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災難：蘇聯農業集體化

阿列克謝·費多羅維奇·潘克拉托夫（1907年出生）說道：

「父親出身於一個富裕的家庭，全家老小都是起早貪黑地幹活。一提起集體化，他總是長吁短嘆，說說停停，他認為集體化就是要搞掉真正的勞動者和自己土地的主人。村子裡剛剛提起集體化的時候，許多人都不相信。不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大家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家業。村裡什麼人都有，有貧農、中農、富農。沒有牲口的都算貧農。他們通常都是大家庭，孩子多。全靠打工，給富裕農民做活。這些貧農後來就把東家的產業給沒收了。沒收了財物、牲口、糧食、土地。誰也不在意東家還有五六個小孩。村裡的人都可憐財產給沒收的主兒，因為誰都知道，他們的這份家業，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勞動辛辛苦苦掙出來的。

父親家的財產也給奪走了。他們還算走運，流放得不算很遠，還在同一個區。後來又讓他們回到村裡，參加了集體農莊。說是搞錯了。其他的富農就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是用運牲口的車廂拉走的。只准帶一點吃的和身上穿的。全部家業都毀了。集體化之前村裡的生活很平靜：莊稼收割完畢，牲口有人照料，家家糧食滿倉。鄉親們都相互信任，門也從不上鎖，沒有人會去拿別人的東西。親如一家。可集體化一來，什麼全亂套了：牲口和糧食全成了公有的。許多房子的門窗都釘死了。場院也是空空蕩蕩。加入農莊之前，許願說大家都會過上好日子。那些窮點的主兒立馬就相信了，紛紛加入農莊。可富裕戶不相信，惟恐失去自己用血汗掙來的家業。有人進行對抗，毒死牲口，燒掉糧食。後來就管他們叫『人民公敵』，落得個流放甚至槍斃的下場。

集體農莊的活兒是從早干到晚。一個勞動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糧食。這當然不夠全家老小的吃食。所以大家就拿農莊的東西。認為這不算偷。是自己勞動得來的，那就拿吧。後來『麥穗兒法』出來了。只要你往衣服口袋裡裝糧食，立馬就是『人民公敵』。罰你的款，還要吃官司！農莊不知怎麼搞成什麼都平均分配。可幹活和幹活不一樣啊！懶漢就養成了坐享其成的習慣，不幹活也照樣分東西。這樣一來，大家都情緒低落。經營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還有戰爭期間和戰爭以後，都鬧開了饑荒。那往往是全家餓死，甚至全村死絕。我們當然也可以離開農莊。可上哪兒去呢？什麼地方好？再說我們也沒有身份證。只有一個可以證明集體農莊莊員身份的勞動手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從小就養成了種地的習慣。其他什麼都不會幹。」

葉蓮娜·馬洛費耶夫娜·賴因尼克（1904年出生）說道：

「我們家6個孩子：三男三女。我們從小就幹活。給父母幫忙。我們知道是在替自己幹活，所以沒有人叫苦。我們是中等家庭，養了4頭奶牛、5匹馬，還有豬、羊、雞。具體數字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父親和哥哥不光忙自家的活，還要給比我們富的主兒打工。我們的房子大，而且結實。總之我們並不富裕，但是也不窮。從來沒有餓過肚子。

我也是從早干到晚，不是牽著馬翻地或者播種，就是忙家務。糧食都是手工收割。晚上喂牲口，擠奶。

把父親和哥哥抓去同德國人打仗。他們都犧牲了。我們當時多難啊！不過也挺過來了。後來我出嫁，到了另外一個村，叫葉洛夫卡。村裡有個公社。名字我不記得了。不過我們日子過得挺好。我和丈夫甚至在公社裡還蓋了新房。公社有25戶人。都是中等業主。富裕戶都不入公社。我們村壓根就沒有窮人。我們把土地合到一起，還給富裕戶打工掙糧食。公社裡沒有懶漢。我們公社甚至還買了兩輛卡車，燒的是樺木劈柴（當時沒有汽油）。（按：這裡提到的「公社」，是蘇維埃政權初期一種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形式。）

我們的公社搞了五六年。後來布爾什維克把公社解散了。把我們往集體農莊里轟。他們說集體農莊是自願參加，卻挎著槍來把東西全沒收了。四鄰八方的窮人都到集體農莊來了。他們沒有什麼可失去的。

集體農莊里幹活立馬就困難了。我們原來也沒有偷過懶嘛！可這裡什麼都一塌糊塗，把馬和牛也折磨死了。原來我們公社的汽車很快散架了，因為沒有人維護。馬車也壞了，因為那是木輪的，沒有人修理，也不買新的。

我們的農莊主席是城裡來的工人。他先前連土地都沒有見過。獨斷專行，跟誰都不商量。一切都毀了。雖說我們夏天從早干到晚，冬天還派我們去伐木。伐木的活兒比死還難受。春天還得去放木排。

集體農莊成立以前，我們村當然有富農。只有一家，他們也沒有趾高氣揚，碰到我們都打招呼。他們也有我們那樣的汽車。甚至還買了一台脫粒機。我們看了都覺得很新鮮。後來他們為全村人打小麥，收取一點費用。集體農莊一成立，就把他們家的財產奪走。還把他們弄到村子外面去槍斃了。然後把屍體扔到坑裡，再填上土。當時說他們的家產都是暗地裡靠我們的血汗積攢起來的。可我們知道，人家是拚命幹活，所以才致富的。」

達里婭·馬克西莫夫娜·伊佐托娃（1909年出生）說道：

「我父母對農奴制記憶猶新。我出生時，他們替地主幹活。我們經常飢腸轆轆。一場火災燒毀了我們的家。我們就來到西伯利亞。我們是全村來的，有12戶人家。在新西伯利亞近郊的伊萬諾夫卡村落戶。這裡野物很多。到林子里去揀蛋，一揀一大堆。大家都蓋起了用主牆一隔兩間的平房。開始置起自己的家業。三年之後，每家都至少養了6頭奶牛。牲口也不少。我們算不上很富，不過也稱得上生活富裕。給孩子做的甜食五花八門：奶油甜麵包，8字形小甜麵包，抹上果醬的卷邊烤餅。我們自己織布縫衣服，姑娘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還自己動手準備嫁妝。

30年代的饑荒到來時，我已經結婚成家。我和丈夫已經在集體農莊里幹活。是強迫我們加入的。奶牛統統沒收。現在想起來都感到後怕。但凡是殷實農戶，土地和生產資料全部沒收。最讓人想不通的是，我們辛辛苦苦掙來的家業，統統沒收。人們開始患上浮腫病，上面來人大肆搜刮，只留一點點種糧，口糧不給。自家的菜園成了救命稻草，可哪有工夫侍弄？起早貪黑，全在農莊里幹活。每星期給我們發半拉大麵包。穿的都是棉襖。像樣的大衣商店裡有的是，可農莊莊員哪有錢買？

成立集體農莊那會兒，瘟疫流行。死人無數。其中以嬰兒、特別是吃奶的嬰兒居多。因為產婦生下孩子，兩星期後就得給農莊出工。我就死了9個吃奶的嬰兒。是集體農莊把很多人害死了！我一個閨女已經兩歲，患麻疹死了。我丈夫伊萬在我們共同生活了10年後病死。他是天生的憂鬱性精神病患者。我成了孤身一人。

整個戰爭期間我都在當擠奶工，後來在葉雷卡耶沃改嫁，1945年生了個兒子。我早已退休。連我的兒子也退休了。我們在集體農莊就沒有聽說過退休金。只要還能動彈就一直幹活。我們一天也沒有歇過，也不知道什麼叫休假。什麼海濱、療養院，只在電影里見過，出國就更別提了。」

從親歷者的描述中，我們得知，歷史上的蘇聯農業集體化是充滿了暴力和血腥的。集體化前後，可謂冰火兩重天，這也許是絕大多數口述者的共同感受。原本欣欣向榮、安居樂業的農村，轉瞬之間成為啼飢號寒、生不如死的人間地獄。幾乎每個人所講述的都是一場悲劇。這不僅僅是某個家庭或者某個村莊的悲劇，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劇。許多受訪者都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要沒收農民的生產資料和土地？為什麼集體農莊莊員一貧如洗？為什麼要對他們實施暴力？

人們不得而知的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念念不忘砸爛舊世界。上個世紀20年代末，他們終止新經濟政策，不惜使用暴力，強制推行全盤農業集體化。將全體農民推入痛苦的深淵。集體化成了地地道道的針對農民的種族滅絕，而且受害者是農村的最優秀部分：最富裕、最富首創精神、最能幹和子女最多的農民。代之而起的是集體農莊莊員，這種人對自己的勞動毫無興趣，像農奴一樣從屬於集體農莊。蘇聯農業從此一蹶不振，成為國民經濟中的軟肋，拖累了整個經濟，給國家的發展埋下隱患。最後已經到了靠石油出口換糧食的地步。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狂跌不止，蘇聯遭遇嚴重的收支平衡和財政體系危機，進而發展為全面經濟危機。

上面的幾篇口述史材料，均摘自2001年俄國出版的《國家災難：農業集體化》一書。書的副題為：親歷者的回憶和檔案材料。書中收錄了93位親歷者的口述材料和有關檔案材料。

該書作者列昂尼德·洛帕京和納塔利婭·洛帕京娜撰文介紹了成書過程。在蘇聯歷史文獻中，都把農業集體化說成是農民通往物質富裕和精神完善的康庄大道。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有些作者開始講到集體化是人民的悲劇，也是蘇聯農業連年衰敗的初始原因。無論是蘇聯時期還是後蘇聯時期，歷史學家都對集體化親歷者的講述不感興趣，並未將其當成研究集體化的文獻資料。1996年，該書作者出版了《同時代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內容為庫茲巴斯高校學生所記述的爺爺奶奶回憶片斷。作者在對數十則這樣的講述進行分析時，發現20年代出生的人在談到某個時期時，用語不夠規範。例如，他們都不說「沙皇時代」，而是說「德戰以前」。他們不大用「1941年戰爭以前」這樣的說法，而用「集體農莊以前」代替。可見集體農莊對蘇聯人造成的心理衝擊已經超過了慘烈的衛國戰爭。作者由此受到啟發，決定對克麥羅沃州的幾個村落作專項社會調查，任務是對於尚能記得集體化的居民逐一進行口頭採訪。任務順利完成，後將調查結果整理成書。

另據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著《暮靄》一書（2005年出版）披露，集體化運動中，受到清洗的農民及其家庭成員為500餘萬人。運動中被定為富農的農民，分別被處以極刑、關進集中營、流放至偏遠地區，最好的下場也是逐出集體農莊的地盤，另作安置。有一封信敘述了集體化運動中被

逐出家園的農民的悲慘遭遇，信中說：「遣送時正值隆冬季節，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嬰兒和懷有身孕的婦女，他們被塞到運牲畜的車廂里，人摞人，婦女就在這裡生下自己的孩子……；後來，又把他們像狗一樣地扔到車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臟又冷的板棚里……

虱子肆虐，又凍又餓，數以千計的人像狗一樣被棄之不顧，任由命運擺布，沒有人願意去關注他們……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兒童死去。」

早在1932年8月，斯大林就曾親手擬定一項法令，其中規定：凡從已收割的小麥地里偷走麥穗者，即可判處監禁、勞改和死刑。甚至農民在老鼠洞里刨出糧食，也要判刑。

耐人尋味的是，集體化的真相，親歷者的口述，人們是在70年之後方才見到的。原來，蘇聯時期告密成風，大搞文字獄，鉗制輿論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對於普通蘇聯人來說，寫回憶錄，記日記，就所發生的事情開誠布公地發表意見或者把意見記錄下來，那都無異於玩火，後果不堪設想。重者成為「人民公敵」或者精神病院的「病人」，輕者仕途受挫或學術生涯大受影響。在那種情況下，不可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回憶錄，口述歷史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因此《國家災難：農業集體化》這本書的面世，就顯得難能可貴。

蘇聯農業集體化發生於上個世紀30年代初，後來的歷史證明那絕對是一條錯誤的道路，失敗的道路。為什麼我們還要在20年後，也就是上世紀50年代亦步亦趨、重蹈覆轍呢？盲目迷信蘇聯，迷信斯大林，囫圇吞棗，也許是原因之一。但最深層次的原因，恐怕還是寧可讓百姓吃苦受難、也要一味富國強兵的指導思想在作怪。在農業問題上，不僅完全重複了斯大林的那一套，甚至還有自己的「創新」和「發展」，諸如「一大二公」、「一平二調」、公共食堂、「畝產萬斤」、大鍊鋼鐵……等等，完全超出了人們的常識範圍。所造成的後果，並不比蘇聯輕，甚至某些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感謝這些終於講出真相的耄耋老者，也感謝口述史作者這樣的有識之士，他們不僅擦亮了俄國民眾的眼睛，也擦亮了曾經「以俄為師」的中國人的眼睛。儘管遲到了幾十年，總算為我們揭穿了隱秘多年的謎底。我國在各個階段也有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因年代久遠，親歷者要麼已經作古，要麼來日無多。搶救歷史，已是刻不容緩，這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以俄為師」吧。

文章摘自《經濟觀察報》2011年9月25日 作者：述弢 原題為《國家災難：蘇聯農業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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