

　　 第三個因素是運動領袖的身份。任何一場新的思想運動、新的文化運動，它的發起者、組織者的身份非常重要。當年的「新青年」，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氏兄弟，都有留洋的經歷，後來又齊聚北京大學，成為北大教授，由他們來推動新文化運動，具有特殊的號召力和影響力。這背後實際上關聯著清末民初歷史的一種深層變動。我舉個例子，你們就理解了。清末武進有一個名叫陸煒士（爾奎）的先生，道德學問自小就見重於鄉里，許多人都以師禮事之，可謂「有聲於國粹丈人之林」，戊戌前受聘擔任北洋等學堂講席，鄉先生多不解，群起而短之說：「陸某士夫也，竟與若輩周旋乎？」可見，那個時候新學堂的講師是被輕賤的。但科舉廢除之後，情況大變。「大學校教師」逐漸成為「最禮重之秩位」。這是一個知識權威的再造過程。此前的知識權威來自書院場屋，此後則逐漸轉移到另一個場域，也就是大學。在民國時期，大學教授是否具有留洋經歷，境遇和影響力大不相同。

　　 概括地說，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三大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沒有中心口岸的龐大網路，新文化運動不可能短期內席捲全國；沒有帝都政治文化的加持和認證，新文化就很難形成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沒有留洋的大學教授的身份這個金字招牌，新文化無法取得引領全國青年那樣的號召力。

　　 許紀霖：周武教授這三點總結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我想補充一點，固然《新青年》的鼎盛時期在北京，最重要的是獲得了北京大學新派教授的支持——在現代社會之中，大學是具知識的生產中心——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知識不僅需要生產，而且還要傳播。而民國初年中國的知識傳播中心，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因為上海擁有全國最發達的報業和出版業。傳播就是生產力，傳播對於新文化運動來說，有時候要比作者與編輯部在哪裡更重要。

　　 《青年雜誌》最初兩卷是在上海編輯的，難道真的沒有影響？我特別查了篇目，發現頭兩年中有許多文章，如今已經成為思想史研究的經典。比如說陳獨秀在第一卷創刊號上面寫的《敬告青年》，顯然是一篇不是發刊詞的發刊詞。還有歌頌法蘭西文明的那篇《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還有《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還有一篇是被反覆引用的《吾人最後之覺悟》，文中陳獨秀說：洋務運動是器物的覺悟，戊戌變法是制度的覺悟，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倫理的最後覺悟，這篇文章昭示了陳獨秀對新文化運動的自覺，是一篇宣言式的名篇。此外，高一涵、李大釗、吳虞、易白沙、胡適，等等，在頭兩年已經在《新青年》中發表文章，雖然當時沒有產生後來巨大的轟動效應，但這些名篇已經在中國思想史中沉澱下來。我們不能忘記《新青年》早期這段在上海的歷史。

　　 瞿駿：上海與北京究竟哪座城市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這個問題的回答就類似我們今天這樣的場合。我們三位坐在台上，可能看上去蠻像一個中心。但問題在於，如果缺少了下面各位朋友幫我們推波助瀾，從微博、微信推送出去的話，可能我們三個近乎於白講，壓根就沒有任何的反響和回應。我覺得這就類似於《新青年》、北大和上海的關係。其實要看是它是傳播的中心還是生產的中心。前面許老師說好像《青年雜誌》剛剛創刊的幾年影響不大，後來到北京去，影響才大。我們就要分析為什麼會這樣。

　　 第一，之所以前幾年在上海沒有影響，或者說沒有太大的影響，恰恰是因為，從清末以來，上海這個城市已經有了強大的新文化的內容、市場與氛圍。大家知道當時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已經有《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中華書局也辦了各種各樣的雜誌，如《中華教育界》《中華婦女界》《中華學生界》等等，這些雜誌其實都在傳播新文化，只不過是因為以前我們對於新文化那套主流的東西太過於熟悉，而經常把這些雜誌、刊物淡忘掉，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新文化是怎麼樣被運動起來的？按照我們現在的話來說，新文化究竟是怎樣被炒作起來的？著名的錢玄同，化名為王敬軒，在《新青年》上與劉半農唱雙簧戲。一個人寫反對的文章、一個寫贊成的文章；一個支持文言文、一個支持白話文。是這樣一套伎倆、這樣一套炒作的方法。錢玄同、陳獨秀他們恰恰是當年在上海學會的，從《蘇報》開始，報紙上的文章就經常充滿著自說自話，充滿著不負責任的，偽造的文字。比如章士釗回憶說，1903年左右他們寫過一個《嚴拿留學生密諭》，說清廷要在日本抓搞革命的留學生。但最後章士釗說，都是他們自己寫的，那個時候就是為了革命，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如果說在清末，為了革命「無所不用其極的」話，那到了《新青年》的時候，可能是為了新文化，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無所不用其極」。

　　 第三，儘管到了北京，《新青年》的銷量可能達到了一萬四千份、一萬五千份，但是和上海同時期的那些報紙、刊物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最多說到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這還是指那些傳播新文化的報刊，若和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如《禮拜六》比起來，那更沒得比。

　　 許紀霖：在歷史學界，一直瀰漫著一種「輝格黨人式敘事」。所謂「輝格黨人式敘事」，是說英國的歷史是由輝格黨人書寫的，英國的歷史被描述為向著一個確定的目標發展的歷史，凡是不符合這個方向的事件、因素和人物都被剔除了、排斥了。而在輝格黨人筆下，近代英國的歷史，就是一部走向自由、法治與憲政的歷史。

　　 近代中國的各種各樣的歷史敘述，雖然不是輝格黨人寫的，但都是「輝格黨人式」的，只是寫法不一樣。傳統的是革命的敘事，後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敘事，更新近的是民主的或者憲政的敘事，雖然終極目標不同，但敘事方式是雷同的，歷史被描述為某種必然的、往確定方向前進的運動。關於五四的新文化運動，長期以來也籠罩在「輝格黨人式敘事」之中，似乎新文化運動的方向就是民主與科學，其以《新青年》為主線，凡是符合這個方向與目標的，都是新文化，是好的、積極的，凡是不符合民主與科學的，都是反動的、保守的、倒退的、落後的。

　　 然而，這樣一種將歷史發展簡單化、單一化的敘事，越來越受到史學界的挑戰和質疑。前一陣子我在看BBC拍的系列紀錄片《英國史》，雖然我對英國史不算太陌生，但竟然沒有完全看懂。因為BBC已經打破了輝格黨人式的英國歷史敘述，將歷史中複雜的、多元的、復調的各種事件、人物和因素都原原本本還原出來，呈現出比我們以往知道的要豐富得多的真相。但是，我們實際上今天在檢討輝格黨人敘事。這幾年我自己寫的文章，越來越試圖破碎這套所謂向著一個終極目標前進著的歷史，來試圖還原歷史本身的多元性和複雜性。

　　 回到沙龍的主題，難道真的是《新青年》一枝獨秀能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嗎？難道新文化作為一種運動，真的是1915年9月才出現的嗎？顯然，如果我們稍微了解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話，一定知道，早在晚清，不說已經有了啟蒙，但已經有了啟蒙的先驅。那位「筆鋒常帶情感」的梁任公，他辦的《新民叢報》，影響了整整兩代人，他這一代與後來胡適、陳獨秀那一代人。沒有梁啟超，何來新文化？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所謂新文化，乃是相對於傳統的舊文化而言，這種新文化，無論是白話文、還是新觀念、新思維，早在1895之後就進入中國，開始改變讀書人，譚嗣同講仁學，要「衝決網羅」，那個要衝決的「網羅」，就是三綱，就是儒家的禮教。美國研究中國近代思想的著名學者張灝教授，將1895年到1925年視為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也就是說，從舊文化到新文化的歷史轉型，從1895年就開始了，只是到了《新青年》創辦之後，新文化運動開始加速，呈現出新的面貌與階段。

　　 新文化運動不是「輝格黨人式敘事」中的一條單線，似乎沒有《新青年》，就沒有新文化。不，在《新青年》雜誌的前後，有很多新文化雜誌了。剛才瞿駿老師就講，為什麼陳獨秀在上海辦《新青年》雜誌影響不大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上海當時有太多的新文化雜誌了。不說別的，當年在中國知識界最有影響的雜誌，不是《新青年》，而是商務印書館主辦的《東方雜誌》，這份創刊於1904年創辦的雜誌，可謂稱真正的雜誌，內容五花八門，從時事、文學、小說、評論到思潮，兼容並包，無所不有。很能體現出周武剛才說的上海的碼頭風格。碼頭不是專賣店，碼頭就是外灘，就是南京路，各色商品、各種思潮，一視同仁，都展示給讀者看，相信讀者有獨立的判斷力，自己可以從各種思潮的比較中獲得你所認為的真理。這就是上海的碼頭風格，上海的海納百川、兼容並包。

　　 相比較上海的碼頭風格，北京是山頭風格。每家每派、各個雜誌都相信自己是唯一正確的，真理在握，京派談思想乃是為帝王師，更為國民師。上海則是見多識廣，它向全世界開放，知道世界上的真理不是一個，而是有多個。上海將各種思潮都介紹進來。在《新青年》還沒有崛起之前，一般知識人在讀的就是《東方雜誌》。在四川的吳虞，雖然在《新青年》出名，但讀他的日記，就知道最初讀的都是《東方雜誌》，惲代英在武漢，一直到1918年還在讀《東方雜誌》，沒聽說過什麼《新青年》。我們不要以為對於新文化運動來說，《新青年》是晴天霹靂、開天闢地，在《新青年》之前，很多新文化的雜誌就在上海出現了，《東方雜誌》、《甲寅》雜誌等等，在民國初年都在做啟蒙的工作。

　　 周武： 剛才許老師講的，我覺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青年雜誌》所講的那些東西，所倡導的那些東西，在《青年雜誌》之前就已經有一些雜誌講過，倡導過，就這個意義而言，《青年雜誌》（《新青年》）超越前人的東西並不多。

　　 《青年雜誌》創辦之前有一個雜誌，叫《甲寅》。《甲寅》是章士釗1915年辦的，最初的時候是在日本。陳獨秀曾擔任這個雜誌的編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編輯。他後來在《青年雜誌》所講的，跟在《甲寅》雜誌所講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更有意思的是，《青年雜誌》創辦之初，陳獨秀還舉過《甲寅》這塊招牌。因為《甲寅》是章士釗創辦的，章士釗在民初影響力非常大。所以《青年雜誌》剛創辦的時候，陳獨秀向人家約稿或「通信」中，一再強調新雜誌與《甲寅》雜誌的承傳關係，強調自己曾經擔任《甲寅》雜誌編輯的身份，明顯是在借重《甲寅》雜誌，來擴大《青年雜誌》的影響。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兩份雜誌稍作對照，即可發現，許多欄目是一樣的或類似的，作者群也幾乎是一樣。《甲寅》雜誌比較重要的作者，如章士釗、李大釗、高一涵、胡適、易白沙、吳稚暉、吳虞、蘇曼殊、楊昌濟、謝無量、劉文典等，後來都成為《青年雜誌》的作者。

　　 如果《甲寅》雜誌沒被查禁，1915年不大可能再創辦一個論旨如此接近的《青年雜誌》。《甲寅》的退出，就給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預留了一個發揮的空間。

　　 比《甲寅》雜誌更早的，影響更大的，當推梁啟超在於20世紀初在日本創辦的《新民叢報》。這個雜誌曾經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我以為它對許多問題的討論比《新青年》更深入，也更包容。為什麼《新民叢報》沒有成為新文化的標誌？這就是我前面講的，要成為一個標誌，取決於三大因素，不是單純的一個因素所能決定的。

　　 另外我也想回應一下瞿駿老師。確實，一本雜誌剛一推出，立馬得到大家都呼應，立刻變成一個焦點，形成全國性效應，那是不可能的，《青年雜誌》也不例外。但上海是中心口岸，有一個別的地方所沒有的非常有利的條件，那就是在清末民初，上海已建立了覆蓋全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知識傳播網路和連接世界各地的通訊網路。藉助這個龐大的網路，上海成為當時中國的信息集散之地和新學樞紐之所。那個時候的上海，幾乎稍有實力的報館、書局，都建有自己的網路。

　　 譬如商務印書館，在清末的時候，就已經在全國各地，全國比較重要的一些大中型城市建立了分館和支館。到民國初年的時候已有四十幾家分館和支館，這些分館和支館遍布全國的大中型城市，在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據時期的台灣，也設有分館。除了分支館之外，商務還設有非常龐大的銷售網點，最多的時候有一千多個銷售網點，不僅遍布中國、東亞，連美國舊金山、紐約也有它的銷售網點。商務正是藉助這樣一個無遠弗屆的網路，把讀物推到各地讀者面前，供他們選擇、購買、閱讀。商務的分支館，除了推銷商務出版物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搜集各地讀者的反饋意見，商務總館再根據這些意見加以改進。

　　 雜誌也好、圖書也好、報紙也好，總希望自己的讀者群落最大化。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需推廣；而要推廣，是就需要建立支撐系統。對雜誌或書局而言，最主要的支持系統，就是遍布全國的發行網路。商務的成功，至少有一半要歸功於它長期以來非常有意識地去建立、健全和拓展這個網路，從而擁有了全國最健全的發行網路。其實，不僅商務，上海的地位也是這樣一步步地形成的，上海的優勢也是靠這樣一個不斷延伸的龐大網路撐起來的。沒有這個網路，就沒有上海。沒有這個網路，新文化也不可能那樣迅速地運動起來。

　　 因此，我說上海是新知識的碼頭，新思潮的碼頭，新文化的碼頭，道理就在這裡。

　　 許紀霖：影響20世紀中國文化的，是兩個百年老店，它們都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一個是在北京的北京大學，另一個就是與北大同時在1898年誕生的上海的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影響不僅在全國，甚至在整個華人世界當時是無人替代。啟蒙運動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對精英的啟蒙，另一個是對大眾的啟蒙。在法國的啟蒙運動當中，伏爾泰、盧梭面對的是精英，而百科全書派面對的是對大眾——這裡主要指對知識大眾的啟蒙。《新青年》提出了許多新的觀念，但它的發行量不過一萬五千份。但商務印書館壟斷了當時中國2/3以上的教科書市場，而教科書一定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啟蒙。

　　 瞿駿：上海的報館、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的報刊，通過他們的發行網路，在一些小地方的煙雜店，豆豉店中人們也能夠買到。在我看來，像許老師說的這樣一種輝格黨人式的、一往無前的歷史敘述，如果要破除它的話，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回到常識。思想不會自動地進入你的眼睛，雜誌也不會自動地跳到你手裡。思想、雜誌如何能到你的手裡、進你的眼中，是需要各種各樣的渠道的。從這一點來說，可能上海的報館和出版機構尤其是大型出版機構就變得特別的重要。1912年，錢穆到無錫秦家渠三兼小學任教，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裡能夠讀到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

　　 我們再來看《新青年》《新潮》雜誌。像《新潮》有一個代派處在蘇州的甪直小鎮。為什麼會在這個小鎮呢？因為葉聖陶在那裡的小學校教書。而葉聖陶為什麼跟《新潮》有關係呢？因為葉聖陶跟顧頡剛是蘇州草橋中學的同學，是好朋友。當時顧頡剛跟傅斯年這一批北大的學生在辦《新潮》。也就是說他們的傳播渠道，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類似於現在的低層次傳銷，是點對點的，看上去好像根扎得很深，但基礎其實很薄弱。

　　 而商務是怎麼發行的呢？就像是淘寶和天貓，有無數的渠道像毛細血管一樣到達中國的各個角落，尤其是江南市鎮和鄉村，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思想這個東西是要有渠道傳遞出去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江浙地方，其實要比北方的啟蒙來得容易，這是因為有上海這個中心。有了上海這樣一個中心，然後通過四通八達的水路網路，新文化傳播特別廣。

　　 《新青年》《新潮》也是要通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來幫他們傳播。胡適就說過，我的《胡適文存》，動輒七八冊，百多萬字，既不是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可以買的，也不是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可以看的。於是商務、中華就做胡適等新文化名家的詩選啦、文章選啦，小說選啦，特別好賣。正是通過這些方式，胡適們的思想才到你的手裡、才到你的眼裡、才到你的心裡。

　　 許紀霖：商務印書館這一系列雜誌裡面，最有名的就是《東方雜誌》了。在民國初年《東方雜誌》的影響要遠遠超過《新青年》，特別是在知識精英當中。後來陳獨秀主動挑戰《東方雜誌》，除了思想分歧之外，恐怕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就是挑戰大牌，挑戰權威，從而引起社會輿論的注意，打響《新青年》的牌子。可見當時《東方雜誌》的影響之大。《東方雜誌》影響大，不是因為「舊」，而是由於它的「新」，在民國初年，一講到新學的雜誌，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東方雜誌》，所以陳獨秀要搶過新文化運動的大旗，一定要將《東方雜誌》打倒，才有《新青年》的位置。

　　 民初的《東方雜誌》思想與風格，是由其主編杜亞泉奠定的，我把他稱為「舊派中的新派」。所謂「舊派中的新派」，說的是這代人是在晚清接受的教育，是從舊學裡面出來的，但是他們在1895年以後，受到了梁任公、嚴復的影響和時事的刺激，了解和引進了大量西方來的新學，做了大量早期的啟蒙工作。我們中學裡學過的化學元素表，裡面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化學元素漢字，最早就是杜亞泉發明的，他還編了動物學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在科學方面做了很多啟蒙。在《東方雜誌》之中，翻譯和介紹了許多新的思潮。但杜亞泉並不認為新學與舊學完全衝突，他提倡「接續主義」，希望將新學與舊學調和與融合起來，這才是中國文化未來的方向。

　　 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的態度，後來被新青年一代人嘲笑，羅家倫就頗為不屑地批評杜亞泉：「你說他舊么，他卻像新，你說他新么，他卻實在不配」。杜亞泉的確是半新半舊的啟蒙者，但在民初的影響更大，因為太新的觀念和語言一般人太陌生，接受不了。《東方雜誌》採取的是」舊瓶里裝新酒」的方式，這對民國初年那些基本是舊學教育背景、但又嚮往新學的知識精英來說，特別能夠接受。

　　 我願意將《東方雜誌》所代表的上海啟蒙稱為「另一種啟蒙」。近代中國的啟蒙不是單線的，好像有一個正統，從《新青年》到《新潮》，一路下去，這才叫啟蒙，其他都是保守、落後，或者偽啟蒙。不，啟蒙是復調，有各種聲部，各個聲部之間不一定和諧，相互有爭議，但整體合起來形成民國初年波瀾壯闊的啟蒙大潮。

　　 「另一種啟蒙」沒有出現在北京，不是偶然的，與這兩個都市內在文化的特點有關。北京是自信的、獨斷的、單一的和陽剛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懷疑的、複雜的和陰柔的，北京是刺蝟，上海是狐狸。杜亞泉和《東方雜誌》充滿了魔都的特性，魔都不是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滿了魔幻的性格，不是只有一種顏色，而是有多重色彩。魔都不像帝都那樣自信，上海的啟蒙者總是像狐狸那樣，不相信有一種終極的、包辦一切的真理，總是對各種聲音、思潮和新鮮事物充滿了好奇和興趣，他們不告訴你什麼是真理，而是將各種真理和知識展示出來給你看，相信你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可以自主地選擇。

　　 瞿駿：新文化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過程，不是一條線或者一個色調，而是有一個斑斕的色譜。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上海副刊：《覺悟》和《時事新報》的《學燈》。這兩個副刊比起《新青年》，肯定要有更多的讀者，而且他們會特別有意識地去吸引讀者，這也跟清末以來上海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有關。

　　 以前那些讀書人很少需要去吸引讀者，一部書刊印幾十部就不錯了，如果能有一百多部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到了梁啟超成為名士的時代，慢慢就轉向了以讀者為中心。梁啟超在清末是引領風潮的人，但是慢慢的，到了五四的時候，梁啟超就要跟著學生跑了。

　　 《新青年》做得很好，梁啟超他們的《學燈》副刊也同樣不差，因此梁曾試圖為新文化運動「別建正統」。在《學燈》副刊上專門有一些廣告會說，希望江浙地區的那些小學老師、中學老師來投稿，專門開闢了一些欄目來給他們發表文章，這其實背後有深意存焉。

　　 什麼意思呢？我前面說過思想不會自動地到你的眼睛，到你的手裡。同時思想的魅力也並不僅僅在於它本身，並不是說德先生、賽先生這些東西本身的魅力就足以吸引讀者進入這個新思潮，這些思想是跟現實粘在一起的，特別是它能夠給邊緣知識分子帶來社會上升的可能性。像錢穆、葉聖陶這些人，在地方上當一個小學老師，他們總是想，我怎麼能夠脫穎而出。那個時候不再考科舉，葉聖陶的困惑是：顧頡剛讀了北京大學，通過大學完成了社會上升，在大學裡面獲得了教職，通過學問脫穎而出。那我怎麼辦？顧頡剛就指點他：給《新潮》投稿，你在《新潮》上發表的文章越多，你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能夠找到的機會就越多。

　　 錢穆也是一樣，不斷地給《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寫稿，他有四五篇早期文章都發在《學燈》上面，而且關於他的文章有一個故事。開始《學燈》副刊以為他是耆宿，文章都是用大一號字體發表出來的。文章發表後，在他那所小學裡，引發了轟動。錢穆就想，以前都是用筆名發表，也沒說自己是小學老師，後來他就給《學燈》的編輯李石岑去信，告知自己是一個小學老師。沒想到，他這麼一說，李石岑馬上給其文章排到小一號字體文中去了。這些故事其實都能看出一些有回味的意思來。

　　 所以，新思想、新文化，一定要跟社會地位的上升聯繫在一起，才會迸發出蓬勃的動力。按照台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老師的說法，思想一定要能夠乘著現實之翼，才能散發出它最大的光輝。

　　 許紀霖：《新青年》的出場與1919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代際更替有關。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後，中國知識界一代新人上台了，他們是民國教育體制改革後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他們所受到的教育與我們今天接受的差不多，基本是西方來的新學，他們已經不滿《東方雜誌》四平八穩的溫和聲音，很喜歡陳獨秀那樣明確、獨斷、啟示式的真理宣言。《新青年》的崛起，標誌著新一代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舞台。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當時的中學生只讀《新青年》和《新潮》。實際上除了這兩家雜誌之外，新潮的學生們還喜歡閱讀當年的「四大副刊」，這四大副刊，北京有兩家：《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上海有兩家：《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是宗白華主編的；還有一家是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這四家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它們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都在當時都超過了《新青年》。

　　 上海除了這兩家副刊以外，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還有《小說月報》背後的跨越京滬兩地的文學研究會，也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支。我們不要忘記，還有以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研究系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一點也不亞於《新青年》。四家副刊當中，《時事新報》副刊和《晨報》副刊都是研究系的陣地。五四期間對中國社會與思想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兩位西方大師杜威與羅素到中國講學，不要以為是《新青年》請的，而是研究系主持的共學社請來的。

　　 周武：我稍微補充一點，也許把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合起來講比分開來講更有意思。上海和北京，當然是非常不同的兩個城市：一個是魔都，一個是帝都；一個因「社會」（工商）而成為中心，一個因政治而成為中心。類型不同，中心點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響力也非常不同。但是這兩個城市在清末民初是很難分開來講的。就新文化運動而言，《新青年》編輯部搬到北京以後，跟上海的聯繫仍然是非常緊密的，北京跟上海的聯繫也是非常緊密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蔡元培到北京擔任北大校長後，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底下都把商務印書館稱為「本館」，就是說他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員，從來不把自己當外人，商務印書館的同仁也沒有把他當外人，後來他在香港去世時，後事也是由商務印書館幫忙料理的。再比如陳獨秀，他跟商務印書館關係也極為密切。他的第一本書《小學萬國地理新編》，就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的。那是1902年，陳獨秀還在東京留學。到五四的時候，陳獨秀跟上海的關係並沒有任何的中斷，他跟上海群益書社、亞東圖書館仍然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他還是商務印書館的館外名譽編輯。館外名譽編輯是拿錢的，一個月三百塊大洋，這是非常高的薪水。當時在館的高級職員也不過如此。那麼商務要求他做什麼呢？只要每年編一本小冊子，交商務出版即可。後來他跟商務印書館的關係一直非常好。陳獨秀去世之後，陳獨秀的很多朋友籌編《陳獨秀叢著》，最重要的一個推手也是商務印書館。再比如，《北京大學叢書》《北京大學月刊》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商務印書館給的條件是非常優惠的。如果虧本的話，由商務承擔。如果盈利的話，60%歸北京大學，40%是歸商務印書館。這本身就是對北大的支持，對新文化的支持。胡適跟上海、跟商務印書館的關係更是不一般，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本來要聘胡適擔任編譯所所長，胡適也確曾到商務印書館考察，並提出一攬子改革方案，最後推薦了王雲五做編譯所所長，自己仍回北大當教授，但身在北京的胡適仍無時無刻不關注商務。20世紀50年代初，張元濟填寫幹部履歷表時，在「社會關係」一欄中，第一個填的就是胡適。由此亦可見，胡適與張元濟的關係之深。此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比較有影響的兩套叢書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主持編纂的《世界叢書》和梁啟超共學社編纂的《共學社叢書》，也都是商務印書館資助出版的。還有《陳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上海在清末民初已建立起覆蓋全國的文化網路，新文化的理念、讀物正是藉助這個網路快速傳播開來。所以，我說，沒有上海的參與，新文化是很難運動起來的。與其去爭論北京、上海哪個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不如說新文化運動是京滬共謀的結果。

　　 剛才許老師講復調的啟蒙，另一種啟蒙，我想結合五四時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構成略作闡發。

　　 擔任過商務印書館編輯的葉聖陶曾經說過，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是中國知識分子匯聚的中心。當年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匯聚的專家，最多的時候有三百多位，單1920年至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後任蔣介石的國策顧問）、周昌壽（物理學家）、謝六逸（日本文學家）、楊賢江（教育家）、鄭振鐸（文學家、藏書家）、周建人（魯迅胞弟、生物學家）、周予同（經學家）、李石岑（哲學家）、王雲五（後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端六（財經專家）、朱經農（教育學家）、唐鉞（心理學家）、竺可楨（氣象、地理學家）、任鴻雋（科學家，後任四川大學校長）、周鯁生（法學家，後任武漢大學校長）、陶孟和（社會學家，曾任北大教授）、顧頡剛（歷史學家）、范壽康（哲學家）等。同時還聘請了陳獨秀、胡明復、楊銓、秉志等為館外編輯。可謂極一時之選。這些專家的構成是非常多元的，不是說只有「新青年」，也有舊派學人，還有新派當中的舊派。這是一種真正的「兼容並包」，一種休休有容的開放與包容。這樣一種開放和包容難道不是新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精神面向嗎？新文化運動的「真精神」不就是要建立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文化襟懷嗎？

　　 當年商務體現出來的多元、開放與包容，不僅反映在編譯所的專家構成上，更反映在它的出版品構成上。商務提供的出版品同樣是非常多元的，他們既出新文化的讀物，也花大力氣搶救、整理和影印古籍。他們反對「非此即彼」，總是盡己所能地幫助不同的思想體系和學術流派的活躍與發展。譬如1918年6月，張元濟在北京期間一方面認真聽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的意見，另一方面又保持與嚴復、林紓，以及孫寶琦、董康、傅增湘、章士釗等人的聯繫。甚至像辜鴻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由於他的學問，張元濟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有容乃大。商務印書館是這樣，當年的上海也是這樣，非常開放，非常包容，因為開放與包容，商務印書館才成其大，上海才成為一個世界主義的城市，歡迎世界所有的思潮、主義、學理，讓它們在上海自由爭鳴、交鋒、互動。對中國而言，這也許是更重要的一種啟蒙。

　　 許紀霖：剛才周武教授有一句話我聽了特別有同感，他說新文化運動是北京和上海這兩所城市的合謀，我非常同意。不要說新文化運動，你看20世紀中國幾件大的歷史事件，都離不開中國這兩座城市。別的不說，以具有歷史轉折點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為例，都是北京先發起，上海跟進，上海一動，震撼了全國與世界。

　　 北京一向是中國的學術中心，學生是最敏感的，每次學生運動幾乎都是北京走在最前面。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時候，一開始北洋軍閥非常強硬，學生上街，就抓人，抓了幾百個學生。結果到了6月3日，上海罷課、罷工、罷市，知識分子、商人、工人和商民聯手發展為全民運動，就震撼了全世界，北洋軍閥也怕了，立馬把三個賣國賊給革職了，將被抓的學生也放了。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也是這樣，最初是北平的學生運動，到了上海，就成為全民性的救國運動，從而在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的大高潮。你看，近代中國的運動都是從京城的學生開始，然後發展到上海的全民運動，運動從北京開始，在上海取得勝利。

　　 北京與上海雙城，就是一部近代中國的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這兩座城市的「合謀」。

　　 許紀霖：現在我們要回到最後的主題了，昔日的上海，是何其的輝煌，與北京形成了雙城。但是今天的上海還是啟蒙的重鎮、文化的半壁江山嗎？民國時期的上海，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中國無可爭議的文學中心、電影中心、報業中心、出版中心，但是，今天的上海不要說中心，連半壁江山都岌岌可危。

　　 當年上海的輝煌不是靠上海人，而是全國各地來的文化精英，但今天的上海已經吸引不到他們，都去了北京，北京有發達的文化市場，有完整的文化產業鏈，有太多的發展空間，北京有幾十萬、上百萬的「北漂」，但今天的上海已經沒有「滬漂」了，上海在文化上只認高大上，看不起屌絲，不歡迎屌絲，而我們知道，最具文化原創力的，恰恰是那些一開始被人不在乎的屌絲和草根精英。

　　 1949年新中國在北京建都，中央一聲令下，將文化中心從上海平調到北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書店、《觀察》雜誌紛紛北上，還過去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如今在京城非常活躍的「在京海派」，就是當年奉令進京的上海文化人。儘管如此，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上海文化無論是電影文學還是新聞出版，依然有全國「半壁江山」的美譽。我經常向老外這樣描繪中國文化精英的地理分布：一半雲集在北京，其餘一半中的一半在上海，剩下的25%分散在廣州、成都、西安、武漢、南京、杭州等二線城市。

　　 20世紀90年代開始，上海在經濟上二度崛起，人們對這座城市的文化復興寄予了熱烈的期望，畢竟上海有這份傳統和家底。二十多年過去了，國際文化大都市不僅沒有見到，政府甚至對提出類似的目標都小心翼翼地迴避，擔心被誤會成上海想挑戰北京。倒是民間「上海文化滑坡」的盛世危言，至今依然餘音繞梁，一方面是上海這個老二的地位與北京的老大地位，差距越來越大。另一方面，與其他二線城市的文化差距，卻在縮小。不說別的，就說高等教育吧。上海教育管理部分現在非常著急，因為全國大學學科排名第一的，北京佔了絕對第一，但排名第二的，竟然不是上海，而是江蘇！

　　 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和金融中心，但為什麼在上海，文化與經濟的發展會有如此的落差？一個城市最重要的財富是她的歷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樣來自傳統。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城市傳統，一個是1949年之前的近代文化傳統，另一個是1949年之後的計劃經濟傳統。近代文化傳統形成於殖民時代，崇尚開放、自由和競爭，與國際規則接軌。上海之所以在1992年之後能夠迅速崛起，與這一獨特的文化底色有密切關係。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在計劃經濟時代還形成了另一種傳統：封閉保守、依賴政府、崇尚權威、恐懼競爭、壟斷性經營。這一計劃經濟傳統不僅成為這座城市揮之不去的體制慣性，也深刻滲透到上海人的心理深層。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文化屬於國家壟斷的事業單位，雖然近十年的事業單位企業化改革將大批傳媒、出版社、劇團和作家趕向市場，但他們依然像長不大的孩子那樣斷不了奶，習慣於向體制內部尋租，爭取補貼資助或壟斷性特權。上海的大部分文化資源至今為止依然被事業單位壟斷，文化市場的發育與活躍遠遠比不上北京。文化人普遍地懼怕競爭，循規蹈矩，有一種典型的「事業單位人」心態。

　　 不僅節目，連人才也有壟斷的傳統。北京、廣州的媒體不拘一格用人才，大量體制外的民營文化公司以各種方式參與節目製作。但上海媒體內部許多重要位置，其人員皆出身於上海本地的「某校某系」，長年累月的近親繁殖，形成了單一、僵化的固定風格。近二十年來各地英雄豪傑、名校畢業生湧入上海，佔據了外企和民企的精英層，但在文化事業單位，流行的依然是上海話。愈是接近上層，外地精英愈是鳳毛麟角。

　　 周武：這個問題超出我個人的能力，因此，我只能勉力提供一點思考。幾年前我曾對1949年前後的上海出版業做過考察，發現上海出版業經歷了從全國性到地方化的變遷。其實，不僅出版業如此，整個文化大格局也是如此。在新的文化體制下，上海的位置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與1949年之前相比，有非常大的不同。這是事實，毋庸諱言。但這並不意味著上海再也不可能成為文化中心，也不意味著上海文化再也沒有機會重現輝煌。實際上，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上海曾經創造過許多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文化亮點和文化品牌，譬如上海譯製片廠推出的眾多譯製片，上海辭海編纂處推出的《辭海》，《文匯報》推出的《文匯月刊》，以及上海作協主辦的《收穫》，等等，這些文化品牌中，有的至今不但存在，而且仍具有相當的號召力和影響力。

　　 我一直認為，文化的再中心化，文化的再現輝煌，不是喊出來的，是要做出來的。在目前這樣一種情境底下，上海要在文化上面要有所作為，在全國乃至在整個東亞世界當中建立自己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要著力提升五種能力，或者說要進行五種能力的建設。

　　 第一種能力是文化的生產能力。記得1997年，也就是商務印書館建館一百周年的時候，商務印書館曾在上海展覽中心舉辦過一個紀念會，在那次會上，時任上海市政府顧問的汪道涵先生曾應邀發表過一個簡短的講話，他說：我在80年代初期有一種想法，想把上海的出版機構現代化。首先從印刷著手，但後來我知道這個想法是不現實的。因為換了機器，轉速加快了，而我們的新聞紙質量不行，一上了機器就被拉斷。因此，要換機器就得考慮造紙工業。我對汪市長的這幾句話印象特別深刻，所以到現在仍然記得。開埠以來，上海之所以能夠異軍突起，一躍而為文化中心，靠的主要就是文化生產能力。以出版為例，在雕版時代，上海毫無優勢可言。開埠以後，上海率先引進石印、鉛印技術，並以此為基礎，創新發展出與歐美先進國家同步的龐大文化工業。正是憑藉龐大的文化工業，上海擁有了領先整個亞洲的文化生產能力。當年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就是建立在這種強大的文化生產能力基礎之上的。據美國學者白魯恂的研究，抗戰前夕商務印書館一年圖書發行的總量相當於整個美國當年的圖書發行總量。一家企業可以敵一國，這是一個什麼概念。我沒有研究過美國當年的出版發行情況，美國的實際情況不太清楚，但我想白魯恂說這個話應該是有所本的。至少說明，抗戰前夕上海的文化生產能力是超強的。當年全國半數以上的文化產品是上海生產和提供的。

　　 第二種能力是文化組織能力。文化生產能力需要靠文化組織能力來保障，而文化組織能力則需要文化機構、文化平台來實現。對一個文化中心而言，當然要有充分激發從事文化創造的個體創造力和想像力的機制，要創造比其他地方更適宜文化人立足、生存與發展的文化生態，更要有整合本地、全國乃至全球文化資源、文化智慧的能力。當年的上海就具備這樣的機制、生態和能力，也因為如此，所以上海才成為全國乃至全球文化人才的薈萃之地。自晚清以來，上海的文化組織、文化團體、文化機構數量之多，類型與層次之多樣，是中國其他任何城市所無法比肩的。跨國的、全國的、本地的，應有盡有。就出版而言，民國五大書局，也就是民國時期全國最大的五家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局），都在上海。全國最大的民間科學社團和民間學藝社團，中國科學社和中華學藝社，也在上海。還有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東吳大學法學院等教會大學，以及一大批跨國的文化組織。這些文化組織、社團、機構的匯聚、活躍與發展，不但為文化人才的落戶提供了空間，而且為上海文化的持續繁盛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和活力。

　　 第三種能力是文化表達能力。文化歸根到底是一種表達。表達的形式多種多樣，話劇、電影、繪畫是一種表達，詩詞、小說、戲曲是一種表達，科學與人文是一種表達，建築也是一種表達，甚至一切人造物都可以視為一種表達，只不過表達的內容因人因事因物而異而已。表達總有深淺文野之別，但那些成功的表達，或者說經典的表達，總是直指人心的獨創表達，精緻的表達，富有震撼力的表達，前沿的表達，既契合本土需求又具有世界視野。以建築為例，鄔達克建築之所以能夠在上海大獲成功，就因為他獨創的建築語言，契合了「這個城市的命運」，鄔達克的傳記作者盧卡·彭切里尼認為，鄔達克為上海的西方業主和中國業主設計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後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國業主是手握權力的社會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築表達自己的成功以及他們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和民族主義的雄心壯志。在這樣的預設下，鄔達克被要求尋找一種既能表達現代化又具有識別性的建築語言，以區別於當時上海灘那些體現外國勢力的強大與傲慢的建築。」近代上海的文化中心地位是與它的表達能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幾乎每一種形式的表達都留下了經典。

　　 第四種能力是文化融匯能力。自中西交沖以來，文化融匯能力不但關乎中國文化的存廢，甚至關乎整個國家的命運。王國維指出：「異日發明光大我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處在這樣一個時代，「以夏變夷」當然已無可能，「以夷變夏」實際上也不可能，唯一的出路就是融匯中西，只有融化新知，才有可能昌明國粹。中國文化史上有兩個「群星閃耀」的時代，一個是先秦，一個就是民國時期。民國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中西融匯。那個時候輩出的大師中沒有一個不是中西融匯的結果，沒有一個不是「舊學邃密」 「新知深沉」的。有學者指出，當今中國學術最嚴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學術之間不能彼此融會貫通的分裂。其實不僅學術如此，其他文化形式也莫不如此。這與民國時期是迥然不同的。我們現在又處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這個時代必將也是文化融匯的時代，中西融匯、中外融匯，而且是深度的融匯，我們的文化才可能創造出新的生命，才可能發展出它的普世性，才可能走向博大深邃。在我們這個時代，試圖用單純的在地敘述來吸引世界、影響世界是沒有可能性的。

　　 第五種能力，我稱之為文化吸附與輸出能力。文化吸附能力，簡單地說，就是你有沒有能力把全國的乃至世界的文化資源吸引過來，特別是把最優秀的一些文化資源爭取過來，讓它本地化，讓它能夠在這個地方生根、發展，進行新的創作。我說的文化輸出能力，不全是指在全國乃至全球文化貿易總量中所佔的份額，還包括文化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能夠主導天下雅俗的一種能力，就像明清時期的蘇州那樣，「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如果細分的話，文化輸出至少應包含三個層面：一是文化產品的輸出，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貿易，是可以計量的；二是制度的輸出；三是價值的輸出。你看倫敦也好、紐約也好、巴黎也好，為什麼能夠成為全球性的文化之都、文化的創意之都，而且屹立不墜，原因在於它們都具有非常強大的文化吸附能力和文化輸出能力。清末民國時期的上海也是這樣。

　　 上述五種能力，歸根到底，是吸引人才的能力。許老師問，上海有沒有可能再度成為文化中心，有沒有可能再現輝煌？我想，什麼時候上海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成為全國乃至全球人才的衷心嚮往之地，就是上海文化再現輝煌之時。

　　 瞿駿：剛才周老師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五點，我最近聽到一句話說：以前我們有京派和海派之分，現在最大的京派在北京，最大的海派也在北京，這足以折射出現在整個上海文化悲哀的現狀。

　　 我們今天主要討論歷史，從歷史來看這個現實，其實我們會發現有一些機制性的東西已經不能夠重現，比如租界。以前上海文化的輝煌，很大程度上跟租界有關，因為在租界里有比較自由的發言權、比較自由的說話的空間，甚至於在清末民初形成了從上海到東京的軸心、也有從上海和世界各國的緊密聯繫。

　　 另外一個就是人才流動的問題。當時上海確確實實可以吸引各地的人才過來，而且特別是江浙地區的人才。周武老師曾經寫過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探討的是「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從這一點來說，好像我們現在也做不到了。對於蘇州、杭州，上海的文化吸引力基本上輻射不到了。

　　 從各方面來講，我們如何在機制上創新，吸引人才來上海重振輝煌，確實困難也非常多，但是我覺得有一點還是可以去做的。是什麼呢？現在我們可能已經做不了北京、上海雙城共謀這樣的事情，但是我們能夠仍然可以去踏踏實實得做「文化的生意」，現在上海的文化狀況是高不成，低不就，雅是半吊子，俗則俗得無趣。因此還是要在民國歷史里吸取資源，立足於市場。盡量把一些通俗但不媚俗的文化元素吸引進來，把它做得至少在一般水準之上，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的半死不活，幾乎所有上海的報紙、刊物、書店，好像都不愁銷量、不看市場，就在那慢慢地做，那肯定會有很大的問題。

　　 許紀霖：說「上海文化滑坡」，會讓一些人不服氣，他們會拿出一串漂亮的數據和事實證明上海的文化是何等繁榮。的確，如今在上海足不出戶，就可以坐看全球頂級的明星演唱會、百老匯歌劇、冰上芭蕾、F1賽車、大師網球賽，更顯示出上海已經成為萬國來朝的文化大碼頭。上海從來就是一個世界主義都市。只要是好的、有品質的，特別是西洋的、摩登的、時尚的，一律拿來主義，東西通吃。生活在上海是有福的，因為等於生活在世界，一個流動的、櫥窗一般的世界。不過，真正繁榮的與其說是「上海的文化」，倒不如說是「文化在上海」。外來的文化愈是熱鬧，自家的文化就愈是蒼白。

　　 一個由國營事業單位壟斷的城市，自然缺乏舒展的文化空間與繁榮的文化市場。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獨步天下，笑傲世界，乃是因為存在多元化權力空間的租界，有著混亂卻自由的文化市場，因而吸引了大批五湖四海的文化人匯聚海上。如今的上海整齊劃一、管理規範。水至清則無魚，各地文化人紛紛北上，在京城安營紮寨。北京有大批的「北漂族」，全球聞名的798藝術區並非政府規劃的結果，最初不過是「北漂族」的聚集地。但在上海沒有「海漂族」，不是怕在黃浦江里淹死，而是怕在上海灘上枯死。俞正聲在上海擔任書記的時候，曾經感慨，為什麼上海留不住馬雲？上海的民企做大做強何其艱難，其實文化問題也是一樣。

　　 上海文化之所以模仿能力強，原創能力弱，從歷史原因來看乃是上海缺乏西安、北京那樣深厚的本土文化之根。沒有根不要緊，一個移民為主體的大都市可以藉助外來人的多元文化，創造出雜交的城市文化。紐約是如此，民國時期的上海也是如此。今天的北京容納得了異己，各種地方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態的方式獨立生存，相互獨立，又彼此競爭，成就了文化大都市的多元繁華。但上海城市的文化向心力太強，各種亞文化來到上海之後，都被都市性的上海文化改造同化，多元逐漸趨同，逐漸失去了其多元性，呈現出同質性趨向。

　　 民國時期的北京文化是一元的，上海文化是多元的。但今天似乎倒了過來，上海變得很單一，而北京則越來越多元。2015年6月我在北京開會的時候，特意去了東城區的南鑼鼓巷，看了以後很有感慨，它有點兒像上海的田子坊，但感覺很不一樣。從上海人的眼光來看，南鑼鼓巷很亂，甚至有點臟，但文化上繽紛多彩。上海比北京文明，但不及北京有文化。有一年，我請哈佛大學的李歐梵教授到華東師範大學演講，有同學問他，您對北京印象如何？李歐梵脫口而出：「北京？北京是一個有文化的大村莊。」。如果村莊不帶貶義的話，北京的確更像村莊，而且還是帶複數的無數個村莊。大量的北漂族懷著夢想湧進北京，北京願意容納他們，無論是海歸、土豪，還是屌絲、流浪藝術家。今天的北京在文化上充滿競爭和活力，一個個山頭、一個個村莊到處林立，風格多元，競相鬥艷。從上海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村莊似乎都有點「老土」，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今天北京的文化創造力要比上海強多了。

　　 民國時候的上海，也是一個吸納五湖四海精英的大都會，造就了海上舊夢的輝煌。但是1949年以後，上海成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人才流動處於半封閉狀態，上海變成上海人的上海，文化上越來越一元化。雖然這二十年又重新開放，但文化上的自我凝固化趨勢並沒有得到根本性扭轉。有一個形容上海的詞叫海納百川，一般人都理解的是這個詞的表層，以為上海文化海納百川，有容為大，南北通吃，東西兼容，吸引了全中國、全世界各種不同的文化。但按照我的解釋，海納百川還有另外一層意思，上海的城市文化有一種極強的同化能力，不管你是什麼樣的江、什麼樣的河，一來到上海，統統被上海同化了，變味了，改造了，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海派文化。過去美國也自稱是大熔爐，同化一切外來文化，後來受到了批評，所以今天的美國不能再自稱是大熔爐，那是政治不正確，美國文化變成文化多元主義，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北京文化今天有點像美國，很包容，很多元。京城這麼多北漂，但上海就很少海漂。不是說上海沒有外地人，而是屌絲進不了上海，來了也待不長。因為上海只歡迎高大上。

　　 到了21世紀，一個城市的未來取決於創新能力。但上海的創新能力，不要說與北京有距離，甚至都不如深圳和杭州。因此今年上海提出要建立創新中心。但在我看來，上海搞創新中心的最重要阻力不在於政策，而是文化。因為海派文化只欣賞高大上，鄙視屌絲。真正的創新往往來自於屌絲階層，十個野心勃勃的屌絲，九個失敗了，一個成功了，就是了不起的創新。但上海只歡迎高大上的成功者，對尚未出名的年輕人頗為不屑。上海自以為高大上，以文明自居，整個城市非常規範、整齊劃一，反而缺乏一種真正的創新能力。北京看起來有點亂，但反而有更多的突破和創新空間，適度的混亂才有創新，過度的規範只能守成。我發現，無論是高大上的海歸，還是國內的屌絲，凡是想過太平日子的規矩人都想去上海，而喜歡折騰的不安分人都想來北京，於是上海變得越來越規矩，這又使得海派文化越來越單一，缺乏多元和生命的原創力。

　　 海派文化的特點是什麼？沒有特點成為了海派文化的特點，面貌模糊，看上去很美，卻又似曾相識。前不久引起輿論很大轟動的復旦110周年校慶宣傳片涉嫌抄襲案，其實這背後很能看出海派文化的危機所在。今天的海派文化，學習能力、模仿能力很強，而且模仿的都是國外最高大上的。什麼時尚的元素都具備了，用了洋人的理念、框架和表現方式，再加上中國的素材，唯獨缺乏的，是自己的獨家創意。

　　 海派文化講究與時俱進。上海永遠是一個時尚之都。上海人看不起北京、香港、廣州和其他城市，目光緊盯巴黎、紐約、倫敦，以世界一流為自己的趕超標尺。與時俱進讓上海變得與國際接軌，比北京要「國際」得多，她總是在學習世界的高大上，卻總是跟在別人的後面，無法超越。上海總是在變，變成為上海成功的法寶，也成為它無法登頂的障礙。為什麼？如果一個城市總是在變，而沒有自己的不變的話，她是登不上一流高地的。反過來，北京雖然也變，但是變中有其不變，能守住一點自己獨家的文化傳統，再加以現代化發揚光大，反而有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而海派文化流流質易變，缺乏底蘊，靈活有餘，定力不足，有見世面識大體的小聰明，但缺乏自信穩重的大格局、大氣象。大上海，小市民，這是海派文化的頑症。

　　 上海要重現輝煌，我想大概歸結到一句話：回到民國。當然有一些東西回不去，比如不可能再有租界。但是能不能搞一些文化特區呢？這個特區，不是政府參與具體的規劃，而是重建一個有活力的文化市場。文化這個東西，跟經濟也差不多，不是說政府重視了就繁榮了。有時候政府作為越多，文化反而越不好。只要你給文化提供一個自由的、寬鬆的氛圍，提供法律的制度性框架，讓文化能夠自由的競爭，就有了繁榮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